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分析马克·尔文对于有关近代和近代早期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各种理论的批驳，并指出11—12世纪以还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中国本土“早期现代化／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放缓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样重要但常被人忽略的是第13—14世纪蒙元政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引致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文化一社会一政治精英”(儒生／士人)的领导阶层建构的整体结构性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儒学思想文化道义精神的变异与消沉，对明清政治、经济、道德和知识／文化的影响。文章比较分析(1)蒙古征服对中东地区阿拉伯一穆斯林人带来的冲击，(2)蒙古汗国对中世纪西欧(和日本)带来的恩惠，和(3)蒙古的征服和统治对以基辅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地区不同的影响；以推论蒙古征服对在第10一15世纪处在早期近代化初阶(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的影响。
近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包括汉族与非汉族)遭遇过极为艰难痛苦的岁月。论者或则归咎于中国人自身(我们的祖先不争气)或中国文化(传统儒学或专制君主的遗毒)；或则归罪于西方帝国主义之为害，这都是偏见。又或认为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或认为这是传统与现代化断裂的后果，这些看法，比较宽宏，但不免以理论范畴涵盖甚或曲解事实。在《地理与人文动态互应考析之一：中西地理环境的比较》文中，①我批评了关于“中、西文化”冲突说一些最基本也是在西方渊源最长远的理论(海洋型的西方文化和大陆型的东方文化的比对)。在这里论析一些国内学术界比较忽略的问题。
一、马克·尔文的论析
站在宏观立场观察中国历史发展而论述其“现代化”问题者，以日本京都学派宗师内藤虎次郎为先驱。继而对这一问题的更客观、更深入、更有系统的论著是马克·尔文用西方经济理论以组合日本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巨著《中国历史发展的型式}}(Mark Elvin，The Pattem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②马克·尔文在书中第三部分全面论析中国早期的“经济革命”(约公元1000—1500年)何以在13—15世纪以后停滞不前，未能产生真正现代化的中国文明。该书中的第三部分(Part m)大标题为“经济发展没有配合技术演进”，该大标题和书中第二部分的大标题“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同样是不合适，甚而是错误的。其正确标题应是“中国近三百年来现代化的困境”。③
马克·尔文在书中第二部分第13章“科技革命的结局”中举出有力证据，申述在公元1313年间中国设计之大型水力推动的纺纱机，比起四五百年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纺纱机毫无逊色。并谓：
所有这些技术，包括其改进的方略，都完全可以由中国人在14世纪时所具有的科学知识中研发出来。但其时中国人却没有加以制作或利用，以致后来这些机器由于无人使用而消失了。因此，我们必须推断在纺织业的领域中，中国传统的工业技术未能有进一步的开展，基本的阻力不在于缺少更高的科学知识，而在于那些促进工业技术的发明与进步更新的经济动力与智识思想力量的减弱。④
在书中第三部分，作为总结的第l7章，标题为“量的成长而质的停顿”(亦即“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词意取自马克思“由量变到质变”的论点)，尔文批评和驳斥了过去关于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多种学说：
(一)缺乏雄厚资本和广大市场：这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经济学家勒那·诺克塞(Ragnar Nurkse)对世界上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艰难析论的主旨。⑤尔文指出，在l0—14世纪时中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14—18世纪，甚至在19世纪初，中国仍是全球最富庶的地方。中国巨商拥有的资产动辄纹银数百万两，市场所及动辄千里。远远超过13后经济发达而领域有限的欧洲国家，更不要提世界上贫困的地区了。尔文轻而易举便把此说驳斥了。
(二)政治环境不利商业发展：此说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极其重要；但作为经济学者，尔文未进一步深究这些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大问题，而是从狭窄的功利层面，指出明清时代的“红顶商人”大多与上下执政的官僚有密切关系，而这些大小官僚们亦对商贾们的财力、才具、影响力十分重视和倚重。因此官商合作无间，抵消了传统政治环境对工商业的不利因素。尔文因而认定“政治上的障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不利影响微乎其微”。这结论是大大有问题的。近年来在国内关于中国传统政治“专制独裁”、“皇权至上”、乃至“永远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的各种论说盛极一时。这些论议一方面在文本理念上显示出源自西方的“东西对比”的“本质主义”成见，在近百年来西方霸权文化的主导下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深度；另一方面也在实质上反映出中国人在主体立场上对政治文化在中国文明结构中的重要性，和对近百年来西方霸权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冲力的敏感度。关于前者，我已在关于思想文化史的一些文章中稍作论析；⑥后者则是本文要探究的主旨，下面再论。
