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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中的理性与信仰———黑格尔论国家与宗教之关系
发布时间: 2019/6/20日    【字体:
作者:于涛
关键词:  教分离中 理性 信仰 黑格尔论 国家 宗教  
 
 
摘要: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中,政教关系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对国家与宗教之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并提出国家与宗教作为绝对精神的自我体现的重要观点。同时,从其明确支持和论证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倡导的政教分离原则的基本立场来看,黑格尔虽然肯定国家和宗教在原则和情绪的真理上的统一,但宗教本身却不应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基于这一观点,黑格尔对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国家只能基于它自身的合理性力量并在确认个人在人格上的平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反对宗教狂热,实现国家与宗教的和谐相处。
 
宗教与国家关系问题是中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普遍实行的是教权高于王权或者教权与王权相互融合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宗教被理解为国家的内在形式,国家被理解为宗教的外在工具。教会自认为是“神的王国,或至少限度是天国的进阶和前院,而把国家看做尘世王国,即空幻的有限的王国”①,从而主张国家应当以教会为目的。特别是欧洲教权的总代表———罗马天主教廷始终力图在整个欧洲建立起教权的绝对统治,一方面在精神领域用残酷的手段打击异端和异教徒,扼杀精神自由;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运用各种手段干预各国的主权和内政,试图将各个民族国家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之下。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相继兴起,在政治上彻底摆脱教权的控制就成为理性主义政治文化的主导倾向,从而使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成为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政治主张。黑格尔是近代欧洲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哲学同样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是这一运动的辉煌成果。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政教分离的政治主张,并在他的法哲学理论中对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对政教分离的主张进行了透彻的论证。
 
一、国家与宗教
 
黑格尔哲学是以确认先验的“绝对精神”为世界之本质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本身是一个包含着内在矛盾的精神实体,在其内在矛盾的推动下,绝对精神通过自我的辩证运动不断发展,不断走向定在或现实化,从而显现出无限丰富的形态,万事万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过是“绝对精神”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独特的形式。从这种思辨逻辑出发,黑格尔认为,宗教和国家本质上都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和体现,但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存在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唯有通过思辨哲学的方法才能予以透彻的阐明。依照黑格尔的理解,宗教就是绝对精神在表象形式中的自我认识,这种认识在宗教发展的最高形态———天启宗教(即基督教)中最终实现①。因而他说:“宗教是以绝对真理为其内容,所以最高尚的情绪就是宗教情绪。作为直观、感情、表象式的认识,宗教集中其事务于上帝,上帝是不受限制的原理和原因,是万物之所系,所以宗教要求万物都被放在这一关系上来理解,并在这一关系中获得它们的确认、论证和证实。国家和法律以及义务,对意识来说,就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了最高的证明和最高的约束力。”