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前几天，有人看了我昨天转发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海峡两岸哪个更代表华夏文明？我一看就乐了，因为我已经不太习惯使用这样的宏大的，文明比较产生出来的词汇，或者说，除非有一个很特殊的语境，一般我对于这类词的使用是非常警惕的。我随即答道：谁都不代表，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文明”，本身就是一种系统化建构出来的概念名词。是一种“大传统”倾轧和遮蔽“小传统”的“政治话语霸权”。
在我看来所谓的“文明”，其实是一个基于“我者”与“他者”身份区别出来的，存在着条理化的反塑性建构，又或者是一种基于统治同质化（同质化意味着维系成本更低）需要的政治建构。
如果我们深入到所谓“文明”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空间中去考察，可能会发现各个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维度，生存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我们所概括的“文明”秩序，存在着格格不入的巨大断裂，不会自觉的去践行所谓“文明”的生存秩序。因此所谓的“文明”似乎有点无从说起。
Ⅱ
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其实更多习惯的是一种“非知识精英”的思维，他们的价值系统其实是一种碎片的，非体系化的认知。就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逻辑分为“逻辑”和“中国逻辑”，其实这是一种“知识精英”的傲慢，因为“知识精英”不打算去和“非知识精英”达成一种理解的和解，只是用一种自我或者自我认同群体的思维去建构他们所不认同对象的话语。事实上，我们不用怀疑，这种逻辑的划分，可以运用到任何地方，因为哪里都会存在“知识精英”和“非知识精英”。也就是说，同样可以做出“印度逻辑”、“美国逻辑”、“日本逻辑”的划分。
如果认识到这样一个前提，我们的视野，又可以根据两者的差异，推导出一个“大传统知识”和“小传统知识”的分野。所谓的“大传统知识”和“小传统知识”的分野，其实是借鉴人类学上关于人类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经典划分。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人类的知识范畴划分为“大传统知识”和“小传统知识”。简单的说，“大传统知识”代表了一种国家及精英更为理性化、更为普遍的思维认知，“小传统知识”则代表的是地方及底层倾向于经验化，具有特殊性的思维认知（对于这个概括我自己也很不满意，但在没有想充分前，大家凑合理解），我们不妨借用“哲”和“巫”来对这两种知识进行表征。
Ⅲ
通常我们讨论的“知识”，往往是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领域——知识论。但事实上，这种哲学视野下的知识论，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会把很多无法通过科学检验的观念“污名化”。
关于知识，我们应该放在一个时空中去加以理解，比如说，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中医就是那个时代“正确的认识”，正是这种“正确”，使得它们对那个时代的生存发生了各种显著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范式转换后的视角，去粗暴的理解那些“被淘汰的知识”，如果过于严苛的执行哲学知识论的标准，那牛顿的很多物理知识，恐怕我们都很难称之为“知识”。
对于非对即错的自然知识应当如此，对于更为复杂的生存知识更是应该如此，所谓的“生存知识”其实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观察视角上的“知识”，可以被理解为“生存技能”——一种生存实践的经验和策略——抽离了生存需求这个维度，人类一定没有动力持续的展开对于知识的追求——因此也无法去理解知识的产生、传播和接受。
IV
随着近现代政治竞争的升级，产生了国家意志对于社会动员的整合冲动，在这个国家权力建制的大幅扩张过程中，“大传统知识”也有一次向社会大众极速扩张的过程。但是当今人在认知构造完成升级，被塑造成“新民”后，其实也被剥落了绝大部分的“小传统知识”。这其实只是人类悠久历史长河中，“知识战争”中的一幕。在人类史上，其实无时无刻不包含着“大传统知识”和“小传统知识”之间的残酷竞争。
历史上的统治者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因此可以凭借着资源优势吸引源源不断的高智商的人围绕着已存统治者或者潜在统治者去生产“大传统知识”，这种知识虽然基本上保持着话语霸权地位，但不代表“大传统知识”它在过去和现在，乃至未来会胜出对于“小传统知识”的竞争。
事实上，在进入现代近代之前，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财富积累水平，决定了世人的识字率从未超过20%。这剩下不低于80%的群体更习惯和擅长使用的是一种“小传统知识”。即使现在识字率普遍之后，也不等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大量的“大传统知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某项手艺比懂得宪法更有利于生存的延续。换句话说，因为生存方式的差异，使得两种知识的竞争会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逻辑”和“中国逻辑”的矛盾还会持续下去。
V
今人按照一种“大传统知识”的视野去将过往的中国概括为“儒教文明”或者是“儒家化文明”的时候，是否会意识到这个概括前提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并不能未加辨析的将古代中原时空中的人，都设定为信奉遵从儒家义礼的人。
