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茨中村是一个藏、纳西、汉等多元族群聚居的村落。一百多年前天主教传入这个村子，逐渐成为这个村落的主要宗教，在村落中形成了藏传佛教和天主教等多种信仰与藏族、纳西族等多元族群相互交融，和谐相处的状况。通过田野调查，本文论述了天主教在茨中的传播，以及人们的宗教身份与族群身份之间的认同与互动。认为人们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地缘共同体，有一套共同的价值和伦理规范保持村落的稳定与和谐，这是茨中多元宗教和族群和谐相处的原因。
香格里拉，那是希尔顿为人们描述的一个多族群多宗教和谐共存的美丽之地，被香格里拉吸引的人们不停地在寻找着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当人们发现在中国的滇西北，真的就如希尔顿的香格里拉一般，美丽的雪山下，藏传佛教的经幡和教堂的十字架相应，一个家庭中有三到四种甚至更多的民族。人们不禁惊叹，这就是真实的香格里拉。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的茨中村，在滇藏交界地带如今是一个声名远扬的村子，原因就在于这里符合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一度被人们认为这就是蓝月亮山谷的原址，甚至认为书中那位姓张老者就是当地天主堂的曾经管事——张一拉角。茨中村地处澜沧江上游，辖有9个村民小组，共有236户1099人。[1]人口主要为藏族，还有纳西族、汉族、傈僳族、怒族和白族等共7个民族，主要信仰包括天主教、藏传佛教和东巴教。美丽的澜沧江从村中的峡谷流过，将茨中村分为东西两部分，一般人口中的茨中村主要指江西的五个村小组，希马拉匝，茨中上一、二社、茨中中社和龙马西卡，信仰天主教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江西的这五个小组。在一个村子中，有如此多的民族和宗教信仰，因而一个家庭中有几种民族和多种信仰，这在茨中并不奇怪。虽然罗纳德·科恩 (Ronald Cohen)指出，并不存在一个人类学预设的“单一同质”的“部落”(tribe)，他认为任何的社会(society)都包含着多种族群(multiethnic)。[2] 但是像茨中这种情况，多族群多宗教相处的情况，在人类学中研究中必然引起极大的兴趣。在这样一个多元族群和多种信仰的复杂环境中，作为信奉独一神的天主教如何保持自己的信仰并传承下来，人们如何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保持自[以下为原刊第118页]己的身份，不同族群和信仰的人们如何在一个村落甚至一个家庭内部保持平衡与和谐相处？这是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
茨中天主教的概况
1848年天主教传入云南省迪庆地区，[3]关于天主教传入茨中村的具体历史，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最早到茨中的传教士则是在1861年，古德尔(Jean-Baptiste Goutelle) 和丁德安 (Josphe Pierre Chauveau) 到茨中，但受到当地佛教僧众的阻挠，只得将传教点建在距离茨中约10公里的茨姑。1862年，法国传教士余伯南（Jules-Etienne Dubernard）和蒲得元(Le Peirre-Marie Bourdonnec) 在茨中附近的茨菇村主持修建的，是云南藏区第一座天主教堂。该教堂是一座重檐歇山式木结构建筑，成为当时“天主教西藏教区云南总铎主教堂”。传教士就以茨姑为中心沿澜沧江传播天主教，先后在茨姑上游的德钦、下游的小维西等地建立了教堂，甚至向西翻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流域的丙中洛传教。1905年“阿墩子教案”和“维西教案”发生，愤怒的群众和德钦林寺、东竹林寺，以及羊八景林寺的僧侣一起焚毁了澜沧江、怒江沿岸的10所教堂，杀死了法国传教士余伯南和蒲得元，也烧毁了位于茨姑村的教堂（茨菇教堂于1988年择地重建）。当时蒲得元神父在澜沧江边被斩首，七名修女被迫怀抱圣物投江殉教，这就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七圣女投江”的故事。1906年7月23日，维西教案在昆明议结，[4]缉拿相关参与人员，为余伯南和蒲得元竖坟立碑，重建教堂和医院、学校，云南总共赔偿传教士和教民白银十五万九千两。有了这笔钱，传教士易地在茨中兴建茨中教堂。1909年破土动工，1910年2月21日由法国传教士彭茂德[5]（Emile-Cyprien-Mondeig）设计并主持兴建，历时10余年，[6]1921年，茨中教堂竣工，成为天主教“云南铎区”主教坐堂。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带来了一批教民，主要是藏族，从此开始了茨中有天主教的历史。茨中教堂建好后下辖2个分堂，先后办过一所学校和一所修女院。[7]1951年，茨中最后一批外国传教士被遣返回国，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改革开放之前茨中教堂曾长期作为学校，这也是茨中教堂被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1985年重新归当地信徒使用，1989年政府拨款修建后，2006年5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茨中教堂自1984年返还给各族天主教信徒使用后一直没有神父服侍，信徒们每次聚会只是祈祷和唱颂歌。2008年2月，北京天主教会“一会一团”派遣来自内蒙的姚飞神甫来到茨中，教堂才恢复了弥撒。
在茨中信仰天主教的既有藏族也有纳西等其他民族，每周一、三、五和周日有弥撒。一百多年来，茨中的天主教就在这个多族群的地区，在藏传佛教的包围下，生存并传承下来，在古老的雪域高原响起西洋的天主教钟声，形成藏区一道独特的风景。[以下为原刊第119页]
复杂多样的族群身份[8]及其互动