②宗教的作用就在于,它使人们在变幻不测、转瞬即逝的现实目的、利益和财产中,意识到某种不变的、永恒的真理,从而在精神上获得最高的自由和满足。国家同样是绝对精神的自我体现,确切地说,它是绝对精神发展为客观精神即伦理精神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我实现,亦即“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它所知道的”③。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有着不同于宗教的存在形式,它是“当前的、开展成为世界的现实形态和组织的地上的精神”④。也就是说,国家是现实中的伦理实体,它的这种实体性就体现在国家的各种内部制度中,特别是体现在国家法律的建构中,所以“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国家的根据就是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的力量”⑤。宗教和国家虽则都是绝对精神的自我体现,但二者的存在形态和功能却是不同的,不可将二者混同起来,更不能抓住宗教形式来对抗国家。宗教是对绝对物,即对绝对精神或神的关系,但这种关系采取了感情、表象、信仰等形式,因而是主观的东西。从宗教情绪来看,除了对神的信仰之外,世间的一切都是偶然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如果在对国家的关系上也坚持这种形式,以为对国家说来,这种形式是本质上规定者和有效的东西,那末国家,作为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巩固地存在着的各种权力和规章制度的机体,将陷入动荡不安和分崩离析。”⑥因为,这种宗教形式会把国家中客观的、普遍的东西,即法律,视为无足轻重的或无效的东西,认为法律不是对公正的人制定的,只要你保持对宗教或上帝的虔诚,你就可以做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而把法律置之度外。基于上述观点,黑格尔严厉批判了中世纪以来,经院哲学家把国家完全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国家学说。他指出,就宗教中含有一般伦理性的东西而言,也可以说宗教是国家的基础,但也仅仅是基础而已。这个所谓的“基础”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内含在宗教形式中的普遍的伦理精神,即“作为神的意志的国家本性”⑦。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与国家开始分道扬镳,宗教不过是普遍伦理精神的主观形式,国家则是普遍伦理精神的现实形态。把国家完全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就意味着把国家建立在人们的主观形式中,因此,“再没有一种主张比这一种更适宜于制造这么多的混乱,甚至把混乱提高到国家制度,提高到认识所应具有的形式了”①。在这种主观形式中,国家将被看作是非永恒性的偶然事物,丧失其本身所固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国家的各种权力和规章制度也会因此丧失其存在的权威性。如果停留在宗教的主观形式中,就会产生用虔诚的信仰来取代普遍有效的客观法律或使政令和法律失去效力的宗教情绪。这种宗教情绪使人们完全听凭自己的任性和激情,当别人因而受到冤屈,就指示他们向宗教求得慰藉和希望,或者唾弃他们并把他们谴责为无信仰的人。进而,这种宗教情绪也不会仅仅限于一种内心的情绪和观点,而是有可能转向现实,力求在现实中肯定自己,这就产生了宗教狂热。这种宗教狂热和政治狂热一样,把一切国家设施和法律秩序视为一些界限加以排斥,认为它们拘束了内心生活,不适合心情的无限性。这种宗教狂热也会排斥私有制、婚姻、市民社会中的关系、劳动以及其他一切现实的存在物,认为这些东西对于爱和情感的自由来说毫无价值。总之,由于宗教反对尘世利益,漠视现实世界中的事态过程和当前事务,因而“依赖宗教看来不适宜于把国家的利益和事务提高到本质的重大目的”②。黑格尔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错误观念,主要是因为,人们通常会把宗教理解为人们在灾难、动乱以及压迫盛行的时代所追求的东西,人们指望从宗教中得到慰藉,以解除自身所遭受的冤屈和痛苦,或得到希望,以补偿其所受的损失。对此,黑格尔指出:“如果说被压迫者在宗教中找到了安慰之后就会捐弃对暴政的一切反感,这会被看作一种讥诮;同时,也不应忘记宗教可能采取一种形式,使人们受到迷信桎梏的最残酷的束缚,使人类堕落到低于动物。”③现实中,那些没有受到教育而盲目信仰宗教的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客观真理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由此产生的宗教情绪在消极状态下会表现为对现实的顺从、忍耐和静待,而当它一旦获得了积极的动力,就会以惊人的狂热力量毁灭一切现实社会。因此,黑格尔强调:“不应笼统地谈论宗教,相反地,倒是需要一种挽救的力量来反对某种形态的宗教,而这种力量是维护理性的和自我意识的权利的。”④
 