(三)“宗法(家庭)式”的企业规模小而时间短的弱点：近代论者有谓由于旧日中国缺乏法制观念，尤其是缺乏商业法(特别是对商人资产的法律保障)和契约法(相当于西欧封建制度里国与国，君上与臣下间的契约关系，不限于商人贸易契约)，因而工商界在用人和交易上大多依赖传统宗亲世交和私人关系，难以发展出全面企业化的商务体系——在各商业个体的规模(只用亲姻世交)、交易对象的范围(只与熟人做生意)、和企业的存在发展年限(所谓“商而富则仕”，“富不过三代”)等方面的发展都有本身限度，不能发展成现代的大型企业。站在商业社会和文化整体立场而言，此说有其极确切而且重要的学理。但尔文同样坚持他的经济专业立场，主要以经济数字来反驳此说，他引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⑦的研究，谓其时中国商人如果集资不及白银十万两者不可称为殷富；⑧18世纪山西晋商银号，各有数十支店分布全国各地，甚而远及日本、俄国、和新加坡；⑨哄雇用的人大多忠诚可靠，一直到20世纪初均鲜有舞弊情事；⑩中如新安王氏商号经营历时二百年；而苏州孙氏世代经营百草药物，历时二百三四十年后仍为此行业的龙头。⑾⑿因此尔文认为：
过去各种说法，都无法肯定的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整体经济发展殷殷向荣的时代，未能有突破性的技术进步。所有全球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促成西北欧工业革命的(科技上的)因素，中国在那时代(按：10～18世纪)也都具备。尤有进者，其时在中国(至少在乡村地区)更发生了社会阶级结构性的革命变化。但其时在中国，这些因素对生产技术却未产生重要影响……机器纺织……甚至汽船的使用……在宋代以还的中国……都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没有人尝试。除了农业之外，中国人在所有这些领域上，都远在发展至其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的极限以前便停止进步了。⒀
尔文因此转而从整体经济内部的结构(现在大多称之为infra—structure)去分析传统中国和现代早期的欧洲在工商业技术创发上的差异，而提出他的“高水平稳定困境说”(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高水平稳定困境”是一新的“类科学(物理学)名词”(如杨振宁所针对的“宇称守恒律”)，但立论却多基于旧说。我在《地理与人文动态互应考析之一：中西地理环境的比较》讨论“文化的早熟与早衰”(或“先进”、“落后”与“改进”的转易)中，分析了此论点的基本事实层面。⒁经济学上的“边界获利递减律”(The margin of diminishing r日urn)是其另一理论基点；根据此律，投资发展企业的过程中，发展初期投资的成效和获利与投资的份量常常成正比：比如开一商店或工厂，第一期(如五年)投资l00万，获利成效为30万(30％)；第二期(又五年)增资l00万(共投资200万)，获利成效为90万(45％)；第三期增资l00万(共投资300万)，获利为l20万f40％)；此时投资、发展、获利都达到饱和点；以后第四期如再增资l00万甚至200万(总资400—500万)；获利可能为l40—150万(35％，30％)，甚而只为120—130万(30％，26％)；以后再增资，其获利极可能仍无大增进，甚或略减。
更重要的是，在此项分析中，尔文忽视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上的特色。这些特色并不在于前述的一些源自西方的“东西对比”的“本质主义”成见，⒂而是根源于后期儒学和士大夫阶层的“泛道德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对经济发展的偏见和负面影响。⒃
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经过30多年时光研究中国的科技与文明后，提出他的初步结论，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的科技，问题不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推论思维)，而在于中国传统上以儒士大夫为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因而轻视和忽视了工匠在科技领域上的重要性。⒄不过李约瑟的说法，在中华文明全史上也是颇有问题的。因为儒士大夫和儒学自西汉中叶(公元前100—50年)以来，即长居中国社会文化的领导地位。但李约瑟数十年来十多巨册的《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却指出中国科技在公元1400年以前，一直领先西方(其间儒士大夫和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要到明代(公元l400年前后)才开始比西方落后。而明代则是儒士大夫和儒学在传统社会文化中开始失落的年代(论述见下文)。李约瑟的论述因此是自相矛盾的。
影响宋明以后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实质因素，是本文开宗明义提出的“实际人口”的增长。中国史籍上的人口数字和其时实际人口的分析，问题极为复杂。根据我的估计，汉代实际人口约为80000000—100000000；唐代实际人口约为100000000—150000000；两宋实际人口约为200000000；宋至清末实际人口，粗略推测应在2—5亿之间。(关于元、明、清人口，由于时近现代相关的资料数量极多，问题亦极繁重，目前已有不少研究，但有待进一步考析之处尚多)。关于宋代的实际人口的问题，尔文书中有几处分析，可资佐证：
据尔文书中第二部分第六章“农业革命”的论析(又刘子健编《宋代中国的变化》，James T．C．Liu and P日er Golas eds，Changes in Song China，D．C．Health and C0．，l969)，中国农业生产总量在宋代增加了一倍(100％)，因此养活的人口亦会相应增加，再加上农业副产品及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成长，亦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手。因此其时实际人口增长至2亿以上，是可能的。尔文在书中第三部分第14章《l4世纪开始的转变》，指出中国东南边陲地带(以福建为核心)，在这期间人口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福建原为粮食输出地带，期间渐变为粮食输入地区(粮米增产赶不上人口增长)；闽粤地区在14一l5世纪开始大量往台湾岛移殖；这显示其时东南边陲地区已由“尚待开发地区”变为“开发饱和地区”，缺少可发展的空间了。这应该是自14—18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迟缓和停顿的主因。
