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自己的人生总结了两句话：在计划经济时代寻找市场，在市场经济时代寻找信仰。这也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
本文要点：
八十年代的理想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资本市场的改革是失败的
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收获了一个互害的时代
主持人谌洪果：
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光临知无知。
今天这个周末的美好时光，外面下着雨，但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今天晚上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场讲座和分享，其实更严格说应该是分享：陈浩武老师给我们分享他做石门坎公益的经历。我是昨天才知道，陈老师比我们知无知的老虎庙大哥还年长一岁，但看上去特别的年轻，我觉得我都有点老了，但是我们的心态一定要保持年轻。
陈老师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我相信来的很多人都知道陈老师的传奇经历。我觉得这场讲座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是我们做知无知也好，还是陈老师做的各种更重要的事情也好，都是在寻找某个民族文化最后的精神性、支撑性的力量。
陈老师今天通过他这些经历，会给我们找到一些答案。什么样的答案，我觉得也许陈老师不一定说的很明确，那么直白。更重要的是我们随着陈老师一起去体会他的这种心路历程，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开头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等陈老师讲完以后，我们会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做交流，到时候我们会逐渐深入展开，有请陈老师。
陈浩武：
非常感谢大家。西安是古都，文化名城，我对这个地方心仪已久。知无知我是第一次来，我从心里非常佩服谌洪果的努力。因为知无知这种令人尊敬的地位，和西安这座令人尊敬的城市，所以我特地为这一场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
我今年67岁。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是那个时代改革活动的参与者。我担任过人民银行金融改革部门的负责人，直接参加金融机构的分设过程。90年代我们又投身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我当时是长江证券公司的创始人，是中国证监会第一届发审委员会的委员，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我和江平先生、董辅礽先生一起，参加过《证券法》的起草；我也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中国只有极少数人在90年代拿到纽约证券交易的License。
那么，80年代改革活动的参与，90年代直接参与市场建设，到今天去做公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轨迹和人生路径？作为一个过来人，为什么现在找到了公益这么一条道路？而且我也不讳言，这个公益活动是有价值观在背后的，不仅仅是给学生送几本书，给贫困的孩子送几件棉衣，更重要的，我们是在背后弘扬一种关于价值观和一种理念的推广。所以我给自己的人生总结了两句话：在计划经济时代寻找市场，在市场经济时代寻找信仰。这也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图像，这就是柏格理，他是一个传教士，被誉为西方五大使徒之一，1888年来到中国，先到云南昭通，1904年进入到苗寨。他最大的功劳就是让花苗这个部落整体上皈依了基督教。在整个西方的传教史上，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大家知道，在天主教的耶稣会时期，有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那是在16世纪，他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在1807年以后，新教传教士来中国，柏格理是代表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耶稣会传教士把工作重点放在宫廷，是对皇帝传教，走的上层传教路线，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要解决了皇帝的问题，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利玛窦他们失败了，在明末清初，发生了一场“礼仪之争”，最后中国皇帝把他们所有人都赶走，包括利玛窦的继任者。一直到1807年新教马礼逊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创了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局面。那么柏格理这个人，就是新教在中国传播的代表人物。
这张柏格理头像，大家可能看不清上面是什么，这是用花苗文组成的。柏格理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苗族创制了文字，然后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也用这个文字办学校、办教育，从而使一个蛮荒的、结绳记事的苗人社区，成为了“西南文化高地”，成为了“海外天国”。这在中国传教史上是一个奇迹。
你们西安有一个碑林，碑林里有一块非常重要的碑，叫“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这个所谓的“大秦”就是罗马，这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碑。在石门坎也有一块碑，叫“溯源碑”，“溯”苗人皈依基督这个“源”。从“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到“溯源碑”，其实就是记录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两个历史阶段。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按照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所做的改革的设想，大体有一个路径：中国要通过发展经济，让经济发展以后，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当一个国家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按照当时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成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以后，自然会提出民%主的诉求，推动中国实现社会转型。这是当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做的一个基本的路径设计。
