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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对美国的社会经济贡献——一项实证分析
发布时间: 2018/9/20日    【字体:
作者:葛百彦 葛天恩
关键词:  宗教 美国 经济贡献  
 
 
 
[内容提要] 本文概述了首个记录在案的、针对宗教对美国社会的经济价值的定量估算。具体而言,本研究提供了保守估算、中等估算和乐观估算。本研究最保守的估算,即仅着眼于基于信仰的组织,为每年3780亿美元,即超过万亿美元三分之一。从经济的视角来看,这一数字比全球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年收入的总和还要多。尽管此种估算具体数据最为翔实,我们认为它必然是一种低估,因为它关注的是年收入,而不是宗教组织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平市价。我们的第二种估算,即中等估算,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纠正这种偏差:对宗教组织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平市价进行估算,以及将有宗教渊源的企业的贡献考虑在内。这种中等估算认为宗教对美国社会的价值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我们的第三种估算,即乐观估算,承认信众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尽管不完全)受到信仰理念的激发和指导。这种乐观估计基于具有宗教背景的美国人的家庭收入,并估计宗教对美国社会的价值为每年4.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3。最后,我们讨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并指出了几种研究路径以供在本研究基础上加以拓展。
 
 
    宗教是许多美国人公共、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的一股积极力量。对宗教自由的保障——包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确立的不得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原则——已然助力于建立一个动态的宗教市场,每个人都可以信仰宗教、改信宗教或根本不信仰宗教。
 
    大量可靠的研究考察了宗教的社会贡献,所考察的贡献范围从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到满足宗教、身体、情感、经济和其他生活需要,不一而足。一些研究着眼于会众(congregation)的社会效益(Ammerman 2001; Cnaan等1999; 以及Chaves 1999),其中部分研究试图量化教会为社区提供的社会和志愿服务效益(Tirrito与Cascio 2003)。其他研究着眼于当地宗教团体在促进教育和公民参与方面的作用(例如,Regnerus 2001; Muller与Ellison 2001)。既有研究还考虑了宗教参与和宗教项目如何推动减少犯罪和异常行为(Bainbridge,1989; Hummer等,1999; Lester,1987)以及促进心理健康(Johnson等2002;以及Fagan 2006)。还有一些研究着眼于参与宗教组织如何促进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其主要机制是教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积极的公民网络(另见Putnam 2000; Fukuyama 2001; Schwadel 2002;以及Zak and Knack 2001)。
 
      最近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庭之友”简报(Supreme Court amicus brief)(Picarello等2016)也列举了大量针对宗教组织对数亿美国人健康和福利的积极贡献的研究。这些宗教组织包括诸如美国信义宗服务会(Lutheran Services in America)和天主教医院等慈善机构。美国信义宗服务会每年服务6百万人,相当于美国人口的约1/50,天主教医院则为美国1/6的住院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法庭之友”简报还概述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宗教组织优于相对应的公共部门。例如:
 
基于信仰的小学和中学为国家儿童教育作出了公立学校所无法比拟的独特贡献。2015年,教会学校学生的学术能力评估测验(SAT)综合平均分为1596分,比公立学校学生平均分1462高出134分。此外,教会学校学生享有比公立学校学生更好的安全保障,教会学校校园暴力犯罪和校园霸凌事件较少。教会学校学生认为自己人身安全无虞的比例也高于公立学校学生(见前引文:第20页)。
 
    当然,各宗教组织或团体的影响力不可等量齐观,而且负面影响并非子虚乌有。实际上,宗教权威人士或以宗教名义行事者参与破坏性活动的案例信而有证且备受瞩目。这些负面影响包括诸如某些神职人员虐待儿童(Cafardi 2008)、诈骗案件(De Sanctis 2015)以及礼拜场所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招募地点(Neumann 2008)等,凡此种种都会损害宗教机构的其他积极价值。当然,这种严重的弊端会波及主要公立大学(Moushey和Dvorchak 2013)、上市公司(Gitlow 2005)、在线公共聊天室(Erelle 2015)等各种机构。此外,尽管负面报道更抓人眼球,但宗教的正负两面性对我们清晰理解宗教都很重要。
 
    最近的研究,例如Numrich和Wedam(2015),对教会对社区的影响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在对芝加哥地区的15个教会——包括天主教教区、新教教会、犹太会堂、穆斯林清真寺和印度教寺庙——的研究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宗教在塑造后工业化城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对于各个教会的影响不尽相同。他们还为分析影响的不同类别和层次提供了有用的框架。
 
    在另一项关于关闭一个市中心区教会的影响的定量研究中,Kinney和Combs(2015)发现,关闭教会会导致教会所在社区的社会经济崩溃。具体而言,他们的研究发现,社区活力的下降与一些教会的关闭密切相关,这些教会以内通外联的社会资本为特征,即联结异质群体并包容多样性。
 