目前在茨中村，主要以藏族和纳西族为主，藏族人口更多一些。在村民的记忆中，大多认为纳西族是茨中最早的居民。[9]54岁[10]的NCZM对笔者说： “原先整个茨中是纳西族，天主教基本是外来人，从法国人搬到这点的时候嘎，随着他们来的哪，那些祖祖那些，已经三代四代来了不是啊，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是。原先这点本身是佛教，是纳西族为主。”从迪庆藏族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崛起于青藏高原，不断向东和向南扩展，势力范围曾经一度达到滇西洱海地区，迪庆高原成为吐蕃军队屯牧之地，大批土蕃人迁入迪庆。到唐末，他们逐步融合当地的土著白狼、槃木、姐羌和外来的汉裳蛮、施蛮、顺蛮、长裤蛮，成为迪庆境内藏族的先民。南宋末年，随忽必烈南下的有一批蒙古兵，逐渐遗落在今维西、中甸一带，加之元代迪庆属丽江路管辖，一些蒙古族官员和马站人员进入迪庆，这部分蒙古人也逐渐融于当地土著族群，藏、普密、纳西等族群中。明代，木土司在明王朝的扶持下，北上扩张，进入迪庆，一度扩展到今西藏盐井和藏族阿坝地区，由此大量的纳西人进入境内。据村民讲，茨中的纳西族就是当年跟随木氏土司而来的。明末木氏土司式微，势力范围逐渐退缩回丽江一带。清雍正年间，清朝派绿营兵镇守维西、中甸，大量外地的汉族、回族进入该地区。乾隆、咸丰年间又有一批回族进入迪庆。正是在这样的剧烈变动当中，迪庆现在的藏族，多融合有部分的回民、蒙古人、纳西人和汉人。[11]也就是从唐代开始，迪庆一带就有藏民居住，随着朝代更迭和历史变动，纳西、傈僳、蒙古、汉、回等民族也在这里往来不断，相互之间不断交融，相当一部分融入藏族和纳西族中。很多学者在研究中都关注到了纳西族与藏族的特殊地域关系和社会生活相互联系的实际情况，有很多学者研究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源流关系。茨中村曾经在纳西木土司的管辖之下，依照部分学者的研究，这个地方的确存在着藏与纳西的相互融合与转化。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茨中作为由滇入藏的交通要道，纳西与藏杂居应当是一种常态，只是人数的多寡可能有所变动。随着木氏土司的势力逐渐退回丽江，留在迪庆的纳西族在藏族的包围之下，难免逐渐受到藏族影响而逐渐藏化，一些纳西族也逐渐融入到藏族中。一些依然保留纳西族身份的人，但也深受藏族影响。
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民族识别，这对茨中的族群成份造成了新的影响和变动，使原本处在一种模糊状态下的民族身份确立下来，成为人们的一种身份标签。目前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族群认同理论认为，族群的形成具有强烈的“建构”色彩，一旦族群的边界得到确定，必然会对人们产生族群身份认同的重大影响。无疑我们上世纪的民族识别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正是典型的民族建构。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种国家民族政策之下，茨中村无疑在逐渐“藏化”。现在很多的藏族都是在民族划分的时候由纳西族、傈僳族划为藏族，或者是不同族群之间通婚后选择为藏族。“就我父亲那一代，应该是六几年（指1960年代），民族划分的时候。”笔者访谈的茨中一位80多[以下为原刊第120页]岁的老妇这样说。NCZM也说：“当地的藏族说是现在是藏族，现在是婚姻啊那种过来人多不是吗，本身这点是纳西族，那有些汉族，藏族是没有，现在我们都是变成藏族了，讲的是藏话，我妈妈他们那一代以外，（其他人）纳西话讲不来了。我们也只能是听得来讲不来，变掉了。”她也认为村落中原来主要是纳西族和汉族，藏族的比例很少，都是后来在民族划分的时候“变过来”的。
茨中村其他族群的成份并不多。根据史料记载，大约在明代初期，大批傈僳人迁入迪庆，傈僳人一直居住在金沙江、澜沧江两岸的高寒山区，后来随藏土司迁入中甸等地，在德钦地区一直有傈僳人居住，特别是在今天的维西还有很多傈僳人，因穿着黑衣被称作黑傈僳。[12]但是在紧邻维西的茨中村，笔者走访过程中，没有发现自认为是傈僳族的，只有因为联姻来到茨中村的傈僳族，但是他们已经不以傈僳族自称了。
目前在茨中，这些不同族群之间的相处非常融洽，并不会因为族群身份的不同而有什么隔阂。大家一起参与村落的公共事务，村民的婚丧嫁娶在村落中不仅是家庭的事情，更是整个村落的事情，无论是藏族节日、纳西族的节日大家一起过。互相通婚的现象也是极为频繁，笔者在调查中人们也明确告知笔者，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族群差异并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更多考虑的是家庭、经济等等因素。在茨中村，人们更多的表现确实是一个如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所言的地方共同体，有着村落共同的道德规范、价值体系，以及相同的生活经验相互之间对于各自的民族身份则是模糊的。[13]所体现的是，“身份证上是藏族的人，在生活上可能完全依照的是纳西族的风俗，过纳西族的节日，在宗教信仰上，则可能是一名天主教徒”。[14]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族群的身份意识，目前在茨中确实有强烈的“藏化”趋势，不仅仅是藏族人口越来越多，大约90%以上的茨中人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是藏族。[15]从语言到服饰，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逐渐呈现出从纳西向藏转化的状态。茨中村几乎家家都有汉姓，但是近年来村民们很热衷取一个藏族名字，甚至有几家抛弃汉姓不用取藏族名字更多的显示出村民对自身族群性的再度确认。这与茨中深处藏区腹地不无关联，藏族地缘的原因也在强化着藏族的身份意识；政府的民族政策也造成人们愿意选择成为藏族；在各种媒体、旅游以及政府的宣传中，迪庆是藏族，茨中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藏族村子也都在形塑着人们的身份意识。
多元族群中的天主教
1.家族内的传承
