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宗教改革始终是中世纪末期史上辉煌的一笔。它成功地引导了人们从神的世界走向人的世界，为德国的独立、文艺复兴运动乃至资产阶级革命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看到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深度分析。在此，我们将着重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宗教因素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促进这场运动成功的有利因素，从而对西欧文明进步事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 政治因素
十五、十六世纪，法国和英国相继完成国家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并成功地排斥了罗马教廷对本国教会的控制。君主牢牢掌握国家大权，教会为加强王权而服务，政治稳定，国家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稳定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凸显了其好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资产阶级迅速壮大，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为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局面。很明显，英法的做法为德国宗教改革指明了方向：建立起为王权服务而非听命于罗马教廷的教会。
但德国王权衰弱，统一遥遥无期。由于中央集权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致使诸侯势力坐大。宗教改革前期，德国除七大选侯外，还有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上千个独立的骑士领地。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利益的四分五裂，而利益的相悖又必会激起各方势力的争斗。这种“窝里斗”所造成的唯一结果便是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力量，为教皇插手德国事务创造了良好条件。并由于缺乏有效制衡，教皇可以在德国肆无忌惮地攫取利益。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教会必会竭力阻止任何有助于统一的事情发生。这样，它就会不择手段利用诸侯间的矛盾，挑起争端，达到削弱对方壮大自己的目的。事实上往往矛盾本身就是导火线。
另外，从事物本身的两面性看，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也自有其好处，它在一程度上保护了成长中的宗教改革萌芽。很有权势的萨克森选侯一直是德国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最坚强的保护者。1517 年，因《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会利用赎罪券勒索人民，危害教廷利益，路德被要求前往罗马受审。但由于萨克森选侯的周旋，没能成行，从而避免了路德也许会面临和胡司同样的命运。1521 年，查理五世主持了沃尔姆斯帝国会议。路德在会议中与教廷和信奉天主教的皇帝贵族实现了彻底决裂。皇帝颁布了反对路德的禁令：“无论偷偷地或公开地不许替他讲话或替他张罗来给他帮助、扶持或支援⋯⋯”[ ① 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76 年版，第85 页。] 但萨克森选侯还是为路德提供了保护，以至于路德能在维滕贝格安度晚年。很难想象，失去选侯保护的路德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虽然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激化了各种矛盾，但复杂的矛盾同时也为宗教改革奠定了深厚的阶级基础。16 世纪初，“德国社会各阶级形成塔式的阶梯——皇帝、七大选侯、大主教和僧俗诸侯封建主；其次是低级贵族即骑士、城市贵族和中产阶级及僧侣中的低级阶层；再次
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及其他下层劳动者。”[ ② 郭振铎 主编 《宗教改革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78 页。] 最有权势的第一阶层显然是利益既得者，他们反对任何改革，以确保利益的完整性。
低级贵族是不断没落的阶层。他们在压迫剥削农民的同时受到教会高层贵族和世俗诸侯排挤，希望驱逐罗马势力，分得教产而提高政治经济地位。第三阶层中市民阶级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由于要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渴望国家统一，驱逐教会势力，为本阶级发展清除一切障碍。从这点说，他们具有革命性，但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及力量的弱小，他们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向封建势力妥协。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农民阶级无疑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他们人数最多，生活最苦，是宗教改革的主力军。综上，德国宗教改革显然受到大多数人民支持，阶级基础已然具备。
二 经济因素