    了解宗教对美国社会的社会经济价值在当今这个以脱离有宗教组织为特征的时代尤为重要。例如,皮尤研究中心关于“教外人士”崛起(“Nones” on the Rise)[1]的研究报告说,目前无宗教归属者占美国成年人口的1/5,30岁以下的成年人当中更是1/3为无特定宗教归属者。在美国所有无特定宗教归属者当中,近6%自认为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14%声称他们未加入特定的宗教教派。皮尤中心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无特定宗教归属者表示,他们对宗教机构有着矛盾的情感,其中一些人表达了对宗教组织的负面观点。例如,皮尤中心发现,大部分无特定宗教归属者认为,宗教组织过于注重诸如金钱与权力,以及规则与政治等事务。
 
    与此同时,皮尤中心的研究还发现,70%的信众认为教会和宗教机构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了一定的、甚至很大的贡献。然而,只有45%的非信众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宗教机构是否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上,认为自己宗教信仰“没什么特别”的人士与反方平分秋色,而63%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认为,宗教机构对解决社会问题没有重大贡献或根本没有贡献。
 
鉴于有关宗教对美国社会贡献的观点分歧,本研究试图通过估算宗教对社会的社会经济价值来增进对这一话题的理解。的确,我们应当搞清楚宗教衰落是否有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在下文中,我们提供了三种信仰对美国社会的价值的估算。最保守的估算仅考虑教育、医疗保健、地方教会活动、慈善机构、媒体和食品等几个领域的宗教组织的收入。我们的第二种估算顾及教会社会服务的公平市价。此种中等估算包括对多种宗教传统中教会活动的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的考察。它也承认具有宗教根源的企业的贡献。然后,我们根据美国有宗教背景人口的家庭年收入提供了第三种估算,即乐观估算。
 
 
估算1:宗教组织的收入
 
    这项研究对宗教领域对美国经济价值的保守估算主要基于宗教组织的收入(revenues)。我们特别关注若干主要宗教领域的收入:教育机构、医疗卫生网络、教会活动、社会公益服务、媒体和食品。为此种经济评估,我们使用最近一年可搜集到的数据。
 
(一)学校:教育机构的数据
 
    我们通过把基于信仰的高等教育机构、基于信仰的中小学的学生人数和这三个教育级别的平均花费相乘,来估算宗教教育机构对美国社会贡献的价值。为此,我们需要了解学校的学生人数和人均学费。
 
高等教育。2011-2012年的入学数据可以从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和教育科学研究所(Institu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s, IES)[2]获得。这两个来源还提供了大多数宗教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费数据,包括学院(colleges)、大学(universities)、神学校(theological schools)和神学院(seminaries)。总数详见表1。[3]
 
 
小学和中学教育。2011-2012年基于信仰的小学和中学招收的学生人数可以从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私立学校普查(Private School Universe Survey, PSS)获取。然而,与高等教育不同,没有关于教会所属中小学学费的核心数据来源。因此,我们用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来代替,这些学校占所有宗教中小学的40%以上。[4] 表2和表3概括了基于信仰的小学和中学入学人数和收入估算。
 
通过使用学费收入的数据,本研究为宗教教育机构的年度价值提供了保守估算。之所以是保守估算,是因为它既不包括捐赠和津贴等其他收入来源,也不包括对宗教教育机构的外展项目和公共服务影响的估价。需要注意的是,来自职业培训和学前教育等教会教育项目的收入亦不计算在内。
 
(二)医疗健康提供者数据
 
我们通过将美国最大的基于信仰的医疗健康网络报告的实际年收入相加,来估算宗教医疗保健机构对美国社会的价值。这项估算只包含那些拥有实际有效(而非名义上的)宗教归属的医院和医疗系统,根据它们的自我描述。所包括的医疗保健网络是100家总收入最高的美国医院和100个顶级综合医疗系统中的宗教医疗保健网络。[5] 收入的数据来自各个卫生组织的报告,如表4所示。
 
    这同样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我们既没有考虑所有宗教所属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我们只确定了最大的网络),也没有估算大量研究表明的那些与宗教参与相关的对健康的好处。[6] 例如,一项研究将宗教参与的健康储蓄(health savings)价值粗略估算为1155亿美元(Stark 2012:166)。
 
(三)教会活动数据
 
    为了估算美国教会的财务和活动,我们使用了两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源,其中包括多个信仰传统——从复临派到琐罗亚斯德教——的数据。
 
    为了量化美国教会的财务和活动,我们使用了保存在宗教数据档案协会(Association of Religion Data Archives)中的全国宗教会众研究(National Congregations Study)累计数据库(1998,2006-07,2012)。[7] 全国宗教会众研究“通过提供……可用于提供宗教会众的全国性总体图景的数据,填补了对宗教会众的社会学研究的空白”(Chaves 等,1999,第460页)。2012年全国宗教会众研究还包括对拉美裔宗教会众的多重采样。
 
