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多数国家都在文明路径上日新月异，一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更是翻天覆地。美国《时代》周刊1993年7月“精神上的转移”一文指出：
“31年前……韩国基督徒的人数仅有120万，自那以后，基督徒的人数猛增，几乎每10年增加一倍，尤其是新教教徒增长迅速。到今天，韩国4500万人口中，约1/3是基督徒，其中新教教徒为1180万人，罗马天主教徒300万人，另外，总人口中40%的人是名义上的佛教教徒……10名将军中，有9名是正式入教的基督徒。去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三名主要候选人也无一例外，获胜的金泳三就是保守的鼎岘里长老会的长老。许多著名的工商界人士也是基督徒。新教教会已向海外派遣了至少2000名传教士。”
例如，李明博总统，就是韩国改革宗长老会的长老。如今，韩国总人口的30%是基督徒。可以这样说，韩国已经从一个充满“萨满教的底层社会+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情结的传统国家转变为一个倾向基督教和西方价值观的现代国家。
[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位于韩国首尔，是一所私立研究型综合大学，基督教大学，韩国顶尖大学之一。与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和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并称为韩国大学的一片天（S.K.Y.），为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成员。因为入学竞争极为激烈，延世大学是韩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排名前百分之一学生才能考进的大学之一]
基督教在韩国的复兴，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韩国教会为了韩国所作出的舍己性牺牲。日占时期，拒绝了天皇崇拜，韩国的传道人宁死不向占领军当局屈服而坚持基督教信仰。日本仓皇撤退后留下的大量遗孤，又是韩国基督教会收养了这些本有民族深仇大恨的异邦子弟。
事实上，韩国那些具有强烈儒家式家国主义情怀的社会精英念念不忘的是这一屈辱的亡国史：为了遏制日本，明成皇后试图拉拢俄国，成为日本吞并朝鲜的绊脚石，结果是，1895年，明成皇后在景福宫玉壶楼被日本右翼组织的浪人暗杀、碎尸并焚尸；史称“乙未事变”。
同样，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对民间社会的朴素情感，威权时代，又是韩国教会保护了大批民权争取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韩国的“曼德拉”、前总统金大中即为天主教徒。由此，在韩国的基督教会，给韩国社会留下了颇为美好的印象。 这与日本基督教的颓废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华丽的休假》为韩国导演金志勋导演的一部2007年的电影，金相庆、安圣基、李瑶媛、李准基等主演。该片讲述了1980年在韩国光州发生的民主化运动这一历史性事件。影片显示了韩国无辜市民的抗争精神。电影的名称来自于韩国总统全斗焕上将独裁军政府向大韩民国陆军下达的镇压命令代号］
从1884年9月20日抵达半岛的美国长老会医疗传教士Horace Newton Allen开始，韩国教会以近一个世纪，使得一个崇尚东方儒家-萨满教的民族成为一个接受了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开放精神的现代民族。在韩国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时光里，也即韩国民主化前夕，占韩国全部人口1/4的社会精英中，有80%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可以说，基督教是理性的现代韩国的软实力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尤其是改革宗的门徒培训，更是大面积改变了韩国民族的个人品性。如果非要找出着力点不可，根据老一辈传道人的记忆和总结，韩国教会的改变是从两大个人习惯的养成开始的。
一大习惯是晨更灵修习惯。美国基督教社会将这种独立于共同体直接与上帝交往的灵修方式，称为Quite Qime，简称Q.T。中国有一首赞美诗《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以大声的赞美为国家和民族祈祷复兴与和平，但这不是Q.T。在白色恐怖的日治时期这样大声赞美，实际上完全不可能。把一天最美的时光也就是早晨的四五点以至于更早的时间，单独拿出来，在祷告中进入圣经，认真研读相关经文在上下文中的含义，客观地阅读，聆听上帝对自己的呼召，进而反思自己生命中各种具体的“罪”，在一个可见的时间内离弃这些具体的罪。
绝对不是代替整个人类或者某个共同体去假冒伪善地认罪，而是为自己认具体的罪，并且立定心志毫不迟延地悔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一个慵懒涣散的萨满教民族就成为了一个愿意为主珍惜光阴、被福音所征用和支配的工人所参与组成的民族。
（除了基督教，韩国天主教也很发达）
另一大习惯是十一“当纳”的及时准确交纳习惯。中国把十一“当纳”称为十一奉献。用词的准确性很值得商榷，客观上也损坏了中国教会的委身心志，但所指却是一样的。在韩战最艰苦的时刻，饥寒交迫是再日常不过的事情了。食物供应的最主要来源是美军空投的救济粮。
妈妈们拿到粮食后，就会准备一个袋子。每次拿到粮食都会把其中的十分之一装进这个袋子。日复一日，自家的袋子粮食日渐稀少，放“当纳”的米袋却越来越满。饥肠辘辘之时，儿女们嗷嗷待哺。妈妈却坚定地说，“孩子，这是上帝的粮食”。当时，不是让大米进入奉献箱，不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POS机现场刷卡，或者如今日大型教会甚至请来银行运钞车来取“当纳”的资金。在主日，这些大米，就直接放进教会的米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正是有了这些卓越非凡的敬虔女性，几代韩国人民在下一代面前有了美好的见证。如此，一个习惯在人事恩怨中“羡慕嫉妒恨”的儒教民族就有一些愿意为主摆上的神仆，把身体和灵活一起作为活祭向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完全献上。
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个人习惯的改变，单单有知识分子在报刊杂志、高校学府的高谈阔论，韩国教会不可能复兴起来，韩国社会更是不可能如一些知识分子所期待的基督化和福音化，也就不可能有光州事件之后国家快速走向民主化法治化这样的根本性转变。
“他山之玉，可以攻玉”。但愿整个东亚大陆都能发生如此脱胎换骨的改变。
书院三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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