德国经济也为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改革前夕，欧洲各国已普遍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德国当然不例外，“1470——1530 年德国在经济方面处于欧洲的首位”。[ ①和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 卷，第267 页。] 在最重要的采矿和冶金部门，德国拥有最熟练的工人约十万人，占欧洲首位。1521——1544 年德国白银产量是50，500 公斤，欧洲其他国家仅10，500 公斤，美洲是13，300 公斤。[ ②格利戈里扬：《谈德国经济水平、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见俄文版《历史问题》，1958 年1 期，第125 页附表。] 德国的白银产量已远超欧美各国，“金银的开采⋯⋯使它（德国）成为宗教形式（所谓宗教改革) 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其他如纺织业和造船业也相当发达，出现了专业化手工工场。商业方面，因为德国位于欧洲中部，交通便利，是各国物流人流集散地，自然繁荣。十五世纪末，德国总共有城市2,300座。[ ④施脱克里茨卡娅—铁烈施柯维奇：《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德国城市》，1936 年俄文本，第10 页。] 城市之间组成同盟，城市内部产生了行会。由于城市经济的活跃，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农业方面，发展同样很快。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普遍实行分成制，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生产率明显提高。
发达的工商业和农业为宗教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首先，只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才会随之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反抗宗教束缚的愿望也会更加强烈。其次是教会与世俗的利益之争。德意志经济越是发展，教会越是大肆搜刮。“十六世纪初，教皇每年仅仅通过教士俸禄的献纳就从德意志掠走三十万古尔登金币，而德皇每年的帝国税收入才达一万四千古尔登。罗马教廷甚至拥有德国地产的三分之一。德国获得‘教皇的奶牛’之称。”[ ① 李平晔：《人的发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23 页。]
巨额资本外流带来了灾难性影响。第一，它严重损害了部分诸侯和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嫉恨，“萨克森选侯下令禁止赎罪券贩子进入自己的领地”。[ ②郭振铎 主编：《宗教改革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5 页。] 第二，大量财富外流严重阻碍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势必引起商人和市民阶级的强烈反对。第三，教会的横征暴敛最后绝大部分都转嫁给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极大地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从而引起其仇视心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政治上割据，国内关卡林立，币制和关税无法得到统一，全国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大空位时期（1250——1273），莱茵河上的税卡从19 处增加到62 处，运货的60% 竟被税卡吞没”。[ ①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129 页。] 如此沉重的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是罗马教会的“杰作”。七大左右德国政治的选侯中，有三个是大主教。教会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国家威胁自己的利益，因此竭力阻挠统一。在1525 年制定的“海尔布琅纲领”中，德国工商业阶级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除了必要的赋税以外，应该撤销一切迄今有效的关税、转运税、食品税以及其他捐税⋯⋯”[ ②和③耿淡如、黄瑞章 译注：《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第167—168 页。]其理由正是“教会⋯⋯主教和城市征收这么的关税，一切商人的买卖都受到阻碍”。[] 由于在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上无法找到立足点，因此发动宗教改革，驱逐罗马教会势力只是时间问题了。
三 宗教因素
宗教理论的完善是进行宗教改革实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作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首倡者，路德功不可没。到二十年代末，路德已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神学体系 。在此体系中，“因信称义”说是他的核心思想。“因信称义”出自于《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圣保罗之口：“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称义”说力量巨大，从根本上动摇了罗马天主教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