    为了将结果用实际的美元和数字衡量,我们借助了美国宗教机构统计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tatisticians of American Religious Bodies, ASARB)的代表进行的《2010年宗教会众和成员研究》(Religious Congregations and Membership Study, RCMS)。[8] 2010年RCMS提供了关于参与研究的236个宗教团体和宗派的会众、成员、信徒和参与者数量的数据。研究参与者包括217个基督教宗派、协会或宗教团体(包括后期圣徒、弥赛亚犹太人和某些一位论/普救派团体);一些耆那教、神道教、锡克教、道教和全国唯灵论者协会等会众,以及一些巴哈伊教信众、3个佛教团体、4个印度教团体、4个犹太人团体、穆斯林和琐罗亚斯德教信徒等。该研究还特别努力地去查明并收纳了若干宗教团体的数据,这些团体过去没有参加过类似的研究,或在此类研究中未得到充分代表,包括增加了对主要是非裔美国人宗教团体的关注。受访的236个团体中有344,894个宗教会众和150,686,156名信徒。[9]
 
结合这两组数据便使估算诸如全美宗教会众的财政状况以及从事某些活动和事工的宗教会众的数量成为可能。例如,在2012年全国宗教会众研究所调查的4071个宗教会众中,每个会众全部平均年收入为242,910美元(表5,数据点1)。其中,216,143美元来自个人捐赠、会费或奉献(表5,数据点2)。将这一数字乘以RCMS研究所确认的344,894个宗教会众,得出全美宗教会众来自个人捐赠的年收入约为745亿美元(74,546,330,721美元)。
 
 作为检验这一数据合理性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将其与2012年个人向宗教捐赠的总金额进行比较。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美国个人向宗教组织捐赠了1015亿美元。[10] 因此,考虑到宗教会众倾向于鼓励其成员通过地方教会进行捐赠,745亿美元(占总数的3/4)的估算看起来是合理的。总收入838亿美元(表5,数据点1)考虑了其他收入来源,包括捐赠基金和政府拨款。
 
(四)慈善组织
 
    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宗教慈善组织开展着数以百计信仰传统的工作。由于无法获取关于所有这些组织的收入和活动的核心数据库,我们从美国最大的50个慈善机构的总名录中确定美国几个最大的基于信仰的慈善组织,并收集其收入数据。这50个慈善组织有从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到美国信义宗服务会(Lutheran Services in America)等20个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总收入资料是容易获得的,如表6所示。
 
    我们也证实了这些组织在它们的自我描述中纳入了宗教元素,其中一些组织的宗教元素或许未得重视或突显。基督教青年会通常被称为Y.M.C.A.,晚近则仅用一个Y字所代指——仍在每个网页的底部明确声明其宗教使命:“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通过为所有人塑造健康心灵、思想和身体的项目来实践基督教原则。”[11]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童子军并不隶属于单一的信仰传统,但却明确表示恭敬是其组织的核心价值之一:“恭敬:童子军应对上帝恭敬。忠实地履行其宗教义务,尊重其他的人信仰。”[12] 童子军还特别关注信仰和宗教,并为卫理公会信徒、浸会信徒、天主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和后期圣徒(摩门教)信徒提供特殊资源。[13] 他们甚至为认可所有这些宗教信仰以及包括印度教、锡克教、巴哈教等信仰在内的许多其他信仰而颁发奖状/徽章。[14] 此外,童子军团也还可以隶属于教会或信仰团体。实际上,加入有宗教归属童子军团的儿童人数(158万)几乎是加入无宗教归属童子军团的儿童人数(85万)的两倍。[15]
 
(五)媒体
 
美国宗教媒体行业的数据难以获取。那些在线提供的数据大多没有明确来源并且难辨真伪。例如,一份在线报告显示,仅基督教媒体的收入就有约36亿美元(Gaille 2013)。几年前的另一个来源更佳的估算(Einstein 2008)给出的全市场数值是Gaille估值的近一倍:
 
2003年,研究估计宗教出版物和产品的市场价值为68亿美元,并以每年近5%的速度增长。该市场分为三类:书籍(最大的部分,销售额35亿美元,增长率7%);文具/礼品/商品(销售额14亿美元,增长率4.5%);以及音频/视频/软件(销售额14亿美元,与过去持平)(Einstein 2008:6)。
 
    对于本研究,我们只采用合理可用和真实可靠的数据(表7)。因此,我们怀疑上述数据所反映的估值可能被严重低估。但我们也确实发现一些支持比Gaille或Einstein更保守估值的证据。例如,尽管Einstein所引宗教图书销售估价为35亿美元,但Nielson——一家全球领先的信息和调查公司——估计2014年全美共销售宗教书籍超过5,200万册(Nielson,2015)。鉴于一本书的平均价格由于种类不同在6美元和28美元之间,[16] 销售总额将介于3亿(如果每本书是大众平装本)至15亿美元(如果每本书都是成人精装本)之间。又鉴于精装本占总体市场的25%左右,[17] 我们得出结论,如表7所示,Statista估计的宗教图书销售总额5.54亿美元较其他来源所引用的更高数字更为合理。[18]
 
    除宗教图书销售外,我们还确定了其他两个媒体市场部门的收入数据:(1)两个大型媒体网络[基督教广播网(CBN)和永恒圣言电视网(EWTN)];(2)基督教/福音专辑销售。
 
