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Jerry A. Coyne“Faith Versus Fact ”（中译：杰里· 科因《信仰对抗事实》）一书的中译本出版，让人多少感到意外。因为近年来国内关于科学与宗教书籍的翻译尤其出版一向比较艰难，学界曾传，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卜天博士翻译的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i]，可能是最后一本这方面的译著了，没想到如今竟然添了科因这一本。有鉴于此，当出版社约我为其写中译本序时，一向不愿从命的我，还是爽快答应了。作为中译本的序言和考虑国内情况，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里简要讨论二个问题。

一、关于《信仰对抗事实》这本书

由于科因这本书比ISSR（国际科学与宗教学会）汇集的《科学与宗教图书馆》（收录截止日期为2006年共220余册）出版得晚，所以我原来对它并不熟悉，故而在接到译稿后，花了一些时间匆匆忙忙又断断续续地翻阅了一遍，以弄清其基本论域和大致路数（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不看书就作序一向是我所抵制的）。该书的一个优点是比较轻松不难读，由于中间穿插一些故事和轶闻，作者夹叙夹议，该说的都能够表述得很清晰明白，所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大概。该书的第二个优点是立场鲜明，作者毫不掩饰自己是和理查德·道金斯一个立场，而且属于强纲领一派，即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冲突存在“战争”的，[ii]宗教是荒谬的，必须拒斥宗教。甚至科因的工作即可看作是道金斯工作的一个接续，所不同的只是他增加了自己的特殊境遇和专业话题，从而形成对道金斯的某种策应。由此形成了该书的第三个优点，即没有过多纠缠于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关系，而是直面时下流行的几种关于科学与宗教调和的论点进行批评或反驳，其中主要涉及新自然神学（或智慧设计论）、宇宙微调论（或神导进化论）和诺玛理论（NOMA）等，从而显示出某种当代性和新颖性。该书在方法论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通常认为，从科学角度探究它与宗教的关系有科史哲社三个向度，即科学史向度、科学哲学向度和科学社会学向度。而在科学哲学的向度中主要的是概念比较。其中，科学包含四个侧面——知识、活动、建制、文化，宗教也包含四个侧面——观念、情感、行为、组织（本书第二章中对宗教的界定是不完整的），如果一一就其相关性展开比较，也会是一项复杂麻烦的工作[iii]。就此，作者仅仅选择事实与信仰作为对垒的两极，大体相当于以科学理论和宗教观念为对立面，然后通过若干事例进行比对，以此来证明事实如何战胜信仰，从而显出科学的优长与宗教的错谬，其视角虽窄，但论题较集中，在方法论上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而言还是很有借鉴和启发的，甚至对于人们回顾10年前那场所谓的“科学大战”，也有积极意义。估计国内相关机构之所以同意本书出版，与作者的这一态度或做法不无关系。当然，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种简单比对和不完全性论证很可能也恰恰是该书问题之所在，因为如此立场先行而又相对孤立地讨论一个问题，却对作者并无专长的许多领域大胆影射，很难保证结论的科学性，必然会再次引发新的争论。

譬如，就作者所限制的论域“信仰”与“事实”的单对关系而言，他的辩论大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围绕着科学的领地划界，宗教显然力不从心。而且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探索和积累，讨论事实已成科学的专利和优长，或者毋宁说科学就是这一努力的成果或完成。而宗教作为历史的传说和经验，无疑早成强弩之末。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对科学与宗教能简单用正确与错误来取舍吗？犹太-基督教最早兴起于公元前1500年以前，距今已3000多年，那是人类文明的早期结晶，故而对某些事情说错了也属正常，如果它都说对了，反倒是问题。何况对远古文明提出事实性的要求，无异于类似要求孔夫子必须说清楚太阳为什么是“火球”一样，未免过分和无聊。作者在此无疑混淆了信仰和相信的关系。当然，那种非要坚持古人说的对而拒斥今天科学的立场也同样荒谬。所幸真正这样偏执的信徒已经极少，大多不过是利用科学抬升自己而已，这说明至少在他们心目中科学还是强势的。所以无论如何，以往那种二择一的立场在学理上不可能有赢家。

