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研究》(成都)2017年第20173期 第100-103页
一、源信“二十七问”的求决对象
《四明尊者教行录》卷4收录了“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并序)”与“再答日本国十问”两份相关文献，据“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序所说：“皇宋咸平六年癸卯岁(1003)，日本国僧寂照等，赍到彼国天台山源信禅师于天台教门致相违问目二十七条，四明传教沙门知礼凭教略答，随问书之。”①源信(942-1017)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中后期比叡山天台宗的著名学僧，大和国葛城郡(今奈良县)人，俗姓卜部，良源弟子，著有《往生要集》(3卷)、《一乘要诀》(3卷)等著作达70余部、150余卷。由于《往生要集》对日本净土诸宗的创立有直接影响，故其被列为净土真宗7位祖师之一。据传，源信因与觉运的始觉思想相对而主张本觉思想，故其流派因其居住于惠心院而被称为“惠心流”。源信遣其弟子寂照(962-1034)于1003年(日长保五年)入宋，此27问当即寂照携来，宋地天台宗的知名学者、山家派的代表人物四明知礼(960-1028)作答，故此27条的问答双方当是源信与知礼无疑。
然而，关于源信的主观求决对象，学界未见深究。源信的求决书信云：“天台宗疑问二十七条，恭投函丈，伏冀垂慈，一一伸释，不胜至幸。日本国天台山楞严院法桥上士位内供奉十大禅师源信上。”②并未明确指出求决的对象即是知礼。寂照入宋之时，天台山家、山外两派的论战虽已持续3年，但其时山外的势力与影响较山家为广。知礼虽作为山家的代表已显露锋芒，但尚未取得对山外派的压倒性优势从而成为天台宗的正统与权威，在日本佛教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均甚有限。由此推测，寂照携源信问目求决的对象，其最初指向并非知礼，而是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山。遵式为寂照携来的南岳慧思著作《大乘止观法门》、《方等三昧行法》作序的史实也从侧面暗示出寂照入宋的指向在天台山。北宋天台传承可分为三系：四明系、钱塘系、天台系，其中以慈云遵式(964-1032)为代表的天台系在当时有着重要地位与极大影响。遵式与知礼虽属不同系统，但曾共同师事义通，有同学之谊，为学弘教风格虽异，但有互补作用，因此两派关系较为融洽。③考察知礼行迹可知，他自996年移居明州延庆寺(时名保恩院)后便“足无外涉”，④可知寂照入天台山时知礼尚在明州。不难想象，在寂照求决于天台山时，遵式向寂照举荐了精通教义的四明知礼作为释疑的最佳人选。遵式的这一举动，一方面是对知礼天台理论水平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提升了知礼在教内外的声誉，间接支援了山家学说。⑤
二、“再答日本国十问”的作者归属
关于“再答日本国十问”，前言云：“此十问不知彼国何师所设而来，相传但云：日本国问，四明法师答。”⑥又“《草庵录》纪日本国师问事”云：“日本国师尝遣徒抗海，致问二十于法智。法智答之，皆深于理致也。后广智嗣法席，复遣其徒绍良等二人，赍金字《法华经》，如贽见之礼，因哀泣致敬，请学于轮下。三载其道大成，还国大洪台学。曾鲁公碑其塔，具道之。”⑦“日本国师尝遣徒抗海”即指源信遣徒寂照入宋事。知礼去世后，其徒广智尚贤继其法席主持延庆寺，又有日僧绍良等2人入宋求学。关于绍良入宋的时间，《本朝高僧传》卷10《绍良传》中作后一条天皇长元(1028-1036)初年。⑧根据“复遣其徒”，一般认为源信在遣寂照入宋后又遣绍良入宋求决，此十问即是绍良所携源信之问。然而，其一，绍良虽为源信弟子，⑨但源信已于1017年辞世，何以能在10余年后“复遣其徒”?其二，考察问答内容可知，与前27问侧重从细节处提问相比，此10问侧重天台教义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提问风格迥异，由此推断前后两次求决当非同一人所问。另一方面，知礼于1028年正月五日离世，⑩日本入宋船舶多在仲秋或晚春起航，(11)绍良若于同年入宋，亦不会早于正月。由上引史料亦知，绍良入宋时知礼已逝。此10问若是绍良携来，答者定非知礼。因此，认为此10问是绍良携来源信所问并知礼答的观点(12)，是基于上述两段史料记载的主观联想，并不符合史实。此10问如是绍良携来，派遣其求决之人或是良源、源信的弟子与继承者都率院觉超(960-1034)，答问之人当是知礼法嗣广智尚贤。然而，绍良携10问入宋并无相关史料记载，此10问是否为绍良携来也存在很大疑问。若是他人早于绍良携来，则不排除知礼作答的可能性。