许多基督教宗派都有其媒体分支机构,但我们怀疑如算进这些收入可能导致部分教会收入重复计算,这些收入可能通过各种合作和教会项目,主要用于支持教会的媒体倡议。
 
(六)食品
 
    我们不计算圣诞节等基于宗教的节日的食物(或其他物品,如礼物)销售量。若如此做,估算结果会大为不同。据估计,2013年美国零售业的圣诞节购买额超过3万亿美元,约占总零售额的19.2%,并导致额外雇佣768,000名员工来应对假期高峰。[19]我们不纳入这些销售量是因为它们主要不是基于有组织的信仰团体的行为,而是主要涉及个人的购买行为。
 
    然而,我们将传统犹太食品和清真食品的收入计算在内,因为这两者都需要宗教当局的直接行动来证明对宗教饮食法令的遵从。如表8所示,根据美国传统犹太洁食产品的销售情况,犹太洁食产业的收入估值为125亿美元。为了保守起见,我们采用这个数字,而不是把所有被认证为犹太洁食的产品都算入而得出的超过3000亿美元的估值。[20]尽管清真食品市场相对较小,其2010年的全美估值也有19亿美元。[21]
 
表8. 传统洁食和清真食品销售 (估算,$十亿)
合计
$14.4
 
数据来源:洁食:Lubicom (2014), 《洁食统计》(Kosher Statistics)。清真:加拿大政府(2011),《全球开拓者报告:清真食品趋势分析》(Global Pathfinder Report: Halal Food Tre。由于小数点四舍五入,单项加总可能不等于合计值。
 
    此种保守估算得出宗教部门对美国社会的经济贡献每年约为3780亿美元。如表9所示,这涉及到几个主要部门:医疗保健(1610亿美元),地方教会活动(838亿美元),教育(740亿美元),慈善(443亿美元),媒体(9亿美元)和食品(144亿美元)。如上所述,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我们从表9的合计中扣除了宗教会众给予外部宗教组织的资金的估算值(见表5,数据点5)。
 
关于地方宗教会众的数据显示,除了通过专门设立的宗教组织来提供医疗保健、教育和慈善外,还提供大量社区和社会服务。如表5所示(数据点2),2012年宗教会众在社会项目上花费了大约92亿美元,其资金大部分为信众的个人捐款。事实上,教会的工作主要依靠捐款而不是政府拨款、收费或其他外部资源来维持。具体而言,在所估算的近840亿美元年收入中,教会从政府拨款,收费和其他外部资源(表5,数据点7和8之和)中收到的款项估值仅为3.8亿美元,即不到半个百分点。
 
    就花在社会服务项目上的资金而言,有证据表明教会正在增加它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如表10所示,在控制通胀的情况下,2012年社会项目的教会支出(92.4亿美元)比2006年(36.3亿美元)高出2.5倍,比1998年(33.2亿美元)高出2.8倍。
 
估算2:增加对教会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光环效应和有宗教渊源企业的经济贡献的估值
 
    Cnaan等(1999)、Cnaan等(2006)、Cnaan等(2013)和Cnaan(2015)的研究,描述了宗教会众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他们认为,社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受益于在社区中拥有稳定而具有吸引力的宗教的光环效应,这些教会为社区的教育、幼托服务、社会活动、慈善和职业培训等功能提供了一个中心。这部分贡献包括教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工作岗位。大多数教会都有全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从牧师和音乐总监到维护和操作人员等不一而足。例如,全国超过124,000个教会拥有受薪青年牧师(见下文表11,数据点52)。
 
    Cnaan及其同事还罗列了其他光环效应,从演出、演讲和婚礼(以及与这些活动相关的当地支出),到利用教会建筑物周边的绿色空间来消遣和休憩,再到吸引人们观赏教会建筑和艺术等吸引游客的磁石作用。从全国宗教会众研究和RCMS(如上所述)的综合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光环效应也许惊人的普遍存在,据估算,全国有116,919个教会称它们吸引游客观看它们的建筑和艺术(表11,数据点57)。相比之下,根据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IMLS)2014年的估计,当时美国仅有35144个博物馆。[22] 这意味着具有博物馆的价值、能够吸引参观者的礼拜场所的数量是美国博物馆总数的3.3倍以上。
 
    同时,全美宗教会众研究和RCMS的综合数据使我们能够看到有多少教会在做某些社会事工,例如有团体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支持(表11,数据点89)。数据显示,7.5%的教会拥有专门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支持——如食物、住房、个人物品或教牧关怀——的团体、聚会、课程或活动。这意味着有25,867个教会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帮助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积极事工。就美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口比例而言,这可能比预期的百分比高。目前,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数据,美国有12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占全国人口的0.4%。[23] 诚然,这些事工并未涵盖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士,但从数字上看,这等于是每46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就享有一项教会事工的服务。
 
    表11中来自全美宗教会众研究的宗教会众收支数据与表5重复,这些数据通过使用2010年宗教会众和成员研究(RCMS)折算为实际美元和数据。然而,表11极大扩充了相关数据以提供大量额外的教会信息,包括参与有关课程和项目的估计人数和服务于社区社会需求的活动类型(在表中以斜体表示)。这份清单是说明性的,无法做到详尽无遗。[24]
 