在村内走访，一直想知道村庄内信仰的准确比例情况，村内有236户，大家都认为超过60%的村[以下为原刊第121页]民信仰天主教，其实60%只是一个略数。[16]虽然对于户的统计标准有不同的计算方式，但是茨中天主教信仰是主流，这是无疑的，其余的就是藏传佛教和东巴教。笔者也专门走访了几家据说是信仰东巴教的，但是在访谈中发现所谓的东巴教不过是一种传统的记忆，关于东巴教的仪式等知道的寥寥无几。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东巴教在茨中是有一席之地的。
调查期间，当笔者问及宗教信仰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首先提到“我们是喇嘛教”或者“我们是天主教”，接着就会说父母或者更老的老人就是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归属，类似于家族的传承，并将自己作为一名家族传统的承接者来加以对待。很多信徒都认为继续信仰天主教是“尽孝”的一部分，自然也是自家传统的一部分，因为天主教信仰中有为过世的人（天主教称为“亡者”）诵经祈福的传统，子孙如果背教将无法为亡者诵经祈福，直接会影响亡者的永生。47岁的XQ先生就提到：
“改掉了是平安（经）、亡者（经），读经嘛是读不成嘛，（为）爷爷奶奶是读不成，爸爸妈妈也是读不成嘛嘎，读经读不成嘛，行为不同了嘛”。
“以前爷爷奶奶是，以上是不知道了，我们不做天主教是爷爷奶奶是对不起了嘛，如果是佛教喇嘛教是，你爷爷奶奶咋个对得起，对不起嘛咯是？本身就是根根爷爷奶奶起了（意思是从爷爷奶奶就开始信了，是根源），我们变是变不成。爷爷奶奶那个（是）喇嘛教（就按）是喇嘛教的搞，天主教是天主教的搞，团结是团结。喇嘛教是天主教是团结是可以团结。我家是来请坐，客人嘛是坐起嘎，我们天主教是喇嘛教的坐起，不计较了嘛。主要是爷爷奶奶吩咐我们是，我们改不成。不是一家一户，在家分掉了以后爷爷奶奶说咋个搞是我们咋个搞嘛，家没有分是还是爷爷奶奶咋个搞嘛咋个搞嘛。还是你那个天主教的娃娃是（嫁到）喇嘛教那点必须要喇嘛教了嘛，咯啥，管不起了，她已经出去掉了”。
XQ的说法也说出了，天主教徒和佛教徒的身份是从家族传承来，但是基于婚姻关系可以转化。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村民之间对彼此信仰的认可也体现在一套精致的适用规则上。作为多种信仰并存的村落，婚姻的缔结会受到村民的极大关注，在婚姻形成阶段，村民会使用“随附”的方式调整自己的信仰。这种婚姻调整的过程，笔者简单的总结为“以变随不变”。所谓的“以变随不变”，是指茨中村联姻过程中，男女婚后信仰的变化。一般而言，媳妇嫁入婆家跟随男方的信仰，同样，姑爷上门入赘就会随从女方的家族信仰，也就是到婚后居住在谁家，就要该信谁家的信仰，这是基本的规则。
60岁的ZHS老大爷就告诉笔者，他们的联姻过程会对村民的信仰立场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且不同的信仰共存在一个家庭中会直接影响家庭的和睦，老人家中信仰天主教：
“反正是我们儿子嘛，娶进来是要转过来就是信天主教了嘛，我们是天主教嫁给了人家佛教。那要是随他们了嘛，那种不是嘛就不和睦了，家庭。（嫁到佛教家庭的）变成佛教了，但那种极个别偏要当天主教那种，最后最后还是改成佛教那种。男的女的那种是一个是佛教一个是天主教，在家里站起是因为不同教嘛，合不来嘛，信什么是就要归什么。”
41岁的SNYZ女士信仰喇嘛教，她虽然是外乡嫁到茨中的，但是对茨中的风土人情颇为了解：“比如说我是天主教，她家是佛教，我到她们家上门的话，她家是佛教嘛，就是佛教，搞迷信的时候就是佛教。如果她嫁我这里的时候，做媳妇的时候，就搞天主教。”
当笔者在访谈中问到，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是否会刻意去选择具有共同信仰的对象，他们都[以下为原刊第122页]表达出了赞同的看法，但是在现实中他们也明确表示操作性并不强。他们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过于感性，追求的感情和感觉之类的东西，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年轻人很少将信仰相同作为首要条件。基督宗教的信仰特别强调个人的认信，是非常个人化的信仰，但是在茨中，信仰身份是随着出生而来的，即便通过婚姻可以发生改变，但那也不是完全个人自愿的选择，也仍然是一种家族性质的转换。因而对于宗教的立场有很大的随机性，缺少基督宗教所强调的高度的委身性。对此24岁的ZDH有自己的看法，他是香格里拉一家企业的文员，信仰天主教，尚未成家，每到假期都会回家，他说找对象并不要求对方一定是天主教徒：
“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家信天主教嘛，她也必须信天主教。这个非要找天主教的没有规定，这个自由……只要是人好，对我父母好就可以了，当然长的要可以，过得去……”
同时受访者也大多表示出一种无奈，那就是在坚持信仰和家庭和谐之间存在的张力，大部分都倾向于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有必要牺牲信仰换取家庭的和睦与团结。也就是说，无论是茨中的天主教还是藏传佛教的传承实际上是以家族的方式在传承，这样也就形成信仰群体在茨中村落中保持平衡的状态。同样这样的家族传承，也是茨中的天主教传承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先清曾就天主教信仰与宗族之间的关系有过详尽的论述，认为宗族的身份认同，有助于天主教在宗族中的传递。[17]茨中的村民在出生时就被赋予了宗教身份，由此这种宗教就成为一种“传统”，从而可以在代际之间传承，也成为他们的身份标签。因而提起茨中，人们的印象就是那是信仰天主教的藏族村落。
2.宗教之间的互动与区隔
