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壶门座壘子解密入手
摘要：本文从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壶门座壘子解密入手，进一步明确了该类器物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樏子，自北朝器型逐渐固定，有了鎏金壶门座壘子的样式，宋代依旧延续，只是改用瓷器制作，且成为供佛的专用器物，为盛放水果之用；结合《衣物帐》与其它相关文物、出土位置，鎏金壶门座壘子属于银金花供养器物系列，法门寺的文物可以按照政教关系、舍利崇拜流程分为随真身、迎真身恩赐系列与供养系列这三个系列。
一、一个文物识别难题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壶门座壘子，2套共10件，每件通高3.8、口径10.3、底径11.2厘米。重250克。出土时五件鎏金壶门座银子一组套装。锤击切削成型，腹外鎏金。以子母口扣合，直口，浅腹，平底，壶门座圈足，器内底焊十字形格架，圈足有镂空的六个壶门，壶门间饰背分式忍冬草。底外壁有抛光切削后留下的同心圆痕迹。
它们一直是法门寺出土器物的研究冷门，该器物与茶器具、香器具、佛教器物，似无直接联系、其功能也无法确认，《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将其列为饮食器[[1]]，但没有理由说明，且错误称其为鎏金壶门座波罗子，正是由于上述研究困难，所以几乎对该器物的详细考证、和功能的相关研究。与此物相关的两篇研究，主要是判断其名称究竟是《衣物帐》记载的“壘子”还是“破罗子”。杨之水通过对古文献的考察，明确了该器物为“壘子”，源自魏晋南北朝的“樏子”，而破罗子是《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中提到的破罗，为外来语[[2]]；刘呆运与王苍西也认可这一说法，并进一步结合西晋考古成果，强化论证了“壘子”与“樏子”的联系[[3]]。
但是这两篇研究与宋代出土的一系列被称为波罗子的瓷质器物有矛盾，波罗子一般俗称“套盒”，最初应为供养于佛门的果食器，所谓“波罗”很可能即“般若（念bore）”，意为智慧，很可能就是赞其构造巧妙（即可单独使用，又能套叠一起），充满禅意（外圆满，内中空）。这类瓷器一般见于五代和北宋时期，南宋官窑也有烧制，为当时级别较高的佛教用器或者使用器[[4]]。
图:3：宋代越窑套盒（所谓的“波罗子”）
这些宋代的波罗子从造型上无疑属于同一类器物，与法门寺的壘子更为接近，且“波罗子”这一名称也与佛教更为密切，那么它究竟应该叫什么？之前两篇研究是否有错误？具体而言有如下两个可能：
1、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可以将唐代视为一个转折点，由于佛教的影响该器物的命名发生了变化；即唐之前樏子——壘子，为一个谱系；唐、宋期间破罗子——波罗子为另一个谱系。但是杨之水对于破罗子名称的考证是非常详尽的，中国古代通字没有“破”通“波”的情况。
2、这些宋代的波罗子还是壘子，这种具有佛意的名称乃崇尚佛教的当代人所取，这是由于受到了过去《法门寺考古报告》中对于该器物错误识别为“波罗子”的影响，这一错误依旧在网上和导游讲解中出现。专家的研究是正确的，自魏晋到宋代这类器物属于同一个谱系。
综上，观点二更为合理。
二、从银金花供养器物体系下对其再考察
（一）点心盒、香丸盒还是茶盒？
理清了器物名称与谱系之后就要谈该器物的功能了。在法门寺的讲解中有两个说法，一为盛放小点心的器物（如茶点）、但是该器物与叠置食盒有一点非常不相符，一方面它们体量较小，缺乏实用性；其次镂空的六个壶门不利于食物储存；其二是用来分门别类储存香粉和香丸的容器，但是地宫已出土香宝子、香合；总之这两种说法均无明确依据，只是给游客的说辞。那么它有可能是茶器具吗？这一可能的依据就是宣化辽墓中的《童嬉图》。
笔者最早对该器物发生兴趣，是因为在做法门寺香笼研究时看到了宣化辽墓中的《童嬉图》，在这幅图中，桌子上摆放的器物从外观看实在是与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壶门座壘子非常相像。
c图4：宣化辽墓中《童嬉图》
