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俄罗斯汉学已经形成了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传统，时任俄国北京传教使团修士大司祭的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П. И. Кафаров）进行了中国佛教史、伊斯兰教史和基督教史的研究。瓦西里耶夫的著述对此后的佛教和道教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20 世纪初在俄罗斯形成了佛教研究的权威学派［谢尔巴茨科依（Ф. И. Щербатской，1866—1942）、奥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1863—1934）、罗泽堡（О. О. Розенберг，1888—1919）］。
一、关于中国民间宗教和密宗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展开了对中国民间宗教和密宗的研究工作。(1) 波尔什涅娃（Е. Б.Поршнева）在其关于中世纪密宗思想意识的著作中延续了这一主题。(2) 该著作论及中国的宗教分裂运动及其与佛教和道教的联系。作者强调了教派主义的末世论与国家间必然的冲突性，与邪教的斗争不仅是对不顺从和反叛的回应，还是对来自其他信仰和价值体系之挑战的回应，宗教分裂主义者偷换概念的行为也包括在这种挑战之内，他们会将亲属血缘和忠君等概念偷换成对同道者群体的归属感。然而，中国密宗却因之救赎理论学说具有极大的生命力。
在捷尔季茨基（К. М. Тертицкий）开拓性的研究 (3)中阐释了中国人传统精神思想及其社会宗教生活的基础。作者通过丰富的事实材料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 年代初的传统价值体系及其相关的宗教社会现象的现状，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现状。书中运用的许多数据资料为民族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总结打下了基础。本书各章分别论及当代中国的宗教意识，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状况，混合宗教和民间信仰状况，尤其重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流派现状的研究，民族的自我意识因素及其对于中国人接受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和宗教过程中的影响在书的各个部分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作者的结论是，传统宗教体系的主要因素得以保存并持续发展，大部分人保持的信仰是混合的民间信仰。
捷尔季茨基后来出版了关于20世纪中国混合宗教或者“秘密”宗教的概述性研究成果。(4)他提醒道，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除了正统的佛教和道教外，还有上百种流派。书中描述了20种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秘密”宗教，引用了有关其历史、信仰、等级结构、宗教实践、与官方的往来经验和在中国和新加坡目前状况的丰富信息。该书追踪研究了混合宗教的兴盛与有着民间末世论情绪的、过去的百年间社会变革的联系。
捷尔季茨基指出了信众群体的稳固性，他们能够经受住冲击，重新广泛地遍布于中国的各个区域，坚持其宗教观并进行宗教活动。“民间秘密宗教”的生命力在于向人们指出了社会不稳定时期的简单的、吸引人的道德导引。“混合宗教教义通常的对象是远离帝国精英文化，同时却又感到置身其中的中国农民。”(5)作者认为针对“秘密”宗教教派的指责毫无根据。他认为这些学说会重新在社会生活中获得重要地位。
泽利尼茨基（А. Д. Зельницкий）著作的主题是中国宗教的混合性。(6)他提出了在一切中国信仰和学说中采用术语“宗教的混合性”的合理性问题，呼吁明确这一概念：“……是否应该认为它是仅存于底层居民中的特殊文化传统，是否同‘三种学说’相互作用的结果相关，或者，可以将其视为中国精神文化的类型性特点。”(7)作者在研究了道佛两教交流史，分析了18世纪道教文献，譬如，柳华阳的《慧命经》中对于佛教术语的特殊用法后，得出的结论是：官方、佛教与道教的关系并不总是具有宗教性，“有理由认为该体系更多地具有折中性，却远非总是具有混合性的”(8)。
可以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为研究者们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实情开辟了新的天地。扎维多夫斯卡娅（Е. А. Завидовская）撰写了关于寺院协会和农民宗教生活的著作，其材料来自山西省和陕西省。(9)对当地居民、宗教人员和干部的调查明确了在改革年代宗教活动如何重新兴起又如何变化。该书研究了与重建教堂、举办教堂命名节、教区集体捐款等群众活动相关的宗教生活。该书辟有专门章节论述个人对宗教的接受，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人们向上帝提问财富和子孙后代的繁衍问题，祈祷家人平安幸福。某些人向上帝祈求保护他们积累的财富或者得到的职位，地方的一些领导职位提升后私下向教堂捐赠钱财。
作者指出，与彼岸世界互动的传统经过许多世纪以后仍然广泛存在。人们向上帝祈求帮助，完成诸多仪式以保持现有的平衡，就像避免在阴间受罚一样避免消极力量渗入生活。中国农民感到需要像证明祭祀效果一样的奇迹，“神力的显示”刺激了教堂的复兴。社会发生的变化对宗教领域产生了影响，在传统的集体拜祭中占据多数的是个人进香和对神的祷告。进行一段时间的冲击后，发生了信仰的贫乏和简化，许多宗教仪式的含义变得令人费解。人们被劝服说，他们的信仰是种“偏见”，但是他们却不想放弃这种信仰，害怕上帝的惩罚。研究表明，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实用主义，而且是对通过宗教达到自我完善的真诚追求。目前还谈不到中国宗教生活的“消亡”。“仪式与寺院活动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农村可自由支配的财产增加，它们的力量和规模在不断加大。”(10)
二、关于中国宗教哲学的研究