茨中无疑是多元宗教并存的，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相比较于东巴教和藏传佛教，天主教显然是外来的。实际上在宗教的传播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主教在传入茨中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大的曲折和磨难，与东巴教和藏传佛教发生过相当惨烈的摩擦。当天主教终于在茨中扎根之后，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茨中村民一个重要的身份标记。在茨中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天主教和藏传佛教并没有太大的不同。71岁的ZS老大爷是佛教徒，他说：“天主和我们是崇拜是信教有点不同但是总的拜神是一样的嘛，都是一模一样，他们也是拜神，我们也是拜神，都是一样，他们是尊重佛教，我们也是尊重天主，都是和睦相处的。”但是作为藏族是要信教的，“信教就是藏民多，藏民没有教是不成嘛。” 通常人们的印象中，藏民当然信仰藏传佛教，不过在茨中，藏民多了一个选择，就是天主教。天主教传入茨中一百多年，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身份认同，他们绝不认为天主教是“洋教”，相反爷爷奶奶，是根根上就已经信的宗教，已经成为他们原生性的根基，也是他们的身份标签。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天主教如何从原来的异质性的外来“洋教”逐渐转化成本土的信仰，甚至成为一种身份标识，这里应当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利益博弈和精神博弈，本文限于篇幅不做展开讨论。当藏传佛教和天主教都成为村落内的一种信仰传统，人们认可并且固化这种传统，也就成为村民心照不宣的一种合作方式，虽然在各自内心的信仰空间内依然存有同一化的心愿，但是对不同信仰同时也保留着求同存异的必要尊重。
在茨中的日常村落生活中，如果不涉及宗教实践，人们之间并没有强烈宗教界线，而更多的是村落共同体，展现的是作为村落之间的人情流动和人际交往。55岁的XYZ阿姨说：“佛教和天主教是做活路是围锅啊是吃饭啊是做什么都一起，教是倒是不同。”但是她也说即使是各自的宗教活动，相互之间也并不是不来往，“我们是搞大型的活动了嘛是把他们请过来吃饭，佛教的也是一样嘛把天主教的请起过来吃饭，大伙一起吃饭，我们就来往着，我们搞教把你请起来搭伙吃饭，你们搞教把我们请起来搭伙吃饭。” “吃饭是一样，做迷信是不同，我们是信仰耶稣，我们信仰天主教了嘛，他们是佛教，不同[以下为原刊第123页]的就是那两样了嘛，别的是都一样。”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信仰的归信仰，生活的归生活。“搭伙吃饭”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相反这是村落中重要的人际互动方式。每家都有一个礼单，凡遇到婚丧嫁娶等重大事情，记录每次收到的礼物，一般是腊肉、大米、挂面、自酿酒等等，以备参考今后还礼。这种礼尚往来，构建着村落中人际交往所需要共同遵守的人情世故标准和方式。迪尔凯姆对宗教的研究，认为宗教的核心就是一个“道德联合体”。但在茨中，村落的共同社会基础并不是宗教，而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套价值伦理规范。在不涉及信仰实践时，看不出来人们的信仰有什么不同。这正是吴飞在对华北村庄中的天主教进行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村落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宗教的信仰实践，更多的是村落共同的地缘联络和血缘联络，社区内形成的一套人人都遵守的人际交往体系和价值观。吴飞在研究中也指出的，天主教在当地并没有特殊的伦理体系与道德规范，天主教徒标榜的，是在传统伦理规范中，他们可以比非教徒做得更好。[18]
笔者在茨中参加了一场佛教的婚礼和一场天主教的葬礼，在这两个特殊的仪式上，可以看到在村落中人们是如何处理不同的信仰关系。婚丧嫁娶是每一个社区重要的人际交往，体现的是社区共同的价值和理念。在茨中，这类重大的社区活动，村民都要参与。不同信仰的人，在共同操办这类社区共同事务时，会有不同的分工，而且在涉及宗教实践时，他们会很自觉的划分出宗教空间。佛教徒QZ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村落中这种互动的重要性，以及其中佛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分工协作：
“基本我们一个村都是熟人或者亲戚关系吧，反正咋说呢，天主教要办点丧事啊，死人啊之类的，他们就搞他们的教嘛，我们就过去帮忙。他们家里的人就不用来操心家务事啊，接待客人之类的啊就可以不用操心，他们就可以信他们自己的教，我们佛教死人也是这样，反正家里人就几乎不用操心。他们天主教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嘛，他们过来就可以帮忙，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用操心，我们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教，反正我去过的地方可以说也有好多个地方吧，对我们茨中村这样团结的地方很少。”
笔者在婚礼和葬礼上亲身经历了这种不同信仰的人在村落共同的重要活动中分工协作的场面，凡不涉及到宗教实践的场合，不同信仰的人一起操持忙碌。当涉及到宗教实践时，不同信仰的人会主动避开，转而从事做饭或者做一些事务性的活动，相同信仰的人就会参与宗教实践。胡梦茵在其论文中，生动记述了一场天主教徒的葬礼中，佛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葬礼上各自的协作与分工。[19]生活在同一村落的人，各自实践着自己的信仰，有着不同的神灵，藏族人会遇事会寻求喇嘛的帮助，汉族人会寻求僧人的帮助也会借助于道士的“法力”，天主教徒会借助神父的“弥撒”寻求上帝的帮助，等等。他们也会互相分享自身信仰经历中的“灵验”经验，甚至会彼此调侃对方某次宗教活动的失意。但他们却是生活在统一村落空间中，有着共同村落的认同与观念，从而实践出一种可操作性的生活模式。胡梦茵在其论文中特别讲述了一场婚礼冲淡了圣母升天节的弥撒，她认为这是因为村民的“村落认同强于宗教认同。”[20]也就是说，由于地缘结成的村落共同体，成为人们的社会基础，从而在茨中人的生活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民族身份与天主教