此外，作为一部“科学”著作，在离开事实与信仰的论域后，作者的讨论也并不严谨和科学。如前所述，倘若作者仅仅进行一种有限性论证，虽不免有些生硬，却还比较上手。遗憾的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竟然也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大发宏论，如宗教与道德、价值、幸福等的关系，一下子摊开许多社会问题。作者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说了宗教的错话，但却不能回答宗教凭什么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顽强真实的事实。而宗教既然存在，单纯说它一无是处，甚至有意无意地暗示信宗教的仿佛都是蠢人，这无疑也是一种观念霸权甚至神经病。作者大赞北欧人的幸福指数（本书第五章），可他不知道的却是北欧人绝大多数都信奉路德宗教。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作者尽管对宗教外行，语词上竟一点也不收敛，乃至最后出现失控而近乎骂街，仿佛一切为科学与宗教关系开脱都是错误的。作者还以一个科学家的立场反对科学史对炼金术价值的肯定，对宗教孕育近代科学及对伦理的贡献（康德的观点），则采取死不认账的态度（本书第四章）。书中甚至将宗教直接列为“迷信”。[iv]试想，这种单纯用认知理性来遮蔽其他理性的做法又有何理性可言，又如何能理解什么是精神生活！须知，理性不仅有认知理性，还有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和信仰理性等，而世界上已知的各大正教都有和传统的蒙昧迷信如巫术做斗争从确立自身的历史，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也曾经是“理性”，而且没有这个理性，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切理性包括科学理性。反过来讲，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信仰如果没有理性，则一切信仰无论什么信仰包括所谓的科学信仰就都是盲信，那就自相矛盾了。这说明无论什么东西都存在过犹不及的现象，所以健全的理性应该是全面的，过分强调某一方面难免限于表观讨论，甚至出现灯下黑的境况。作者作为一名科学家恰恰没有守住自己的逻辑底线，而犯了常人都不可能的错误。对此，列宁在批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时曾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v]

纵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一名强科学主义者。强科学主义可以看作是科学霸权的另外一种表述，即认为科学在认知上具有优势，它在价值上带给了人类无限好处因而就是好的，所以科学最终必胜，也唯有科学值得信仰。作者虽然没有这样集中表述，但全书充满这种倾向和气息。作者不是照顾到科学与宗教的不同，不懂得科学的归科学，宗教的归宗教，而是把科学属性当做万能的尺子用在宗教上，然后通过堆砌若干事例来用一物说万物，以此显示科学的强大和宗教的拙笨。这无疑是某些纯科学工作者狭隘立场和思维顽症的集中体现。实际上，这种实证经验主义及以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立场（本书第四章末），在科学哲学中早已落伍，根本无法触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实质。而且这种知识论优先原则，与以理性著称、同样探讨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美国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CFI（探索中心）创始人保罗·库尔茨教授的世俗人道主义那种谦逊客观的理性态度相比，也远远差了一大截。[vi]其实本书作者未必知道，科学主义绝非无神论的专利，最早的科学主义者恰恰出现在基督徒中，其代表如哥白尼、伽利略，虽然他们信仰基督教却实实在在地做着纯然的科学研究工作。今天，宗教徒中的科学主义者，其倾向有的甚至比无神论还强。本人在研究科学与宗教关系过程中就遇到和采访过许多这样的人士，如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精神科著名华人医生徐理强教授即属此列。我把这一类人统称为基督教科学主义者。

二、究竟怎样看待科学与宗教的纷争

《信仰对抗事实》一书再次引出一个老话题，究竟怎样看待科学与宗教的纷争？这在中国多年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探究中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国际上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著述很多（仅我接触到近30年来的就有300余种），这些书良莠混杂，观点各异，其中最多的就是分属科学与宗教两端各自辩护的。作为中国读者，在遇到这些材料时如果事先没有一定知识储备，很容易环顾左右无从下手，或许大都会先入为主，来啥信啥，然后就人云亦云，流入偏颇。

下面提供的几点说明，权供读者在阅读和比较中体会与审视。

其一，最初严格意义的科学与宗教关系主要是自然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近年来也涉足中世纪前后的伊斯兰教。此处，科学与宗教冲突与不冲突，也都是人家的事，和中国没一毛钱关系。16世纪欧洲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近代刚刚兴起的科学，也带来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过影响不大，在礼仪之争后也就偃旗息鼓了。倒是五四运动出现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其实就是科学与宗教大讨论，这里的宗教就是以儒学为旗帜的中国儒道释三教，它们代表传统代表“人生观”，结果外来的科学大获全胜。如今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承受这场争论的后果，是也非也各自玩味。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其他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所面对的科学与宗教问题实质是作为全球知识的科学与作为本土地方性知识或传统文化之宗教的关系问题，何去何从，不可简单鹦鹉学舌而放弃审思。学术的一个基本底线，就是理智地分析探究，那种无线上纲，一味制造虚假“政治正确”的做法，既反学术规范，更无视党中央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指示精神，只能是贼喊捉贼、害人害己。这也是科学与宗教争论中许多人未加细致审思的一个现实后果。

其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存在多个面相，有无关的也有有关的，有协调的也有冲突的，不同立场所描绘的都有部分事实存在，一旦夸大其词就难免一叶障目，所以应该用平衡的心态来看待。但是，这样一种心态的形成却不是很容易的，为了避免人们总是在一阶是或非的层面上你来我往无止无休地争来斗去，需要在高阶的层面上来把握和驾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此，历史上的关系是历史的，今天的关系是今天的，今天的既是历史的延续，又从根本上不同于历史，不可混淆。所谓不同于历史，即是今天的科学与宗教在含义上已大不同于古代[vii]，而且也不再仅仅是两者单一的二择一关系，而是进入了复杂多元的关系之中。不了解这一点，可能说了许多名为科学与宗教的话，实则却同科学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此外，面对曾经存在的各种科学与宗教关系，除了事实性的认定之外，今人大可不必陷身其中，而是可以立足于关系间性超脱出来，在多元的世界中营构一种科学与宗教的建设性关系，让不同的观点特别是传统文化都能参与对话交流，以此推动一种积极社会势态和健康文化环境的形成，这本就是科学与人文研究的题中应有之责。令人颇感吊诡的是，“把科学转变为世俗化力量的往往并不是自然哲学家本人，而是那些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另有所图的思想家。......因此，进化论科学的普及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广十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viii]