扬古托夫的著作属于哲学宗教领域，其研究对于中国佛教哲学中的统一、一致与和谐的问题引起了极大关注。(11)该专著的中心是作者阐释的作为中国佛教中心问题的“真空观”。扬古托夫从此立场出发审视了法相宗、三论宗、天台宗和华严宗的学说。扬古托夫极其重视世界一体与和谐观念的形成过程，列有单章在中国佛教宗教实践的语境中阐析“真空观”。作者强调，佛教徒否定的是人个体生命的“我”，此为造成人生痛苦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又将其真实的“存在”特性确证为某种现实中的某种真实存在之物。
扬古托夫的另外一部著作(12)向读者介绍了最流行的中国佛教典籍。佛经精选揭示了法理，本真、统一、一致与和谐的问题。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书中作为附录的“术语、中国佛教概念、佛名、菩萨名和佛学思想家人名汇编”。(13)
扬古托夫揭示中国般若波罗传统形成过程的专著(14)继续着其对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作者审视了对中国人的救赎偏好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这些中国人选择了大乘佛教传统，同时顾及已有的中国术语系统中的思想资源，探寻合适的佛教典籍翻译方法。占据专著中心地位的是对“真如” 的阐释，以及与其相关的中国佛教各个流派的法理认知主题。该书同样剖析了救赎哲学中的存在与知觉、绝对与相对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圣彼得堡的学者列尼科夫（П.Д. Ленков，1971—）的专著(15)拓展了对中国佛教哲学领域的认知。该书关注的中心是对法相（唯识）宗《成唯识论》的历史和内容的研究。作者以佛经汉译问题为背景研究这部经典，对学派创始人玄奘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该专著详细地剖析了唯识和阿赖耶识的哲学概念，并附有首次译成俄语的论述片段。
诸多原著的出版为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译著中，古列维奇（И. С. Гуревич，1932—2016）首次出版了禅师的全本《临济录》和《庞居士语录》。(16)读者可以见到唐朝时中国佛教禅宗的重要典籍，它们展示了在与禅师交流中通过心境“震撼”获得直观正觉的方法。
中国佛经选面世。(17)“序言”作者，也是译者之一的托尔奇诺夫（Е. А. Торчинов，1956— 2003）指出：“文集的选材可充分说明远东地区大乘佛教最重要流派的基本原理。”(18)托尔奇诺夫翻译、注释并分别出版的著作是3部 6—9世纪的中国佛经：《大乘起信论》，宗密的《原人论》和禅宗五祖弘忍的《修心要论》。(19)
三、关于中国佛教、道教的研究
后苏联时期的托尔奇诺夫在中国佛教和道教的研究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非常重视禅宗遗产及中国大乘佛教传统经文的翻译研究。托尔奇诺夫在“道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3年，他出版了研究中国道教的宗教观和哲学观的巨著，还探讨了道教的历史、宇宙概念及其与炼金术的联系。(20)托尔奇诺夫完成的对道教炼丹术之书《抱朴子》和《悟真篇》的学术翻译(21)促进了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道士们修习内丹术和外丹术的问题不仅反映在学者的译著中，也反映在他的研究中。(22)
国立阿穆尔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对道教和古代道教典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中心领导费洛诺夫（С. В. Филонов）教授在对道教上清派早期典籍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出版了论述道教人类学的专著。(23)费洛诺夫学者详细地研究了公元前3世纪已经出现的《黄帝经》和《素灵经》。研究者强调道，这些典籍“首次在道教历史上详尽地确定了人类 学的宇宙概念，即对人的认识体系，此处所谓的 ‘人’是主要创世力量的外化空间”；这些典籍最重要的主题被称为“战胜死亡与庆祝生命”。(24)
费洛诺夫实现了对古代道教学说细节的重构，这一学说探寻人内在的最高境界，试图将人内部宇宙的神祇可视化。神祇与人体器官（心脏、肺等等）间的关系没有使这些典籍变为医书，因为其中的话题关涉人的“内观”术以及同附着其身的神建立联系。该研究彰显出道教对天人合一观及创世观的平行性，详尽地揭示出能够克服人自身“致死之理”影响的古代观念。
2005年出版了描写中国道教当今状况的著作，(25)其基础是作者们的田野研究，包括抽样调查、对道士们的访谈和参加道教法事。书中有当今道士做法，成为道士，道观教职等级以及实际入教等丰富内容，其中也指出了道教神职人员年轻化的趋势。调查材料补充了对于官方文件和中国道教协会规定的研究。温健（Вэнь Цзянь）和戈罗别茨（Л. А. Горобец）指出，中国蓄积了复原受损道观和崇拜偶像的力量，同时，宗教活动中盛行占卜和巫术类型的仪式。书中提出了当今中国道教的影响大于佛教的看法：“总体而言，只有关注到道教通过上面讲到的形式产生的间接影响，考虑到各种混合趋势后，才可以确定道教的现实意义。”(26)书中审视了与道教有关的国家政策，包括给予重建道观的财政资助措施和安排祭祀场所；审视了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道教角色。译成俄语的中国道教协会文件、协会章程、道观管理规定以及正一教对世界各地道士的临时管理规定都作为附录登载于书中。
四、世界宗教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研究者们集中全力研究了世界宗教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戈尔布诺娃（С. А. Горбунова）剖析了20世纪文化社会转型与教义现代化的语境里中国佛教的振兴。她关注的中心是宗教改革者太虚大师的社会人类学概念，他试图使佛教接近于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日常诉求。(27)
戈尔布诺娃特别重视研究太虚大师提出的使佛教接近时代现实、现实人生以及现实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理论。太虚大师的理论著述试图吸取宗教传统的精华，使其适应当代社会，为 20 世纪百年间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戈尔布诺娃看来，太虚首次提出了必须建立适应社会发展进程的新型佛教。