提到藏族，人们一定会把藏族与藏传佛教联系起来，藏传佛教是藏族的身份标签。作为藏族传统或者说藏族身份标志的藏传佛教和藏族这个民族的联系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从佛教传[以下为原刊第124页]入藏区，与苯教的冲突摩擦，最后形成具有藏族特点的藏传佛教，成为藏族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了藏族的身份认同标志，这不仅是宗教与文化上的相互交融，与政治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期间经历了长时间的冲突与交融，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而成为了藏族的信仰传统。但所谓的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原来就是如此，甚至有些传统时非常晚近的发明，为着使自己的共同体具有凝聚力，或者确定该团体的成员资格。[21]萨林斯认为, 所有的传统都是在今天“发明”并且为今天之用而“发明”的。 “十五六世纪之间, 一伙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聚集一堂, 开始发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他们自己, 他们企图复兴据称是代表了自己祖先成就的古代文化, 对此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其详, 因为这种文化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或已湮灭或被遗忘，所有这一切后来被命名为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 因为它产生了‘现代文明’。”[22]
天主教在茨中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从一个完全异质性的宗教，成为茨中人家族传承的“传统”，尽管这不是发明的传统，但无疑成为茨中天主教徒的身份标记，成为他们原生性的根基。在茨中，宗教是在族群身份之上的群体类别区分，在茨中主要的群体是天主教和佛教，并非是族群身份。相反，在茨中人们，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很难看出纳西族和藏族的区别。而且民族身份与宗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信仰天主教的既有藏族，也有纳西族，信仰佛教也同样。但从茨中天主教发展的历史看来，茨中信仰天主教的还是藏族居多。至于后来，当天主教在茨中扎根之后，一些纳西族也归信了天主教。他们认为不管信仰什么都不能改变他们的族群身份，族群身份和血缘有很大的关系，而信仰立场则更多的具有后天选择性，后天的选择并不会因为影响“先天的” “血缘上”的藏族或者纳西族的身份。在这样的回答中，我们看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前面已经论述了茨中村民的信仰是家族传承，因而可以说他们的宗教也是“先天的”，而在与族群身份相联系时，宗教成为了“后天的”。但是尽管这种宗教身份是后天的，但是其在村民心目中作为一种身份标志，则明显要强于民族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的层面上，当涉及宗教实践时，可以看到宗教身份的不同，却很难看到民族身份的区分，从外在的表现上基本看不出来谁是藏族、谁是纳西族。人们平常都在讲藏话，服饰上大多数人身着汉装，年轻人更是穿现在的时装。只有一部分老年妇女人穿戴上是纳西族和藏族混合的样式，当然节日的时候人们都会穿上藏族的盛装。所以村子也有不少人对自身民族特点感到忧虑，这种忧虑感在外出上学或者长期打工归来的群体中特别明显，一方面，他们会很欣赏自己村落中的民族风情，特别是两种宗教的和平相处会倍感自豪，同时也对村落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表示出淡淡的忧虑，认为民族特点不明显。在香格里拉工作的ZDH就说：“也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好应该说是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可以这样说，不好是民族风情越来越淡了。就说这个衣服吧，今天这里结婚，穿着民族服装的基本都没有。除了过年，过节，今天结婚这样，基本都不穿了。”
虽然人们在忧虑民族特点的衰落，但是在茨中确实出现了藏化的痕迹，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不能不说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地方化倾向，从国家层面讲，50年代民族身份的划定，形塑了人们对民族的固定印象；到现在传媒的发达，人们认识到作为藏族或者纳西族应该的形象是什么；以及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茨中作为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藏族村落，在看与被看中人们在不断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在外的茨中人更为忧虑自己的民族特点。[以下为原刊第125页]
结语：村落共同体下的多元民族与宗教
如此看来，茨中果真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多种民族和宗教在这里和谐相处的人间乐园。佛教徒／天主教徒：纳西族／藏族这四种身份在茨中村交叉重叠，但人们对民族身份并不如宗教身份看得重，至少在村落内，宗教身份明显成为人们群体的区分一个标志。只是这种区分并未想人们想象的那般水火不容，相互对立，或者说摩擦不断，而是在相处过程中彼此形成一套非常实用可操作的相处实践。人们在惊讶为什么天主教和藏传佛教看起来如此异质的宗教能够和谐相处，而且是在族群身份多元的一个小小村落之中。当然这有国家政策的引导，笔者在调查中也深刻感受到国家的在场，但从根本来说，笔者认为这种多民族多宗教和谐相处的局面与地缘共同体有密切关系。