和当前的美国比较，美国疆土约3500000平方英里，在公元2000年代人口约200 000 000—300 000 000。美国疆土虽小于中国(当前中国疆土约3 700 000平方英里)，但其可用的土地则远大于今日中国，更不要说在汉唐宋时代中国(除去边疆地带)的中原已开发地区了。和在20世纪高度工商业和高度现代化的美国相比较，宋代的传统农工商业极繁荣的社会容受了2亿多人口，应该是早已饱和了。
关于这种现象，费正清(John K．Fairkank)有一种多元多方的论析。从研究“l840鸦片战争”的原因开始，费正清并不完全认为这场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大清帝国王朝对待藩邦的体制”与大英帝国坚持的“国与国间平等开放的外交体制”二者立场的冲突(这是西方现代史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史的主流看法)；⒅而认为英国l8世纪末的外贸危机和经济的需要才是“鸦片贸易”和所引发的“鸦片战争”的主因。在研究英方的公私档案中，费正清发现l8世纪以来的中英贸易，中国对经济发展火热的英国有大量出超；相对而言，传统上“自给自足”或“发展已饱和”的中方，则对英方产品需求不多。因此，在中英贸易中，中方产品大量出超。此巨额的贸易差距在1790—1810年间几乎导致英国在东方殖民的核心机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n Company)财务崩溃。正好此际，英国殖民机构在缅、印北部发现了鸦片土产。鸦片体积小而载重轻，容易大量运输，却价钱贵(其他地带尚没投入生产)，而且一经使用，便难以断绝。于是英方大量输出鸦片来华，以弥补其贸易人超的损失。但中华这“文明上国”何以会变为吸用鸦片成瘾而无法自拔？费正清认为原因是：(1)中国当时有大量多余人口、闲置人力，无可事事，因而以抽大烟消磨时间；(2)中国当时经济充裕，很多人有钱消费在鸦片烟上(以上两点原因也是1960—70年代很多美国青少年，以及住在“别墅”地区远离闹市的家庭少妇们吸毒成瘾的原因)；(3)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达到饱和点，此时再想创新创业增加投资，不但无利可图，甚或会本钱无归(上述经济学上的“边际获利递减律”)；因此富裕人家，多不愿其子弟外出“开创”新天地；而设计使其安守家园，娶妻纳妾之余，抽上大烟，胜于出外生事冒险(这也与明代专制政治和清代异族统治下法网严峻和地方势力的改变有密切关系，详下)。⒆在此情境下，“浪费人力的文化”逐渐成形：妇女裹小脚、坐八人大轿、妻妾奴婢成行，都是浪费人力的社会文化行径。与此对应，为节省人力而创设的各种机器，便变为“非当务之急”了。这合理地解析了上述尔文的疑问：其时中国人具有发明新机械工业的科技知识，为何却没有生产这些新机械工业？
很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在16—18世纪的数百年间，仍有长足增长(见尔文书第l7章，“经济生产量的增长”)；⒇这便不是单纯经济上(甚至人口成长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所能解答的了。尔文书第17章标题为“量的成长而质的停顿”；“质的停顿”，意带贬斥，广义所指包括上面讨论过的，“中国传统上以儒士大夫为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但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崩盘，并且数百年间，仍有长足的量的增长，产生了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整体文明上都相当可观的清朝“乾嘉盛世”；这便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难能可贵的正面力道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时期的传统中国文化一无弊病，而是说在这困境(甚至是弊病百出)的境况下，这传统文化展现出的一些难得的内在力道。[21]
中华民族在过去长达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中，经历过多种极复杂的自然环境(包括极严酷的边疆地带和边疆文化)的挑战考验。现代的中国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几乎在全球任一角落都能适应而生存下去。中国工商界在种种政治不利的环境中，包括异族统治(本文所论为一重要例证)，和寄居海外的华侨在当地土著和西方殖民政府歧视敌对的恶劣条件下，仍能创业发展(近日俗谚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2]而有知识良心的士子们在独裁专制暴政之下，亦能一本书生本色，创作和留下了不朽的文学和哲理文章，甚至不畏权势，不惜身家性命，抗言抨击昏庸的皇帝和专权的宰相。这些精神文化的潜质(或曰：软文化)不是在经济(硬体)表象(包括统计数字)上的观察能理解的。[23]
尔文在书中最后提出其“高水平[超]稳定困境”来解析近百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尔文所谓的“高水平[超]稳定困境”是中华文明高度发展后期的特殊状况，有其特定时间与空间的定位，和金观涛提出的“结构性”的、“本质主义”性的“超稳定架构”完全不同。[24]
从上面的论析，足见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多方多元，不是任何单一的科技、政治或经济的理论范畴所能充分处理的，更不是任何单一片面的观念立场所能涵盖的。当然，多元周遍的整体论述，亦不是一篇文字所可胜任。本文只是想从多元宏观的历史视野，提出若干在国内较少为人注意的事象，添加一些相关面向，以供学术界同行们参考。[25]
二、蒙古西征与世界文明
在13—14世纪兴起的跨越欧亚的蒙古军事帝国，对东西世界各大文明的影响是无以伦比的。由于种种原因，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各界深入的分析。对这问题的深入和详尽的研究，不是一篇文章甚或一本书所能承担的。在此，仅就其若干重要论题略作析述，并指出以西方为主的一些偏见。