三、源信设疑动机的不同观点
关于源信求决知礼事，中日两国文献的记载颇有出入。赵抃《宋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云：“师(知礼)答之，咸臻其妙。”(13)志磐《佛祖统纪》记载了源信看到知礼答释的反应：“信大服其说，西向礼谢。”(14)《佛祖统纪》在安排天台传承法系时，还将源信列入四明知礼的法嗣，将绍良列入广智尚贤的法嗣，(15)暗含源信求决知礼事有拜师求教之意。相反，日本史料方面，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4《慧心院源信》记载了知礼看到源信问目时的反应：“东域有深解之人乎!”(16)师蛮《本朝高僧传》卷10《源信传》云：“至其(源信)立义之精，虽四明山家之诸师，而不能企及也。然宋沙门志磐著《佛祖统纪》，以信师系于知礼之嗣，以其有疑问也。殊不知信师之意，欲试异域之学匠也。暨答释来，多不契其意，况又不出安海中下之释邪。吁!鹤凫难续，胶漆强粘，信师尚掉头于定中，又至信伏其说西向礼谢，何虚辞之甚邪!”(17)对《佛祖统纪》进行了反驳，认为源信设疑是为试探知礼，其天台学造诣实在知礼之上。关于安海之释，同卷《安海传》云：“信公曾设二十七疑，寄问宋国智礼法师，海见其问目曰：‘是等肤义，何须遥问?’乃作上中下三答，谓徒曰：‘法智答释不出我三种矣。’及礼答释来，海已物故，果如海之中下义也。门弟子即持礼答及海释，往墓读以祭之，海骨放光云。余寻三释而不得，顷始得下释，文长不载焉。”(18)松下见林亦云：“知礼私淑于螺溪三世之传，而专天台中兴之名，溪也得遗教于日本，而日本信请业于礼，观此则如礼可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乎?安海法师，诚出类拔萃之人也，亦可知本朝作人之盛矣。”(19)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文献的不同态度和立场，近代以来两国学者多因袭己说，尤其是日本学者由此产生许多傲慢与偏见。他们对源信求决动机的论说，常与北宋初期日僧入宋的动机乃至另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即北宋初期中日文化强弱的比较相联系，认为北宋初期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典籍佚亡甚多，暂时处于文化的衰落与恢复时期，日本则处于藤原时代(藤原氏摄政，一般指969-1068)的文化繁荣时代，因此在佛学研究方面，日本处于对等甚至凌驾于中国的境地。相应地，与日本入唐僧的求法动机不同，入宋僧的动机不再是求法，而是巡礼圣迹与修行。(20)具体到源信求决的动机，西岡虎之助认为一方面是基于教义研究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袭最澄以来日本天台宗所谓“唐决”的咨疑传统，安藤俊雄、木宫泰彦亦持因袭传统说。(21)同时，基于日本传统文献的记载，木宫泰彦、道端良秀等学者均倾向于试探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源信让自己的弟子寂昭赴宋而自己不去，是自负地认为日本文化比起北宋文化来要居上位，因此避免远道入宋的辛苦，宁愿栖身睿山横川的幽雅之地，专心致志地修行和学习。(22)
对此，中国学者有不同看法。释东初指出：“宋朝承继唐末五代混乱之后，典籍佚亡甚多，文化衰微不振，日本藤原时代，文化虽相当发达，但对佛学研究并未能凌驾我国之上，仅所保存文献史籍，足可弥补我国所缺者。”(23)郝祥满指出，日本学者认为当时日本文化已与北宋文化持平甚至凌驾其上，是以中国典籍从日本的逆输入为主要依据的。然而，宋代的中日书籍交流是双向的，日僧携来的典籍远少于从中国取回的典籍，且这些典籍基本上是中国撰述，并非日本的文化创造，日本学者依此来讨论日宋佛学水平的高低、法水流向的主次，是不足为据的。针对日僧入宋动机的巡礼非求法说，郝祥满以奝然(938-1016)为例，认为奝然在《为奝然上人入唐时为母修善愿文》中的自述“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并从日本当时的社会语境进行了合理分析，结合奝然的行为(求经、学法、传法、利他)判断，奝然入宋的目的确是以“求法”为主、以“巡礼”为次，是来唐留学僧和求法请益僧的延续。(24)留学中国的日本学者半田晴久也认为，奝然等人入宋的目的是以日本统治阶层和教团的支持为背景的“求法巡礼”，入唐僧与入宋僧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无二致。(25)关于日本学者观点的形成原因，郝祥满指出：“古人的自尊意识加上现代日本学者的自大，今天日本学界自然有了来宋日僧不是为求法而是为修行来中国的论点。……他们掌握的资料并非不丰富、研究并非不勤奋、思维并非不敏捷，结论的错误只能在指导思想和历史教育上找原因。”(26)曾其海认为，就源信与知礼的问答来看，“日本天台宗的理论研究远不及知礼对天台理论的研究”。(27)暗含源信设疑非为试探而为求教的意图。
