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宗教与国际事务
 
梵二会议后的罗马教廷与国际关系
发布时间: 2018/12/14日    【字体:
作者:孔陈焱
内容提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迈入现代世界发展潮流的里程碑,深刻改变了罗马教廷在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趋向。后梵二时代的教廷以崭新的姿态成功回归国际社会,并完成了国际外交身份建构。教廷以其活跃的外交实践在国际社会获得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虽然教廷不愿意其宗教性定位被政治化,但其独特的外交目标、利益取向和外交特征却仍值得从政治学角度进行探究。
关键词:  梵二会议 罗马教廷 国际关系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是转型中的天主教会迈入现代世界发展潮流的里程碑。探究梵二会议对现代教廷外交[1]的指引,进而考察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值此纪念梵二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可谓正当其时。
 
一、梵二会议与当代教廷外交
 
1962至1965年,教皇[2]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和保禄六世(Paul VI)先后主持召开了梵二会议,会议以教会改革作为中心议题,反映了罗马天主教会力图在现代社会话语系统中重新阐释天主教义,训导全球信众以崭新的面貌积极介入社会事务,藉此获得在现代世界的独特地位。
 
(一)梵二会议对教廷外交未来取向的指引
 
梵二会议为教廷确立了处理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维护人格尊严为中心的一系列原则。
 
1、人格:福音的目的乃是为了给予“依照天主肖像而受造”(GS:12)[3]的人类以完整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天主教会的核心任务就是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一切领域重新发现并促进这种不可剥夺的人格尊严和道德良知。
 
2、人权:人权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保护人权包括尊重生命权、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社会公平、反对战争、世界和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Humanae)正式确定了现代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理论上,“宗教自由”所涉及的当然不仅仅是天主教徒,而是包括整个人类。[4]会议改变了“教会之外无救赎”的传统观点,说明教会试图与现代自由民主观念进行接轨。
 
3、民主:教会认为只有西方式的所谓民主政体才可以保证人权和宗教自由,非民主政体会破坏这些教会赖以生存的土壤。梵二会议后,教会的官方训导从无区别地支持任何能够促进共同利益的政府,发展为选择性地支持“符合教会道德取向”的西方式“民主政体”。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曾说:“我不是民主制度的传播者,我是福音的传播者。当然,所有关于人权的问题都属于福音,如果民主制度意味着人权,那么它也将是教会传播的信息。[5]
 
4、参与:认为福音不仅是教义,更是一个行动的号召。梵二会议鼓励平信徒参与政治生活,“自由而积极地参与制定国家基本法律、管理国家政务、并确立各机关的活动范围和界限,以及选举执政人员的工作。”(GS:75)在教会社会训导的指引下,天主教会的政治态度从专注精神层面的修养,转变为致力推行社会关怀。
 
5、和平:“和平并不只是不作战,……和平是正义的伟业”。(GS:78)《牧职宪章》不但明确了和平的性质,还提出了具体的维护和平的途径,包括成立国际组织避免战争,要求各国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发达国家“不应以征服者的身份,而应以帮忙及合作者的身份自居”帮助发展中国家。(GS:85)
 
6、对话:对话不仅是推动大公主义合一和解的方式,更表达了教会希望与所有人“通力合作,以响应我们这时代的迫切需求”(GS:91)。梵二会议破天荒地宣布其他非基督宗教也“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NAE:2)[6],期望实现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各种非基督宗教的和解。有学者说:“以此逻辑,在适当时候佛教徒、神道教徒、泛灵论者等其他非基督宗教信仰者,甚至非宗教团体都将在大公主义的新定义中找到一席之地。”[7]
 
梵二会议成功地把罗马天主教会的核心利益(福音传播与教会影响力)与世俗世界政治密切挂钩,为罗马教廷以崭新姿态进入国际关系铺平了道路。梵二会议后教廷的成员日益国际化,这既加强了教廷在教会外交中的中心作用,也朝着有利于各国在梵蒂冈[8]有更大“代表性”的方向运行。[9]
 
(二)梵二会议期间教廷新外交的发端
 
梵二会议期间教廷积极介入国际关系,展现其回归国际社会的姿态。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为教廷新外交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开端。
 
若望二十三世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敦促美苏双方倾听人民对和平的疾呼。他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发去电报。教廷这个举动意味着给予苏联一方和美国同等的政治尊重,此后教廷的非官方使节也前往莫斯科。莫斯科后来承认教皇的介入对停止这危险的游戏发挥了作用。[10]这一事件显示在打破走向战争的沉默和隔阂方面教皇和教廷拥有了新的外交空间和位置。1963年若望二十三世颁布通谕《和平于世》,鲜明表达了教会对“国与国之间关系”[11]的主张,获得国际政治界的高度评价。
 