    表11中的数据显示了Cnaan及其同事在估算教会向社区提供的价值时所考虑到的社会和社区影响的不同类型。Cnaan最近的研究(2015)使大致估算全国范围内这种光环效应的实际价值成为可能,而该研究可详见表格后的那段文字。事实上,这些数据通过概述教会除礼拜外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为本研究对信仰对美国社会的社会经济贡献的第二种估算提供了背景和支持,其中许多活动有助于塑造健全的公民社会。这些活动包括一些特定的与宗教相关的活动,例如开办宗教教育课,但亦包括从为外部项目招募志愿者(数据点19)到支持退伍军人及其家属活动(数据点61)等大量社区活动。这些信息说明了宗教会众的经济收入所带来的社会贡献。
 
此外,教会通过组织约760万名志愿者参加社会服务项目(数据点11)来提供社区和社会服务。这些活动和主办活动的志愿者往往与社会上其他团体通力协作,通过跨出教会门户的更广泛的公民参与来提升社会凝聚力。事实上,全美有将近3/4的宗教会众或将近25.7万个宗教会众与其他团体和组织就社会项目进行合作(数据点25)。实际上,几乎所有宗教会众(93%)都为外部项目招募志愿者(数据点19)。
 
(一)对教会的估值:一个概要
 
    Cnaan(2015)报告了三个城市的90个教会对社区的估计经济价值:费城(40),芝加哥(30)和沃斯堡(20)。他的团队采访了神职人员(或其他领袖)和项目主管(必要时),从而收集关于教会为其所在社区提供价值的六种渠道的数据。
 
    首先,Cnaan的研究估算了为个人、夫妇和家庭提供支持的教会领袖所带来的积极个人影响的价值。其中包括以下活动:(1)促进身体和心灵安康;(2)减轻诸如法律纠纷或丧失劳动力所造成的损失;(3)使当地社区更多获益,包括就业和支付就业税,以及(4)投资家庭和儿童。正如Cnaan所指出的,这些活动有助于减少吸毒、酗酒、离婚、家庭暴力和其他个人问题。其次,研究估算了教会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直接支出,包括购买商品和服务、雇用当地居民和利用当地供应商。第三,这项研究估算了“磁吸效应”(Magnet Effect),包括举办婚礼、葬礼、艺术展演以及诸如吸引外地游客的讲座等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磁吸效应具体体现于游客在当地餐馆和其他小店花钱消费等活动。第四,Cnaan的研究估算了与教会相关的学校和托儿所的价值。第五,研究估算了“开放空间”(Open Space)的价值,例如教会的户外空间通常设有花园和其他特色景物,这不仅有助于增强社区的美感,降低暴雨径流处理成本,而且提供了娱乐和休闲场所。第六,该研究估算了教会提供的无形安全网络,包括提供增强城市社会服务网络的志愿者和实物支持。
 
    该研究对来自芝加哥、沃斯堡和费城的90个教会的分析发现,教会的平均贡献分配比如下:
 
    •  个人影响(37.9%)
 
    •  教育(21.8%)
 
    •  直接支出 (20%)
 
    •  磁吸效应(16.7%)
 
    •  无形安全网络(3.5%)
 
    •  开放空间(0.1%)
 
    Cnaan的研究没有发现芝加哥、沃斯堡或费城各教会之间在社会效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称教会对当地经济的总体平均贡献值相似。尽管该研究存在一些局限,即它只关注城市教会,但报告结果仍表明其与全美教会的基本情况相符。例如,Cnaan的研究发现,平均每个教会有4.73个不同的社会项目。这与全国教会研究(NCS)的调查结果几乎相同,该调查结果中这个数字为4.7(表11,数据点16)。
 
(二)将该估值方法应用于全国
  
 将上述调查结果应用于全国的估算,我们首先认为教会的现金收入大致等同于教会的直接支出。这是准确的,因为教会收支基本平衡是一项准则。[25] 接着,我们认为全国教会的直接支出为83,778,191,193美元(表11,数据点1),基于Cnaan的研究,我们假定这一数字占教会活动总价值的20%,然后,我们可以按比例分配其他80%(如图1所示):个人影响(37.9%)为1588亿美元,教育(21.8%)为913亿美元,磁吸效应(16.7%)为700亿美元,无形安全网络(3.5%)为147亿美元,开放空间(0.1%)为4亿美元,总计(100%)为4189亿美元。通过此种方法,我们提出了对教会提供的多方面服务的更接近真实情况的估值,这些服务包括从学前班和学校到研讨班和会议再到职业和婚姻辅导课程等各种形式的教育。
 
(三)光环效应:为慈善事工所作出的调整
   
此外,由圣地伙伴(Partners for Sacred Places)和麦克拉纳汉联合有限公司(McClanahan Associates Inc.)(2015)开展的一项独立研究量化了救世军(Salvation Army)所属克罗克中心(Kroc Centers)的光环效应,并发现了慈善工作为相应社区带来的总经济效益约为慈善项目年度预算的2.1倍。因此,假定基于信仰的慈善组织的光环效应均为其年度预算的2.1倍,则估计值还应增加498亿美元(如表13所示)。我们相信这能够纠正我们认为的在第一种估算中被低估的因素,即仅计算基于信仰的慈善机构的收入。
 