四、源信求决动机的合理解释
源信求决确是因袭自唐以来的“唐诀”传统，但他的求决行为是出于研修教义需要的真心求教，还是仅为表面的传统延续或深层的有意试探，通过两国历史文献带有强烈主观立场的记载妄下结论并不可靠。考察源信求决的真实动机，首先需要从问答内容本身来寻找线索。源信的27条提问中皆提到“近代疑者”或“疑者”，可知这些问题并非源信的个人问题，而是在日本佛教界研习教理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提问中有“近日学者各执不同，试垂一决”、“如是等事相不同，要须有定论也”、“此说是不?”等语，(28)与其说是试探，不如将其看作源信从真诚的学问切磋与交流立场的求教释疑更为恰当。
若进一步从当时日本佛教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源信遣寂照入宋求决恐与奝然的入宋不无关系。平安时代后期，日本佛教界的南北之争渐趋激烈。其时，奝然所代表的南都东大寺真言宗与源信所代表的北岭比叡山天台宗的斗争已经公开化，奝然虽在入宋前的天延二年(974)与源信在宫廷辩论中失利，但由于入宋求法(983-986)的巨大成功，为他与南都佛教赢回了地位与利益，对于权倾一时的天台宗延历寺及其后援贵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此，源信遣寂照入宋求决，背后恐怕也有建立中日间的佛法交流关系、获得中土佛教的认可或印证、为比叡山天台宗赢得荣光、以便与对手争夺自宗在日本朝野中权力与地位的目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日僧心目中，获得中土的认可即是获得了某种神圣性与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奝然完成入宋求法并顺利归国后，到源信派遣寂照入宋之前，源信已有多次试图与宋朝僧人取得联系的行动，如他于永延二年(988(29))托宋商朱仁聪将其著《往生要集》3卷送往宋朝，正历元年(992)又将新著《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3卷托宋商杨仁绍带给婺州云黄山七佛道场的行辿，并另抄一部让行辿转赠给慈恩寺弘道大师的门下，长保三年(1001)又将新著《因明义断纂要注释》1卷托杭州水心寺齐隐再次带给弘道大师门人以求决疑。但除送《往生要集》后分别收到行辿与周文德的回信(30)外，后两次送书均未收到任何回应。最后只能借助最澄以来天台宗僧入唐求决的传统，遣其徒寂照亲自入宋求决。事实证明，寂照虽终于宋地，未能东还，其功绩与影响亦不能与奝然相比，但作为沟通与维持日宋天台宗关系的使者无疑是成功的，史载寂照入宋求决之后，“从此风便往来，音问相继。”(31)
综上所述，若从中日佛教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源信的求决行为，从主观动机看，虽是继承自日本天台宗开祖最澄以来入唐求决的传统，同时也有为自宗发展谋求资源，以期保持自宗地位与利益的考量。从客观效果看，问答双方均借此彰显了各自威望，弘扬了自家的天台教法。源信由此巩固了自宗在南北佛教之争中的地位，并使之作为天台宗山派的代表在与寺派的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知礼也借着释疑的宝贵机会宣扬了自己的名声，有助于确立山家派的正统地位以便与山外派继续展开论战。然而，抛开史料所裹挟的传说、附会以及其中的利益考量，我们也应看到，源信与知礼的问答，反映出两国硕学不顾国境之隔，对待学问的共同追求与真挚交流，为北宋初期的中日佛教交流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历史记忆。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文献的不同态度和立场，近代以来两国学者多因袭己说，尤其是日本学者由此产生许多傲慢与偏见。