后继者保禄六世是《牧职宪章》的主导者,他开启了罗马教皇国际牧灵访问的先例。1964年1月,保禄六世出访耶路撒冷,从而成为自1914年以来第一位离开意大利、第一个访问圣地的教皇,他实现了第一次东西方教会领袖的历史性会晤,废止了绝罚令,两大教会联合声明将寻求更大的和解。
 
保禄六世在梵二会议后期推行针对苏联和中东欧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希望通过承认苏东社会主义政权来改善东方阵营内天主教会的处境,通过民间渠道施加对中东欧天主教会的影响。但其外交努力收效甚微。[12]
 
保禄六世在任期间适逢南北问题突出,因此他的通谕中更多地提及社会正义,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把捍卫人权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革相联系,特别是与去殖民化进程挂钩,提出只有发展才有和平。
 
(三)后梵二时代教廷外交理念的重塑
 
在后梵二时代,教廷外交新理念的公开声明,更像是一份普世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彰显自身权利,并期待获得各国外交奥援的国际倡议书。
 
首先,鲜明地标榜其外交理念的超世俗性。教廷声称其外交政策以及一切外交活动唯一目的乃是维护人类良知,以此作为其外交合法性的来源。[13]但教廷以超国家的宗教权威身份介入别国内部宗教事务的“理直气壮”却经常遭遇他国的质疑。
 
其次,固守人权的绝对优先权。认为人权包括:生命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收益的权利;拥有文化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道德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这些都是教廷有权主张的普世天赋人权。这种直接挑战国家主权的绝对人权理念,经常遭到主权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抗议。
 
第三,高举和平主义旗号。教廷提出所有国家都属于平等的国际利益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on Good),要一起拒绝战争、裁军、弃核。谈判和裁决是共同体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教廷一般持国际事务中立地位,不对任何国家采取敌对,不主动与任何国家断交,也不主张激烈的言辞和激进的行动。事实上,教廷外交虽然频繁,但实际效果往往有限而不确定。
 
第四,极力鼓吹西方式民主政体。教廷反复强调,西方式民主是富于成效的,民主政体得到人类价值(Human Values)的支持。同时,“没有价值观的民主政治,终将流为极权主义,分别只在于公然为之或是遮遮掩掩罢了。”[14]教廷的目的是要掌握这种人类价值的话语权,以此作为普世价值向其他国际政治行为体施加影响。然而在价值体系同构以及价值体系异构的国家,其得到的反响往往大相径庭。
 
第五,声明尊重国际法支持联合国。教廷认为遵守国际法则可以避免大量过去和现在的危险,有助于建立基于公平和正义的国际秩序。教廷支持联合国的和平、正义、人类尊严和人道主义援助合作的事业。[15]但也经常批评联合国的无为,极力把宗教话语塞入对国际法的阐释中。
 
总之,教廷外交理念强调国际关系的道德性,尽可能淡化现实政治的色彩。然而,“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道德主义者”。[16]道德也可以成为权力的来源。显然,教廷正是运用这种基于宗教权威的道德权力行走在世俗世界。
 
二、教廷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身份建构
 
现代国家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原则获得基于其领土的主权。而罗马教廷领导着一个实际不受领土限制的跨国政治实体。因此,教廷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外交主体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型国家主权模式的一种挑战。因此,梵二会议后的罗马教廷必须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以切实的外交行动重获国际外交主体身份认同。
 
(一)从“封闭”走向“开放”
 
自从若望二十三世提出“跟上时代”的口号,教廷外交也从相对“封闭”走向日益“开放”。在保禄六世的主导下,教廷发起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教会国际形象,改善与其他国际组织间的关系,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外交活动。他派代表参加了1975、1977-78、1980-83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7]。其任期内驻节教廷的大使人数有显著增加。而若望•保禄二世终其近26年牧职生涯共到访了135个国家,会见了246位各国首脑。[18]
 
教廷外交的开放性也表现在其外交旨趣的广泛,所关注的国际议题从全球伦理到社会发展,从南北方经济差距到东西方冷战冲突,从国际秩序重建到地区局势维和。教廷最主要的外交任务执行者,就是教皇自己。他推动埃以和平协定的签署;呼吁北爱尔兰各方放弃暴力,回归和平道路;邀请巴尔干地区各大宗教领袖一起讨论波黑问题,谴责战争;热烈鼓励波兰团结工会,促成了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剧变;谴责国际社会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无为;直接责备美国布什总统等西方领导人发动两次海湾战争;指出西方大国应当为加剧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负责,应当减免穷国债务;呼吁国际社会向非洲地区提供更多援助,建议非洲国家政府执行恰当的经济政策;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暴力。[19]亨廷顿认为正是梵二会议影响下的教廷外交直接导致了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的政治转型浪潮。[20]此外,教廷的外交中立地位使它能够充当冲突双方均可接受的中间人。教廷成功调解了1978年智利和阿根廷之间比格尔海峡领土争端。
 