(四)有宗教渊源的企业
  
 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断定只要能够以其他限制性较弱的方式来保障法益,股东有限的营利性公司霍比罗比(Hobby Lobby)就可以不受一项公司股东出于宗教理由反对的法律的约束。[26] 这项裁决是最高法院首次承认一家营利性企业的宗教信仰主张。尽管这项裁决仅适用于封闭持股的公司,但它使得信仰和商业不再泾渭分明。因此,在关于信仰对美国经济的作用的任何一种估值中,把有宗教渊源的企业考虑在内都是合理的。这让我们的研究对象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具有特定宗教目的之公司,例如生产传统的清真食品或犹太洁食的公司,而是把宗教作为其企业文化或创立基础一部分的公司也包括在内。
 
    为了认定这些公司,第二种估算把最近被认定为有宗教渊源的公司考虑在内(见表12)。例如,《德瑟雷特新闻报》(The Deseret News)最近认定了20家有宗教渊源的公司,CNN还制作了一份除基督教企业福来鸡(Chick-fil-A)以外的宗教公司的名单。[27] 此外,牛津大学商学院教授西奥多·马洛克(Theodore Malloch)(2015)最近撰写的一本书罗列了一个全球受信仰激励的公司的清单。这些企业并不都是明确的基于信仰的,但信仰是这些企业创业和经营理念的一部分。马洛克,尽管沃尔玛在商业上的成功众所周知,但“沃尔玛与阿肯色州西北部和美国乡村的独特宗教世界的联系(及其)企业文化,以及特定主管人员如何将宗教文化纳入他们的管理哲学,则并不为人所知”(2015:82)。[28] 关于沃尔玛宗教根源的全面讨论,请参见摩顿(Moreton)(2009)。同样地,尽管万豪酒店(Marriot Hotels)并非以宗教运营,但创立该连锁酒店的约翰·威拉德·马里奥特(John Willard Marriott)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该酒店为许多客房提供《圣经》和《摩尔门经》。
 
然而,表12中列举的一些其他公司具有更加明显的宗教特征。由约翰·泰森(John Tyson)创立的泰森食品公司(Tyson Foods)为员工提供了120位办公室牧师,服务于员工的个人和精神需求,不论其是否信仰宗教。《德瑟雷特新闻报》的一则报道指出,泰森公开声称公司的抱负是荣耀上帝并成为对信仰友善的公司(faith-friendly company)。此外,泰森最近资助成立阿肯色大学泰森职场信仰和灵性中心(Tyson Center for Faith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Workplace),这是该公司信仰导向的进一步佐证。   
 
    表12中的一个企业显然是宗教的。哥伦布骑士团(The Knights of Columbus)是一个天主教兄弟会组织。[29] 自1882年骑士团成立以来——通过为孤儿寡妇募捐——其使命一直是“保护家庭免遭因挣钱养家的人去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今,为履行该使命,骑士团雇用超过1,400人经营其基于信仰的保险和退休计划,拥有超过990亿美元的有效保险金额。骑士团不仅为其会员提供安全保障,还提供就业机会、慈善工作,以及社会参与和建立关系网络的渠道,凡此种种都是对美国社会的直接社会经济贡献。目前,哥伦布骑士团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墨西哥、波兰、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巴拿马、巴哈马、维尔京群岛、古巴、危地马拉、关岛、塞班岛、立陶宛、乌克兰和韩国拥有超过15,100个支部和190万会员。的确,这样一个组织表明,从理论上甚至法律上明确界分商业活动(如保险)和慈善活动(如照顾寡妇和孤儿),是如何之困难。
 
    最后,我们对表13中概述的宗教对美国社会的社会经济贡献的第二种估算,包括另外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与宗教相关的行业——具有明显宗教主题的电影大片,其中不少是由宗教团体本身大力推动的。2014年,即本研究的参考年,有四部此类大片,它们的美国国内总票房接近5亿美元:《上帝之子》(Son of God)(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14年2月);《天堂真的存在》(Heaven is For Real)(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2014年4月);《诺亚方舟:创世之旅》(Noah)(摄政娱乐公司,2014年11月);以及《法老与众神》(Exodus)(20世纪福克斯,2014年12月)。尽管相对于其他类别而言,4.09亿美元的综合国内收入并不是很多,但电影的广告和宣传,以及通过流式媒体和/或CD光盘获得持续观看,使得它们成为宗教在美国社会中跨越商业与文化界限的另一个显例。
 
    表13呈现了宗教对美国社会经济贡献的第二种估算,我们认为这一估算好于第一种估算。如表中所示,基于信仰的医疗保健网络每年贡献1610亿美元,占宗教对美国经济贡献总额的13.9%。教会每年大约贡献3270亿美元(28.2%),如果把学校和托儿所计算在内则应再加上913亿美元(共占总额的36.1%)。高等教育每年贡献468亿美元(4%),但与医疗保健网络一样,这可能也是一种低估,因为它只考虑学费。慈善机构每年贡献952亿美元(8.2%)。最后,企业界每年贡献4380亿美元,略高于总数的三分之一(37.8%)。
 