戈尔布诺娃详细研究了中国佛教团体与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28)书中审视了中国接受佛教的历史进程，该进程在20世纪社会变革背景下对佛教信仰的稳定和振兴都有制约作用。中国佛教协会的活动和佛教团体与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戈尔布诺娃指出，中国佛教振兴的趋势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共和国时期出现了针对社会的佛教观念。后来，经受过欧洲思想影响的佛教改革者们又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灵感。面对当今的问题，作者指出：“全面改革的社会开始逐渐转向佛教。与此同时，现代佛教徒对时代的挑战做出了正确的反应。因此呈现出宗教与当局对话的形态。”(29)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研究者们同样注意到佛教因素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作用的问题。(30)
库兹涅佐夫（В. С. Кузнецов）的著作(31)论及的是伊斯兰教与中国和社会相互影响的问题。库兹涅佐夫除了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外，还试图阐明穆斯林与中国文化主要流派代表在世界观和宗教精神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他深入研究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国家对外政策中宗教的角色，阐明了穆斯林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汉文化代表间在世界观和宗教精神等方面的关系。在库兹涅佐夫看来，更广义上的“中国哲学”概念中还应包含中国穆斯林和信仰喇嘛教的西藏人的宗教哲学。同时须考虑到中国国内精神传统相互作用的进程，其中，伊斯兰教徒接受了儒家的人类学和伦理学观念，将其纳入伊斯兰教信仰的戒律之中。
20 世纪90年代，世俗研究和宗教研究专家对俄罗斯传教使团在中国遗产的研究表现出明显增长的兴趣。(32)如果说过去对它们活动的研究首先是在俄罗斯汉学发展史的框架下进行的，那么新的条件下则出现了弄清中国东正教存在的宗教和文化文明观的可能。提出了研究俄罗斯汉学家传教士基于东正教思想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的问题，从前使团成员完成的汉译东正教文献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对今昔的关注与试图深刻认识与同时发生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热潮密切相关，尽管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轨迹差别明显。学术宗教杂志《中国福音报》（俄罗斯传教使团过去以此为出刊刊名）的创刊成为这些进程象征性的反映，该杂志记录了东正教教徒在中国的状况以及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教派在中国的传播史。1999年，复刊的第一期杂志面世。2000年后，一系列的关于中国东正教历史的书籍也相继出版。(33)
学者们对于中国基督教派过去和当今的状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杜布罗夫斯卡娅（Д. В. Дубровская）的著作(34)讲述了耶稣会传教士活动史。书中考查了耶稣会传教团形成和发展中的机构组织，重点关注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Bell，1592—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遗产。除了耶稣会会士向中国介绍欧洲科学成就做出的贡献外，书中考查了天主教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的文化变形，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冲突。
罗曼诺夫的著作全面展示了外国耶稣会士和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文化阐释的历史。(35)主要研究的是思想和世界观相互影响史，而非传教士和教堂机构的发展。作者主要研究基督教如何适应中国文化，并阐明二者对话中的关键因素，它们基于圣经学说和中国文化并不受到外来的影响。除去对中西方文明交流产生巨大影响的早期耶稣会传教团的活动，书中对景教的文化适应史，以及19—20世纪的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团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
伊万诺夫（П. М. Иванов）在其书(36)中展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和当代中国宗教状况研究中许多值得关注的方面。该书论及了孙中山和蒋介石世界观中的基督教成分，基督教在中国台湾的发展，以及基督教“会堂”的中国教派的活动。书中有几节内容是关于东正教在中国的历史：传教士们将《新约》译成中文，18世纪初东正教传教使团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俄国传教士团成立莫斯科会馆的历史。
阿列克沙尼扬（А. Г. Алексанян）首次完成了关于摩尼教在中国的专门研究。(37)他细致地研究了这一宗教的文化和世界观转型问题，以及摩尼教汉语译本中的术语。本书的附录收入了两篇保存至今的主要文献（《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伯希和之论》）的译文。
道教学术翻译与研究授权转载
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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