二、对政教分离的论证
 
通过对伦理精神的两种存在形态即宗教和国家的分析,以及对把国家完全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观点的批判,黑格尔十分明确地支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在黑格尔看来,要理解政教分离的必要性,首先就必须看到国家并不仅仅是一种处理世间有限事物的世俗组织,它同时也是普遍的、理性的、必然的伦理精神的现实形态。如果说,宗教信仰仅仅是停留在主观形式中的伦理精神,那么国家则使这种伦理精神达到了特殊实存。因此,国家的现实性就在于,它使整体的利益在特殊目的中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它使普遍的伦理精神通过对现实世界中种种特殊事务的处理得到现实的体现,从而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就国家必须处理现实世界中的特殊事务而言,国家显示自己为尘世的有限的领域,而宗教则表现为精神的无限领域,看上去似乎国家是次要的,而必须以宗教为基础,即有限物必须以无限物为根据。但这种看法是极端片面的。“诚然,国家本质上是尘世的和有限的,它具有特殊目的和特殊权力。但是国家是尘世的这一事实,仅仅是一个方面,也只有对迟钝的知觉说来才是纯粹有限的。其实,国家具有一个生动活泼的灵魂,使一切振奋的这个灵魂就是主观性,它制造差别,但另一方面又把它们结合在统一中。”①依据这个观点,黑格尔批评了那种把国家和法律仅仅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财产权利为目的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他说:“依照这种观念,国家的使命在于保护与保全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任性,但以不损害别人的生命、财产与任性为限,所以国家只被视为消除急难而成立的组织。这样看来,更高的精神要素,自在自为的真理的要素,就这样地作为主观宗教心或理论科学而被安置在国家的彼岸,而国家则作为自在自为的俗物,唯有尊敬这个要素,于是乎它的真正伦理性的东西就完全丧失了。历史上有过野蛮的时代和状态,一切更高的精神东西都集中于教堂,而国家只是依据暴力、任性和激情的尘世统治,又那时,国家和宗教的那种抽象对立才是现实界的主要原则。”②也就是说,如果把国家仅仅看作是尘世中的一个有限的组织,那就必然会造成国家和宗教的抽象对立,从而把更高的、普遍的、无限的伦理精神拱手推向宗教或教会,使国家不能在自身的存在形态中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必须从宗教中找寻自己的存在根据,这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教分离。因此,真正的、现实的国家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达不到这种统一,就不是真正现实的国家,而只能是一种坏的国家。这种国家仅仅是实存的,而不是现实的。“真实的现实性就是必然性,凡是现实的东西,在其自身中是必然的。”③“一个坏的国家仅仅是尘世的和有限的,但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国家自身是无限的。”④正因为如此,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合乎理性和必然性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从宗教中获得自身合理性的根据,它的存在根据就在它自身之中。国家作为普遍的伦理精神的现实形态,它的存在形式必然与权威和信仰的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但不能依靠教会,而且必须超出特殊的教会才能达到思想的普遍性。据此,黑格尔指出:“如果以为教会的分立对国家说来是或曾经是一种不幸,那是大错特错了;其实只有通过教会的分立,国家才能成为其所规定的东西,即自我意识着的合理性和伦理。”⑤如果说,在宗教中,理念是内心深处的精神,同样包含着伦理理念的思想原则,那么,国家可能需要宗教和信仰。但是国家本质上仍然是与宗教有区别的,因为国家所要求的东西,都是采取法律义务的形态,而并不在乎出于怎样的心情来履行这些法律义务。相反地,宗教则属于人的内心生活的领域,有着信仰的自由权利。如果国家要按宗教式样提出要求,即对人的内心生活采取法律义务的形态,它就会危害人们内心生活的权利。同样,如果教会要像国家那样行动,即对人的内心生活进行法律约束并施加刑罚,它就会蜕变为一种暴虐的宗教。更进一步说,宗教的地位是建立在心情、感觉和表象的基础上,因而宗教中的一切都具有主观性的形式。国家则不同,国家要使自己现实化,就必须把自己的规定建立在国家的组织和制度中,使之获得固定的定在。如果宗教心力图把自己的主观形式强加给国家,它就会颠覆国家组织。因为,国家组织的各种机关都有自己的特殊职能,并在自身的职能范围内履行自己的功能。而在宗教中,一切宗教情绪都关联到抽象的精神整体,“现在如果这一整体要求掌握国家的一切关系,那它就会成为狂热。要求在每一特殊物中有整体,这只有破坏特殊物才能做到,因为狂热是不让特殊差别自行发展的”黑格尔对政教分离的上述论证是相当深刻的。在这里,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国家和教会的统一”这种说法,但他把这种统一理解为,国家和教会在本质上,即在原则和情绪的真理上的统一,都是以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为共同的本质。然而,在这种统一中,宗教和国家在其存在形式上的差别也同样是本质的。国家表现为世俗世界中的有限物,但真正的、现实的国家必然体现着普遍的必然的伦理精神,并以这种精神为存在的根据;宗教表现为人们在内心世界中对无限物的崇敬和信仰,但它在现实中也采取了教会这种有限物的存在形式。因此,国家和教会各有自己的领地,在现实中并不具有相互融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国家的原则不能用于宗教,同样,宗教的原则也不能用于国家。有人认为,国家的政治统治也应当基于宗教的虔敬心,黑格尔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他指出,宗教的虔敬心只是一种内在良知,而不可能成为国家的根据,“如果虔敬心被算作国家的现实,那末一切法律都将被推翻,而主观情感就成为立法者”①,这可能是对国家的最大的侵害,因为它违反了或动摇了国家的理性原则。尽管在宗教中,神所代表的是普遍的理念,但这种理念在宗教情感中是不确定的东西,它不像国家那样把自己的一切规定性发展为固定的存在形态。“恰恰是在国家中一切都是固定的安全的这一事实,构成了反对任性和独断意见的堡垒。因此,宗教本身不应成为统治者。”②
 