在18世纪欧人环球航行以前，所谓“世界”大概以欧亚两洲大陆为主。欧亚之间，则为崇山峻岭(世界屋脊)与大漠孤烟间的游牧(包括农牧)民族。贯通欧亚的交通主干为丝路(故欧西又称中国为丝国Seri— ca)。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二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连接了欧亚东西，对世界文明的演变有极深巨的影响。第一次是公元前2—1世纪，汉击匈奴，匈奴西迁数千里，因而威胁到在罗马帝国边境的蛮族纷纷迁徙，导致罗马帝国覆灭，欧洲中世纪封建大分裂时代的开始。二次是13世纪蒙古人西征，对阿拉伯和回教世界以及西欧封建势力的打击，引致西方近代文明的开展。
关于在3—4世纪进入罗马史籍记录的“匈氏”(Huns)是否就是中国史籍所记的西迁的“匈奴”人，在西方一直争议不断。美国加州大学的满真·贺芬教授尽毕生之力研究此问题，身后由其同侪门人整理其遗稿编成之《匈氏的世界>>(Ott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rt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从大量传统文献，语言学和考古研究的论据上，他否定“匈氏”为“匈奴”，而可能是“突厥”的血胤；但所论未免过偏。因为自汉武帝出击匈奴，宣帝时五单于争立，后分南北单于。至宣帝末元帝初郅支单于西走康居七千里。其后再经历了三四百年，“匈氏”(Huns)始出现于罗马史籍；在这三四百年间，西迁的匈奴族群在地域上经历了整个亚欧边陲，和无数在中亚中东的游牧、农牧民族接触交往融合。其文化(包括满真·贺芬所研究的墓葬、武器、马具、发型、肤色等)与原来在东北亚的“匈奴人”有所不同，是当然的事，不足以否定其祖先原自“匈奴”。更重要的是，不管这些“匈氏”是否就是“匈奴人”，但在公元前1世纪开始数百年来匈奴族群的西迁，直接或间接引起了亚欧间的民族大迁徙，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覆灭和欧洲封建割据状况的主要动力，是不容否定的。[26]
（一）西方的论议：“黄祸”与“黄福”
关于l3一l4世纪蒙古人的西征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史家们更是见解不一。最著名也是最荒唐的是所谓“黄祸论”。[27]蒙古西征对欧洲的冲击之大是不容置疑的，但直接受到此冲击的是欧亚之间的中间地带(回教与阿拉伯人地域)，极西只到东欧的西陲，并未侵入西欧地区；但西欧的封建贵族们大受震惊，而有“黄祸将临”的想法和传说，是情有可原的。实际上，蒙古在公元1235—1241年西征，仅及维也纳边境，蒙军统帅拔都即因大汗窝阔台去世而东还，铁蹄未践西欧。反而是西征所及，对当时钳制和威胁着西欧的阿拉伯和回教势力，却有很大的打击；西欧基督教的所谓“十字军东征”，长期徒劳无功，屡屡失败，反而是由蒙古西征代为完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不但如此，蒙古人带来的或从阿拉伯和回教人处转移过来的科技和人文知识，是其后西欧“文艺复兴”的先河；而蒙古人带来的中国火药火器科技，更是日后西欧君主们倚仗为打击封建割据领主们的“金城堡垒”的致命工具，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因而得以实现。历史事实是：蒙古西征以后百余年，西欧(尤其是靠近蒙古西征军力所及的维也纳和意大利北部)便开始了现代化的先河“文艺复兴”。因此，蒙古人西征，对欧洲不但不是“黄祸”，而且是天大的“黄福”。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蒙古军亦横扫南北，直指南洋，唯独不及日本岛国；而在近代，日本与西欧同为现代化早期最有成效的地区。从宏观事实而言，岂偶然哉？下面大略论列当代史学界对这问题的讨论所受到欧西史学与“东方主义”误导的种切。
欧西史学家关于蒙古人西征对西欧的正面有利的影响，多有隐讳；但其投射意态，却表现在他们关于蒙军西征对欧亚中间地带的影响的论述。西方史家一般认为蒙古人西征对欧亚之间的中东地带，包括印度北部，有很多正面的影响：(1)蒙古人对宗教的容忍多元的态度和政策，对此地区的极端强烈排他的狂热宗教信仰传统有所缓和；(2)蒙古人的风俗(非宗教性)的政治权力和法律观念，对此地区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和宗教原旨法律传统有所冲淡与中和；(3)蒙古人超部落的中央集权政制(尤其是军事体制)对此地区的多民族部落政治和社会体制有所提升(由部族而超向地域性的“封建”)。这些论析，主要是以西方文化原旨的或现实的价值观点为出发点的。所述各点对中东地带人民实际本身而言，足可批判讨论的问题。[28]例如，在一套美国出版畅销数十年的英文本的两册共1419页的《世界文明史》的第14章“拜占庭文明”(公元l054—1453)中，只说“拜占庭帝国在欧洲的领域内有很多斯拉夫人和蒙古人”，“斯拉夫人和蒙古人入侵[的史实]很难处理”，“此等蒙古人从俄罗斯在亚洲的高原地带进入欧洲；他们是牧人，带有其生活方式特性的猛烈精力和好战习俗；他们进入多瑙河后，便强力进入拜占庭帝国；部分蒙古人与斯拉夫人混合，建立了现代的保加利和亚塞尔国族”。第l5—16章“中世纪晚期”(公元1050—1350)中更无一字提到其时的蒙古西征和蒙古汗国。这是很含混的隐讳之辞了。[29]
大体上可以确定的是：蒙古人西征以后，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与回教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比对西欧而言，大大减弱了。而前此则是阿拉伯与回教势力占了绝大的优势，不但在实体文明上，在天文、数学、医药、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上均领先于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欧。阿拉伯人的海外航行和商业，在唐宋两代而言，即比西欧先进了五六百年。蒙古西征以后，14世纪末至l5世纪初，西欧的文化力量才开始逐渐压倒了中东回教和阿拉伯人。[30]因此，蒙古人西征是促进西欧(乃至全西方)现代化的最早、最整体的动力，是可以确定的(除了忘恩负义不肯正视这事实的西方人)。
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新编的《人文史》撰写“蒙古帝国”专章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沙格大连·比拉(Shagdaryn Bira)，在《蒙古帝国》章，“The Mogol Empire”(UNESCO, History of Humanity，VoL．Ⅳ， Ch．30)，把蒙古西征说成是野蛮残酷，无一是处：
