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云南丽江为例，基于对本地文化精英和普通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外来经营者、游客等不同主体的调研和焦点小组访谈资料，在分析丽江本土休闲文化的表征与实践的基础上，探讨旅游地的本土休闲文化与地方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丽江的本土休闲作为纳西族典型的文化和空间现象，主要表征为：基于民族特质之地方实践的传统性休闲，基于文化认同之传统发明的群体性休闲，以及基于场所依赖之空间展演的日常性休闲。丽江本地族群的休闲文化与地方旅游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三种本土休闲实践所塑造的休闲文化表征建构着旅游地的地方性，而旅游发展则反过来促进和引导本土休闲文化的再生产。对旅游目的地和欠发达地区的地方休闲特质的关注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休闲研究的内容与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休闲是人类所共享的，有闲阶层的论断是现代性和发展论的导向使然，而在前现代、后现代以及当下对现代性的逃离等情境下，休闲均有着更深更广的意涵。随着物质财富积累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休闲与阶级的关系有所改变，大众开始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参与并体验休闲。
尽管如此，休闲在地理空间上仍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贫富差异”，人们的认知中仍然普遍隐含着“发达地区似乎具有追求休闲的天然权力，而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并未进入休闲阶段”的假设。这在旅游休闲实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发达地区往往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客源地。在研究中表现为，基于发展阶段和社会分层理念的休闲研究往往导致对发达地区的单一关注，更多关注城市中人们的休闲，[1]忽视欠发达地区具有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地方休闲；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发达与欠发达的简单对应关系则导致旅游研究过度关注旅游者的休闲旅游行为和体验等问题，[2]较少关注目的地居民的休闲生活。[3]那么，地处欠发达地区的且有着独特地方性的旅游目的地是否具有自身独特的休闲特质？本土居民的休闲活动呈现何种状况？具有何种表征？其所建构的地方性为何？并对目的地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有何支撑性？这是休闲研究和旅游研究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此外，休闲作为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必然在空间和地方上呈现差异性。有学者认为，具有地方主体性的城市拥有地方性的休闲文化与特征。[4]然而，休闲研究往往偏重对休闲本身或者休闲空间本身的探讨，即存在以人为本的研究取向[5]和以地点为中心的研究取向，[6]较少将休闲行为与所处场域联系起来分析两者如何相互影响，[7]对于休闲与地方的关系讨论不足。[8]因此，近年来的休闲研究开始强调将休闲及其所处的空间场域联系起来考量，探讨休闲与地方之间关系，认为休闲专业化的强化会使得休闲者更加依赖特定的游憩场所，从而产生地方依恋。[9]坎贝尔(Campbell)探讨了地理位置对居住在澳大利亚亚斯谷地区农村妇女休闲活动的影响，认为特定的地理位置可以促进或抑制社区休闲活动的参与程度进而影响其社会资本。[10]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休闲对地方意义的建构和地方对休闲活动的影响，并将其与地方依恋关联起来。国内学者韩光明等基于地方理论在城市休闲研究中的应用分析，探讨休闲主体与休闲城市之间的“人地”关系，提出了城市休闲的地方依恋研究框架和城市休闲的地方观概念框架，[4]但仍将休闲视为都市人的空间权利。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丽江为案例，有别于以往休闲研究的普通场域。在经济并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城市中，休闲一直以来都在本地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稳固和具有传承性的地方族群休闲特性、慢生活的氛围与城市旅游吸引物叠合在一起。丽江在成为世界遗产地后，其旅游业一直处于快速和稳定发展过程中，并已步入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旅游业繁荣导致地方空间中业态的复杂性和人员的多样性，多元和差异化的利益追求与利益冲突也带来诸多具有冲击性的负面事件，丽江古城曾推行强制征收古城维护费也产生了诸多争论。旅游者是敏感的消费群体，而在这一系列对旅游者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之后，丽江旅游却呈现出极强的弹性和抗打击性，继续保持着持续的旅游吸引力。