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以孔子为宗，但新儒家不是孔子儒家。
新儒家有原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把孔子敬畏的至上人格神“天”，转化为非人格的“天理”。二是把孔子相信的外在天命权威转化为内心良知自醒。新儒家强化了一个原罪传统：崇拜圣人而不崇拜上天，相信完美人性而不相信神圣天命。
孔子敬上天畏天命。
孔子人间伦理的一切出发点，一切根源，在尊奉上天之道，在天生德于予，在修德以配天，在尊礼以顺天。从孔子经孟子到董仲舒，上天信仰和天命意识一以贯之，可称为古典儒家，原教旨儒家。
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明明白白，礼之源在天。德，实为天德。礼，实为天礼。
董仲舒以后，儒学上天信仰和天命意识日趋淡化，宋明理学及近现代儒家已失去上天信仰，不再有天命意识。
中国精神史上，孔子的突破点在那儿？不少人说：“仁。” 这个回答，知流不知源。“仁”，从何而来？ 无天创生万物，无天发育生命，无天维系天地万物之秩序，岂能有“仁”？
《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的突破，此篇可证。
孔子以前，“上天选择”，“天命有德”的提法，只用于描述商周开国君主。“天命在身”，“奉天承运”，只与君王有关。但“吾少也贱”的孔子，内心却有“天生德于予”的确信，有天命在身的认知，有奉天承运的意识，相信上天选择自己来传承文王周文王开创的周制文明。
孔子下学而上达，终能知天命行天命。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而有德可以通过学习和修德来达到。君王可以修德以配天，平民也可以修德以配天。孔子有教无类，在传统贵族血缘上升通道之外，开辟了一条贱民也可以通过学习修德以配天以达天的新通道，血缘通道之外的学习上升之道。
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下学以上达的君子阶层，一个能通过学习修德而知天命的阶层，一个信靠上天而行天道的阶层。一个人，无论出身高低，皆可下学上达，敬奉上天，践行天命。
孔子从周，周朝“敬天保民”。孔子从周，自然明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子一生学习教育实践，从平民上升，抵达上天，宣告天下他已知天命。跟随他的，也能下学上达以知天命奉天而行。
孟子深懂孔子，坚信大德者必受命，相信大德者可以从平民中出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分贵贱。可能是舜一样的耕农，可能是傅说一样的筑墙工，可能是管夷吾一样的商人，可能是孙叔敖一样的渔民，可能是百里奚一样的小贩。天命无常，但惟德是亲。王侯本无种，有德者居之。
生命，是一个可以努力完善的对象，是可以下学而上达的灵性存在。但前提，是天命力量的牵引。
针对商周朝血缘贵族制度，这其实是一场思想领域温柔的汤武革命。由此形成了中国通过教育修德打破阶层固化和自我完善命运的强大传统。知我者天乎？孔子说的对，最理解孔子的，是上天。
康有为《孔子改制论》的感觉是对的，孔子其实是一位以复古面目出现的维新者，孔子开启了他那个时代的周礼新教变革。但康有为自己缺少天命敬畏感，他似乎不明白孔子这场思想变革的依托，就是强大的天命意识，就是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信赖，就是对人可以修德以配天的信任。孔子的突破，正在于此。孔子的业绩，正在于此。
“程朱理学”援道入儒，用“天理”替代“天命”，消解了天的人格性和神性，以自然天理代替了天命选择。虽然阳明将自己良知之源追到孟子，但其实并没有接到孟子敬天的源头上。“阳明心学”本质是上援禅入儒，用禅心替代了天性，以自性本自具足代替了对上天的敬畏和信靠。
当人们说“程朱理学”是以道补儒，“阳明心学”是以禅补儒，换个方向，我们也可以说，“程朱理学”是道家儒家化，“阳明心学”是禅宗儒家化。
不从“畏天命”出发，不从“天生德”出发的新儒家，还是儒家吗？正如把要“制天命而用之”的荀子称为儒家是对孔子的不敬一样，称不信天命的新儒家为儒家，也是对孔子的不敬。缺失了神性上天的儒家，还能算儒家吗？是不是孔门儒家，只需要问一句：你相信造物主上天吗？你相信天命主宰一切吗？
“程朱理学”就是理学，“阳明心学”就是心学，不应当再归入孔子儒家。近代新儒家离孔子敬畏天命的精神更加遥远，完全不是孔门一路了。
孔子、孟子、董子以后，敬天的儒家就停住了，以后不再有敬天儒家。心中失去了天命的儒家，是无灵魂的儒家，只是顶着一个儒家的名号而无儒家的敬畏实质。儒学要新生，只能回到古典儒家，回到对上天的敬畏和信靠，不能再走“理学”和“心学”那远离上天敬畏之路。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对中国人影响深远。一个孔子，一个刘邦。
孔子通过学习，开辟了一条下学上达之路。
刘邦通过奋斗，从平民升为君王，印证了陈胜“王侯将相本无种”观点，开辟了乱世平民打江山的上升通道。而且，刘邦“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的说法，精神上一样上达了天命意识。
天命公平
下学而上达与下战而上达，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中国式平等精神，维持了中国某种内部竞争的强度。别忘了这种平等，皆与上天相关，皆与天命相联。
秦汉以后，武战周期兴起。隋唐科举制后，文战年年进行。能者上弱者下，中华民族没有因血缘特权等级的固化而彻底腐坏，保持了中华族性的弹性和适应能力。中国人总能在危机时释放出弹性活力。这里面有孔子、刘邦深层的精神作用。
《论语》开篇讲“学而时习之”，这是深懂孔子的编排。孔子的历史突破性就在“学”这个字上，就在下学而上达这句话里。孔子最有理由怨天，因为上天安排了他非礼的低贱的出生方式，但他走出怨天的阴影，不怨天。孔子最有理由尤人，因为他想按有名份有尊严的方式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居然打听不到父亲的安葬处，逼得他做出把母亲灵棂停放官府前大街的惊世骇俗的举动。但是，孔子走出尤人的阴影，不责怪人。因为他走通了下学而上达的路，他因此不怨天不尤人。孔子不仅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推己及人，为更多的底层士子开拓了这条下学而上达的精神通路。这条精神通道更自隋唐以后有了某种制度化的保证——科举制度。
孔子从自己的低贱中升华，以仁爱之心助人从低贱中上升。人解决苦难，就是要达于上天。就是要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仁者爱人，孔子确是爱人者也。服务生命，即为有德。以德配天，不论出生。以德通天者，即为上天之子。下学上达，人人天子。
返回孔子儒家，就是返回上天。返回古典儒家，就是返回天命。无上天信仰的儒学，是逆天之学，无天命敬畏之儒学，是原罪之学。
转自华书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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