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神话是中华文化最古老、最强壮的生命之根
过去，人们可能对中国神话有一种误读，认为中国人的神话思维不够丰富。其实，不是中国人的神话思维不丰富、神话资源不发达，而首先要弄清楚应以怎样的视角来考量中国神话。
东西方神话体系的比较，需要从民族性格、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差异等方面来进行。在希伯莱神话中，上帝只因亚当与夏娃吃了智慧之果而知善恶是非，便将他们逐出伊甸园，让他们承受种种苦难与恶毒的诅咒，甚至认为人类不够尊敬他，发一场洪水来毁灭人类。这与西方的文化背景等有紧密联系。相比而言，中国的创世神话，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一开始便更有人神合一的趋向，创世神也表现得更加亲和。比如，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精卫填海、仓颉造字、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等，这些创世神天生与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帮助人类免受灾难与毁灭，与人之间是和睦的。这种高大“神格”，虽然不苟言笑，却具亲和力，注重品行和节操，并且尊贤重能。这些受到中国古人顶礼膜拜的创世神，还承担着“始祖”的身份。例如，我们今天常常谈到“工匠精神”，事实上，那些上古神话中的创世神灵，不仅开疆拓土，创造世界，还常常担负着某一器物发明家的角色，比如，伏羲发明了舟船，黄帝发明了车辆，女娲发明了笙簧……古人把工匠称为“圣人之作”，许多创世神话作品本身其实也都是杰出工匠精神的体现。
自西周以来，由于历史和政治的需要，诸子百家有意识地改造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将人类理想的英雄美德加在他们身上。这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使存留在上古神话人物身上的野性消失了，显得更为彬彬有礼和充满德性。为治水“三顾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就是一个典范。其他如炎帝、黄帝、尧、舜等也莫不如此。这些上古神话人物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等，其中都体现出了一种尚德精神。从积极的视角来看，它们正是社会文明进程中文化重塑与选择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创世神话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不能将其仅仅理解成远古洪荒时期的几个场景。创世神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古老、最强壮的生命之根。
“腊八节”：创世神话与城市精神的重要交接点
那么，上古神话是不是就止于上古时期了呢？实则不然。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创世神话也呈现出新的演变。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随着城市的出现，创世神话也以民俗等形态进入城市人的精神生活，成为城市精神的重要源头。城市的起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随着生产力发展，财富有了多余，逐渐形成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出现了商人，也逐渐出现了人口更为集聚的城市。但是，这个过程应该是很漫长的。一些通史类著作认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前后，就出现了城市的萌芽。在此过程中，城市的民俗和祭祀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
谈论创世神话在城市的延伸，不得不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腊八节”。
提到“腊八节”，今天人们联想到更多的恐怕是喝腊八粥等风俗习惯。而在中国古代，腊八还是一个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应劭《风俗通》说：“《礼传》：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其起源在先秦时代。这里的“腊”，早期又写作“蜡”。《礼记·郊特牲》记载：“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史记·补三皇本纪》也说： “炎帝神农氏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地。”从中可知，“腊”是远古先民对于创世神的一种祭礼，先民例于冬闲时，以农猎收获物献祭所有与发明、管理、保护和发展农猎有关的神灵，报功乞福，同时举行庆贺活动。腊祭也称猎祭，腊祭的名称也有一个沿革过程。据说，夏代叫“嘉平”，商代叫“清祀”，周代叫“大蜡”，秦代复称“嘉平”，到汉代又改为“腊”。