地方旅游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发挥了重要的修复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旅游地的核心吸引力源自地域差异及其特殊人地关系及地方意义，即丽江作为旅游目的地本身的内因在塑造与维持旅游吸引力和恢复力上发挥了更为根本的作用。正如作者在以往研究中指出的，“纳西人向来追求悠闲惬意的生活，丽江古城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传统休闲文化特质，为丽江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11]有学者将其称为丽江古城的“慢活地方性”。[12]因此，本研究试图开展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将旅游目的地居民休闲与地方文化相结合，凸显休闲的地方特质及其所彰显的“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分析丽江纳西族本土休闲文化遵循了怎样的实践逻辑，进而识别和描述休闲文化在旅游地作为有意义的地方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本地休闲特质与旅游目的地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拓展休闲研究的尺度及其在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嵌入性，以期为休闲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旅游目的地的组织管理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点概况
(一)研究方法
丽江是作者一直以来长期关注并开展了多项研究的田野点，聚焦丽江的地方文化变迁[13]和旅游文化建构[14]等问题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具有良好的可进入性。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实地调研分别是 2012 年 9 月 5 日至 15 日和2018年4月21日至31日，共计22天。在调研过程中既使用非参与观察法，结合照片和文本等方式对丽江古城及周边居民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情景、休闲环境与氛围、旅游发展状况、民居建筑和旅游休闲设施等要素形态和分布、空间分割与空间活动等进行记录和描写；也使用参与式观察法，将自己置身于当地居民的生活与休闲活动情境中，切身体验并记录本地特色休闲文化。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和非结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本地文化精英和普通居民(R)、政府工作人员(M)、民居客栈经营者(O)和游客(T)等，访谈内容包括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情况、日常休闲活动与休闲理念、对传统民族休闲文化的理解与认知、休闲空间使用情况、旅游参与情况等，访谈基本在30分钟以上，其中重要访谈对象20名，均有录音并进行编码处理，如受访者本地文化精英R-M02是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时非正式的“守门员”。此外，在关键报道人R-M02的帮助下组织了由研究者、3名本地文化精英、1名餐饮老板、2名旅游企业管理人员组成的焦点小组访谈，在研究者问题的激发下，小组内受访者围绕丽江本地传统休闲文化(如猎鹰、斗牛等)、居民日常休闲活动、丽江休闲旅游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时长约2小时。
(二)田野点概况
丽江位于川滇藏三省区交汇处，丽江古城则位于丽江市古城区中西部。丽江自古以来是汉、藏、白、纳西等多民族迁徙往来的交汇地带，西南地区茶马古道的要冲，在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首开崇尚汉文化的先河。丽江古城建于宋末元初而盛于明清，迄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古城选址布局充分利用山川地形及周围自然环境，古城内临水为街、瓦屋栉比、家家流水、小桥临波，是一座历史悠久且古朴自然的文化名城，因其保存完整和极具民族特色于199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15]和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16]就已经将丽江及其风物和文化介绍给世人，激起了外界尤其是西方人探寻“被遗忘”的神秘丽江的兴趣，他们也成为丽江最早的先锋游客。古城内原住居民有6200多户2.5万多人，有纳西、汉、白、藏、普米等十多个民族，其中74%左右为纳西族，[11]长期的民族交融和多元文化交汇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纳西族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文字、建筑、音乐、宗教、服饰、婚俗、饮食、节庆等文化都各具特色，被誉为“小民族创造了大文化”，丽江古城生动明快、悠闲怡情的特色为丽江旅游发展提供了浓厚的文化基础。而随着丽江旅游的发展，目前绝大多数原住民已经搬出古城到周边居住。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丽江旅游业也迅猛发展成为支撑起地方民族经济的支柱产业。2016年，丽江游客接待量达到3519.91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115.81万人次，[①]旅游对地方经济的贡献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旅游发展在凸显地方文化、促进地方经济的同时，也为丽江塑造了诸如“艳遇之都”“柔软时光”“小资情调”“慢活”等深入人心的地方形象。