遗憾的是考古发掘中并未出土类似器物，由于《童嬉图》是下人备茶的场景，图上还有其他茶器具，所以已有研究者发现了笔者所观察到二者的相像之处，并进一步猜测二者均是储存茶粉的容器[[5]]。笔者当时也比较倾向这一观点，并展开研究，但是发现，如果图中该器物就是供佛用的壘子，是与法门寺博物馆所藏的鎏金壶门座壘子同属供养器物理由还是非常充分的，这主要参考了李清泉的《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
李清泉虽然在书中没有涉及对图中壘子的研究和考证，但是他对于这一墓葬的历史背景和该图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背景知识，具体如下：
1、墓主人除信佛念经外，为了实现长生不死、转世成仙成佛的愿望，还崇尚神仙家之道；
2、图中左上的竹篮子和中左妇人所持物均为桃子，反映了升仙长寿的愿望；
3、辽地饮茶的风俗与道教、神仙家的药物养生观念有关[[6]]。
综上，图中央的类似壘子的器物在这里还是供养器物，该图表面上是以备茶、孩童想偷桃吃为主题，实际上是表现下人准备主人升仙礼仪的供养品之工作场景。
（二）作为内道场供养真身舍利的专用供养器
对于壘子的进一步考察还是需要回到《衣物帐》的相关记录及其体现的政教关系、出土位置。这是前人研究没有涉及的，《衣物帐》中涉及该其物的记录是下面这一段：
银金花供养器物共四十件、枚、只、对、内壘子—十枚，破罗子一十枚，碟子一十枚，香案子一枚，香匙一枚，香炉一副并碗子，钵盂子一枚。羹碗子一枚匙筋一副火筋一对香合一具香宝子二枚已上计银一百七十六两三钱。
|
《衣物帐》器物名 |
考古学家命名 |
大小 |
数量 |
|
碟子 |
鎏金十字折枝花纹葵口小银碟 |
每件通高1.3、口径11.3厘米。 |
10 |
|
香案子 |
素面银香案 |
|
1 |
|
壘子 |
鎏金团花纹葵口圈足小银碟 |
每件通高1.9、口径11.1、足高0.7、足径7.5厘米。 |
10 |
|
破罗子 |
鎏金壶门座银波罗子 |
D每件通高1.9、口径11.1、足高0-7、足径7.5厘米。重118.5克。 |
10 |
|
香炉一副并碗子 |
鎏金莲花座银香炉 |
通高9.8.盖高4.5.碗盖径6.6、口沿宽0.6、腹深2.4,足高2.7、足径8厘米。 |
1 |
|
香匙 |
素面银香匙 |
全长18 .5.匙径4.2厘米。重42.25克。 |
1 |
|
钵盂子 |
鎏金团花银钵孟（编号：66） |
高3.3、口径8厘米。重110克。 |
1 |
|
羹碗子 |
鎏金团花银钵盂（编号：48） |
高3.3、口径9.1厘米。重82克。 |
1 |
|
匙筋一副 |
鎏金蔓草纹长柄银匙、鎏金四出花银食筯 |
长18.7、上端直径0。5、下端直径0.3厘米。重43.5克。 |
1 |
|
火筋 |
系链银火筯 |
|
1 |
|
香合 |
素面圈足圆银盒（待详考） |
高2、长5.1,宽3.6厘米。 |
1 |
|
香宝子 |
鎏金伎乐纹香宝子 |
通高11.7、口径5.6、杯高5.8.圈足径6.3厘米。重149.5克。 |
2 |
《衣物帐》中记载很明确，它属于“银金花供养器物”，这套器物的整体大小均比较小，在这段记录之前的文字是“银金涂鈒花菩萨一躯，重十六两”是个小大日如来像，再往前是八重宝函的记录，所以对于该器物的考证应该放在这一段落中提到的供养关系，结合其他提到的器物和出土位置来考察。
图5：地宫后室银金花供养器物40件分布示意图
这些小体量的供养器物是供养真身舍利的，而真身银金涂鈒花菩萨（鎏金带座银菩萨，小大日如来像）也可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这四十件器物可以分为供养容器（碟子、壘子、破罗子）、香器具（香匙、香合、火筋、香匙、香炉一副并碗子、香宝子）、食器（羹碗子、匙筋），可以想象，这些器物是一套成套的供养小器物，适合在居室中小环境摆放。它们又属于《衣物帐》“真身到内后相应赐到物的一百二十二件”这一大前提系统，所以综上推断，这四十件银金花供养器物为宫廷内道场供养舍利、具有供养礼仪性质的非实用供养器物，壘子是用来盛放供佛的水果之用，它们地宫后室的出土位置也有供养礼仪的体现。
（三）随真身、迎真身恩赐系列与供养系列
