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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东亚科学研究宗教学会
发布时间: 2018/9/13日    【字体:
作者:王羚等
关键词:  东亚科学研究宗教学会  
 
2018年7月3日至5日,东亚科学研究宗教学会(East Asian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首届年会在新加坡召开。会议主题为“全球化东方的宗教性、世俗性和多元主义”(Religiosity, Secularity and Pluralism in the Global East)。来自中国大陆、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捷克、阿联酋、柬埔寨,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10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开幕式上,新加坡管理大学教务长、宗教地理学家Lily Kong教授作为东道主对世界各地学者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叙述了这次东亚宗教学盛会从餐桌酝酿、精心策划、到如期召开的过程后,她鼓励大家相互切磋,对话交流,享受在新加坡的学术之旅。她接着介绍了东亚科学研究宗教学会的首任会长、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宗教社会学家杨凤岗教授。
 
随后,杨凤岗教授作了题为《全球化东方的宗教: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挑战和机遇》的主题演讲。杨指出,至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划分世界,以意识形态划分东方与西方阵营,以经济发展划分南半球与北半球,但是,这两种分类方式都无法有效地将东亚纳入其中,这个地区人口规模巨大、政治体制多样、经济发展迅猛、宗教文化独具特色。在这个多元宗教共生、多元文化共济的区域,对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却明显不足,使得韦伯等经典大师的洞察未能接续和深入。
 
以无神论为例,世界价值观问卷调查显示,自称无神论者的人在东方社会中比在欧美社会中的比例高出很多,但是,他们所说的无神论与一神教为主的社会中的无神论是一回事吗?如何研判东方语境下的无神论与广大民众灵性信仰和实践的复杂状态?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宗教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再比如,宗教社会学家贝拉等人提出了Sheilaism(舍易拉教)概念,即从不同传统选取某些信仰和实践从而形成自己个性化的杂合宗教,他们认为这是在美国宗教中出现的宗教个人主义新现象,但是,这种个性化的杂合宗教在东方社会非常普遍而且历史悠久,学者一般将此现象作为民间信仰来研究。但是,东方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民间宗教如何才能被准确测量?这又是一个难题。
 
最后,一些西方学者留意到基督教在欧美的逐渐衰退和在非洲的迅速传播,提出基督教的南移现象,纵论全球化南方的基督教。但是这种说法却遮蔽了基督宗教在远东的发展,比如在韩国,基督徒的比例已经达到人口的30%。全球化南方的基督教这个概念未能准确把握基督教全球化发展的当代特性。“只有当我们认真严肃地面对东方,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理解宗教、世俗、多元主义等这些重要概念,才能在普遍和特殊之间建构更有效的关联,既诠释东方经验,也直面普世问题。”
 
大会的第二天和第三天,首场均为主题演讲,分别由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卡萨诺瓦(Jose Casanova)教授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戴维(Grace Davie)教授发表。两位教授都愉快地回忆起他们在中国的讲学经历。卡萨诺瓦教授讨论了全球化的三次浪潮中宗教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戴维教授则介绍了IPSP(社会进步国际论坛)宗教研究组对于宗教在社会进步中正面和反面作用的总结,她指出宗教在东亚社会中的作用尚缺乏研究,她特别希望与会学者摒弃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大胆发展基于东方社会的宗教社会科学理论。戴维教授的图示还直观地呈现了,三四十年来,中国和欧洲的宗教变得更多元化,而美国和亚洲更多地区,宗教的多元性则有所下降。
 
此后,论坛分成三个会场,学者们围绕约90个丰富精彩的宗教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进行了密集地探讨和交流。
 
7月3日,在关于理论探讨的A组分组会议中,来自中国大陆、韩国、日本的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宗教的定义、多元宗教与政治认同、韦伯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教义中的“因信称义”原则在中国传统下的实践、韩国与日本社会中基督教与民间宗教差异对比几个问题。
 
来自韩国庆熙大学的Song Francis Jae-ryong在演讲中表示,21世纪的东亚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多种宗教共存的局面,现存的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多种宗教各有其相对优势,二是政治认同需要多元宗教共存共荣。而这两种解释都有其缺陷,只有将二者综合起来才能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
 
来自韩国长老会大学和神学院的Kim Sung Gun对比了在日本和韩国,基督教是如何与当地宗教元素相结合并取得自身的发展,发现基督教在韩国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然而在日本,只有中层与底层民众皈依了基督教。
 
7月3日的B组分组会议讨论了宗教的测量和方法。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如何对宗教性,以及更为具体的宗教信仰、宗教行为、宗教归属等问题进行测量是一个重要的宗教社会科学问题。来自韩国庆熙大学的Yoo Kwang Suk介绍了他对大巡真理会信众宗教性的研究;来自湖州师范学院的刘盛敏介绍了佛教世俗行为的测量量表设计;来自复旦大学的韩彦超分析了基督新教和民间宗教在社会普遍信任问题上的不同及其原因。
 