这种开放性也是教廷外交方式的必然要求。汉森指出,虽然教廷的国际身份独特且涉足广泛,但正由于其不结盟的政治传统,使得教会总是要像一个公共机构一样,在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首脑间游说,以培养多数意见形成舆论压力。[21]因此,谢勒蒂认为,就梵蒂冈的外交来说,必须具备整个教会内部意见高度统一和所持政治理念得到世俗社会广泛响应这两个主要条件,才能有效发挥出其宗教道德权威的国际外交影响力。[22]在实践中地方主教的任免常常是教廷有效的政治介入工具。因为地方主教们能影响本国的政治选举和民众的政治倾向。在1978-1993年,几乎近半数拉丁美洲教区都被安插保守派人士担任主教,以压制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神学倾向。
 
(二)重整现代政教关系
 
梵二会议确定的政教新关系是:既独立自主又互相合作。“在各自的领域内,政府与教会是各自独立自主的机构。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义,为完成人类所有私人及社会的同一圣召而服务。二者依照时间和空间的局势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效地为公共福利服务。”(GS:76)
 
但教廷对政府的关系也出现了取舍。“教会并不深寄其希望于政府畀予的特权;而且一旦得悉这些特权玷污其为基督作证的纯洁精神,或者在新的生活方式需要别种安排时,便将放弃其合法获致的权利。”(GS:76)梵二会议突出了教会独立自主的行事原则,宣称“教会在各时各地应享有真正自由,以宣扬信德及有关社会的教义,在人间顺利地执行其任务,并发表其攸关伦理问题的判断”,特别强调,“在政治的事件上,教会亦发表其判断。教会依照不同时代及环境,只运用一切符合福音精神及公共福利的方法(介入相关政治事务)。”(GS:76)
梵二会议从正统教义中去除了“官方教会”的概念,教廷对现代人权、现代宗教自由、民主政体等观念的认同,在国际和国内都改变了教廷与国家关系的传统定位。梵二会议以来教廷与数十个国家签订了政教协约,包括伊斯兰世界的摩洛哥和突尼斯、非洲的科特迪瓦和中东的以色列。教廷在1984年2月18日与意大利政府签署新协定,内容包括:国家和教会应相互独立,各自享有主权,天主教不再作为意大利的国教,罗马也不再是其“圣城”,从而建立了更加反映现代世界精神的政教新关系。正是这一年,美梵也历史性地实现建交。
美国是若望·保禄二世除了祖国波兰外到访最多的国家(7次)。但美梵建交却很迟。美国在政教关系上存有顾虑。教皇良十三世(Leo XIII)1895年发布关于美国天主教会的通谕《宽广》(Longinqua),他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法律和政府能够在宗教自由之外再给予天主教会优惠的地位,那对教会的成长就更有利了。”[23]这种想法却正是新教徒占主导的美国政府最忌讳的。梵二会议后美国天主教会积极参与国内政治,成为重要的国内宗教势力,顺利推动了两院通过建交提案。美梵建交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天主教会的国内地位,也增强了教廷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24]
 
(三)教廷的联合国地位及其当代争议
 
早在梵二会议期间的1964年,保禄六世便向联合国派出第一个教廷常驻观察员使团。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其在联合国的外交身份:梵蒂冈城国还是教廷?经协商,双方认同:以梵蒂冈城国的名义出席,将不恰当地强调教皇主权的世俗性。这一决定使教廷(圣座)而非梵蒂冈城国获得了联合国非会员国常驻观察员身份,并在联合国活动中直接放宽了教皇利益的范围,即教皇利益不仅包括梵蒂冈城国的世俗事务,还关系到更大范围的国际天主教会。所以,教廷参与联合国活动与那些民族国家不同,它根本上是宗教性和精神性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说:“当我向梵蒂冈要求见面的时候,我不是要见梵蒂冈城国的国王,而是要见罗马天主教会的首脑。”[25]
 
