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温州基督教已经多年，一直想做个系统的研究，但一直未曾下笔。阅读舍禾的《当代温州基督教》书稿，勾起很多的记忆、联想和反思。
温州基督教的神迹奇事
从2000年开始，我在国内开展宗教社会学田野调查研究，最初的课题是研究“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基督徒伦理”，从宗教社会学着名的韦伯命题入手，了解当下基督徒在工作伦理和生活伦理方面的所思所行，以及他们所在教会的教导。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全国八个城市，对基督徒及其教会进行了访谈和观察，包括两个西部城市，两个内陆城市，四个沿海城市，其中就包括温州。完成了八个田野调查报告，但是由于种种困难，至今只发表了其中三个，不包括温州。在温州进行田野调查的课题助理是李峰，当时是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他对于温州城乡结合部基督教的研究，是国内第一个宗教社会学实证研究博士论文，后来得以出书，可惜起了个绕口的书名《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性位秩——华南Y县X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很多精彩内容在出版审查过程中删掉了，实在可惜。
阅读李峰的访谈记录和田野笔记，让我对温州基督教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其中，一些神迹奇事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他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一位基督徒老太太，有一天一觉醒来，自家的房屋全都倒塌了，原来是文革之中武斗两派那晚打得热闹，甚至炮轰对方，导致很多房屋倒塌，但老太太安然入睡，未受惊扰，毫发无损地走出了坍塌的房子，邻居看到无不称奇，认为是耶稣保佑，因此纷纷信耶稣。再比如，有一个村民被鬼附了，这在民间信仰非常流行的温州并不少见。那一家人请基督徒去祷告，信耶稣，鬼就离开了，病就好了。不过，那个鬼却转移去了村中另外一家，基督徒就去那一家祷告，信耶稣后，病也好了。可是那鬼又转到另外一家，再祷告，信耶稣，又没事了。就这样，很短时期内全村人都信了耶稣 ，鬼就不再来搅扰了。作为宗教社会学学者，我们在实证范围内无法证明那样的神迹奇事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却实际观察到温州基督徒信仰的真诚，信仰效果的实在。
其实，基督教在温州存活和复兴本身可以说就是个神迹，是个仅靠简单的逻辑难以推导出来的现象。舍禾在此书中提到温州民间有个顺口溜描述温州的状况：“50年代的海防前线，60年代的武斗火线，70年代的投资短线。”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从1949年以来，温州至少有三次被定为全国的试点：1958-1959年的“无宗教区实验”，1996-2001年的“制非运动”试点，2014-2016年的强拆十字架运动”。但是，根据舍禾在《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记载，就在党国宣布温州已经实现了铲除宗教的时候，一位名叫林乃娒的年轻人在1959年决志信主，成为日后温州基督教发展的重要领袖之一。从1960年开始，在温州市区五马街成立了第一间家庭教会，1961年发展成3间，1962年发展到14间，1963年达到78间。面对基督教的“死灰复燃”，当局很不甘心，“文革”开始后关闭了所有宗教场所，但是，就在1967年9月，温州和梧田约300人在瓯海沙滩头受洗，1968年年4月，新桥教会100多人受洗，1969年5月，18位青年人在下岙受洗，成为教会复兴的骨干精兵。1970年，“温州市区教会”成立，并且分成六个片区。1971年，温州五县一市共600多位青年在瑞安举行了两天的联合聚会，成立“温州地区教会”，选立各县负责人30多人，从此每年举行片区小议会三次，联合大议会一次。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期间发生，实在是局外人难以想像得到的，但却是实际发生了。
基督徒认为温州基督教的发展是上帝所行的神迹，对于宗教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宗教压而不倒、毁而不灭、越挫越奋的现实，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提出符合科学原则的理论解释。
温州的基督徒商人企业家
在2006至2008年，我组织开展了“信仰与信任”研究，访谈七大信仰体系（包括五大宗教加上儒家和无神论共产党员）中的商人企业家，了解他们如何在生意关系中信任客户、员工和其他人。期间，李向平教授等人一同到访温州，参观了一些基督徒企业的厂家，访谈了基督徒企业家数人。当时我就注意到，很多基督徒的企业以圣经或基督教的名词命名，这些基督徒“老板”们给出的理由是以此提醒自己和员工，要通过企业做光、做盐、做见证。这种做法的普遍程度，在舍禾此书中得到印证。
那次在温州，我们访谈了时任温州总商会会长、神力集团老总郑胜涛先生。当时他刚刚参加完一个行业协会的成立大会，口袋中揣着他在那个大会上的讲话稿，拿出来给我们看，内容包括提醒会员坚持诚信。郑先生跟我们讲了他的信仰见证和从商经历，显示出这二者的难解难分。作为准官方性质的工商联负责人，他不能把基督教的信仰挂在口头上到处宣讲，不过，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公开的，而他所宣讲的很多商业伦理原则，显然是出于他内心的基督教信仰。
那时，在全国已有超过一百个异地温州商会，我在很多城市遇到过温州基督徒企业家或商人，他们组织团契或教会聚会，也向当地人传福音。舍禾的书中提到，在八九十年代，一些在其他省份偏远乡村走街串巷弹棉花、修皮鞋的温州人中，有些就是基督徒，而且后来成为当地基督教发展的活跃分子。自从2009年以来，我去过欧洲几次，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都遇到温州籍的基督徒商人，他们不仅在生意上勤奋努力，而且热衷教会生活，乐于分享他们在生活中的信仰经历，包括个人的悔改和转变，在生意和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处处见证上帝的奇妙和看顾保守。在法国，在西班牙，在以色列，在迪拜，我都遇到过这样的温州基督徒商人。
无论是商人还是基督徒，作为人，便都有人在罪性中的挣扎。不过，因为有了信仰，温州的“老板基督徒”群体便展现出一些独特的魅力，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中国和世界经济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舍禾的新着专列章节，讨论温州基督徒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