在滕尼斯认为，在共同体内，人们的生活休戚与共，共同的生活与劳作，相互间亲密的接触，互相帮助，形成一套大家可以遵守的秩序和行政管理，甚至在遇到灾难时，需要一起向各种不同的神灵祈求消灾。 [23]历史上迪庆一带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尽管人们认识到各自的不同，但人们更在意的不是民族身份，更多关注是地缘意义上的共同体。比如说是哪位土司的人，哪个村落的人，[24]相对来讲族群或者说民族的分别并未在人们心目中形成清晰的边界。人们居住在同一个村落，相互成为往来，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价值和伦理体系，这在中国的民族地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的民族分布一致是大杂居、小聚居，在民族成份复杂的地区，甚至一个村落内多种民族的情况非常常见。在同一个村落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生活、人际往来和情感交流，提供了人们对于村落群体的共同认知和维护。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场佛教徒家中的婚礼冲淡了天主教重要的圣母升天节的弥撒，对人们来说，婚礼是村落中人际交往的重要事情，是维系同一村落感情的重要事情，当然不能缺席。至于宗教与民族身份的区隔在这样的村落集体活动中对显得要淡漠许多。同样当村落出现灾难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佛教都举行各自的宗教仪式，为村庄消灾祈福。胡梦茵在其论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年茨中接连死了7、8个人，村民认为这是受到了某种威胁，于是天主教和佛教分别举行了各自的宗教仪式，为村落祈求平安。[25]这是在村落共同体之下，人们维护着自己共同的家园，在家园中包容民族和宗教的差异。
当然茨中这种多元宗教与民族和谐相处的状况，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在天主教传入之初，这种强烈异质性的外来宗教和文化和本地宗教之间有着惨烈的冲突。但随着天主教在茨中扎根，在相互的冲突和摩擦中，人们由于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彼此之间的往来，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套合适的可操作的相处模式。人们所遵守的是一套共同的村落伦理体系，与民族和宗教无关。茨中的人认为信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信仰，信仰天主教和信仰佛教都是这也就是在不涉及宗教实践时，人们并不能从外在区分佛教徒／天主教徒、纳西族／藏族。当涉及到宗教实践时，相互之间退避给对方留出信仰的空间。也就是说，宗教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有一定的区隔，这似乎可以说宗教和日常生活的圣俗二分。可以说，人们的宗教与民族差异是被村落共同体所包容的，这正是茨中能够保持多元宗教和民族和谐相处的原因。[以下为原刊第126页]
但这种多元宗教与民族和谐相处的情况在以后能不能急需保持和变化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茨中村的外来者原来越多，茨中人也不断外出，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是否还能保持这种共同体的存在，急需今后的进一步关注。
[以下为原刊第127页]
English Title:
Catholicism in a Village with Multi-Ethnic Groups
AI Juhong, Social Sciences,Haidian district, Zhongguancun Nan dajie 27, 100081 Beijing, P.R. China；Email：aijuhong@hotmail.com
XU Maolin，Court of Jiuzhi County, Huanghe Road 295, Zhiqing songduo zhen, Golo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624700, Qinghai Province, P.R. China；Email：hover-li@163.com
Abstract:Cizhong, located in Deqin County, Diqi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is a village with multi-ethnic groups, such as Tibetan, Naxi and Han. Catholicism was introduced to Cizhong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and became the main religion in this village. Now, multiple religions such as Tibetan Buddhism and Catholicism, are in harmony with multi ethnic groups, such as Tibetan, Naxi. The authors explain the history of Catholicism in Cizhong,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ligious identities and ethnic identities by fieldwork. Then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n established reg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long-term communal living, forming a set of ethic and value systems to keep the village’s stability. That’s the reason that the multi-religions and multi-ethnic groups are in harmony.