他们对源信求决动机的论说，常与北宋初期日僧入宋的动机乃至另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即北宋初期中日文化强弱的比较相联系，认为北宋初期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典籍佚亡甚多，暂时处于文化的衰落与恢复时期，日本则处于藤原时代(藤原氏摄政，一般指969-1068)的文化繁荣时代，因此在佛学研究方面，日本处于对等甚至凌驾于中国的境地。相应地，与日本入唐僧的求法动机不同，入宋僧的动机不再是求法，而是巡礼圣迹与修行。(20)具体到源信求决的动机，西岡虎之助认为一方面是基于教义研究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袭最澄以来日本天台宗所谓“唐决”的咨疑传统，安藤俊雄、木宫泰彦亦持因袭传统说。(21)同时，基于日本传统文献的记载，木宫泰彦、道端良秀等学者均倾向于试探说，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源信让自己的弟子寂昭赴宋而自己不去，是自负地认为日本文化比起北宋文化来要居上位，因此避免远道入宋的辛苦，宁愿栖身睿山横川的幽雅之地，专心致志地修行和学习。(22)
对此，中国学者有不同看法。释东初指出：“宋朝承继唐末五代混乱之后，典籍佚亡甚多，文化衰微不振，日本藤原时代，文化虽相当发达，但对佛学研究并未能凌驾我国之上，仅所保存文献史籍，足可弥补我国所缺者。”(23)郝祥满指出，日本学者认为当时日本文化已与北宋文化持平甚至凌驾其上，是以中国典籍从日本的逆输入为主要依据的。然而，宋代的中日书籍交流是双向的，日僧携来的典籍远少于从中国取回的典籍，且这些典籍基本上是中国撰述，并非日本的文化创造，日本学者依此来讨论日宋佛学水平的高低、法水流向的主次，是不足为据的。针对日僧入宋动机的巡礼非求法说，郝祥满以奝然(938-1016)为例，认为奝然在《为奝然上人入唐时为母修善愿文》中的自述“为求法不来，为修行即来”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并从日本当时的社会语境进行了合理分析，结合奝然的行为(求经、学法、传法、利他)判断，奝然入宋的目的确是以“求法”为主、以“巡礼”为次，是来唐留学僧和求法请益僧的延续。(24)留学中国的日本学者半田晴久也认为，奝然等人入宋的目的是以日本统治阶层和教团的支持为背景的“求法巡礼”，入唐僧与入宋僧从这个角度来说并无二致。(25)关于日本学者观点的形成原因，郝祥满指出：“古人的自尊意识加上现代日本学者的自大，今天日本学界自然有了来宋日僧不是为求法而是为修行来中国的论点。……他们掌握的资料并非不丰富、研究并非不勤奋、思维并非不敏捷，结论的错误只能在指导思想和历史教育上找原因。”(26)曾其海认为，就源信与知礼的问答来看，“日本天台宗的理论研究远不及知礼对天台理论的研究”。(27)暗含源信设疑非为试探而为求教的意图。
四、源信求决动机的合理解释
源信求决确是因袭自唐以来的“唐诀”传统，但他的求决行为是出于研修教义需要的真心求教，还是仅为表面的传统延续或深层的有意试探，通过两国历史文献带有强烈主观立场的记载妄下结论并不可靠。考察源信求决的真实动机，首先需要从问答内容本身来寻找线索。源信的27条提问中皆提到“近代疑者”或“疑者”，可知这些问题并非源信的个人问题，而是在日本佛教界研习教理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提问中有“近日学者各执不同，试垂一决”、“如是等事相不同，要须有定论也”、“此说是不?”等语，(28)与其说是试探，不如将其看作源信从真诚的学问切磋与交流立场的求教释疑更为恰当。
若进一步从当时日本佛教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源信遣寂照入宋求决恐与奝然的入宋不无关系。平安时代后期，日本佛教界的南北之争渐趋激烈。