那么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就是市场经济。大家知道，80年代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当然，这是一个扭扭捏捏的过程，是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过程。好比说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商品经济，中国要走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商品经济道路，所以它是一个不改变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主流，而羞羞答答的在里面补了一个所谓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
一直到“十五大”，才把这种羞羞答答的遮羞布完全摘掉，确定中国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80年代过来的人都会清楚两个会议：一个叫莫干山会议，一个叫巴山轮会议，会议的核心就是确立市场经济。
当年我是全国中青年经济研究会的理事，湖北省青年经济研究会的秘书长和副会长。那个时候像我们这些30多岁的年轻人是非常活跃的，整天写文章、做报告、做演讲，就是要讲市场经济。
莫干山会议并不是官方办的，而是北京和各省的一批年轻人，包括所谓的“改革四君子”，那个年代像这批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他们在推动着社会的走向。莫干山会议有一个金融小组，也就是那些金融界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原则：建立金融市场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要走市场经济道路，那就要做金融市场。
建设金融市场的美好前景吸引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1990年之前，我曾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调统处处长、体改办主任，据说被列为人民银行第三梯队，但是我把所有这些都放弃了，毅然决然去组建了一家公司，就是今天的长江证券公司。我去做这家证券公司的时候，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些领导和我的顶头上司，都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证券公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中国的资本市场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
但是我为什么要坚定的迈出这一步呢？
当时我自己说过一句话，“资本市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是我当时到处演讲的题目。
这张照片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在1986年，当时的邓小平把中国的第一张股票送给了纽交所的主席范尔霖，这给整个西方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得到世界的承认？因为在那个年代，在一个计划经济年代，拿一张股票出来作为礼物，其实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寓意。它代表着邓小平将要把中国这艘航船引向什么方向，所以我特别把这张照片调出来。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就是我们当时心态的描写。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认识到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变革，它不是简单的成立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产权制度的一种变革。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三根支柱，第一叫公有化，第二叫计划经济，第三叫按劳分配。我们学经济学都非常熟悉，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这三根支柱支撑起来的。
但是，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就是私有制，就是要私有化，所有西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都叫私有化。第二，证券市场做的是市场经济，是按市场分配资源，而不是按计划分配资源。第三，资本市场的核心是按资本来分配。所有的股份制改造是出资最多的这个人当董事长。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决策系统是一人一票，而在资本市场的决策是一股一票。一个人只有一股和一个人有一万股，不在同样的语境下，拥有一万股的人发言的权利、他的声音要远远超过那个只有一股的人。
为什么说它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因为资本市场发展的这三条，改变了中国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三根柱子。
那么我们怎样去建立资本市场？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我们不是把它看成融资制度的变化，而是把它看成一种产权制度的变革。就是把原来属于国有的，变成民营；然后在股份制条件下，用董事会的方式来治理，通过股票价格的变动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在设计资本市场的时候，是带着这么一种强烈的理想来变革。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作为过来人，我必须承认，刚才说的这一套资本市场的改革，是失败的。
我在2013年到中国金融博物馆做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讲完后一个星期，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告诉我，你的这个演讲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600万；到了一个月以后，他告诉我已经超过1200万。这是我离开资本市场十几年后，第一次公开评价资本市场。我当时的评价就认为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人炒股的话，我可以问一下，你们这几年在市场上能够赚到钱吗？没有赚到钱。你们每个人都成为一棵不幸的韭菜，你长了一点，就被割掉了，长了一点又被割掉了。这个市场用我们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财富效应。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赚不到钱呢？我们如果以十年为坐标，2018年和2008年我们来比较一下，这十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税收、GDP都是大幅度增加的。但是这十年来，我们股票市场的指数是个什么情况？你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我记得当时讲的时候，有一个笑话说，中国证监会主席叫尚福林，那就意味着上涨幅度为零；后来过了不久又来了一个主席叫郭树清，就输得连锅都没有了，这两个主席的名字恰恰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形象的写照。因为实际上这个市场对股民来讲，几乎中国的每一个股民都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捐了10万人民币以上，不要说赚钱，实际上是把你自己的钱都吞进去了。