3日的C组分组会议讨论了韩国儒家思想的宗教功能;西方圣诞节文化如何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甚至政治;曲阜三自教会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宗教仪式等话题。
 
3日下午,与会学者参与了一场丰富多彩的宗教之旅。在新加坡著名的“教堂一条街”上,学者们参观了天主教堂、基督教卫理公会和长老会的教堂,还远观了一座犹太教会堂。随后,学者们又参观了印度教的神庙、观音堂以及锡克教神寺、伊斯兰教清真寺、佛教寺院等宗教场所,充分体验了新加坡多元宗教和谐共生的特色。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则参加了政策研究院的一场专题研讨会,与新加坡几大宗教的领袖讨论宗教之间怎样增进彼此的和谐,与卸任官员和法官讨论政府在维护宗教和谐上的所作所为。
 
7月4日A组分论坛围绕宗教与跨国主义等主题进行了讨论。所涉及的话题包括达摩与佛教传播的中国化、新加坡华人移民的宗教寻求、韩国新教在亚洲的跨地区发展、中国佛教在泰国的传播等。中国基督教环节则聚焦了中国基督徒的政治观念、基督教加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等话题。
 
B组分论坛围绕“宗教场所”、“北美移民宗教”和“宗教极端主义”三个主题展开。
 
韩国学者金荣若(Kim Yeongjoo)、李世珠(Lee Seogju)通过调查济州岛居民的传统建筑形态,认为建筑形貌结构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结构,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呈现,尤其能够看出建筑与家族关系、神化传说和宗教之间的千丝万缕关系。
 
厦门大学刘计峰基于对侨乡——福建南部佛教寺庙的调查,认为从华侨宗教地产到革命遗址的身份转变,显示出宗教信仰者在与地方政府对话时采用了不同的策略。美国学者克里斯·怀特和德国马普所基于对中国基督教教堂建设相关问题的关注,分析了教会、国家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迁与挑战。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魏亚林关注近年来在中国极为盛行的佛教信徒放生现象,探讨了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所反映出的东西文化差异及其背后的宗教关怀和哲学意涵。福特汉姆大学洪朝辉通过分析对比文化大革命时期五大宗教新建宗教场所的数据,描画了文革时期中国宗教鲜为人知的发展图景,并对有关中国宗教在文革时期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反思和新的设想。
 
在“北美移民宗教”主题环节,美国贝勒大学的戈登·梅尔顿概述了中国传统宗教在美国的传入(1820年)、兴起和衰落,后来又再度复兴的整个历程。普度大学的胡佳音关注了美国亚裔基督徒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Shirley Lung根据调查1949年前后美国华人教会内部基督信徒所形成的明显政治身份认同,从身份认同、与社区建构的角度分析了华语教会中所谓“自己人的空间”的社区性特征。
 
在“宗教极端主义”主题下,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学者们分别讨论了“韩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全能神”问题。
 
明知大学的John So分析了“为什么韩国的新教无法摆脱其保守和原教旨主义倾向?”他的研究认为儒家文化是基督教保守主义的一个主要因素,尤其是程朱理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武汉大学的黄超和秦俊晖发表了《鄂西农村“全能神”邪教偷羊现象调查》,调查选取鄂西农村发生过偷羊事件的基督教会,集中了解“偷羊”的具体运作方式、产生的现实影响和教会采取的预防措施。
 
7月4日C组论坛的第一个主题是“远东伊斯兰”。
 
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王超向大家介绍了在1949年之后中国伊斯兰的发展历程和一些改变。来自千叶大学的Fukuda Tomoko老师则在她的发言中关注了日本的巴基斯坦穆斯林移民社区的概况,这些新移民对日本主流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来自中山大学和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的Yang Rong & Liu Chen以广州为例,分析认为全球化城市被认为是具有不同种族和宗教身份的人们聚居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创建新策略以结合宗教和治理的地方。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龚方对清代回民起义的一段历史进行了梳理。
 
在“离散——他乡”主题下,学者们就世俗城市中宗教的复兴、跨越边界的“公共宗教”、迪拜的中国移民的宗教生活、数字宗教时代的远东进行了深入探讨。在“非传统的笃信宗教”主题下,学者们探讨了台湾现代瑜伽的初步类型、作为公共信仰的中国新长老会主义等宗教研究话题。
 
7月5日,A组学者们在宗教管理主题之下进行了交流。
 
浙江工业大学肖云泽以A省土地专项整治行动中的基督教为例,探讨了教堂的建筑“违章”现象。他提出,如何在没有公民社会传统的社会中锻造公民基督徒,构建公民信仰方式,并参与到法治社会的建设中,形成教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基督教社会化、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温州神学院的朱建忠做了《宗教管理与教会反应:对于温州教堂“抗拆”事件的个案考察》的报告。通过对温州“抗拆”行动的特征、原因与类型的考察,他提出温州教会的行动更加显著与地区特殊性有关。其中,与老板基督徒相比,“穷传道”在行动中担任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在宗教、社区与文化主题下,学者们就韩国新教的内部批判者、“功德会”对留守人口的社会服务供给、新加坡宗教领袖如何处理与世俗主义的关系、大陆艺术家基督徒群体的兴起等话题做了探讨。
 