最清晰表明教廷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身份的是教皇自己。1979年10月2日,若望·保禄二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声明,“圣座和教会参与联合国事务的精神使命的性质和目的,不同于具有政治和世俗目的的一般国家”,“这个主权的领土现在限于梵蒂冈城国的范围,但是这个主权本身,由于教皇需要完全自由地执行使命并能同任何一个对话者自由地处理问题而得到保证。”[26]教廷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是“精神属性的。它的领域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圣座真正的、唯一的领域就是良知”。[27]若望•保禄二世在1995年10月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再次强调了教廷外交的这种“特殊精神使命”。[28]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没人质疑过教廷的国际外交合法地位,即使是苏联。但有关教廷国际外交身份的争议在1994年变得突出起来。当时,教廷外交家们与穆斯林国家联合,利用自身作为道德权威的巨大影响力反对人工避孕,削弱了1994年开罗联合国人口会议的成果。这就促使那些争取“生育权利(ReproductiveRights)”的请愿运动人士强烈要求剥夺教廷的与会资格。
 
教廷应该继续在联合国被当作一个国家吗?这是在1995年9月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反对者提出的问题。仅仅3天,超过70个不同地区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签署了一份致联合国秘书长的请愿书,要求重新审议教廷的外交身份合法性。他们认为教廷利用联合国实现其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立场是不恰当的。在当今世界各种基于宗教信仰的国际性组织中,唯有罗马天主教会具有正式的国际外交参与身份。教廷不应在联合国比其他世界性宗教和非政府组织有更多特权。有支持请愿运动的学者也认为:教廷不符合一个国家的定义。他们建议将来在联合国会议上,教廷应被当作一个非政府组织,无权在联合国会议上参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他们反问道,联合国是否应该给予那些拥有几英亩土地的其他宗教组织以国家的权利?联合国不应该向打着国家幌子的宗教行动打开方便之门,因此应该重新考虑梵蒂冈的联合国身份。[29]
 
三、梵二后教廷的外交实践
 
教廷的外交实践“虽然故意避开政治,且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并无明确的政治倾向,但是这些行为也依然具有政治重要性”。[30]不能因为教廷坚持其外交行为的宗教道德性质,而可以忽视那些完全以宗教性目的进行的外交实践在客观上产生的政治与社会结果。
 
(一)重建现代外交关系
 
若望•保禄二世活跃的外交活动,使许多大国与教廷恢复关系或建交。这些国家包括玛撒切尔领导的英国、里根领导的美国以及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前苏联。1982年教廷与英国恢复了终止450年的外交关系;1984年与美国建交;1989年与波兰建交,12月1日,教皇与戈尔巴乔夫在梵蒂冈首次会面;1990年2月与匈牙利建交,3月与苏联建交,4月与捷克斯洛伐克建交。随着苏联解体,教廷与前苏联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交,如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和乌克兰,以及蒙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1994年,教廷与以色列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若望•保禄二世就任教皇时,教廷与85个国家有着全面联系,而当他2005年逝世时,这一数字达到了174个。截至2011年7月,教廷已与179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教廷领导着拥有约11.96亿天主教徒[31]的信仰实体,全球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受洗礼加入天主教会,教廷不失为全球最大的舆论制造者(Opinion Former)。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国领导人积极寻求访问梵蒂冈的机会。
 
教廷在外交关系中总是自觉地与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些国家站在一起,一度使人产生“神圣同盟”的联想。记者伯恩斯坦相信,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和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梵蒂冈图书馆举行单独会晤,集中讨论了如何联手支持团结工会,颠覆波兰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宣称:“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秘密联盟之一”。[32]但现在看来,联盟双方是各取所需,里根要瓦解苏联,若望•保禄二世则要把民主政体带到祖国波兰。两者都利用对方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33]
 
在各方力量此消彼长、利益多元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由于教廷统治着一个庞大的跨国宗教组织网络,往往可以高举道德权威的旗帜,以超然姿态穿梭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地缘政治中进退自如。马丁认为这是“黑色”教廷成功晋身为“金色”美国和“红色”苏联之外的第三大超级国际势力的“宝血之钥”。[34]
 
(二)教皇出访与“对话”、“和解”
 
梵二会议开创了罗马天主教会与全世界的对话。教皇是“对话”与“和解”的积极倡导者和行动者,教皇的牧灵访问是最为隆重、最为直接的形式。
 
梵二会议对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伸出和解之手,不再指责它们为异端邪说。1999年5月若望•保禄二世对罗马尼亚为期3天的访问使他成为自公元1054年基督教会东西分裂之后,第一个出访东正教国家的教皇。在他访问乌克兰期间,教皇为天主教会在历史上对东正教徒的迫害而公开道歉的举动,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公开承认天主教会的过错并寻求宽恕的教皇。2001年教皇首访希腊并再叙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亲情”。保罗六世是第一个接见圣公会首脑人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皇。1982年若望•保禄二世打破坚冰首访英伦,成为448年来第一次踏上英国国土的教皇。7个月后,教廷宣布与路德宗国家,包括丹麦、挪威、瑞典互换大使。
 
