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重构了中国宗教领域，宗教活动渐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热点问题，引起海内外各界广泛关注。西方媒体对中国宗教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对所谓人权与宗教自由问题的政治性关注。国内对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影响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本文拟就如何更好发挥宗教实证研究在构建宗教学学科与加强宗教社会科学中国话语体系方面的积极作用，作初步探讨。
近年来中国的宗教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改变了以往着重于人文学科与神学进路的研究模式，开始以更多元与立体的方法审视中国当代宗教。立足于地方社会生活场景的田野个案方法逐渐兴起，出现一批宗教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以地方社会和文化为背景对宗教现象做出细致精准的勾勒，用生动详实的个案对宗教信仰、仪式、象征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日常、文化身份、社会建设乃至国家治理进行描述分析，用“以小见大”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深入考察中国当代宗教的角度。
一、突破单一精神灵性范畴开展跨学科整合式研究
国内宗教学传统倾向于以相对静态的理性化和通适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宗教体系。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剧变，亟须研究者采用更为动态与处境化的视角去审视宗教如何发展变迁。以文本与义理为研究主体的宗教学，作为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内宗教学学科的主流具有其合理性。我国的宗教研究与教学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宗教及统战工作相配合，担当了引领“正信正行”以“祛邪扶正”的重要教育功能。
宗教体验是涵盖了几乎所有感官的躯体化的人类经验。然而在特定的基督教认识论的传统影响下，人们倾向于把身体与心灵、世俗与神圣进行二元对立的区分看待。这并不符合日常世界中的现实。一些有关宗教信徒、宗教社区与场所的专著论文开始强调中国信仰的社会特征、权力关系背景，而不局限于对灵性与信仰单一维度的描述与讨论。①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要平台设立的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与暑期培训班自2004年以来已举办十三届，邀请诸多美欧著名社会学家授课，吸引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与学生，渐渐在国内学术圈形成一股宗教实证研究的热潮。这类培训以加强对宗教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解析为主，同时也注入了崭新的实证研究的理论方法。②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的相关学术交流平台，在更重人文传统及人类内在意义的宗教人类学田野调查方面影响尤为深远。在介绍西方宗教人类学理论与研究的同时，金泽与陈进国主编的第一本中国本土的《宗教人类学》辑刊自2009年问世。正如陈进国在第一辑编语中总结的：“‘走近宗教现场’(文本现场和田野现场)，既要进入宗教文本之内在化的历史主体及其生活实践，也要直面这个宗教历史主体在‘地方’和‘当下’场域中的逻辑展开。这种‘走近’事实上是一种接近于‘宗教考现学’的路径。为此，所有的宗教历史都是当代史，立足于文明演进的当代史”。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相关多学科发展的促力下，中国宗教研究已经开始突破专重文本解读的传统，逐渐开启系统的实证研究取向。研究者可以通过身临其境的参与、观察，感受和体认到各种鲜活的宗教实践场景以及其存在的地方社会框架，而不仅是停留在教义文本上的抽象解读。
这一取向也几乎与国际学术界的思想潮流同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中宗教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新兴宗教与基督教右翼运动的兴起，使传统的标准化问卷研究方法在宗教科学研究中渐渐失去用武之地，逐渐出现一些更为有效的跨学科宗教研究方法。其中，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宗教民族志是指对特定地域空间与时空中特定群体的信仰及其实践的处境化的全方位深度描述，在方法论上要求具备研究者个体嵌入式的田野调查(面对面访谈与参与观察)以及从研究对象视角出发的主位社会文化分析。
宗教实证研究在中国学界尚属新兴研究领域，它在中国宗教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还未被充分认识。然而，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呼唤着理论创新。通过对当代特定地方宗教群体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廓清人们如何实践宗教信仰的图景，终将成为跨学科中国宗教研究中的主流议题之一。
二、将目光投向民间与地方社会的宗教实证研究