公元l219—1224年，成吉思汗成功地以军事行动征服了苦互利森(Khwarizm传统译为花刺子模)沙王(shah，或应称大领主)阿拉哈甸穆罕默德的大帝国。其时此帝国已因内乱内争而开始衰落。结果是此帝国属下的名城，撒马尔罕(Samarkand)、布伽哈拉(Bukhara)、鸟尔建芝(Urgench)、奥图拉(Utrar，otrar)、尼沙普尔(Nishapur)、马尔鸟(Marw)等等，均为蒙古军占领。所有重大的文化中心均成为废墟，所有民众悉被屠杀。城市如巴罗克希(Balkhi)和撒拉伊古鲁古拉(Shahr-i Ghulshula，又名巴母颜Bamyan)完全被毁。[31]
很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编者在此章之末，加上按语，云：
此章打字稿交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文史》编委会分发给各编委后，编委Halil Inacik提出异议并作出案语。登录如下：蒙古帝国[西征]把中国的科技传到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中国的丝绸运到地中海和黑海地区，使得意大利能够发展其丝绸纺织工业；而[欧洲与亚洲]贸易的路线也由印度洋和红海转移到安娜托里亚海(Anatoha)和黑海，案语后并引西文有关名著，W．Heyd，Geschichte des Levantechandels im Mittelalter，1879，法文译本，F． Raynaud ed．．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Age[欧西]中世纪商业发展史，(1885—1886)，2 vols．为证。[32]
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前后数任总裁的序言，该组织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伊始，即以20多年时间筹备编撰此《人文史》为其主要任务，并在20／21世纪之交金禧纪念之际，新编一《人文史》 fUNESC0，History of Huinanity)；这是此组织之核心工作。各册书中，专章之撰写人均是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或相关的会员国提名，并经有关会员国认可而任命。这在学术上固然很慎重，在国际政治上亦有很高的敏感度。联合国各会员国在这本史书中分占篇幅的分配即是一棘手问题；[33]而此书之20世纪专册一直还未能编成，更显示了其在国际政治上敏感疑虑的处境。在这情况之下，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沙格大连·比拉的言述便更是可异了。至于书中由编委提出异议，作出案语附印在文后，更是极为罕见。
相对比较，代表西方基督教、由英国宗教文化大师克里士多夫·多荪主编的宗教成份很重的《基督教国度之建立者》《丛书》中的《蒙古使节》一书，[34]描述蒙古西征在中东、俄罗斯和东欧地带作出的祸害时，虽然说：
整个东方世界从高丽到匈牙利都被其(蒙古军)推倒而上下颠翻，被这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祸所改变。(页vii)……此时回教的前景是从未有过如此的黑暗。在印度大地以西的所有回教苏丹们全部被毁灭。……在公元1259年，叙利亚的二京城亚勒婆(Aleppo)和大马士革也陷落了……只有埃及尚全。(页ⅩⅩⅤ一ⅩⅩⅥ)[35]
但提到西欧时，却说：
在公元1257年秋，当蒙古大军毁灭了亚撒斯在历史上固若金城无人能破的强大基地而进入米索不达美亚地带，这降临在回教的大灾祸，却大大有利于基督教人民。他们(基督教人民)群起庆贺在公元1258年二月[回民]巴格达的陷落和亚八西地回教加里法的毁灭，说这是回教数百年来迫害[基督教人民]的报应。
当时西欧人幸灾乐祸的心态在此表露无余。
上引沙格大连·比拉叙述蒙古西征对中古回教地区的残害的语气十分值得注意。[36]以比拉的身份，他应该不会过度宣扬蒙古西征的负面残暴行为。但受到这残暴行为的苦果的不是西欧人，而是西欧人的死敌——回教与阿拉伯地区。
比对之下，蒙古西征在军事上对西欧真可以说是“秋毫无犯”了。拔都西征接近中欧名都维也纳，即于公元1241年因汗主(太宗窝阔台Ogodai)之死而东返。据近年西方史学家的分析，事不止此：
公元1241年，蒙古十五万大军，进入今日波兰及匈牙利区域。其时西欧基督教各地领主极度震惊……他们长期以来[自相残杀]，门户洞开，没有一支整合的军队可与蒙古军阵上对抗。但蒙古大军却突然而去，这对西欧许多基督徒而言，是一神恩神迹。蒙古军此举，传统上认为是由于窝阔台汗的逝世，蒙古西征主师拔都要回本土参与新大汗的选立。后来史学家否定此说。因为拔都并未回到大汗之都和乐和林，而只是把大军调回俄罗斯东部地域，继而建立金帐汗国。更重要的是，此后乃至四大汗国成立以后，蒙古人仍可以随时再次入侵西欧，但却并不作此举。现代很多学者们认为蒙古人未进入西欧基督国度，是因为西欧没有足够的草原，以满足供养原野游牧人的马队与牲口，他们I蒙古人]认为高山深林遍布的欧洲，不值得大花力气去征服。[37]
这解释也很怪异。真正可能的原因，或者是西欧当时的文化水平过低，是野蛮人眼中“更野蛮的野蛮人”，不值得蒙军去征服罢(参下文关于蒙军对俄罗斯北境的征战的析述)。
另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基督教国度对蒙古汗国的交好态度。“西欧与蒙古交往的史料，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古拉丁文的记录。在这些文献中，看不到任何西欧对蒙古人和亚洲的影响”。[38]这关涉到了这些史料的不加虚饰的实录本质，但也反映了一更重要的问题：这时期中、蒙、欧乃至东、西文明水平的对比。当时西欧文化水平远远低于中东和蒙古，更不要说和宋代文明比较了，因而西欧不可能对蒙古人和亚洲的文化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
关于西欧与蒙古大汗的交往关系，众所周知的是约在公元1298—1299年间完成的马可波罗的《游记》。《游记》中对东方世界“金玉满堂”、“珠宝遍地”的记述，引起了西欧朝野上下开展海外航行的动机。当时自西欧向东航行到亚洲的海道，每每遭遇到敌对的阻力(阿拉伯人、回教徒、和与阿拉伯人或回教徒结好的当地势力——西欧人眼中的海盗)，这导致了哥伦布、亚美利哥等人为了避开回教徒和阿拉伯人的势力而从大西洋西向航行，因而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是大众周知的知识，但却因此而常为治史专家所忽略。《游记》对东方的物质文化、政治、经济、民风习俗都有描写，但对在世界文化上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字(汉字)和日后西方来华传教土们所特别注重的孔子和儒学，一字不提。因此不少研究者怀疑马可波罗其实并未到过中国，《游记》所述可能只是道听途说的传言。此事今已难作考断。无论此《游记》所述为马可波罗所亲眼目睹，抑或只是道路传言，这都显示出当时欧洲人所关注的是物质财富，无关乎学术哲思精神文化。这也反映出了l3—14世纪时欧洲的文明水平——除了宗教信仰’以外，物质生活相当贫乏，更不要说学术哲思等高阶次的文化了。[39]