对于犹太团体,教皇不仅采用和解的言语,而且对教会过去的反犹主义表示道歉。1988年,教皇发绝罚令将反犹太人的“圣庇护十世司铎兄弟会”成员驱逐出教会。以色列建国45年后,教廷实现了对以色列的外交承认。这使教廷对巴以和平问题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教廷要求双方尊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实现圣地耶路撒冷国际共管,放弃武力以协商的方式实现三大宗教和平相处。1991年教皇在传递友谊的文告中重申了天主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展开诚恳、深入和经常化对话的必要性,称对话将培养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他便出访哈萨克斯坦,呼吁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开展对话。2001年2月25日他访问了伊斯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90%的埃及,呼吁以和解对话超越宗教仇恨,并且代表全球天主教徒与伊斯兰最大的教派逊尼派领袖进行了对话。在叙利亚,他对历史上十字军东征侵入穆斯林的国土表达了真诚忏悔,并成为千年以来第一个踏足清真寺的教皇。
 
在相当长时间内,教廷采取逐渐减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正面冲突以力图改善这些国家中天主教徒的生活。但若望·保禄二世有关共产主义的强表态结束了东方政策维持多年的谨慎和解趋向。教皇认为在当代世界中,天主教会至为需要的是寻求与最大的敌人——持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达成和解,但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条件和解。[35]
 
古巴是教皇出访过最多次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1998年和2012年两任教皇分别访问了古巴。1998年若望•保禄二世的口号是:“让古巴向世界开放,让世界向古巴开放。”[36]访问改善了古巴天主教会的处境。2012年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前往古巴,劳尔•卡斯特罗(RaulCastro)期待教皇支持他正在国内进行的经济改革。
 
(三)广泛介入重大国际议题
 
梵蒂冈以教廷和城国的双重身份分别参加了40多个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37]作为各种国际组织的成员,教廷得以广泛参与国际会议,积极参与签署各种国际协定。这些国际外交权利是教廷广泛介入各类重大国际议题,掌握话语权的天然优势。其一般模式总是教廷以先知式的道德权威姿态介入,用宗教道德的话语表述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对国际议题进行价值评判,提出教廷外交的主张。随后对各相关利益方进行积极的外交游说,获取支持。成功的国际议题介入使当代教廷凝聚了不小的国际资本,极大增强了外交影响力。教廷介入重大国际议题最成功的案例便是推动国际债务减免议题得到落实。
 
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国际债务减免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成为国际重要议题。1994年教皇针对千禧年[38]来临发布宗座牧函《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Tertia Millennia Adveniente),呼吁国际社会将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国际债务减免运动纳入庆祝2000千禧年庆典中去。[39]教廷还鼓励各国地方天主教会(尤其是地方主教大会)做出积极努力。
 
教廷官员积极参与了国际金融机构领导人出席的一系列会议。世界银行行长与教皇和教廷国务卿还多次进行私人会谈。除了教廷,各国天主教主教大会、天主教的各个修会以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国际组织都积极参与债务减免议题。美国的全国主教大会发动了支持债务减免的全国运动,成功游说国会批准拨款。世界银行于1996年10月颁布了减免低收入国家国际债务方案——第一次重债穷国动议(HIPC I)。鉴于动议的不完善以及教廷与国际组织施加的压力,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又对重债穷国动议进行了修订。这被称为第二次重债穷国动议(HIPC II),决定实行更深入、更广泛、更快的债务减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第二次重债穷国动议于2000年末对22个低收入国家实行了债务减免。
 
教廷通常不在国际事务中提出或支持特别具体的政策,一般只停留在指出解决方向的程度上。但这次却破常规地在国际债务减免议题中支持特别具体的政策。可以说,教廷的外交努力为大规模的国际债务减免运动奠定了重要的舆论基础,并直接推动两次动议的产生。
 
四、后梵二时代教廷外交的评价
 
教廷尽管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国际政治领域内,但它却不愿其宗教定位被明显政治化,往往否认自己的现实政治利益。因此,有必要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其外交行为进行评价。
 
(一)教廷外交的实质
 
概而言之,教廷外交主要有两个实质性目的(核心利益):一是维护以教皇、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会的利益;二是维护作为全世界天主教会代表的地位。为此,教廷必须维持必要的教会基层组织。这就意味着教廷不仅要维护天主教会自身的组织结构,还要改善天主教会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而教廷千方百计地企图使现代国家营造的社会环境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转变。这两个目标对教廷来说都至关重要。教廷作为全世界天主教会圣统制的焦点,在国际外交中更倾向于为第二个目标服务。
 