首先论述人如何获救。传统的天主教理论认为，信仰固然是救赎过程中必要的条件，但善功、教士的中介作用同样不可缺少。凡是教职人员都是“属灵等级”，而一般信徒包括皇帝在内则属于“属世等级”。“属灵等级”是上帝的代言人，能与上帝相交，拯救众生，因此“属灵等级”要高于“属世等级”，享受各种特权，世俗不得干涉。路德则认为信仰是获救的唯一途径。只要接受洗礼入教，心存信仰，人人皆可划归于“属灵等级”，享受同神职人员一样的权利。“对基督的真实信仰乃是一个无比的宝库，它带来一切救赎，救人脱离一切恶事。”[ ① 路德：《基督徒的自由》，见《路德选集》上册，第356 页。] 若善功和金钱能赎罪，那么人们在上帝面前将无所谓好坏，都能很顺利地升天堂，因为其罪恶可以被洗去。这样，个人救赎和伦理道德都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其次是破除教会权威性。第一，路德“因信称义”说中的“人人皆僧侣”原则是摧毁中世纪教会组织的强大武器。“正是人人皆僧侣的原则使人们摆脱了对教士的莫名恐惧，成为激励人们从事改革的推动力。”[ ② T·M·林赛：《宗教改革史》第一卷，爱丁堡1907 年版，第444 页。] 由于信徒依靠信仰即可获救，并享受和教职人员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教职人员便被大众化，而教会作为连接纽带的作用也被直接略过，自然失去它存在的意义。第二，否定教皇权威。作为信徒心中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他永远完美无瑕，从不犯错。而《圣经》记录的是基督的言行，因此路德认为，只有《圣经》才会永远正确，是判断基督徒行为的唯一标尺。“我既不相信教皇，也不相信公会议，因为极为明显的是，他们错了，而且互相矛盾”。[① 梅列日科夫斯基：《宗教精神》，学林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2 页。见Ranke：《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1842，XI，50ss] 路德用《圣经》对抗教皇，其效果显而易见。由于对于《圣经》的解释不再限于教皇，而是基督徒各自的理解，因此教皇的权威便不再被赋予重要意义。为此，路德专门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力图出版德国人自己的《圣经》。第三，批判教会贪腐。自从罗马教廷取得权力之后，贪污腐化、骄奢淫逸问题就没停息过。“如果有地狱的话，那么罗马便是地狱。罗马本是神圣的城，而现在已变为肮脏的城了”，[ ② 耿淡如 黄瑞章译注：《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158—159 页。见格拉青斯基：《中世纪文献》，卷3，第106—108页。] 路德如此描述自己的首次罗马之旅。而教会在德国的搜刮更是无所不及。它先是通过任命七大选帝侯中的三大主教控制德国政局，接着侵吞大量地产，最后大肆兜售赎罪券，获得巨额财富。事实证明，教会给德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与救赎，而是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九十五条论纲》谴责教会利用赎罪券来谋取利益；《罗马教皇权》号召“运用百般武备把这些罗马来的恶棍逐出国境”![ ③ 路德：《罗马教皇书》，见《路德选集》上册，第154 页。] 既然理论与事实都说明罗马教廷不可靠，那么其权威自然要大打折扣。
再次是简化礼制度。中世纪的天主教有洗礼、坚振、圣餐、告解、婚配、神品、终敷等七项礼仪。对于这套奢华繁琐的圣礼制度，路德认为，这既不合乎《圣经》，容易变成束缚基督徒的锁链；又易于引起贪污腐化，蜕变为压榨各国人民的手段；还容易因为过于繁杂而流于形式。“严格说来，上帝的教会只有两个圣礼，即洗礼和圣餐礼。”[① 路德：《教会被掳于巴比伦》，见《路德选集》上册，第250、346 页。]圣礼的最重要因素是要具备信仰。只要怀着信仰之心，甚至没有施行圣礼，一样可以实现救赎。因此，简化圣礼制度，建立廉俭教会的问题亟待解决。
最后是平衡皇权与教权的关系。第一，推翻教权高于皇权的理论。中世纪以来，教皇极力宣扬教会从上帝那里接受了“两把刀”，即神权与俗权。它保留前者，而把后者暂托给君王，说明王权来自于教权，国家是教会的工具。“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如肉体服从灵魂”。[ ②《阿奎纳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140 页。] 格里高利七世甚至在《教皇敕令》中规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妄图建立教皇的绝对权威。但路德认为人与人的差别只是职务上的不同，包括教皇，他只是推选出来的代表而已。而“俗世权力⋯⋯它的工作应该无阻地自由推行到全身的各肢体；在必要的时候，或罪有应得的的时候，它应该施行惩罚，使用武力，不要管什么教皇，主教和神甫，让他们隨意的施用威胁和革除罢”。[ ③ 马丁·路德 《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 第二，建立君权神授说，用法律和武力维护世俗统治。路德引用《圣经》中罗马书十三章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世俗世界是相对于上帝的国而存在，生活在这里的是不义的人和非基督徒。君王必须用律法和刀剑来约束他们，“叫人知罪，使他们谦卑，得以蒙恩相信基督”。[ ① 马丁·路德 《论俗世的权力：对俗世权力服从的限度》] 第三，建立听命于世俗权力而非罗马教廷的教会。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里，路德明确提出了二十七项改革措施，包括削弱教皇的权力；本国控制教职的任免权以及教会事务的处理权等等。
路德从理论建设上对传统教会予以否定，反映了德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德国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良好的愿景。
结语
事实上，德国宗教改革远为复杂，推动改革的因素显然也不止以上这些，另外还有文艺复兴的推动，其他国家改革先驱的有力影响等。本文没有谈及这些，并非是认为其可以忽略不计。相反，正是这些为德国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利的外围因素，并深入到内部促进着它。但是，一件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先从内部开始，因而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理论建设必然首先被推到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这也恰恰是本文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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