三、丽江本土休闲文化的表征与实践
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丽江，以其独特的文化和生态景观特色为各类旅游者提供了旅游和休闲的空间场域。同时，本地居民的休闲生活因基于纳西族深厚的休闲传统而日趋丰富，并在旅游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典型的文化和空间现象。
(一)传统性休闲：基于民族特质的族群实践
无论是在丽江本地人还是外来经营者看来，“丽江人(尤其是纳西族)懂生活、爱休闲”是生活人们的普遍共识。正如东巴文化研究院的学者M-M02所言：“丽江人尤其是纳西族大体上来说是比较热爱生活的，比较享受生活，外面的人看我们丽江人过这样的生活是有点过于休闲，过于慢节奏。网络上有一个调查说丽江慢生活的节奏排名第二。”而这样的评价与共识来源于丽江纳西族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因素。丽江传统性休闲既有赖于丽江的地方历史与传统文化，也有赖于丽江纳西族的民族性格与生活理念。
首先，丽江传统性休闲与其商贸文明历史、小农经济时代等特定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在传统生产方式影响下形成的地方生活方式的延续。农业和商贸业共同构成了丽江传统的经济形态，适宜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的小农经济能够长时期自给自足，使得丽江人获取较多农闲时间而养成了节奏缓慢、自由舒心的生活习性；同时，丽江作为历史上的茶马古道重镇，发达的商业背景又为传统休闲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和生存空间，进而塑造出丽江独特的具有市井氛围的大众休闲精神。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者现代旅游社会的丽江，将这种休闲精神和文化气质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并为旅游地氛围的塑造提供了基础。
其次，作为丽江主要原住民的纳西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和生活理念影响着传统性休闲实践的产生与传承。纳西族对幸福和时间的独特理解，倾心于追求悠闲惬意的生活。对于纳西族悠闲的生活态度，本地文化精英R-M02认为“丽江人是最会休闲的，可能是慢悠悠的那种民族性格造成的”，并讲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个外国记者曾疑惑地问一位纳西老奶奶：“现在人都讲求速度，为什么纳西人走路说话做事都慢吞吞的一点不着急？”老奶奶回答：“不管你出生在哪里，每个人出生后都是奔着一个方向在走，我何不走得慢一点？”记者感到奇怪：“我们奔着什么方向在走？”老奶奶说道：“都奔着坟墓在走呀！不过是你走得快一点，我走得慢一点。”故事的真假无从考证，但却像寓言一般描绘出纳西族的民族性格：“纳西人的性格有点憨厚、知足、不急躁，民族性格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起到很大影响(M-M01)。”
纳西族民族特质所塑造的独特生活伦理还体现在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差异上。纳西家庭的生活来源被认为更多地依赖于女性的劳动，而闲逸的生活方式在纳西男人身上展现得更为明显，“丽江男人特别休闲，因为女人太勤快了，人家说丽江男人一辈子就只做7件事——琴棋书画烟酒茶，男人很少料理家务，跟其他地方不同。(本地纳西族R-M10)”，男性的闲暇和休闲活动“来源于当家女性创造的条件(本地文化精英R-M09)”，尽管对传统男性休闲方式的概括已经不再是当下主流，但这种传统的性别观为男性的休闲赋予了社会正当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丽江的传统休闲文化。
(二)群体性休闲：基于文化认同的传统发明
丽江人对其地方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正如其休闲生活理念践行在诸多独特的传统休闲活动中，并在现代生活中得以保留。本地特有的“化賩”便是典型的例证。纳西人向来崇尚“合群为荣、离群为耻”的群体观念，纳西族谚语“人怕齐心，虎怕成群”就形象生动地表达了纳西人的群体观，“化賩”便是在这样的民族传统观念中产生的。“化賩”是物质匮乏时期丽江流行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日渐式微。而今“化賩”在丽江人的现实生活中复兴并呈现出新的状态和功能，过去的经济属性被强调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社会属性所代替。如今丽江流行的“化賩”与休闲娱乐密切相关。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结构功能主义的文化观，“化賩”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应当放到地方文化中来看，“化賩”的存在和复兴必然是因为满足了本地人的某种社会需求，而这种需求在当今社会环境中更多地表现为休闲。