核心利益决定了具体外交行为的变化。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教廷在地区和平问题上出现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例如若望•保禄二世7次会见达赖,同情科索沃地区独立,支持东帝汶独立。有证据显示教廷曾为克罗地亚提供了4千万美元不记名债券用以购买武器,脱离南联盟。[40]通常,当天主教传统地区发生动荡,教廷就强烈谴责;当非天主教传统地区发生动荡,则支持天主教势力乘机脱离非天主教政权的控制,为此不惜暂时放弃反单边主义立场和违反国际法。
 
教皇是教廷外交的核心,从教皇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来看,他显然非常乐于同时身兼一国世俗领袖与普世精神领袖的双重身份。2001年,当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对教皇来访向政府表示不满时,雅典政府就声称这应该被理解为政府接待某国领导人,而非某个宗教领袖。
 
教廷所持的这种普世道德权威姿态时常挑战国家意识形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廷与社会主义国家难以调和地发生分歧和冲突。教廷与主张高效率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冲突,教皇也常批评走向极端的企业资本主义,只是相对少一些。
 
(二)“对话”与“和解”的背后
 
“对话”与“和解”是梵二会议后教廷用以解决与非天主教传统外交对象关系的主要方式。但教廷之所以热衷于展开外交上的“对话”与“和解”,并不仅仅为了对立双方的沟通,有时它更是一种外交策略。目的是藉对话打破对手的自我封闭,从而搭建施加影响的通道。与共产主义的对话就是一种有前提的对话,而和解表现为“有时开放,有时其实非常狡猾,以各种方式稳稳地扩大突破口,并筑起对抗共产主义的天主教的防波堤。”[41]
 
若望•保禄二世走访了所有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那些有可能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他的访问目的几乎总被教廷说成是纯宗教性的,但其影响实际上总是政治性的。1979年6月,教皇突然对祖国波兰进行访问,这次戏剧性的访问事后被西方称为是东欧共产主义终结的开始。教皇的登场使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美国和教廷决定联合对团结工会进行经济援助,资金也是由美国和教廷一起秘密提供。[42]1987年2月19日,波兰政府被迫同意和教皇对话。
 
冷战时期,教廷对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以捍卫人权和信仰为由,对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以西方价值观和天主教价值观为中心的“道义外交”;以倡导“对话”、“和解”为名,争取获得更多活动空间,扩大教廷对国内信教群众的影响;寻找时机催化信教群众的反政府情绪,加剧国内政治动乱。教廷的外交影响力需要通过遍及全球的外交联系和天主教会网络才能被持续施加到国际政坛领袖和社会民众中去。一般来说,教廷对于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国家影响力更大。因此,这种政策在波兰获得了成功,在其他地方则遭到了失败。
 
(三)教廷外交的基本特征
 
教廷外交的影响力呈现出四大基本特征,这也构成了梵二会议后教廷外交的独特风格。
 
1、主权来源的精神性。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主权是国家的人口、经济和疆域的功能化行使。但教廷宣称其主权并非建立在这些代代传承的物质基础之上,其主权乃建立于其拥有的精神性地位之上。[43]教廷宣称其特殊的属灵的主权与一般国家的领土主权有本质上的区别。一般来说,主权在领土范围内具有排他性。但教廷号称的这种特殊主权是跨越国界的。这决定了教廷在外交活动涉及道德的某些领域中努力排除其他权威,同时竭力把其他权威从宗教议题中排除出去。
 
2、外交力量的柔韧性。教廷在国际关系中的“力量”来自其获得的“威望”和“影响力”。梵二会议强调教会目标的推进中不应当存在强制性,教廷外交也绝对放弃使用强制力量。应该说,这种“柔”的特征也是教廷外交区别于一般国家外交的地方。但是,在现实中这也并非绝对。在冷战末期针对波兰政府的敌对活动和冷战后金援克罗地亚独立,均揭示出教廷外交背后无法忽视的“韧”的一面。
 
3、外交诉求的跨国性。教廷是“庞大,等级制组织,集中的官僚管理机构,穿越一个或多个国际边界,履行有限的、专门化的、技术性的功能,在可能的程度上与边界无关。”[44]大多数国家强调主权是为了保持在领土范围内的国家自治。而教廷强调其主权却是为了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领土内发挥其影响力。教廷认为这种主权对于其外交行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4、外交参与的灵活性。教廷外交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进行着宗教性和政治性的镶嵌式表达,随着全球化推动国际外交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这种有意的“模棱两可”使它具有更大的外交参与优势和灵活性。当缺乏中心权威的国际关系中各方无法对行为过程达成一致陷于无政府状态中时,他们就倾向于选择一个权威来为他们做决定。[45]所以,在没有特别折中的结果时,权威既是聚合点也是粘合剂,宗教权威常常充当这个角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东正教会曾发挥过这个功能。而罗马教廷则是一如既往地热衷于在现代世界寻求一切机会充当这个角色。
 