Key Words:Cizhong, Multi-Ethnic Groups, Catholicism, Tibetan Buddhism, Regional Communities[以上为原文正文部分]
[注释部分]
[以下为原刊第117页][1] 2012年末调查数据。
[2] Ronald Cohen, “Ethnicity: Problem and Focu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7, 1978, 379-403.
[以下为原刊第118页][3]李志农Li Zhinong，“云南迪庆地区宗教关系探索》Yunnandiqing diqu zongjiao guanxi tansuo” [Probing on Religious Relationship of Diqing,Yunnan].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Xinan bianjiang minzu yanjiu [Ethno-national of Studies Southwest Frontier] No.5,（昆明Kunming：云南大学出版社Yunnan daxue chubanshe[ Yunnan university Press，2008],223-234.
[4]福音云南网.云南天主教大事记［EB/OL］.http://catholicyn.org/htmxd/200610/200610114.htm，2012-10-17.
[5]彭茂美 PENG Maomei，又称彭培 PENG Pei (Emile Cyprien Monbeig, 1876-1914)，法籍传教士,1901年来华。先后在盐井、阿墩子、茨中、小维西等地传教。1910-1914在茨中村设计并主持建盖茨中天主教堂。1914年6月11日在巴塘到理化的途中被杀（参见徐君Xujun，“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 Jindai tianzhujiao zai kanguq de chuanbo tanxi” ［Study on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Area between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 in Modern China］,史林 Shilin [Historical Review]，No.3, (上海Shanghai,2004),61-68.
[6]关于建堂时间的有出入，依照福音云南网公布的“云南天主教大事记”，茨中教堂1909年建成，但现在很多资料都指明1909年动工，具体时间待考，本文暂时采用通说，1909年动工，1921年竣工，笔者注。
[7]普鲁华Uu Luhua主编，《香格里拉深处》 Xianggelila shenchu [Deep in Shangri-La],(昆明Kunming：云南科技出版社Yunnan keji chubanshe [Yunnan Sciences Technology Press，2005].
[以下为原刊第119页][8]在茨中，关于族群归属的记忆是极富挑战的一项课题，作为滇藏交界地带，族群的混杂交融是不可避免，族群的流动性一直都在进行。在本研究中要严格区分各个族群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只有依靠村民自述，结合他们在户口薄上的民族登记做一区分。
[9] 笔者的调查和一些其他研究者的调查都一致如此认为。参看张琳ZHANG Lin,《茨中藏族—纳西族的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演变研究》 Cizhong zangzu-naxizu de zongjiao renting yu zuqun renting yanbian yanjiu [A study on Evolution of Religious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Between Tibetan-Naxi in Cizhong]，（昆明Kunming：云南大学硕士论文Yunn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M.A Dissertation in Yunnan University]，2014），24；胡梦茵HU Mengyin，《藏域“异乡客”——作为社会分类系统的茨中天主教》 Zangyu “Yixiangke”:Zuowei shehui fenlei xitong de cizhong tianzhujiao [Strangers of Tibetan Area: Catholicism as a Social classification System]，(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Zhongguo renmin daxue shuoshi lunwen[M.A Dissertation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015]， 18。
[10] 年龄都是指笔者调查时即2012年时的年龄。
[11]《迪庆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 Diqing zangzu zizhizhou gaikuang bianxiezu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General situation of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迪庆藏族自治州概况》Diqing zangzu zizhizhou gaikuang [General situation of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北京Beijing：民族出版社Minzu chubanshe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2007).