那次去温州，令我倍感惊奇的另外一点，是温州基督徒的圣诞节庆祝。整个12月份，各教会轮流做东主办“圣诞酒”聚餐。这在舍禾的书中得到印证。虽然称作“圣诞酒”，却是没有酒的宴席。他们一般租用旅馆大厅，邀请亲朋好友几百人欢聚一堂，一边享受丰盛的桌上食物，一边享受台上福音性的文艺表演。那种热闹景象，无酒也醉人。有些教会还在晚上燃放烟花，把温州的天空装点的绚丽多彩。
温州的政教关系
2014年初的一个夜晚，我被放在床头的手机铃响吵醒。那时我才刚刚学习使用微信，还不熟悉基本功能，半夜里突然开始叮叮不断，原来是被朋友拉进了一个温州基督徒微信群，他们正热闹地发帖，急切地介绍温州各地正在开展的强拆十字架的最新情况，热烈地讨论应该如何应对。有人草拟了一个声明，点名要我给予评论和建议。本来我睡意很浓，但是只好起身回复。在那之前，对于温州基督教，我只不过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自从那夜之后，我感觉自己如同成为与温州基督徒日夜厮守的乡亲。在随后的日月里，欧美的媒体记者纷纷发邮件、打电话，就温州强拆十字架、中国基督教发展、中国宗教政策、中国各宗教的发展状况等问题不断采访我。原本安静的书斋，从此再也没有安静。
区域宗教研究新方向
温州的宗教情况能够代表中国的整体状况吗？当然不能，因为中国很大，各地差异很大。但是，由于党国在温州过去几十年来打压基督教的种种实验，由于基督教在温州蓬勃发展的特殊历程，也由于温州佛道教和民间宗教的兴盛情形，温州的确可以作为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观察站，那里的变化可以看作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风向标。
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推动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中国宗教，最先是开展田野调查，然后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后来又应用问卷调查和口述史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很多中国学者投入到当代中国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投入了人力和物力，开设了课程，很多中青年学者走向成熟。不过，也仍然存在一些偏裨和不足，这里仅举两例。
比如，至今有人误以为，田野调查，或者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都属于人类学。其实，这样的研究也可以是社会学性质的。社会学研究不局限于定量的分析和统计模型的建立，也不局限于组织制度的分析，而是可以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度访谈的方法、社会历史的方法，对于微观个体、中观群体、宏观社会进行实证分析。社会科学各学科彼此交叉，甚至难解难分，有些研究需要使用多种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逼近事实真相和全貌。
再比如，有人认为宗教研究需要靠无神论学者，宣称只有他们才能建构超越宗教局限的理论。其实，没有亲口品尝梨子，怎能知道梨子的滋味？无神论者对于宗教的拒斥本身，就注定了他们难以客观，意识形态的坚持更让他们难以实事求是。与此相反，假如一个人真诚相信上帝掌管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职责就是客观地观察和记录事实，理性地提出符合逻辑的解释，那么，他的研究可以做到更加客观，更有深度，更有广度。能否做出高水准的研究，不在于是否相信神灵，而在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掌握和应用，在于社会科学原则的持守，在于逻辑思维和理论的能力。
在宗教研究中，教内和教外学者的结合，在当下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在无神论意识形态主导之下，各个宗教都处于弱势，宗教信徒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自我保护，对于外来人的学术研究常常怀有疑虑和惧怕。有些重要资料，只有教内学者才能获得。我们在进行七大信仰体系商人的信仰与信任研究时，就尽力安排认信或者熟知某个信仰体系的学者去访谈其中的商人。
舍禾作为温州教会的一员，因此俱有天然优势，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他的学术自觉和批判性反思，使得他处处留意超越主观局限。不过，此书不是学院派纯学术的着作，作者对于很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作为其中一员的反思，积极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对于我这种学院派学者来说，他的这些反思本身，也成为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进行学术研究，历史尚短，积累尚浅。在前期的总揽概观之后，非常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区域宗教的深入研究和多种角度的研究，是个很好的路径。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从地理环境到人文积淀，从经济发展到政治环境，每个地区都有所不同。我们近期开展中国宗教的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将对不同地区的多种宗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对于浙江的宗教生态，也已经有了更多的认识。
总而言之，舍禾对于温州基督教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记录和现实反思，为读者和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且有深刻的反思内容，弥足珍贵。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有人撰写宁波基督教历史、杭州基督教历史、金华基督教历史、河南平阳基督教历史、安徽阜阳基督教历史、山西临汾基督教历史，等等。当然，我也希望看到有人撰写其他区域、其他宗教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
转自四季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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