值得注意的是《游记》中关于中国江南地带商贾的社会生活和心态的描述。书中记述江南商人生活富裕，家中人等自妻女至奴仆均衣着华丽丝绸，宴席上美食不胜枚举，而且十分好客，礼貌周到，令外人宾至如归。“但一听到[蒙古]骑队蹄声，他们即时脸色大变，匆忙散席，入户闭门”，这应该是实况。(下文再论)
（二）大众迷思与教廷使者
关于蒙古人与西欧的交往关系和文化对比，比较可靠的，应该是在13—14世纪百多年问罗马教廷多次派到蒙古和蒙军占领地区的使节的记录文献。但这些文献问题更多。“[蒙古西征]这一在西方乃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章节，常常为西方史学家所忽视”，“到目前(1989年)为止，关于教廷与蒙古交往的拉丁文文献，分散各地，尚未经妥善整理”。[40](这可能与上述西欧史学家关于此问题的“隐讳”有关)。
另一原因是文献学上的：当时欧洲各民族国家尚未奠基，西方各国文字亦未成型；散处各地的封建贵族，上至领主(10rds)下至武士(warrior-vassals)，多为文盲。唯一的文字是教会僧侣使用而保存下来的拉丁文。但写在羊皮纸上的拉丁文字，常常字母脱落，文法不通，字迹不清。因此欧西近代史学(以德国为首)是由比对各种破旧的羊皮纸上的文献字迹、确定其文字、拼音、文句、文法、古义等基本“小学”(语文学Philology)32夫，来解读羊皮纸上的文字开始的；这种“小学”工作比清代的“小学通而经学明”的“小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学术阶次低很多；但其工夫则是更为繁杂困难，其成就亦更为可观。⑩ 这些拉丁文籍，对当时教廷派出使者的次数这最根本的记述，亦前后矛盾。能确定的是，公元1245年在里昂召开的公教大会中，由教宗Innocent lV主导的教廷决定派4个使节团至蒙古王庭。其中之·，由伽比尼之约翰比安(Giovanni del Plan di Garpini)为首，抵达上都哈剌和林参与了蒙古定宗贵由(Guyu，1246-1248在位)在公元1246年8月24日的登位大典，并于1247年11月返抵里昂市。约翰比安教士对教廷呈交的报告，为当时唯一的官方实录，在西欧广为传阅，其后并收入比韦·文荪(Vincent Beauvais)的《史志》Speculum Historiale)。另一重要的教廷文献，为在公元l253年出发的鲁卜克之威廉教士(Fri- ar William of Rubruck)领导的使节团，他留下了关于蒙军地区更为详细的叙述。[42]教廷的记录主要是有关宗教事宜。这些早期的宗教使节所产生的实质效应，和其他教廷使节们的行踪，今日已难察知。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l248年，“十字军东征”主帅法主路易士第九(Louis IX)在塞浦路斯忽然接到在中东的蒙古将领使者的来音，并派使者回报。由此可以推测，其他教廷派出的使节无论是否成功抵达大汗王庭，最少也接触到在中东各地区的一些蒙古军统领。而他们在对西欧和蒙军间交往所发生的作用，可能会超过曾面见蒙古定宗贵由的约翰比安。
和马可波罗“天方夜谭”式的记述比较，这些教会文献关于东方物质财富的关注和对学术哲思等精神文化的忽视，大约相类。不同的是这些教士们向蒙古大汗传布基督教信仰的宗教使命的执着。从其后五六百年间西方教士在东方传道的比较可靠的史实上看，这些(新旧基督教)教士传教的宗教热诚，前后如一。不同的是：
(1)在13—14世纪，欧西的文明水平(包括物质财富，人文造诣，科技水平和军事力量)都远远低于中东回教地区和远东的中国；其时的基督教士是以弱势求乞的心态到东方来的。这境况与l6—19世纪西方的文明水平(特别是军事力量)逐渐超前了中东与东亚，而西方教士以强势的救援心态(所谓白种人的承当，The White Man’s Burden)到来的情况大不相同。
(2)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欧西(乃至中东回教)和东亚人不同。东亚人们基于“人本”立场，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一切宗教都是为人而设(神道设教，救世、救人、救灾、治病、长生)，甚而带有浓厚的功利心态(信神求福，多多益善)；[43]因此在13世纪时君临天下的蒙古大汗，对教廷劝其归信上帝基督之举，能够容忍，不以为怪，也不以为不恭；在16—19世纪，中国民间相信“儒、道、耶”三尊同列，乃至三教合一者，亦多有其人。即使在19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挟西方帝国主义声势，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享有特权，凌驾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仍然不少。这与西方的基督教与回教虽信仰同一的上帝，而基督新旧教更信仰同一的上帝、耶稣和《圣经》，但彼此之间却势同水火互不相容，相去实如天渊。
(3)至于在13一l4世纪时的罗马教廷，乃至西欧封建社会，在一切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传教上却有如此自信自大的心态(包括所谓“十字军东征”)，则是人类文明史上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问题须要十分慎重详细的分析，以后再论；在本文论述上，可以指出的是：
(i)在近东、中东(包括印度)和欧洲地区文化传统中的狂热宗教心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很难以理性诠析：在21世纪科学倡明的当今，在此地域中基督教与回教间乃至在英国爱尔兰之基督新旧教徒间的暴力冲突，仍然归根于此宗教狂热。[44]
(ii)在公元15世纪以前，罗马教廷和西欧社会对蒙古人传教的心态，显示了其对东方地区的极端无知。“在公元400～1000年间，欧洲乃是一孤立自闭的文明，在不断的战乱中，人们惟求自保活命……在这大地上，人们所关心的主要是直接威胁着他们生存的中东回教人；除此之外，对东方文明一无所知”。当时在欧洲人们心中残存对东方的记忆，大多源自远古蒙昧时代流传下来，后来经过重重改写而保存在基督教的拉丁文《圣经·旧约》中关于世界各地人民的神话传说。[45]