如果追踪现当代的人类学和社会史研究，我们可能会惊讶的发现，其实在中国传统世界中，在主流的儒家文明之外，一直存在着一股非常繁盛的暗流——一种多样化的民间信仰知识。我们在受到“大传统知识”的污染后，往往会忽视这种存在，或者粗暴的将其视作是一种虚妄的知识。
事实上，作为一种繁盛的民间信仰体系，绝对不是马克思所代表的那种理性精神视野下的“迷信”活动。我们应该借助的是一种柏克式的谦卑，去理解这种蕴含着高度生存理性的知识体系。
前文说过，对于知识的接受的要从生存逻辑展开，也就是说，人类并不太会愿意去接受一种对于我们没有利益的知识，无论这种知识看起来多么的低级，虚假，但是只要有利于我们生存，人类就会坦然的去接受。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准备科考的生员居然不拜孔庙，而去拜关庙。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种祭拜绝对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理性，因为在他们的时空中，关羽作为一个神祗是真实的（古代各种神庙的碑记往往会说明神祗显灵的经过），是存在超自然能力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儒生很显然会忘记《论语》里忌怪力乱神的规范而选择去接受更有利于他个人利益的知识。
VI
长久以来，历史学界一直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虽然这朵金花后来因为视野范式的转化，变成了一项烂尾的讨论，但是我们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在明朝中晚期的江南，确确实实出现一个工商业非常繁荣的时期，明显的区别于过往的历史脉络。也许“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命题错了，但是关于这个现象的讨论依然是必要的，只不过我们需要转化一下视角。
余英时有一篇仿韦伯思路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长文，书中通过对于儒释道三家主流的“大传统知识”史的考察，发现三家思想都顺应商业社会的进程，存在不同程度的转变和调适。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理论的调适存在着观念引导的作用，但是我们可能又要追问，这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主导作用？
现在家喻户晓的“财神”信仰，而这种崇拜和祭祀其实是非常久远的传统。在明代的民间信仰体系里有一支非常兴盛的崇拜——五路神（五通）信仰（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们嘉兴下辖的一个县城嘉善里，在所有民间信仰范围内，五路神的祠庙居然占据了一半的比重），这就是我们现代所祭祀的“财神”的原型。然而追溯历史，我们会奇怪的发现，这个“五路神”早期居然是一个邪神，这粗看起来就变成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了，一方面的是代表统治者意志的，作为国家知识的理学在不断的扩张渗透，一方面民间居然大量兴起物欲追求的财神崇拜，而且还崇拜的是一个没有道德伦理色彩的邪神。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这种“大传统知识”对我们的商业文明作用更大，还是地方的，底层的民间信仰的作用更大？作为宗教信仰，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朴素的思维模式，即“供奉—回报”模式。而这种模式是否灵验，往往会陷入一种特殊性的，经验性的自由心证的心理活动。也许哪天祭祀者只是做了一个梦，也许因为某些生活中的巧合产生的心理暗示，都可能成为行为的正当性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大传统知识”的伦理规范并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人不会被尿憋死，同样也不会被知识伦理规驯死。因为我们总会去寻找到各种理由去做那些有利于我们的事情。
因此，无论王阳明是否是收了好处，在墓碑上写为死者的商业经历提供一种正名性的软文（《节庵方公墓表》），我们都丝毫不用去怀疑作为“大传统知识”的儒家轻商的伦理会成为工商文明发展的文化障碍。因为，利益的理性诉求总会促使人们自圆其道。所以“五通神”的崇拜在“加州学派”念兹在兹的江南兴盛起来，就不是一个巧合。
Ⅶ
不需要太多的知识素养，我们都可以轻易的发现，所谓的儒家秩序，其实是存在着一个适用桎梏——儒家伦理根本不适用于游牧民族，所以儒家能够被日本接受，而不会被更具有交通优势的内亚所接受。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一种生存知识，是存在适用性问题，即使这种生存知识是标榜普遍主义的。
如果一种生存知识是无用的，就会在社会演化中被淘汰。作为人类生存知识的经典，一直以来存在着诉求和文本之间的解释危机，这需要注经家不断的对文本进行解释，重新去调整文本内在适应性问题。
在过往的人类的知识论域中，一直充斥着对商业的贬斥，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工商社会的兴起后，出现了全新的修正性解释以适应新的生存需求，商人上天堂不再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通过功能主义的视野，我们会清晰的发现人类的生存性知识也是不断的演化。理竞人择，适者生存。
Ⅷ
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贸然的否定“大传统知识”论域中，对于一个共同体特诊的概括，当然也是武断的无视其中所具有的现象共性。但是我们不妨需要提高对于“大传统知识”的警惕，被这种源源不断，围绕着国家意志的知识生产所迷惑，因为知识的竞争的此消彼长背后，其实一种非常残酷的扩张。
最后，不禁想起霍布斯鲍姆提到民族国家转型剧变时的意大利一位农妇的那句名言：“快跑，祖国来了！”对于“大传统知识”的警惕，其实归根结底，是对利维坦脚下的那些弱小蝼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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