如今的“化賩”已经是一种丽江本地特色的群体性休闲方式，聚会是“化賩”的主要活动形式，按照传统意义上“化賩”的组织方式如定期组织(月賩较多)、轮流拿賩、灵活安排等来组织聚会，聚会的地点逐渐从城区转移至周边的农家乐，原因在于农家乐能够省去自己做饭的麻烦，又有充足的娱乐设施和空间；而“化賩”的内容和类型变得更加丰富，如受访者参与的有同学賩、朋友賩、邻居賩、老乡賩、发小賩、同事賩、外地媳妇賩等。由此，“化賩”已经成为丽江人休闲娱乐和交流情感的重要组织载体，休闲娱乐成为社会关系的某种维系，[17]其文化功能既体现在人们享受生活和情感归属等方面，也体现在为纳西社会和丽江旅游地营造出一种闲适的地方生活氛围。
除此之外，来源于传统发明的丽江特色群体性休闲活动还有驾鹰遛狗、斗牛、打跳等。驾鹰遛狗是在秋冬农闲时节，人们通过人、鹰和狗的协作来进行打猎活动的方式，如今的猎鹰或者放鹰活动更多地被作为一种能够“锻炼身体、增进团结和身心放松(本地纳西族R-M11)”的休闲活动，焦点小组访谈中他们对此进行了特别强调；而斗牛缘起于农耕文化中在牛群里选择生产工具和繁殖工具的方式，逐渐演变为具有娱乐和观赏性质的活动，多在三多节等传统节庆中组织。另外，丽江人喜欢过节，三多节、火把节、春节等传统节日都是本地人组织唱歌跳舞、踏青赏花等休闲活动的好时机。如今，越来越多基于传统文化的新式群体性休闲在丽江流行开来，如雪山书院和玉泉诗社的文化休闲活动，市政广场上的民族特色广场舞等。
(三)日常性休闲：基于场所依赖的空间展演
现代背景下的丽江纳西人日常性休闲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休闲的类型和范畴，而这些休闲生活方式与本地自然生态环境、城市空间乃至微观尺度的建筑空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塑造着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实践与地方的联系。首先，丽江的地理位置决定其独特的自然条件、气候和生态环境，为本地居民开展多元化的休闲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天然场所和环境支撑，也使得纳西族的休闲生活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如同受访者R-M07描述的：“丽江自然环境特别好，丽江气候宜人，四季如春，风景美，空气新鲜，水源干净，原始生态保存得比较完美。尤其像现在春末夏初，到处都是花，天气又好，还能看到雪山，心情自然就会好，就会想出去玩”，“丽江是没有空调的城市(R-M10)”。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丽江当下流行的野炊、爬山、徒步等日常休闲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也促进了人们走向户外、乡野和自然的休闲行为。其次，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性格的养成也起着重要作用，休闲是纳西人的族群性要素。正如受访者R-M09认为“环境造就了工作节奏和时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长的环境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丽江人爱休闲”。而东巴文化研究学者M-M02也认为，丽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过去作物生长和农业生产的周期和节奏，作物生长周期较长的情况下，人们的农业生产劳作便不会特别紧凑，反而有较长时间的“农闲”，也因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休闲活动。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生产和生活环境对于本地休闲的影响。
在丽江的城市空间中，与自然和生态相结合的空间如拉市海、观音峡、黑龙潭等成为人们日常休闲的好去处。黑龙潭公园位于丽江古城北部象山脚下，周围山清水秀，古建筑依山傍水而建，是本地居民休闲较为集中的空间场所，“黑龙潭这边空气好，就经常来，这里人很多，本地休闲的人很多，早上跑步、打太极拳、打柔力球，有些人拎着鸟笼，跳广场舞的很多，傍晚少一点，散步的人有一些(本地居民R-F04)”。无论是丽江整体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是像黑龙潭一样的生态空间，都与本地居民的休闲行为建构起功能性的依赖关系。这也使得像农家乐这类象征着典型乡村、家庭、生态友好、怀旧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18]的空间能够成为丽江本地人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
丽江人向来注重与自然的关系，其休闲生活和休闲文化实践中也必然彰显着对自然的向往与崇敬。丽江人喜欢在庭院中养花，“丽郡从来迷植树，古城无院不栽花”，每家的庭院就像一个大花园，栽着各色花草、盆景又伴有流水，给人自在和谐的感觉，反映了自然环境与居民生活的关系密切，本地民居的庭院也因此成为日常休闲生活重要的发生场所，而被赋予了浓厚的休闲生活气息。同时，丽江独具民族特色的“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纳西民居建筑以松木建房，阴水入户，临水建屋，呈现一种柔软、亲和、悠闲的特色。古城中的民居空间和庭院文化的保留，为民居客栈休闲氛围和轻松生活方式的吸引物塑造提供了物质基础。