西方的基督教，源自中东，对东方世界保存了不少迷思(myths)。其中一传说，谓古犹太民族的一支族远渡东土，成为西周王朝之远祖。[46]另一盛行于公元3世纪的传说，则叙述基督教圣·汤马士(St．Thomasl在印度传教，发展成东欧的“景教”(Nestorianism)和印度的大]3t(King David)。这种文化上的迷思，充分地表现在12世纪(蒙古人兴起的前夕，公元1119～ll24年，ll41～1145年间)弥漫在罗马教廷和西欧社会上关于“约翰长老”(Prester John或Pres— byter John)的传说(这传说一直流传至l7世纪)中。在公元1165年间，一些据说是“约翰长老”的书信在欧洲广为流传。传说中“约翰长老”是一仁慈、正直、公平的基督教君主，他在东方异教蛮族间，建立了一极殷富的基督教国家，打败了最强大的异教徒(回教)国度(按：可能即上述之花刺子模)，并盼望与西欧的基督教政权(其时西欧武士割据，不足以称为国家)联系。这“约翰长老”建国何处，则说法纷纭，有说在印度，有说在北非，有说在中亚、西亚，乃至“西域地区”。又说他的儿子或孙子是印度的大卫王，在公元1141年前后打败了许多异教武力，并计划收复圣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又说他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养父”或“岳父”，后来更说他就是成吉思汗本人。其后又说他打败了蒙古人。[47]
当时西欧本身的低文化水平，其对外面世界的无知，欧洲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节节失败徒劳无功，蒙古帝国对欧洲基督教的死敌回教阿拉伯人的致命威胁(因而成为西欧的救星)，蒙古人对宗教(包括基督教)的接受和容忍的态度，蒙古军对西欧的和善友好，和蒙古西征带到西方的东方(中国)的高度文化因子等等，都与这传说的日益流行息息相关。这传说充分隐示了蒙古西征对西欧来说不是“黄祸”，而是天大的“黄福”。
三、蒙古西征对俄罗斯的影响
由于种种特殊原因，俄国和西方学者对蒙古西征及其“金帐汗国”对俄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整体文明变化的影响，有比较详尽的研究分析。这些原因包括：
(1)蒙古西征对当时俄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基辅(Kiev)的致命打击，和对其北面的莫斯科大公的兴起成为今日俄国(和前此的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定居在俄境南部及东南部的蒙古族群，其后成为苏联的成员和苏联解体后俄国境内或沿边的半独立或独立政体的种种演变，都有决定性的直接影响。其重要性是相当明确的。
(2)俄国社会主义大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流血革命和新政权合理化，把大量前此鲜为人所知的关于莫斯科大公在13—15世纪时对蒙古汗国奴颜婢膝的黑资料大量公布。后来新政权稳定后，对帝俄旧传统的态度亦改变了，因而力图收回这些“黑材料”，但其中不少已经流传到了西方。⑩
(3)1928—1990年间，西方学术界对当时视为大敌的苏联强烈关注，特别着眼于其专制独裁本质的历史文化与民粹渊源——由苏联追索到帝俄，由帝俄追索到莫斯科大公与蒙古汗国的关系。这和1950—1980年间西方学者把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根源追索至秦汉的大一统帝国，和把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源追索到儒学孔学的倾向相似。
这些研著可大略综述如下：
(i)在公元1223年蒙古远征俄境以前，俄境较高水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基辅。其原因有不同的析述。从经济立场着眼，基辅地区是当时俄境内外的貂皮(包括其他皮制品)与农林产品相互流通交易的地带，商业与城市建构有高水平的发展；从民族文化视野着眼，基辅地区是斯拉夫族群与非斯拉夫族群交接乃至杂处的地域，因而是多元文化互动交流的中心。公元1038—1054年，在位的“基辅明主”雅罗斯拉夫王公(Yaroslav，the Wise)，便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与斯拉夫人的混血种。
(ii)但基辅的地域环境也有对其不利的因素——常发的受到当时横跨东南欧与中东地带的突厥帝国的不稳定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政治上更为明确。为了应对这境况，以基辅为中心的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王公遗诏分封属下所有王子在俄境各据一城及其周边地区(有类西周的封建与春秋时期的“国”与“野”——当时俄境很多原野尚属无主地区)，并冀望他们互助合作，忠于“共主”基辅(有类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周室”)。这显示出俄境“封建”体系和西周与春秋时代的“封建”体系相似的地方，但时间上比西周晚了两千多年。西周封建体系在中华中原大地维持了三四百年相对稳定的政局，[49]但基辅王公分封王子的措施不到百年便成为战国纷争的局面。在公元1169年和1182年，基辅曾两度为俄罗斯的王子们联合其他蛮族所攻掠。[50]
(iii)在这些封建王子中，地处俄罗斯广大北境的罗斯托夫(Rostov)和瓦拉德摩尔(Vladimire)之间的斗争冲突尤为激烈(有点类似春秋最初期的鲁郑之争)。由于俄罗斯的广阔北境多为无主地带，此二强相争，使得渔人得利——地处莫斯科旷野一小堡的中下贵族(Boyars，有如西周时的卿士？)，日渐兴起，成为日后的莫斯科大公。而在瓦拉德摩尔的王子瓦斯窝罗德(Vsevolod，1176—1215)则篡号自称为王公(Grand Princess，这原是基辅领主独一无二的尊号)。[51]