其三，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从古及今并非一成不变，其在19世纪剧烈化的原因乃是一种系统权力之争，即从曾经的宗教意识形态一统到今天的科学意识形态一统的权力中轴变换。宗教的起源要比科学早得多，在人类历史表现为各个区域和国家历史的阶段，宗教大多占统治地位。而科学一直生活在宗教的语境中，甚至混而为一。这并非宗教要垄断科学，而是科学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和话语形态。如今人类进入全球历史时代，科学和资本是全球化最重要的两股力量。于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崛起，科学与宗教的相位发生了转变，期间也曾出现过尖锐对立的局面，那是因为科学在宗教的襁褓中成长起来，就像人与地球的关系转换一样。结果，双方的角色最终完成了一个大对调，历史从宗教统御走向了科学一统，从而导致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科学沙文主义广为流行。

其实，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走到今天，非常符合《老子》和《易传》所描述的“一二三”宇宙创生模式，即古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混而未分的“一”，近代是分化对立的“二”，现今则在多元关系中进入彼此互动的“三”，然后“三生万物”。[ix]从大尺度视角看，思想史或知识史上总是存在着对称性调整即对调的情况，即后一个时代与前一时代几乎截然对立而又对称地变换位置，如中世对上古，现代对中世，以及未来对现代等，正所谓“相反者相成”。为此，必须用一种更高的复杂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便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厘清事物的本质，而无须毫无意义地单纯为哪一过气的立场辩护。

其四，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历史是发展着的，人的认识也一样，因此时代变了，不能戴着昨天的眼镜不换。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一样。我们应该破除先入为主的社会意识形态立场而回到知识社会学，这是因为知识社会学比社会意识形态化的辉格史观在描述人类知识和活动方面更基本更扎实。从知识社会学来看，无论科学还是宗教，所有的都是知识类型。既是知识类型，就各自在自己的类型里，不存在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一种知识类型适应了，就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主导形态，不适应的自然就会让出前进的快车道。[x]而且历史不仅有前后交替还有同时并存，对此可以用具有共轭性质的“主导关系”和“胁从关系”的平行结构来描绘。何况，在科学居于强势的今天，任何对科学的质疑都不可能撼动其权威地位，反倒是宗教的某些争议对科学发展具有他者目光的价值，就像国内最近大讲特讲工程要有伦理约束，从而开设工程伦理学课程一样。宗教的某些质疑既可能推动科学的逻辑完善，扩大科学的传播与社会影响，也有助于挖掘科学的形上学意义，推动科学的人文转向。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xi]科学既是科学，就不怕探究，而且只要是探究，最终都会走向科学，所以在科学与它者的关系中我们需要一种建设性的情怀和眼光。这才是“真科学”！

最后，回到主题。《信仰对抗事实》与此前所有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书籍一样，是有倾向和立场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现在的眼光看，关键不在于对与错，因为关系本来就是多样性的。而是作者在方法上对话题的单刀直入，对许多现象所做的直面分析，其所描述的一些事例及引用的数据，对当下研究水平还较低的中国学界来说，仍然是十分难能可贵而值得一读的，而它所引发的一些深度话题有可能把近乎沉寂的国内关于科学与宗教的比较研究再次导向深入。感谢出版社和有关专家，使我有机会先睹为快。而这里所描述的也只是近年来的研究进展状况或些许心得，借此读者或许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该问题和科因此书及对其理解的理解，并再次做出学理性的探究。

[i]哈里森著，张卜天译，《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ii]本书“前言”。
[iii]我们曾立足科学的具体概念对此做过初步比较（刘孝廷、王治河《当代科学与宗教的阴阳互动模式》，载《哲学与文化月刊》（台）2008年第6期，第9-28页）。
[iv]本书“前言”。
[v]《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vi]库尔茨主编，孙倩等译《科学与宗教》，中国无神论学会，2012年（内部印刷）。
[vii]哈里森著，张卜天译，《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36-337页。
[viii]布鲁克著，苏显贵译，《科学与宗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5页。
[ix]刘孝廷、王治河《当代科学与宗教的阴阳互动模式》，载《哲学与文化月刊》（台）2008年第6期，第9-28页。
[x]刘孝廷，《不同知识类型中的科学与宗教关系》，载马建钊、夏志前主编《科学、宗教与人文传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x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第69-70页。

四季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