四、丽江本土休闲文化与旅游发展的互动关系
丽江本土休闲文化存在于地方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特征、性质、功能等都被旅游所表征的社会环境所建构。相反，它的性质和功能也在不断地构建着它所存在的“地方”。地方的建构源于人们给予一个地方的意义，这取决于使用者的参与程度及其对环境的感知。[19]本土休闲和地方旅游发展是不同主体赋予地方以意义的过程。
(一)地方塑造：本土休闲文化表征和建构旅游地地方性
本土休闲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同时也是构成旅游地地方性的本底要素。而更重要的是，本地族群的传统性休闲、群体性休闲和日常性休闲等丰富的休闲实践能够不断强化旅游地的休闲氛围及其表征的地方性，从而维持和塑造旅游地持续的吸引力。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性休闲实践进一步凸显了地方及其民族性，群体性休闲实践则不断强化地方文化认同，而日常性休闲实践强化了本土族群的地方依赖，由此，三种不同类型但彼此叠加、融合的本土休闲文化相互作用，共同表征和建构着丽江的地方性。
旅游发展之初，丽江古城古朴和闲适的气质吸引了一批追求“品味浪漫与品质生活”的外地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丽江边开店边享受古城生活，古城也因此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休闲情调”。长年定居丽江的客栈经营者O-F02说道：“感觉这里(丽江)的人没有很大的生活压力，工作比较清闲，自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这里投资客栈，接待朋友的同时经营生意。”为了追逐休闲、慵懒、自由的生活氛围而来到丽江的外地经营者，将民居客栈塑造为丽江生活文化的承载者，客栈因此成为旅游地地方性和旅游者体验休闲氛围空间。客栈经营者O-F03对于本土休闲所塑造的地方性有这样的看法：“这种氛围并不完全是被外来人塑造的，纳西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慢悠悠的，慢与悠闲是纳西人本土的特性。”
相对于传统的纳西文化和茶马古道文化，旅游者体验到的更多是丽江古城独有的旅游文化，而这种文化与丽江传统的休闲文化氛围密切相关，不乏丽江本土性。旅游发展背景下，丽江的原生休闲文化和旅游文化相互交融，存在明显的休闲文化“传统的发明”印记。以前文提到的民居为例，当丽江民居转变为旅游语境中的客栈，民居庭院所塑造和传达的本地休闲文化不仅没有被淡化，反而沿袭到了如今的民居客栈中并被极大强化，客栈的休闲氛围成为植根于当地文化的存在。丽江的客栈也因此被打上某种基于本土休闲文化的印记，雅致的庭院空间即使在外来经营者不断更替的情况下也依然保留着淳朴而乡野的生活氛围和环境元素。“休闲”已经成为丽江民居内一种固有的生活方式而影响着空间的使用者。这种与丽江传统休闲文化一脉相承的空间氛围迎合了当代城市人追求闲适生活的需求，使得现代人一到丽江的客栈就能马上感受到生活节奏的舒缓和丽江与生俱来的那份闲情，因而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越发得到强化。
与此同时，在丽江旅游发展和旅游地形象塑造过程中，本地培育出来的休闲文化和生活理念逐渐被当作一种地方营销的手段，被政府或旅游业者用来打造、强化、宣传。“很多时候这种休闲的文化是被刻意打造的，本来就有这样的文化，本地人的生活也确实是这样休闲的，就会觉得这样的地方就适合发展这样的文化，因而就顺势推广和打造了(客栈经营者O-M03)。”
(二)休闲营造：旅游发展促进和引导本土休闲文化生产
旅游发展既有赖于本地休闲文化的支撑，又反过来对本土休闲产生影响。首先，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人们去追寻先辈们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城市提供的众多休闲娱乐方式出现过度现代化、商业化和同质化，最为重要的自然环境甚至遭到了大量破坏。但对于丽江而言，其本地自然资源为本地居民和旅游者休闲提供了场所基础，而旅游这种特殊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留存了休闲所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其次，旅游发展使得丽江本地人尤其是丽江古城及附近居民获得高额房租，周边农民也可依靠出租房屋经营生活而获得较为宽裕的经济条件。这种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有助于本地居民获得相对宽松自由的工作时间，离土农民则需要面对如何支配因土地劳作缺失而闲置的时间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促进本地休闲。此外，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还体现在旅游者行为对于本地人的示范效应，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也必然对丽江本地人的休闲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示范和引领。R-M07讲到：“游客来丽江是来玩的，来这里放松的，他们来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丽江人也学到了，这个是旅游的影响。” 由此，丽江旅游语境中闲致的氛围影响了本地居民。可见，旅游发展对于本土休闲的反向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塑造和支撑地方休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本地休闲的繁荣在某种意义上实践了民间对于传统文化及精神含义的重构，是对旅游地地方的再建构过程。