笔者之前的研究提到，对于法门寺的文物可以结合《衣物帐》，从供养与恩赐的角度关系角度去分类，其中主要还是体现皇帝对于真身舍利的恩赐[[7]]，即将真身舍利视为释迦摩尼这个人的化身，而按照人间礼仪去对待。结合上面考察，可以进一步分为迎真身、随真身恩赐系列与供养系统。早出土器物中，凡是带有“迎真身”铭文的器物，多体量较大，用金较多，做工考究，反映了舍利拟人化后皇家在迎奉舍利刚入宫时，刻意打造佛祖使用的器物的隆重迎接场景，即迎真身系列；真身到内后，皇帝又将皇家日用品和一些衣物在宫殿御前之上赐给真身舍利，非常典型的器物就是带有唐懿宗亲笔墨书的“随真身御前赐银方盒”即随真身系列；舍利在内道场安置后，皇家打造了八重宝函安放其内，用包括壘子在内、体量较小的银金花供养器物，在内道场房间内进行佛事供养，即舍利供养器物系列。
表2：法门寺文物中的随真身、迎真身恩赐系列与供养系列
|
系列名称 |
代表文物 |
|
随真身 |
随真身御前赐银方盒 |
|
迎真身 |
迎真身金钵盂 |
|
供养 |
银金花供养器物四十件（含壘子） |
这三个系列很好的反映除了真身舍利入宫的流程与礼仪、也反映出了唐朝皇帝对于舍利的看法，恩赐与供养虽然并存，但是发生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且有相应文物参照，是可以区分的三个文物系列。
本文从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壶门座壘子解密入手，进一步明确了该类器物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樏子，自北朝器型逐渐固定，有了鎏金壶门座壘子的样式，宋代依旧延续，只是改用瓷器制作，且成为供佛的专用器物，为盛放水果之用；宣化辽墓中的《童嬉图》桌子上放置的器物也很可能是壘子，也是佛事供桌上的礼器。后来之所以没有在发现该类器物，可能与佛教进一步民俗化、大众化有关，更为简单、常见的碟子替代了功能类似的壘子。
结合《衣物帐》，鎏金壶门座壘子属于银金花供养器物系列，法门寺的文物可以按照政教关系、舍利崇拜流程分为随真身、迎真身恩赐系列与供养系列这三个系列。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深刻体会到了参照《衣物帐》仔细核对出土文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一个很必要的基础工作，有助于进一步更正《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中的错误，还文物之古人认识。
[1] 此对照表的制作非常困难，出土物中有一些类似品，如钵盂有4件（表中有两个重名的钵盂，但是编号不同）、匙子有4件，无法用《法门寺考古报告》为研究参照，《报告》对于《衣物帐》参照不足，将绝大多数器物视为供养器，且有过去的学术命名、识别、分类错误。在这一段《衣物帐》的记载中，具体指哪一件器物需要详细考证，笔者结合出土位置、重量计算、新的文物识别成果，进行了仔细识别。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 扬之水.法门寺出土的银金花量子与银金花破罗子[J].文物,2009,10,94-96.
[[3]] 刘呆运、王仓西.法门寺地宫出土银质壘子钩沉[J].乾陵文化研究,2016,1.
[[4]] 宋瓷波罗子（套盒）赏析[OL].http://www.360doc.cn/article/17788473_550939774.html
[[5]] 周新华.宣化辽墓壁画所见之茶具考[J].农业考古,2000,2.161-165.
[[6]] 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M].北京:社会文物出版社,2008.
[[7]] 陈锦航.供养与恩赐——对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再认识[OL].普世社会科学ShowArticle.asp?ArticleID=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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