    如表13所示,这些价值总共为11,592亿美元,约合1.2万亿美元。
 
估算3:有宗教背景的美国人的收入
 
这项研究的第三种估算认识到,许多信教者——如果不是大多数信教者的话——致力于在他们的宗教理想的指导和启发下做事(不尽然,但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Jared Keller(2015)最近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和Charles Handy(2001)早些时候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敏锐地察觉到19世纪由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945 [1835])——关于美国生活的一位法国观察家——提出的宗教与美国精神之间的联系依然存在。通过引用澳大利亚作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话,Handy指出:
 
    清教徒认为自己是摩西的接班人,引领其子民进入应许之地,开启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愿景今天依然成立。在每个一美元钞票的背面都写着“novus ordo seclorum”,意为“时代新秩序”。他们的领导人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大西洋中部宣讲了一篇著名的讲道,他在其中提到创建一座举世瞩目之下(the eyes of all people are upon us)的“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休斯认为,时至今日,清教徒的价值观依然感染着大量美国人。他们为美国人的生活植入了美国职业道德,以及只有穆斯林世界才可比拟的宗教根深蒂固的首要地位。在其他任何国家,总统候选人都不会觉得宣扬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一种选举上的需要。
 
    就宗教伦理和精神渗入美国人如何对待工作和生活的程度而言,可以说宗教对美国社会的社会经济贡献之大无法估量。计算其价值的一种方法或许是计入有宗教背景的人们的收入。这与最近一项为世界经济论坛关于信仰作用的全球议程理事会所做的一项研究(Grim and Connor 2015)中所使用的方法并无太大区别。该研究将自我认定的宗教归属(religious affiliation)与世界各地的经济环境联系起来,试图研究不同宗教群体如何增长,包括信徒数量增多和经济实力增强,其中经济实力通过在其控制下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界定。
 
作为一个大致估算,我们只是将有宗教归属的美国成年人口的比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为77.2%)乘以家庭收入中位数,如表14所示。估算结果为4.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将近三分之一。鉴于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无宗教归属者在最高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更高,[30]这很可能是一种最乐观估算。然而,我们作出这一估算的目的不是要寻求高度精确,而是提出另一种可能的方式来考虑宗教对美国经济的贡献。
 
讨论与结论
   
信仰领域影响并涉及美国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毋庸置疑是美国经济总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对宗教对美国社会的经济贡献的第一种估算(每年3,780亿美元)是保守和低估的,因为它聚焦收入而不是宗教组织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我们认为我们的第二种估算,即1.2万亿美元,是一个更为合理的估算,因为它顾及宗教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和宗教对美国许多重要企业的影响。
 
    我们的第三种估算考虑到托克维尔所发现的充满活力的宗教精神,这种宗教精神能够激发广大公众的公民参与和经济活力。确实如新教工作伦理和天主教社会训导等遗产,此处仅举两例,仍然在工作和生活中激励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我们提出了约4.8万亿美元的第三种估算,这并非首选估算,而是考虑到个人和社会宗教动力的一种最乐观的估算。
 
本研究有若干重要的局限性。首先,它没有考虑宗教团体的金融资产或实物资产的价值。其次,它没有考虑某些宗教社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上文所述及的某些神职人员虐待儿童、诈骗案件以及成为暴力极端主义招募地点的可能性。显然,这些行为在它们所发生的任何环境——家庭、学校、企业和友谊网络以及公民、贸易、政治和政府机构等——中对社会造成伤害,同样也有损于宗教机构和信徒的积极贡献。本研究最重要的局限,是关于宗教组织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平市价的估算所依据Cnaan及相关光环效应的研究结果能外推到国家层面这样一种假设。由于仅计算收入,我们可能也低估了宗教医疗保健网络(每年1610亿美元)的贡献。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我们认为本文所讨论的数据和估计将是进一步研究宗教对美国以及可能还有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贡献的有益起点。未来的研究可能将有效地聚焦在至少六个方面:
 
    •首先,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考虑改进方法,追踪宗教组织年收入的长期变化。
 
    •其次,对诸如捐赠和房地产等宗教相关资产的价值的进一步考察将有助于说明使上述许多社会服务成为可能的宗教经济潜力和资本。
 
    •第三,改进宗教组织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平市价估算——例如通过更深入的实地调查来评估不同环境和多种组织背景下的光环效应——将大有裨益。
 
    •第四,对以信仰为基础的项目以及公共项目的细致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有助于评估宗教项目与类似非宗教项目的区别。
 
    •第五,更经常性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教会调查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追踪动态和趋势。
 
    •第六,需要更详尽的基于信仰的医疗保健贡献评估,这包括考察其对非以信仰为基础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影响。
 
    数据有目共睹。宗教是美国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部分。宗教为健康、教育、社会凝聚力、社会服务、媒体、食品和工商业本身提供了目标驱动的机构和经济贡献。也许最重要的是,通过利用来自遍及全国城乡各个角落近345,000个不同教会的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的力量,宗教能够帮助美国人自由行善。
 
*原文为Brian J. Grim and Melissa E. Grim, “The Socio-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Religion to American Socie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Vol.12, Article 3 (2016).感谢本文作者为本文的中译提供版权。
 