《世界宗教研究》2012 年第6 期
 
[1]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的中枢是罗马教廷(Roman Curia),据1983年《教会法典》第360条:教廷是教皇通常用以处理普世教会事务者,即以教皇名义和权力任职,促进全教会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由于所代表的教皇和教会的神圣性,教廷被尊称为“圣座”(Holy See),通常作为教廷在国际外交场合中主权实体的名称,也作为罗马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地方教会发布谕令时所使用的名称。外交文书虽有时特意以梵蒂冈城国名义发布,但一般都是以教廷—圣座的名义来发布。因称谓习惯和行文便利,本文中“圣座”称谓统一以教廷称呼。
[2]教皇(Pope),也被译称作“教宗”,尊称“宗座”(Apostolic See)。
[3]《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简称《牧职宪章》,拉丁文命名Gaudium et Spes,缩写GS。Second VaticanCouncil,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Gaudium etSpes). 为避免翻译上的差异,本文引用梵二文献一般采用圣座网站中译本,由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翻译。因学术原因的别译将另作说明。http://www.vatican.va/chinese/index.html.
[4]彭小瑜:《缓慢的转弯和前进——罗马天主教之接受政教分离的美国个案》,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5] Dr. Janne Haaland Matlary, “The Just Peace: The Public andClassical Diplomacy of the Holy Se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Cambridge, 2001, p.1.
[6]《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拉丁文命名Nostra Aetate,缩写(NAE)。
[7] Malachi Martin, The keys of this blood: the struggle for world dominionbetween Pope John Paul II, Mikhail Gorbachev, and the Capitalist West, New York: Simon andSchuster, 1990, p.259.
[8]梵蒂冈在拉丁文中意为“先知之地”(Status Civitatis Vaticanae)。梵蒂冈(Vatican)一词经常指称4种不同的涵义:(1)指一个甚至早在基督教之前就已存在的地理区域名称;(2)指现今罗马天主教会教皇和教廷的驻地;(3)指1929年建立的梵蒂冈城国;(4)指作为主权实体的教廷。在国际外交报道中使用这一用词时,其涵义基本采用第4种。
[9](意)乔万里:《当代世界中的教会与国家》,载刘小枫、梁作禄编:《现代国家与大公主义政治思想》,香港:道风书社,2001年,第50页。
[10] Alberto Melloni,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of the Holy See Duringthe 1960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Cantieri di Storia”, Sismico, Urbino, 20 September 2001, p.7.
[11] Pacem In Terris, Encyclical of pope John XXIII on establishing universal peace in truth, justice, charity, and liberty, 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xxiii/encyclicals/documents/hf_j-xxiii_enc_11041963_pacem_en.html
[12] John M. Kramer, “The Vatican's ‘Ostpolitik’,”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42, No.3, July, 1980, pp.307.
[13]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see in the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Lecture by archbishop Jean-Louis Tauran on the theme, Catholic Universityof the Sacred Heart, Milan,Monday, 22 April 2002.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secretariat_state/documents/rc_seg-st_doc_20020422_tauran_en.html.
[14] 1991年若望保禄二世《百年》(Centesimus Annus)通谕中文版,第46节。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encyclicals/index.htm.
[15] Holy See, About the Holy See Mission.http://holyseemission.org/about/index.aspx.
[16] M. G. Roskin and N. D. Berry, The New World Orde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2002, p.31.
[17]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前身。
[18] Holy See Press Office, His Holiness John Paul II: ShortBiography. http://www.vatican.va/news_services/press/documentazione/documents/santopadre_biografie/giovanni_paolo_ii_biografia_breve_en.html.  Jeffery L. Sheler, Michael Schaffer, JoshuaKurlantzick, Linda Kulman, Alexander Stille, Pope John Paul II, U.S. News& World Report, Vol.138, no.13, 11 April,2005, p.26.
[19]王美秀:《当代基督宗教社会关怀——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
[20]  (美)赛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87页。
[21]Eric O. Hanso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p.352.
[22]Robert B. Shelledy, Legions not always visible on parade: TheVatican's Influence in World Politics,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3, p.22.
[23]Longinqua, Encyclical of Pope Leo XIII on Catholi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ww.vatican.va/holy_father/leo_xiii/encyclicals/documents/hf_l-xiii_enc_06011895_longinqua_en.html
[24]包军:《美梵关系史述评》,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第512页。
[25] H. De Riedmatten, “Presence du Saint-Siege dans les OrganisationsInternationales,” Concilium, No. 58 , 1970, p.74.
[26] Pope John Paul Ⅱ,Addres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U.N.Y.B. U.N. Sales No.E.80.1.8, 1979, pp.442-443.
[27]Yasmin Abdullah, “The Holy See a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State or Church ?” ColumbiaLaw Review, vol.96, no.7, November 1996, p.1870.