一切宗教的演变都必然嵌入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中。这种演变既包括原生地随着政治经济关系和其它社会结构因素历时性变迁而导致的变化，也包含共时性传播至异地后受当地状况制约而发生的“本土化”衍生。基督教的全球扩张与发展模式便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每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有所改变。自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文化社会学与人类学都把宗教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作为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但是韦伯关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是建立在对西欧特定历史和空间框架下人类经验的考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对于基督教并非其内生传统的东方社会而言，我们就更不能假定韦伯的命题即是地方现实。
今天要研究中国基督教和经济社会的关系，自当把两者都放入中国特定的地方性的框架中去检视。新兴的基督教人类学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把基督教当作一个亟待研究和发现的地方文化现实，而非一个根据经验不经研究即可预先了解的普世现象。人们不应依靠西方基督教与社会互动的历史经验作为预设来裁量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诸多聚焦于皈信的研究，便多半侧重考察基督教作为外来的文化意义体系是如何改造中国地方的文化与实践的。
这样的研究进路其实与对早期传教士基督教的研究一脉相承。而以调查与访谈为主的实证研究，常力图用生动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来阐述社会结构性的形态与变化。当中国基督教在过去几十年里大体完成了由“洋教”到中国宗教的转型并成为当代千万中国人日常实践的宗教时，我们更有必要思考如何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去关注普通中国信众自身的意义建构，即关注他们是如何运用宗教教义与知识去理解与建构自我生活世界的意义的。
一切宗教活动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和建构，在宗教研究中就不应忽略宗教信徒自身的主体性及其日常生活的实践。地方性宗教实践的研究视野，正是将影响宗教发展的诸多因素和宗教个体置于特定时空框架中开展的基础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巨大改变。国家层面上的政策调整，各宗教团体、媒体以及学术界以不同方式参与对当代宗教的塑造，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一个部分。各种宗教实践的复兴亦被视为民间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指标。这种宗教组织与空间的发展壮大，极大地丰富了民间建构社会资本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种发展趋势不应该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一种“民进国退”的成功或者个体自由的伸张。在解释宗教复兴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同宗教内部发展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国家话语种种形式的在场。
值得注意的是，定位于地方研究并不等同于生产一个个彼此独立的个案，比较性视野在地方个案研究中无疑具有积极作用。特别对于世界性宗教来说，虽称其为世界性宗教，但并不是放之四海皆不变的客观存在，研究它在不同社会文化场域中的具体呈现并进行比较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西方学者所倡导的以多地点民族志呈现个案的方法以及对动态过程的把握，都可为丰富中国宗教研究路径提供借鉴和参考。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通过跨地域和跨宗教比较的方式拓宽分析的视野。比如，关注来自同一地方的不同宗教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与影响的异同；或者同一宗教在不同地区有何种不同的人口学分布，何种不同的组织方式、权力结构以及宗教认同的表达。并可进而探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动力学是什么。特定的宗教群体与其它宗教或非宗教群体在日常实践中表现出的差异与共同点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等等，都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随着中国宗教逐渐成为改革时期都市社会群体文化和价值观的表达，作为新兴学科的宗教社会科学呼唤优秀的实证研究的涌现。这样的研究需要摆脱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积极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及地方性对中国宗教实践的建构。早期的宗教实证研究往往将其关注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乡村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纳入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的传统范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全球都市，在宗教民族志书写中揭示社会转型中的中国都市及海外华人社会流行的宗教。如果说前一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西方人类学凝视非西方原住民社会与异文化的学术旨趣，那么后一种研究则要求将目光转向也许就在身边的“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将宗教视为落后民族地区的“标配”，但如今在全球市场经济高涨的背景下，制度宗教在都市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反而急剧上升。我国正处于快速且大规模的城市化阶段，城市化对乡村及都市社会中的宗教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是导致此消彼长的结果，一系列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变迁都无疑是在城市化、现代化以及全球化大背景的影响下产生的。