[1] http://www.pewforum.org/2012/10/09/nones-on-the-rise/。
 
[2] https://nces.ed.gov/ and http://ies.ed.gov/。
 
[3] NCES和IES的数据一共报告了1,974,045名学生的学费,总计45,405,156,773美元,人均学费23,001美元。然而根据NCES和IES,基于信仰的高等教育的注册学生人数为2,033,875,这意味着59,830名学生的学费数据是缺失的,假定这59,830名学生的平均学费和已知的学费均值相同,估算的基于信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费收入合计为46,781,311,080美元。
 
[4]https://www.ncea.org/data-information/catholic-school-data。尽管本研究没有比较基于信仰的教育和公立学校教育的成本,全国天主教教育协会估算,基于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所报告的公立学校教育成本的对比,天主教学校每年为国家节省220亿美元。
 
[5] 这些名单可以从贝克尔医院评论(Becker’s Hospital Review)中获取:http://www.beckershospitalreview.com/。关于天主教医院的数据,我们采用美国天主教卫生协会(Catholic Health Association)的总体数据。
 
[6] Koenig, King和Carson (2011) 在第二版《牛津宗教与健康手册》(Oxford’s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Health)中指出,关于宗教与健康积极或消极相关性的科学研究成千上万。关于宗教对健康益处的讨论,参见The Healing Power of Faith: How Belief and Prayer Can Help You Triumph Over Disease (Koenig and McConnell 1999)和God, Faith, and Health: Exploring the Spirituality-Healing Connection (Jeff Levin 2001)。
 
[7]http://www.thearda.com/Archive/Files/Descriptions/NCSIII.asp。数据为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访谈的一部分。然而,这些访谈并非个人样本,而是通过同每个教会的一名主要知情者(通常是一位牧师)进行50分钟采访建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教会样本。GSS是由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采访者进行的一项面对面访谈;在1998、2006-2007和2012年,采访者被指示从受访者中收集尽可能多的关于当地教会的信息。1998和2012年 NCS通过和GSS相同的采访者中搜集数据;2006-2007年,一些数据通过电话银行(phone-bank)采访者搜集。
 
[8]http://www.rcms2010.org/;http://www.thearda.com/rcms2010/。
 
[9] 如需获取更多的关于2010年RCMS研究的信息,参见http://www.rcms2010.org/images/2010_US_Religion_Census_Introduction.pdf。
 
[10]http://money.cnn.com/2013/06/21/pf/charitable-donations/。
 
[11] http://www.ymca.net/。
 
[12]http://www.scouting.org/FILESTORE/marketing/pdf/02-882.pdf,第28页。
 
[13]http://www.scouting.org/home/marketing/current%20initiatives/faith.aspx on the faiths initiative, and here for the Mormon resources。
 
[14]http://bsaseabase.org/home/awards/religiousawards/chart.aspx。
 
[15]http://www.scouting.org/About/FactSheets/operating_orgs.aspx。
 
[16]http://tln.lib.mi.us/dept/technical-services/acq/files/AverageBookPrices2014.pdf。
 
[17]http://www.publishersweekly.com/pw/by-topic/industry-news/bookselling/article/64170-e-books-remain-third.html。
 
[18]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1467/religious-books-sales-revenue-in-the-us/。
 
[19]http://www.statista.com/topics/991/us-christmas-season/。
 
[20]http://www.star-k.org/articles/articles/getting-certified/advantage-kosher-certification/1373/the-global-demand-for-kosher/;http://www.lubicom.com/kosher/statistics/。
 
[21]https://www.gov.mb.ca/agriculture/market-prices-and-statistics/food-and-value-added-agriculture-statistics/pubs/halal_market_pathfinder_en.pdf,第4页。
 
[22] IMLS这一美国机构是支持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联邦基金的原始来源。https://www.imls.gov/news-events/news-releases/government-doubles-official-estimate-there-are-35000-active-museums-us。
 
[23]https://www.aids.gov/hiv-aids-basics/hiv-aids-101/statistics/。
 
[24] 三次全国教会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及其加权频率,可以从以下链接中找到:http://www.thearda.com/Archive/Files/Codebooks/NCSIII_CB.asp。
 
[25] “How Churches Spend Their Money,”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8, 2014。Internet:www.churchlawandtax.com/blog/2014/august/how-churches-spend-their-money.html。
 
[26] 该法律指“奥巴马医疗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险必须覆盖针对妇女的预防性医疗,包括提供避孕药具,这与霍比罗比公司股东格林一家反堕胎的宗教信条不符。译者注。
 
[27]http://www.deseretnews.com/top/1700/0/20-companies-with-religious-roots.html;http://religion.blogs.cnn.com/2012/07/24/7-religious-companies-besides-chick-fil-a/。
 
[28] 载于Practical Wisdom in Management: Business Across Spiritual Traditions的Malloch (2015)同样认定了来自不同宗教和信仰系统的大量受信仰激励的企业。
 
[29] https://www.kofc.org/uns/en/insurance/index.html。
 
[30]http://www.pewforum.org/2015/05/12/chapter-3-demographic-profiles-of-religious-groups/pr_15-05-12_rls_chapter3-04/。
 
转自复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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