其时，奝然所代表的南都东大寺真言宗与源信所代表的北岭比叡山天台宗的斗争已经公开化，奝然虽在入宋前的天延二年(974)与源信在宫廷辩论中失利，但由于入宋求法(983-986)的巨大成功，为他与南都佛教赢回了地位与利益，对于权倾一时的天台宗延历寺及其后援贵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此，源信遣寂照入宋求决，背后恐怕也有建立中日间的佛法交流关系、获得中土佛教的认可或印证、为比叡山天台宗赢得荣光、以便与对手争夺自宗在日本朝野中权力与地位的目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日僧心目中，获得中土的认可即是获得了某种神圣性与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奝然完成入宋求法并顺利归国后，到源信派遣寂照入宋之前，源信已有多次试图与宋朝僧人取得联系的行动，如他于永延二年(988(29))托宋商朱仁聪将其著《往生要集》3卷送往宋朝，正历元年(992)又将新著《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3卷托宋商杨仁绍带给婺州云黄山七佛道场的行辿，并另抄一部让行辿转赠给慈恩寺弘道大师的门下，长保三年(1001)又将新著《因明义断纂要注释》1卷托杭州水心寺齐隐再次带给弘道大师门人以求决疑。但除送《往生要集》后分别收到行辿与周文德的回信(30)外，后两次送书均未收到任何回应。最后只能借助最澄以来天台宗僧入唐求决的传统，遣其徒寂照亲自入宋求决。事实证明，寂照虽终于宋地，未能东还，其功绩与影响亦不能与奝然相比，但作为沟通与维持日宋天台宗关系的使者无疑是成功的，史载寂照入宋求决之后，“从此风便往来，音问相继。”(31)
综上所述，若从中日佛教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源信的求决行为，从主观动机看，虽是继承自日本天台宗开祖最澄以来入唐求决的传统，同时也有为自宗发展谋求资源，以期保持自宗地位与利益的考量。从客观效果看，问答双方均借此彰显了各自威望，弘扬了自家的天台教法。源信由此巩固了自宗在南北佛教之争中的地位，并使之作为天台宗山派的代表在与寺派的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知礼也借着释疑的宝贵机会宣扬了自己的名声，有助于确立山家派的正统地位以便与山外派继续展开论战。然而，抛开史料所裹挟的传说、附会以及其中的利益考量，我们也应看到，源信与知礼的问答，反映出两国硕学不顾国境之隔，对待学问的共同追求与真挚交流，为北宋初期的中日佛教交流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历史记忆。
(22)[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67页；[日]道端良秀著，徐明、何燕生译，王一凡校：《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9页。
(23)释东初著：《中日佛教交通史》，台北：东初出版社，1970年，第383页。
(24)郝祥满著：《奝然与宋初的中日佛法交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9-152、262-264页。
(25)[日]半田晴久著：《日本入宋僧研究——以日本汉文史料为中心》，浙江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26)同注(24)，第259页。
(27)曾其海：《天台宗知礼答日本国师问》，《台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13页。
(28)详见第5、9、11问，同注①，第886页中、第887页中、下；第74、76、77页；第131、135、136页。
(29)一般认为《往生要集》是宽和二年(986)由宋商周文德携归宋朝，西岡虎之助通过考证认为应是永延二年(988)由朱仁聪携归宋朝后转交给周文德。([日]西岡虎之助：《源信を中心とする日宋文化の交涉(第一回)》，《史学雑誌》第35编第12号，1924年，第985-987页，后收入西岡虎之助著：《西岡虎之助著作集第3卷文化史の研究Ⅰ》，东京：三一书房，1984年)木宫泰彦亦持此说。([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89页)
(30)西岡虎之助认为周文德的回信或是为仰赖源信供给衣粮而特意捏造的赞词，因为据1072年入宋的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的记载，《往生要集》在天台山未见有如周文德信中所说的广泛影响。([日]西岡虎之助：《源信を中心とする日宋文化の交涉(第一回)》，《史学雑誌》第35编第12号，1924年，第1003-1004页)木宫泰彦亦持此说。([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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