三、研究作为全球都市中认同与意义资源的宗教
宗教具有天然的国际性与世界性，佛教与基督教更是许多海外华人移民的共同信仰，伴随民众的国际化迁移进行跨国界交流、传播与发展，在部分国家与地区已然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和凝聚华人华侨的重要纽带。宗教学术界由此面临一个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宗教文化如何应对与走出去的重要现实议题。随着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兴起与普及，几乎所有的宗教组织在活动半径上都打破了相对的地域界限，具有相当广泛的全国乃至全球的交往联络，宗教的流动性发展模式需要通过跨地域调研，来帮助我们发现现代都市中宗教发展及其与社会相适应的一般规律。
都市宗教团体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放开及社会经济水平提升而逐步发展壮大的，其宗教性和社会性表达方式、组织特征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转型在宗教与精神领域的体现。在《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2013)一书中，曹南来从地方文化认同、性别关系、阶层关系等多个不同角度呈现了经济改革时期私营老板基督徒群体主导的都市基督教发展现状。工商企业家信徒总体上与地方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相信自身的商业成功即是基督信仰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领域里的良好见证。象征现代生活方式的基督教也是这些出身农村的新富阶层信徒追求社会与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占据教会领导地位的老板们还将商业逻辑注入到教会发展模式中。这种神圣领域与日常商业生活的互渗，反映了都市现代性中的一种宗教创新与积极适应，而非西方经典世俗化理论预设的宗教与现代性相对立的关系。④
在全球化背景下，学界更多关注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宗教文化跨国流动。曹南来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在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多点田野调查，考察了温州商人将本土化的中国基督教跨国移入并扎根世俗化欧洲都市的过程。⑤此研究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华人基督徒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从理论上与北美华人基督徒经由基督教实现同化的融合模式进行比较和对话。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加快，宗教在华人新移民聚居的欧洲国家也开始扮演强化华人青年民族身份认同的机制，理解海外华人社会中宗教的变与不变将丰富我们对当代中国宗教跨国流动现实的认识。
聚焦于都市里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社区构建和文化适应问题，马强对广州穆斯林“哲玛提”(即以伊斯兰信仰为认同基础的社区意识)现状进行了田野调查与描述，发现了广州不同类型的哲玛提，包括清真寺、家庭联合型、公司联合型、清真餐厅型、国内外旅行宣教团以及网络哲玛提等，它们由跨越时空的灵性纽带所联结，凭借伊斯兰教的乌玛精神将其进行文化整合。哲玛提这一流动的精神社区是都市穆斯林在传统穆斯林社区解构之后现代化社区建构的产物。⑥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也吸引了来自不同民族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并形成了新兴城市穆斯林居住社区，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流动移入了义乌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移民和商业背景下穆斯林群体的宗教传承和生活方式也不断进行着调适，宗教的文化适应与城市社区的发展密不可分。⑦
基于亚伯拉罕宗教的一神信仰并高度制度化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具有较强的空间流动性与适应性。在当代宗教发展的制度压力下，佛教、道教的组织行为也在经历现代化和制度化变革。例如，上海的新兴“老板”阶层佛教徒积极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信仰实践及信仰共同体的建构。在“人间佛教”理念影响下，这些拥有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的居士通过公益事业、私募基金以及将佛教理念融汇到企业经营管理中来实现自身的修行弘法。⑧这种以企业为“道场”的老板佛教徒与“以道治厂”的老板基督徒形成有趣对比。佛教的实践形态和传教特点也产生了适应都市特点的变化，尤其体现在都市居士团体上。在传统聚会模式的基础上，在居士家中或办公写字楼中进行的学佛小组开始出现，在佛教信徒中形成更为密切的互助互动机制。⑨相应地，佛教团体也通过各种现代通讯工具更频繁地向外宏传。在民间宗教领域，闽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家大规模进入民间宫庙管理层后，当地民间信仰也出现了去除迷信色彩的理性化发展趋势，尤其体现在社会公益参与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⑩
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同样经历了都市现代性的洗礼。通过对上海地区道教发展的调查，杨德睿描述了道士教育培训模式由传统的师徒传承体制向现代学校课堂教育的转型，他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以“戒律威仪”为关键教程的出家道士宫观教育系统，和以“科仪技艺”为评价标准的家族火居道士教育系统，并指出这两种教育传统的知识论都以自己而非外在世界为最重要的知识，截然不同于以研读书本或文本为中心的当代道学院教育模式，因此出现了老道长与新一代道士之间的代沟。以文本为典范的知识生产也是道教界主动寻求塑造一种现代的主体性，为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进一步合理化自男的宗教身份认同。(11)