三、在现代社会中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由于黑格尔把宗教和国家都理解为绝对精神在发展中的自我实现或体现,因而他认为,“教会和国家都以真理和合理性为内容,它们在内容上并不对立,而只是在形式上各有不同”③。基于这个观点,黑格尔既反对国家和教会的直接汇合即政教合一,也反对国家和教会背道而驰即政教对立。在他看来,宗教的教义“在良心中具有它的领域,它属于自我意识的主观自由的权利范围,即内心生活的范围”④,这个范围本身虽然并不构成国家的领域,但也同样有自身的、国家不能予以侵犯的独立存在价值。宗教是以感情、表象和信仰的形式表现出与绝对物即上帝或绝对精神的关系,它使人们在变幻的世界中意识到不变的东西,其中包含一般伦理性的东西。这种一般伦理性的东西“引起情绪的内在渗透和提高,这种情绪的内在渗透和提高通过宗教而获得最深刻的证实”⑤。因此,宗教的园地是人的内心生活,是精神自由的领地,它的本质性的内容与国家并不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和宗教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如果宗教是真实的宗教,就不会对国家采取否定和论战的态度,而会承认国家并予以支持;同样,国家也有义务全力支持和保护教会使其达成宗教的目的。“又因为宗教是在人的内心深处保证国家完整统一的因素,所以国家更应要求它的所有公民都加入教会,并且不论哪一个教会,因为其内容既然是与观念的深处相关,所以不是国家所能干预的。”⑥也就是说,国家可以要求公民加入教会,但不能干预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也采取了教会这种有限物的形式,它拥有财产,奉行礼拜的仪式,并因而有供职人员。这就使宗教从人的内心生活进入到尘世,从而进入到国家的领域。就此而论,教会就必须受治于国家的法律,而绝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即“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一旦合成一个教会或同业公会,它就受到国家最高警察权的一般监督”①。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一个组织完善的强大国家应该把教会和信徒交给市民社会,使之受市民社会的规律的约束。在这个方面,国家对宗教也应当更为宽容一些,对于宗教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与国家发生抵触,可以不闻不问,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那些根据宗教理由而不承认对国家负有直接义务的教会,允许这些教会成员用消极的方式来完成对国家的直接义务。黑格尔强调,国家只能基于它自身的合理性力量才能忽视和容忍这种来自宗教的反常状态。这种合理性的力量就在于确认人在人格上的平等。例如,某些国家的法律拒不赋予犹太人民事方面的平等权利,理由是犹太人不仅是一种特殊教派,而且属于一个异国民族。对此,黑格尔予以严厉的谴责。他指出,犹太人首先是人,赋予他们民事权利,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在市民社会中以法律上人格出现的自尊感。如果国家以法排斥他们,那么国家就误解了自己的原则、客观制度及其权力。因此,“这种排斥犹太人的主张,虽自以为非常正确,但经验已经证明其为极端愚蠢,相反地现在各国政府的处理方法却证实为既明智又大方”②。当然,国家对宗教的宽容并不是毫无限度的。与宗教所采取的感情、表象和信仰的主观形式不同,国家作为形式上的普遍物,它的原则本质上是思想或理性,因而把握国家的本质,需要思辨的理性,需要能思考的认识。但是,能思考的认识也有可能从科学的水平下降到意见和演绎推论,即把缺乏真理性的意见作为理性和主观自我意识的权利,从而同国家的基本原则对立起来。例如,某些教会就主张它在作出意见和建立信念时是自由的而不受拘束。对此,黑格尔指出,意见作为意见只是主观内容,不管它如何自恃自负,它本身是没有真实的力量和权力的。因此,对于这种意见,国家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某些教会力图把自己提出的有关坏的原则的意见变成现实的时候,“国家必须反对它,以保护客观真理和伦理生活的基本原则……国家面对这种教会,大体说来,必须主张自我意识对自己的洞察、信念和一般思维———即什么应作为客观真理而有效的这种思维———的形式上权利”③。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黑格尔在秉承启蒙运动的政教分离原则上,态度是坚决的,思想是明确的,论证是深刻的。当然,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宗教的关系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思维出发点上的,即把国家和宗教理解为绝对理念的体现,认为绝对的客观的伦理精神通过国家和宗教达到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这无疑是一种“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种神秘主义的逻辑中,黑格尔把国家和宗教看成是在本质上相同的东西,只是在存在形式上各有不同,这显然使他对宗教信仰的维护也比那些浅薄的、狂热的宗教情绪要深刻得多,坚实得多。然而,祛除这层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黑格尔的上述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和研究现代社会中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与国家和政治的分离,更多地成为个人内心精神世界的信仰与慰藉。但是在某些特殊地区或境遇中,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旗号来干涉国家正常行政事务,煽动民族与教派冲突,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妄图实现其颠覆现有国家政权、恢复宗教主宰权的险恶目的,这是我们作为现代人所必须要坚决反对的。黑格尔站在理性与信仰相统一的立场上所坚持的宗教与国家和谐共处思想,恰恰从学理上为我们反对和抵制那些利用宗教来干预国家事务的卑劣行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引导宗教与国家在各自适当的处境中实现自我的伦理精神,同时,也对现今中国社会中宗教的健康发展、国家的稳定昌盛以及人民的幸福安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总之,在任何时候及任何条件下,宗教绝不能成为干涉国家主权与内政的“护身符”和“回避牌”,任何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反国家、反社会的行为都是违背人类共同理性与良知的,必将遭到全世界一致反对与唾弃。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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