[以下为原刊第120页][12] 李志农LI Zhinong，“云南迪庆地区宗教关系探索 Yunnandiqing diqu zongjiao guanxi tansuo” [Probing on Religious Relationship of Diqing,Yunnan].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Xi’nan bianjiang minzu yanjiu [Ethno-national of Studies Southwest Frontier] No.5,（昆明Kunming：云南大学出版社Yunnan daxue chubanshe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2008）,223-234.
[13] 斐迪南·腾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共同体与社会》 Gongtongti yu shehui [Gemeinschaft und Geselischaft]，林荣远Lin Rongyuan译，(北京Beijing: 商务印书馆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1999 , 66。
[14] 刘琪LIU Qi，”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迪庆经验”——历史、现实与启示 Goujian duominzu gongtongti de “Diqing jingyan”: Lishi, xianshi yu qishi”［“Diqing Experience”of Establishing a Multi-ethnic Community: Its History，Ｒeality and Inspiration］, in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No5，（上海Shanghai, 2014）,123-130.
[15]张琳ZHANG Lin,《茨中藏族—纳西族的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演变研究》 Cizhong zangzu-naxizu de zongjiao renting yu zuqun renting yanbian yanjiu [A study on Evolution of Religious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Between Tibetan-Naxi in Cizhong] ，（昆明Kunming：云南大学硕士论文Yunn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M.A Dissertation in Yunnan University]，2014），68。
[以下为原刊第121页][16] 人类学对于家户的认定上有不同的标准，以房屋、或者火塘的数量来算等等。在茨中，走访村长的时候，也谈到“户”这个统计标准不够准确的地方，“户”作为统计口径主要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户口，只要是登记在一个户口本内的就算是一户，这个统计方式主要运用在人口统计或者税赋的征收或者福利、救济资格的评定或者发放上；另一个是房屋，如果是有独立的院落和房屋，就被视为是一户，这个统计方式主要在村庄内部一些资源的分配上面，特别是分配宅基地的时候，这个标准是确立宅基地的事实依据；除此之外就体现在厨房（类似于火塘）的设置上，这与户口登记和独立院落的统计方式有相互交叉的地方，很多农村老人和孩子都不算是“一户”他们具有共同的户口，也居住在一个院落，但是却又自己支配自己的金钱和各项收入，自己单独做饭生活，在这种统计方式下，也算一户。
[以下为原刊第122页][17] 张先清ZHANG Xianqing，《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述》 Guanfu, zongzu yu tianzhujiao: 17-19shiji fuan xiangcun jiaohui de lishi xushu [Officials，Clan and Catholicism], （北京Beijing: 中华书局Zhonghua shuju[ Zhong Hua Book Company]，2009）, 255。
[以下为原刊第123页][18] 吴飞WU Fei，《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 Maimang shang de shengyan: yige xiangcun tianzhujiao qunti de xinyang he shenghuo [Sacred Word Over the Wheatland: A Study of a Catholic group in Rural China] ，(北京Beijing: 宗教文化出版社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2013).
[19]胡梦茵HU Mengyin，《藏域“异乡客”——作为社会分类系统的茨中天主教》 Zangyu “Yixiangke”:Zuowei shehui fenlei xitong de cizhong tianzhujiao [Strangers of Tibetan Area: Catholicism as a Social classification System]，(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Zhongguo renmin daxue shuoshi lunwen [M.A Dissertation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015]，36—43页。
[20] 同上 Ibid.，第46页。
[以下为原刊第124页][21] 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T. 兰格(Treence Ranger)，《传统的发明》 Chuantong de faming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顾杭GU Hang，庞冠群PANG Guangqun译，(南京Nanjing：译林出版社Yilin chubanshe[Yi Lin Press]，2004) ,11。
[22] 马歇尔·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别了， 忧郁的譬喻：现代历史中的民族志学 Biele, Youyu de piyu:xiandai lishi zhong de minzuzhi xue” [Goodbye, Metaphor of Melancholy],李怡文Li Yiwen译,王筑生Wang Zhusheng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 Renleixue yu xinan minzu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ern China],(昆明 Kunming：云南大学出版社Yunnan daxue chubanshe [Yunnan university Press]，1998).
[以下为原刊第125页][23] 斐迪南·腾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共同体与社会》 Gongtongti yu shehui [Gemeinschaft und Geselischaft]，林荣远Lin Rongyuan译，(北京Beijing: 商务印书馆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1999 , 66。
[24]刘琪LIU Qi，”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迪庆经验’——历史、现实与启示 Goujian duominzu gongtongti de ‘Diqing jingyan’: Lishi, xianshi yu qishi” ［“Diqing Experience”of Establishing a Multi-ethnic Community: Its History，Ｒeality and Inspiration］,in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No5，（上海Shanghai, 2014）,123-130.
[25]胡梦茵HU Mengyin，《藏域“异乡客”——作为社会分类系统的茨中天主教》 Zangyu “Yixiangke”: Zuowei shehui fenlei xitong de cizhong tianzhujiao [Strangers of Tibetan Area: Catholicism as a Social classification System]，(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Zhongguo renmin daxue shuoshi lunwen [M.A Dissertation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015]，52。
原载《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2016年第11期
转自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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