四、全球化与中国化交织路径下的宗教实证研究
宗教实证研究已成为跨学科的中国宗教学学科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当代各宗教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社会转型和经济文化互动中，如何深入信众的日常生活，研究“生活中的宗教”，这是未来宗教实证研究可深入开展之领域。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产经营等日常实践与人际互动等生活微观层面着手，将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实践放置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见微知著，可以大大丰富宗教研究的内容。我国宗教学界已有一批人文背景的学者开始走出单纯的文本研究，进入田野现场进行实际考察。这种重视实证个案研究的方法，为中国当代宗教研究添加了鲜活的气息。因应改革开放所生发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宗教研究领域也形成了从少数民族地区和乡村社会到都市社会发展的地域空间转移，体现了时代性的学科发展特点。
在个案研究方法论的指引下，学者们在实地调查中收获了大量鲜活灵动的一手经验资料，为深入理解地方文化、构建地方性知识和秩序并进行一般性理论提炼做出坚实的基础性铺垫，充分显现出中国学者对地方性知识建构的尝试和努力。他们开始摆脱将研究对象客体化的传统，注重被研究对象的主体性，通过细节描述，将宗教发展视为包含能动性的变迁过程。强调目光向下、由内向外看世界的宗教实证研究，着眼于在地宗教，又不局限于在地宗教，是联结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全球以及日常与神圣的桥梁。无论是在少数民族和乡村地区，还是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和村镇，学者都可以把宗教研究作为一种视角、一个切入点，置于社会变迁的大结构中考察。
在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共同影响下的当代社会，宗教研究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与时代相结合。例如，在全球化时代宗教个人主义兴起的框架下，宗教意义的多元与个体选择性与日俱增，个体愈益脱离宗教制度与组织性的权威控制，强调信仰自决和消费性宗教性表达，即往往将宗教体验视为一种提升自我的文化和灵性商品进行选择性的采纳与实践。随着都市宗教徒社会经济地位与受教育水平广泛提升以及青年一代个性意识的张扬，这一所谓宗教个体化的“灵性革命”或许也会在我国的大城市上演。这就要求宗教研究者超越静态的世界宗教的概念框架，去审视宗教内部的多样性及变迁过程，并超越圣俗二元论的传统视角去更好地把握传统宗教领袖权威与普通新生代信徒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宗教信仰实践的新特点。
随着“宗教中国化”成为宗教工作领域的核心政策与重要国家话语体系，如何发掘和增强“中国特色”已成为政策圈、宗教学术圈与宗教界三方合力追求的目标。这一时期的中国宗教学被期待在政策指导下发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工作功能，这是单纯阐释神学文本难以胜任的，而接地气的宗教实证研究则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尤其在探索国家的宏观话语范畴是如何形塑宗教信徒主体及其实践的微观过程方面具有特殊优势。科学实证的宗教研究对日常性、实践性与主体性的关注使其较其他宗教研究方法或传统更能准确忠实地反映当下这一剧烈变动的大时代中的宗教场景。
不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社会科学还是构建宗教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关键在于从中国现实出发。中国化的宗教研究需要以本土概念、范畴和表述为基础，以域外研究为参照与平等对话的对象。宗教实证研究恰恰植根于全球化与中国化交织的土壤，因其对身临其境的主位体认与对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强调和对微观社会处境中宗教实践、意义与情感的重视，有助于全面确立中国宗教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比较分析来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前沿成果与理论，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地位，做出中国对整个国际学术界的贡献。
如果说英语学术世界出版的中国宗教实证研究是以西方精英(往往是具有基督教背景)为预设的读者群体，那么中国学界则需要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具有深厚国家传统的社会中建立一个以本土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宗教研究传统。宗教实证研究的兴起将可以为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的转型及提升其在新时期的学科地位带来新的契机。改革四十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取得的成就证明，宗教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只有时常保持多元的路径、开放的视角和创新交叉的思维，这个学科才有更好的未来。
转自圣经语文
（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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