五、结果与讨论
丽江的本土休闲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和空间现象，主要表征为基于民族特质的传统性休闲的地方实践，基于文化认同的群体性休闲，及基于场所依赖的日常性休闲。其共同塑造的本土休闲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基于丽江的社会文化心理、地方精神和生活氛围而渗透于地方社会的文化特质。进而对丽江本土休闲生活实践起决定性和具体性的指导作用，既决定着地方休闲实践的总体方向，又左右着纳西居民的休闲行为，从而促进休闲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塑造。
此外，丽江的本土休闲文化与地方旅游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在地方建构的过程中，人们对地方的认同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地方在塑造本地人休闲和支撑旅游发展中的功能，以及地方本身的社会文化属性，本土休闲文化便是丽江的社会文化属性之一。以往人们对丽江及纳西文化的关注更多的聚焦于旅游发展语境中，政府大力保护和发展的、代表地方和民族的诸如纳西建筑、东巴文化、纳西古乐等文化要素。这往往是以游客需求和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并未将目的地自身的地方性以及纳西族的族群性作为发展的核心要素和主体，故未深刻触及当下丽江本地人的现实生活状态以及承接传统和当代的休闲诉求，而本研究关注丽江的本土休闲文化及其实践，恰恰正是以此为初衷。
值得讨论的是，丽江休闲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似乎也意味着文化本身对于现代社会的某种适应。本地人休闲在当下呈现的结构和功能形态、表征与实践特征，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似乎是一种伴随社会环境和文化变迁过程所作出的文化调适，这从丽江典型的休闲方式“化賩”所发生的变化中可见一斑。此外，本地居民当下对于休闲的认同和积极参与，似乎也表达出一种因现代化而导致的无所适从，需要通过丰富的休闲活动的参与来寻找一种心理的安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影响下部分本地居民尤其是古城原住民的“过度休闲”，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发展动力的缺乏是本地族群面临的另一个值得警惕和关注的问题。
总起来说，休闲不只是发达地区的专属话语，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有着本土特色且丰富的休闲实践，本地族群的休闲实践不仅能够塑造旅游地的地方文化和具有旅游吸引力的地方性，而且能与旅游者的休闲旅游活动形成良性互动。其与普通城市居民休闲存在根本差异。旅游地族群的本土休闲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更加强调对传统和文化的传承与再发明，其文化创新与地方发展间的关系甚至为发达城市的休闲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向。此外，旅游目的地想要可持续发展，本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践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一般旅游目的地的发展，不应仅仅着力于满足或迎合旅游消费者的需求，而应同时致力于为本地族群提供丰富的休闲生活和基础条件。美好生活是一种理想，休闲是美好生活的一项具体而实际的维度，关注旅游地地方休闲对于提升目的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具有切实意义。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3):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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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2016年丽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文献引用格式】孙九霞,王学基.旅游目的地居民本土休闲文化与地方实践——以云南丽江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3):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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