腊日的日子，除了限定在冬季将近的时间范围内，开始似乎并没有确定的日期。《说文解字》说，汉代的惯例是“冬至后三戌为腊”；《玉烛宝典》则说三国曹魏以辰日为腊，两晋以丑日为腊。《东观汉记》里提到过“每腊诏，赐博士羊一人”，据此推断，大概当时的腊祭之具体日期，都由朝廷预先颁诏通告。直到南朝初，腊日才固定在十二月初八这一天，因称十二月为腊月，此日就叫“腊八”。腊日要祭祀八位古老的农田之神，他们分别是：先啬神神农、司啬神后稷、农神田官之神、畦神、开路划疆界之人、坊神、水庸神、猫虎神、昆虫神等。总体而言，自三代以还，上起天子，下到小民，都把腊日当作年节来过。从中可以看出，创世神话对中国民俗中年节文化和精神世界的直接影响。
腊日祭祀中出现对水庸神的祭祀，表明城市信仰开始萌芽。后来的水庸神就演变为城隍神，腊日祭祀的神灵则开始包括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腊日也成为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
随着城市的萌芽，城市的祭祀方式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腊祭”，而腊祭中也多了对于“水庸神”的祭祀。水庸即水沟，城市出现后的护城河。《礼记·郊特牲》记载：“祭坊与水庸事也”，《礼记》注：“水庸，沟也”；疏曰“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说文解字》上说：“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城隍”一词连用，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祭祀水庸神开启了后世城市民间信仰的先河——城隍神奉祀。这也说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步伐，创世神话并就没有停止流播的脚步。古代创世英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与后世城市里护佑民众的城隍神具有同样的意义。
上海城市精神与古老创世神话的互动互生
有句谚语，即“神造乡村，人造城市”。引申开来讲，一处土制的茅屋，可以居住祖祖辈辈，多年后茅屋还是那座茅屋；而一栋楼宇民居，经年失修而毁坏，楼宇已不再是那座楼宇。所以，有人说，最好的乡愁在乡村。但其实，真正不变的不是乡村或城市而是人。
远古人的历史观念在创世神话里得到了明确的定位，比如，民族的来源、生活的制度、器物的发明，等等，都会通过大量神话传说不胫而走。随着历史演进，民众也依然把创世神话视为对自己的民族历史、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起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抑或是一种集体记忆。或许，人们并不认为这些神话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人们相信这些都是创世神话在城市生活中的自然延伸。
以上海为例，创世神话在上海城市精神中也得到了传承。上海的母亲河吴淞江，原为太湖三大泄洪水道之一。唐宋以降，海平面上升，出现海水倒灌，经常造成水患，在建坝筑堤无以抵抗汹涌而来的大潮时，普通民众只能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祈求神灵来镇伏江潮。古代吴淞江沿岸地区有“江东”之称，当年楚汉相争，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之滨。于是，就演化出这样一段神话，楚霸王死后化为吴淞江神，不时发怒，掀起滔天巨浪。当地民众相信，楚霸王一发怒，潮水就汹涌而来。明万历《嘉定县志》就有记载，“西楚霸王项羽乃吴淞江神，故江水如此凶险”。宋元之际，终于出现了阻挡“霸王潮”发威的心理力量，沿江民众纷纷建立神祠，修建“汉代功臣庙”，所祀神灵多为“炎汉功臣”，比如，萧何、曹参、英布、纪信、彭越、陈平等，因为百姓相信“刘能克项”。在吴淞江边，希冀通过为汉将立庙建祠堂的举措，以求压住吴淞江上汹涌澎湃的“霸王潮”。打开上海沿吴淞江区镇的地方志书，这类记载可谓比比皆是。
再如，“金山三岛”的神话。金山地区是今天上海境内成陆最早的地区之一。当年的大小金山岛之间本是一片陆地，相传远在夏禹的时代，夏禹就曾派其属下颛雪东征，后者在此地休养生息，渐臻繁荣。数百年后，周康王东巡至此，命令修筑城堡以镇大海，于是就有了最早的金山城，又称为康城、东京城。到了南宋时，东京城内传言“血出石狮眼，东京城变海”，结果有屠夫以猪血涂抹城隍庙前石狮双眼，谁知当日便有巨浪袭来，很快东京城沦入海中，只剩下现在的金山三岛。这些本是自然界的沧海桑田，可是，在古代上海人的传说中，为了抵御自然灾害，人们往往将创世神话与城市精神彼此互动。这当中虽然也有蒙昧无知的成分，但总体上说，两者的互动也使城市精神更加具有了凝聚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城乡间构成一种双向交流的联系性主体。