[28] Address of His Holiness John Paul II,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Thursday, 5October 1995.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speeches/1995/october/documents/hf_jp-ii_spe_05101995_address-to-uno_en.html
[29] Yasmin Abdullah, “The Holy See a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State or Church?”p.1875.
[30] Paul Wapner, “The Normative Promise of Non-state Actors: ATheoretical Account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Paul Wapner and Lester Edwin J.Ruiz, Principled World Politics: The Challenge of Norm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270.
[31]据梵蒂冈《2012年宗座年鉴》(L’Annuario Pontificio 2012)公布的数据,全球天主教徒人数约有11亿9千6百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7.5%。
[32]Carl Bernstein, “The Holy Alliance,” Time, Feb. 24, 1992, pp. 28-29.
[33] Tight P. Flatley, The Convenient Alliance: President Reagan andPope John Paul II, Cold Warriors, Honor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RhodeIsland, Senior Honors Projects,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2007, p.1.
[34] Malachi Martin, The Keys of This Blood: The Struggle for World Dominion Between Pope John Paul II, Mikhail Gorbachev, and The Capitalist We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0,p.137.
[35]有学者认为,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在西方不太可能取得什么显著的成就。总的看来,对话的效果无论是否符合对话者的意愿,都是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互相渗透。任延黎:《罗马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对话(二)》,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74页。
[36] “May Cuba, with all its magnificent potential, open itself upto the world, and may the world open itself up to Cuba,” Welcome Ceremony Address of John Paul II, Wednesday, 21 January 1998.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speeches/1998/january/documents/hf_jp-ii_spe_19980121_lahavana-arrival_en.html.
[37]参见梵蒂冈官方网站数据: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secretariat_state/documents/rc_seg-st_20010123_holy-see-relations_en.html
[38]禧年(Jubilee)是指天主教传统每50年一次的休息年,这一年中奴隶获得释放,抵押出去的土地归还原主,土地休耕,债务豁免。教皇在禧年宣布大赦,因此也称为大赦年。1994年正是一个禧年。千禧年(Millennium)是基督宗教中迎接耶稣降生两千年的千周年纪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9] Apostolic Letter Tertio Millennio Adveniente, 10 November1994.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l.aul_iilapost_letters/documentslhfjp?ii_apl_10111994_tertio-millennio-adveniente_en.html
[40] David Yallop,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Inside the Dark Heart of Pope John Paul II's Vatican,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7, p.358.
[41] Malachi Martin, The Keys of This Blood: the Struggle for World Dominion between Pope John Paul II, Mikhail Gorbachev, and the Capitalist West,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90, p.259.
[42](波兰)亚当·沙夫:《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第62页。包军:《美梵关系史述评》,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第510页。
[43] Stephen D.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pp.14-20.
[44] Samuel P. Huntington,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WorldPolitics,” World Politics, 25:3, 1973, p.333.
[45] Richard Friedman, “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Concepts in Social & Political Philosophy, ed.Richard E. Flathma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73, p.140.
【把文章分享到 推荐到抽屉推荐到抽屉 分享到网易微博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搜狐微博
推荐文章
 
现代西方法治价值转向的人性根基 \杨昌宇
[摘 要]法治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成果,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发展的途径和有益的经验。在…
 
宗教与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理念、机制与效应 \涂怡超
冷战的结束与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改塑了世界格局,各类宗教从理念、组织…
 
政教分离中的理性与信仰———黑格尔论国家与宗教之关系 \于涛
摘要: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中,政教关系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中世纪宪政中的基督教因素 \姜永伟
硕士论文摘要:宪政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于自由、正义以及平等…
 
当代欧洲政教关系状况及述评 \刘国鹏
【摘要】欧洲地区,尤其是中、西欧地区宗教信仰的总体特征和最新趋势是世俗化日益加…
 
 
近期文章
 
 
       上一篇文章:全球化背景下的佛教及佛教与民族的关系
       下一篇文章:中梵协议后的主教更迭最终尘埃落定
 
 
   
 
欢迎投稿:pushihuanyingnin@126.com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3-2014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声明:本网站不登载有悖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共道德的内容。    
 
  京ICP备05050930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