宗教与经济学是当日论坛的另一个主题。
 
香港大学钱俊希的报告《佛教的企业主义:当都市渴望遭遇宗教性》探讨了宗教市场化、商品化的问题。他分析了以佛教为背景的、分别位于广东与江苏的两个文化旅游工程,以此来探究宗教与市场化在当代中国的关系。安徽工业大学的张志鹏教授做了题为《精神成本,宗教自由与东亚奇迹》的报告。通过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与宗教情况关系的分析,张志鹏指出,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精神成本的降低,对于东亚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来自德国的马祯博士,通过观察南传佛教在一个布朗族社区的发展,提出市场经济行为与做功德观念和行为的关联,成为商业和南传佛教宗教实践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量。中国社科院的王媛博士聚焦于西藏某地一个佛塔的构建,借此考察资本、科技和其他社会资源跨民族的流动,而这些构成了德行与财富相结合的一个非官方的公共领域。
 
7月5日B组的第一个主题是宗教与政治。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的学者分别就日本佛教组织与当代右翼转向、韩国基督教如何整合宗教及国家认同、中国傣族社区的宗教参与与政治认同等问题进行了发言。该组研究均为个案研究,生动深入地呈现了东亚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与政治参与的关联。
 
B组第二个主题是公共宗教与社会运动。各国学者分别就全球化中基督教会与社会运动相互作用的中日比较、对宗教之社会控制的方法论反思、台湾基督教的代际信仰和社会参与、韩国传统宗教的公共角色以及中国城市新兴基督教及其公共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B组第三个主题是宗教、家庭与性别。来自加拿大、美国和中国研究机构的学者分别就中国安徽地区基督徒疗愈、家庭和意义的生命经验、江南地区天主教的性别空间、中国父辈宗教异质对宗教代际传承的影响以及宗教参与性别差异的多地比较等主题进行了讨论。
 
7月5日的C组论坛上,宗教与青年这个主题尤其引人注意。
 
台湾大学的黄克先报告了“宗教回归校园”在大陆和台湾的不同情况。他认为与“世俗化”理论的预设相反,一些研究已表明高等教育不一定会导致学生放弃宗教信仰。“宗教回归校园”已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在中国大陆,宗教回归校园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主要是它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相关联;在台湾,传福音和其它基督教信仰实践在校园中十分普遍。他认为宗教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大陆主要是宗教管制而在台湾则是来自于围绕着同性婚姻争论的社会压力。
 
来自韩国的博士研究生Lee Siyoon关注的是韩国年轻佛教徒的消极行动特征。韩国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佛教。与积极传播福音或组织活动的新教和天主教不同,年轻的佛教徒在行为方面比较消极。他对此的回答是,佛教对于内心平静的倡导影响了韩国年轻的佛教徒,而这种行为特征事实上也体现了韩国年轻一代对社会压力以及各种宗教之间争取教徒竞争的回应。
 
“宗教、健康与幸福”主题同样吸引人。来自日本的Shimizu Koki认为由于日本社会中神圣和世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因而个人的宗教虔诚程度很难测量。他的研究表明,在日本社会情境中,宗教虔诚度和个人幸福之间并不总是相关。来自韩国的Oh Seil认为,与父辈相比,韩国年轻一代对于幸福的理解和追求总是和“独立自主”而不是“遵守规定”相关。韩国年轻一代的生活质量与有神论,精神性和人文主义以及科学无神论有关。来自美国的McCarthy教授呈现了中国西南某省的一个福音戒毒所通过传福音戒毒的案例。她认为在这个案例中,政府事实上促进了宗教团体的“表权”行为,宗教团体“无争议的反抗行为”可能会促进国家的政策和行为转变。来自夏威夷大学的Pettit博士报告了道教在中国的重新兴起与养生的关系。通过对微信发表信息的研究,他认为社交平台为养生这样一个最初十分宗教化的行为创造了新的平台。来自重庆神学院的韩愈在其对山西基督教葬礼的研究中,展示了作为相对弱势和被边缘化的基督徒,如何在基督教葬礼和中国传统葬礼之间进行选择。韩愈认为基督徒主动选择并调试与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但同时也在不断试图建构自身的信仰认同。
 
论坛第二天下午还举行了东亚科学研究宗教学会的首次会员大会,介绍了学会筹备过程和章程,也介绍了会长、副会长、总干事、财务、六位理事、多位地区联络员。首次理事会决定,2019年的年会将在日本北海道大学举行,日期为7月27-28日。
 
杨凤岗教授接受田野拾遗采访时还表示,目前宗教学界的已有学会主要是北美和欧洲的,东亚科学研究宗教学会(East Asian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是东亚的、东方的,也可以说是更全球化的组织,因此意义极其重大,这一点也会被越来越多的学界同行意识到。
 
原标题这次会议和这个组织的成立,将极大推进东亚地区的宗教研究。
 
 田野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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