城市是发展的，创世神话与城市精神交互渗透。例如，妈祖是中国宋代民众的创世神话，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民众共同崇拜的海洋保护神。妈祖信仰从宋代开始传入上海，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于清代达到鼎盛。上海地区拥有大量官建妈祖庙和会馆妈祖庙，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码头以及商贸中心地带。官方出于漕运、海防、御灾及外交的需要，通过敕加封号、庙宇修建、御赐匾额、行礼致祭、志书记载等方式对妈祖信仰进行提倡和褒扬。民间商人则积极捐资修建妈祖庙，虔诚举行妈祖祭祀活动，他们也成为了上海妈祖信仰传播的主体。于是，在北宋建隆元年（960 年）诞生于福建莆田湄洲岛的一个贤良少女林默娘，就被创造成海神，不仅深受爱戴，更是名声远播。上海虹口区海门路昆明路附近的下海庙，香火曾经十分兴旺，如今，虽然还有一座妈祖像供奉着，却是信众寥寥。究其原因，与信众的人口迁移离散、职业特点不无关系。当年上海浦江两岸有众多渔民、船民，他们以打渔为生，合力造就了妈祖庙前的香火鼎盛。如今，上海人口的职业构成，渔民与船民极少，人们对于海洋也有了更多认识，作为整体的妈祖信仰的构成也处于日渐式微的边缘状态。
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创世神话与城市精神的双向回流、互动互生，城市化之前的乡村精神依然是城市精神的底色。从感恩自然神的馈赠到感念人格神的引领，城市精神中对于生命的珍爱、秩序的重构、知识的尊重和英雄的崇拜，可以构成社会伦理秩序，形成人们心理相通、和谐平衡的法则。
“六十甲子”动漫道德英雄与传统文化挖掘
我几个月前曾在一篇文中，论述了“中国六十神仙兄弟”与“本命元辰”的传播模式。“六十星宿”缘起于传统的干支纪年法。“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得到甲子、乙丑等60个组合，俗称“六十甲子”。中国“六十甲子”，是中国人创制的时间坐标，是中国人时空观的精华，六十甲子纪年也几乎成为每个华人的生命认同。
明朝将“六十甲子”改造成“中国六十神仙”，并且选定了从春秋直至明初的六十个有名有姓的道德人物，将他们请上神坛，封他们为护佑生命信仰与城市信仰的“大将军”、“守护神”。这六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有的是为官清廉的良吏，有的是为国戍边的战士，有的是抗倭的将领，有的是孝行感人的忠臣，有的是诚信经商的商人，有的是才高八斗的文士，有的是忠于婚姻、拾金不昧的贩夫走卒……朱元璋将这些道德忠义之士推上神坛，册封为“太岁”神仙。如果撇开这种改造与包装的政治意味，认真审视还是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元素，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偷盗”、“不与俗争”、“父慈子孝”、“乐人之吉、恤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慈心于物”等，比如“不得口是心非”、“不得绮言狂语”、 “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诚信不诈”、“不淫不盗”、“慈俭素朴”，这些东西有哪一样与现代文明发生抵触呢？弘扬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和提倡诚实守信、诚实劳动的社会风气。其中的积极因素，在调节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释放着正能量，对当今中国人弘扬和平尚德、伦理至上的精神有着重要价值，而其中不少已经成为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民族文化的整体发展。
当然，这种弘扬和传承还需要更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今，上海的学者复原了这六十位道德神仙的原型人物，把这些道德英雄再请下神坛，让“六十神仙兄弟”，走进当代社会生活，净化社会风气，同时也让它们走出国门。今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世博会上，主办方特地举办了“中国六十神仙兄弟周”，上海有关学者也将一幅高3米、长16米的“中国六十神仙兄弟”动漫图进行了展示，使传统民俗文化搭上了动漫的新载体，在异国他乡谱写出新的故事，这些引起了国际友人的良好反响。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可以算是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度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积极尝试。
这也是今天讲述创世神话的意义所在，即弘扬传承其中的优秀和精华部分，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精神来源和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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