那有没有人赚到钱？当然有人赚到钱，在中国没有资本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官员贪腐是以百万计的。那个时候贪腐主要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就是某某批个条子可以搞十吨钢材，这些钢材拿出去，价格马上就翻倍了，这叫“双轨制”。但是有了资本市场以后，中国官员的贪腐规模以亿元来计。为什么？我一说大家就明白，真正这个市场的受益者是谁？就是那些极少数的掌握着内部信息的，有资源和权力去完成所谓的资本重组和资本并购的这些人。
金钱是通过权力拿走的，经济学里叫“寻租”，“权力寻租”。所以普通民众不仅没有通过资本市场去完成财富积累，反而成了一个被剥夺者。我们说股民都成为一棵韭菜，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这代人就要思考，为什么失败？
把中国现在的现状，和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它有不可或缺的两翼——如果市场经济是一个结构主体，它一定有两翼。
它的一翼，我们可以称为“宪zheng秩序”。宪zheng秩序是什么呢？是约束公权力，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同时，保护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被侵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宪zheng秩序是法制，是契约精神。
市场经济的另外一翼，我们把它称为由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道德伦理。这个道德伦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把社会放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状态，每个人都会有要去赚钱的冲动，对金钱追求的冲动。但是基督教文明所形成的道德理念的核心，是抑制人们对金钱追求的盲目冲动，使所有的盈利和赚钱的行为都建立在一个合乎道德的伦理基础上。
这一点非常重要。像我们今天，为了能够赚钱，就往牛奶里面放入三聚氰胺；为了能够赚钱，就在油里面放进地沟油。我曾经写文章说过，有一个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人什么都可以解决，难道我们还解决不了食品安全问题吗？我直接回答他，你还真解决不了，你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食品安全看起来是一个食品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是个现象，但是它的本质是人的伦理的崩溃和道德的沦丧。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精神的结构，一个道德的底线，一个伦理准则，我们的食品安全永远解决不了。
我不是在夸张，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互相投毒的时代，是一个互害的时代。文%革时候的互害是“政治互害”，互相揭发，丈夫揭发妻子，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揭发老子，这叫政治互害。而今天的互害是互相投毒，我是卖牛奶的，我把三聚氰胺搅在牛奶里面，让你小孩得大头病；我是卖油的，我把地沟油熬出来，卖给你们吃；我卖地沟油的赚的钱，拿去买了有毒的豆芽；那个卖豆芽的赚的钱，又去吃用地沟油炒的菜。看起来大家都吃得满脸油乎乎的，实际上是互相投毒，互相伤害，这是我们市场经济最龌龊的一部分。它不为健康的市场经济所容。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简单地以为西方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市场”，就是一个“经济”，不是这样的。它是建立在宪zheng秩序基础上的一种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道德伦理基础上的一种经济行为。但这些我们没有，我们的市场经济叫什么？是“列%宁主义”加“市场经济”。所以这种市场经济一定是权贵资本产生，是拜金主义盛行，是环境严重破坏，是人心沦丧的这么一个市场经济。
我要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要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所要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最后给中国带来的就是毁灭。我和环保部的一位副部长聊，我跟他说十八大的报告当中提出了环境问题，但我认为这种提法远远不够，现在不是什么环境污染，这么四个字轻飘飘就带过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生存的基座已经破坏了。
人的生存的基座靠什么？第一靠空气，我们有吗？雾霾。第二靠水，我们有吗？水体严重污染。第三靠吃的食物，我们有吗？没有，因为我们土壤严重的污染。我们的土壤的污染现在到了什么地步呢？大家可能没有去关注。80后、90后现在的生育成为重大问题，这个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地方，很多青年男女孩就已经不能生育了，为什么？从很小就开始吃这些膨胀剂、化学剂，鱼里面是激素，肉里面是激素，药是激素，菜是激素，水果是激素……
用佛教的话说这叫“共业”。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是说我们去谴责这些黑心的商人，其实我们都在其中。佛门称之为“共业”，就是这种犯罪是共同的，从而导致中国人现在的生存环境，我们没有清洁的空气可以呼吸，我们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我们没有安全的粮食可以吃。
这些年移民到海外的人特别多，所有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中国人都必须体检。有人把这个体检数据收集起来，结果发现，中国人身上的重金属都严重超标。所以有人调侃，说中国人躺下去，是一张元素周期表，中国人站起来是一个钢铁侠。就是说我们体内的重金属超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你们都知道北京的雾霾，有时候那种空气笼罩在整个北京上空，PM2.5常常爆表，空气都是那种焦糊的味道，真的就像到了世界末日。它的确严重地伤害着国人的身体，同时也严重地伤害着我们的心灵。
在80年代，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去寻找市场。但是，走了40年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市场有问题。所以我开始关注精神领域，关注社会救赎，关注精神信仰。
于是，在2011年的某个时候，我走进了石门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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