(iv)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蒙古人向俄境的三次征战(公元l223，1237，1238—1240)，似是摧枯拉朽，所向无敌了。公元1223年，蒙古军攻击俄域东邻的普罗夫泽汗(Polovtse)，由于此汗与俄国西南部的加力西亚王子(Galicia)有姻亲关系，加力西亚王子组合了部分俄域王子救援普罗夫泽汗。蒙古派出使者要求他们停止此举，但俄人杀了此使者。这对蒙古汗国而言，是不可轻恕的罪恶，双方交战结果，俄罗斯联军大败，其中七位王子和七十位贵族领主被俘后，在蒙军庆功酒宴上以残酷方法被活活“板压”而死。这次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境外。但事件并未了结。公元1237年12月至l238年2月蒙军西征俄境，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俄国东北地区，先后“占领”了里亚山(Riazan)、莫斯科河瓦拉德摩尔等广大地域，这只能用“望风披靡”来形容了。这些地区地广人稀，其贵族领主们根基很浅，无法整合作出有力的抵抗，但也因此而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比较起来，在公元1238～1240年，蒙古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征伐以基辅为中心的俄国东南部和南部；基辅一城在抵抗了一星期时间后，在公元1240年12月6日沦陷而被屠城。这地域不如以瓦拉德摩尔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北境广大，但蒙古军却花了近十倍的征战时间才能克服。可能由于战争的激烈，也可能因为当地强烈反抗的立场，此地区因而受到极大的残害。[52]罗马公教“方济各”教团僧侣帕拉诺·加尔比尼Piano Garpini)在数年后路经此地时记述说：
我们路经此地，但见平原上遍地头颅枯骨。此地曾经是人口众多的大城，但现在已空无一物。只有不到二百间房屋尚存，住户都是极卑贱的奴隶。[53]
俄国史学都一致认为蒙军对俄国南部的打击远远甚于北境。因为在公元1238年蒙军横扫俄罗斯北境后不到两年时光，此地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即能在公元1240年组成大军与其西境来犯的立陶宛人作战了。足见其元气并未受到重创。自此以后，俄罗斯北境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和其后的莫斯科大公便取代了基辅而成为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54]
(v)俄国北部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和莫斯科大公的兴起不但与其在蒙军西征时对蒙军的不抵抗态度有关，更与他们在蒙古金帐汗统治下对蒙军奴颜屈膝的降顺行为有关。蒙军征服俄域后，虽建立了金帐汗，但其主力大部分撤回亚洲，留下的军队能否有效占领俄域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有效地统治俄域了。据俄国史学家的估计，如果当时俄境的贵族们群起反抗，大概在被征服后不到四十年时间，便可把蒙军驱出全境了。在公元l270年(蒙军征服俄域40年后)无论金帐汗的蒙军变得如何衰弱和分裂，俄境的王子们都决心领导人民顺从蒙军的统治。在公元1362—1380年蒙军已完全失去了对俄域的控制力；在公元1380年第一次俄人起义抗击蒙军而获得全胜；但一旦蒙军重整旗鼓，俄国的王子们便立刻降服并再次接受蒙人统治了一百多年，直到1482年在俄境的蒙古金帐汗彻底消失为止。因此，蒙古金帐汗在俄境的失利以至消失，完全是由于其自身的衰落，而与俄人的反抗无关。[55]
当时俄地各王子都要携带贡品礼物亲赴金帐汗所在地朝拜，接受封号(Yarlyk)。史载，公元l250年俄地的车尼哥夫(Chemigov)T子迈克在朝拜金帐汗所时，因为不肯向蒙古成吉思汗的神主跪拜，便立即被处死。而在他之前到来朝拜的加力西亚(Galicia)王子丹尼罗曼诺维奇(Danial Romanovich)．贝l]受到蒙古汗大量的赏赐并加大其封地。这位王子对蒙古汗王奴颜卑顺的行为可想而知。因此大多的俄境王子们都争相向汗王屈膝求宠，其中尤其以瓦拉德摩尔王公为最甚。[56]
另一例证是，蒙军在征服基辅地区三四年后(公元1245)即下令“括户”(调查户口)，但在较早征服的俄罗斯北境却在公元l257年才进行“括户”，而且效果不佳。原因是：在俄罗斯北境，蒙人的统治完全靠降顺的俄人王子领主们代为执行，无庸蒙军躬亲。而基辅地区的王公贵族则由于强烈反抗蒙军而被大量杀戮，因此要蒙军亲自调查户口以征收税粮(按：这和本文下节论蒙军征服南宋后在中国南方的理算钩考可相比对)。在蒙古金帐汗统治俄境的二百多年间，这些俄国王子贵族，都屈身为蒙汗的爪牙，作为其“收税代理人”Tax Collectors)，并常追随蒙军作战，镇压自己的人民。其中以瓦拉德摩尔王子为尤甚。因此他受到蒙汗的特殊恩宠，领土与势力大大增加，并取得原为基辅王公独有的最尊荣的“王公”(Grand Prince)尊号。其后，莫斯科大公也尽心尽力对蒙汗卑顺求宠，甚而后来居上，逐渐取代了瓦拉德摩尔王公的地位，成为日后帝俄的沙皇世家。“莫斯科这名字在公元1147年才出现于俄国史籍；一直到1248年还只是俄境中的一小堡，多年来都没有一位王子惠顾。”这小小堡主最后却成为俄国的统一大帝。因此“早期俄国的史家大都认为莫斯科的兴起与俄国的统一，主要是由于蒙军的影响作用”。一位早期的俄史专家更指出：“奇怪的是，为何许多与莫斯科作对的俄境王子都被蒙古金帐汗无故杀戮？”答案是：“莫斯科王子历来都是对蒙古汗王最奴颜屈膝的，因而取得了瓦拉德摩尔的王权大位。”其后莫斯科王子必然成为瓦拉德摩尔的王公，二者合为一体。到现今，一般人大多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有瓦拉德摩尔的名号了。[57]
和前此的瓦拉德摩尔王公和其他众多的俄境王子们不同的是：莫斯科王公在羽毛丰满后，对日益衰落的蒙古汗国渐渐违逆。开始是把替蒙汗征敛的税收部分私自吞没据为己有，因而大大增加了莫斯科的财力(按：这也滋长了莫斯科市民的影响力，成为俄国市民经济与中间阶级的先驱)。后来在蒙军力量大大衰退的时候，莫斯科王公更进行武装反叛，并最后在公元l480年的一战，把蒙军砌底击破而成为俄罗斯的解放者与统一者了。[58]
导致瓦拉德摩尔与莫斯科长期对蒙汗屈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在扩展势力过程中和其西面的特夫尔(Tver)领主不断发生冲突；后者联结了境外西邻的立陶宛为援。但立陶宛亦有时遣使者以厚礼与蒙汗联结，形成对立的二方争相向蒙汗求宠的局面。但多方争宠时，不免有所失误。在公元l382年即因信使失误——莫斯科信使赴金帐汗所时，汗王已受到立陶宛的要求而离开汗廷带领蒙古大军出发，替立陶宛攻陷了莫斯科；公元1408年，蒙军更横扫瓦拉德摩尔全境，所到残破。不过最后还是瓦拉德摩尔(莫斯科)获得蒙汗的特别宠爱。在这种多角多方角斗(不但包括俄境诸王子们的内斗，也包括蒙军的内部分裂)之下，莫斯科的市民逐渐发挥了一些独立的影响作用，和俄境勇于内斗而怯于抗蒙的王公王子贵族们相对比，便成为平民或中间阶层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了——在l5—16世纪史籍中，莫斯科市民群体常成为一独立于俄罗斯封建领主间的势力。[59]
上述史实和观点，多取材自美国保罗·哈里逊·丝乐芬教授(Paul Harrison Silfen)<<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影响：视野面向史》(The Influence of the Mongols on Russia：A Dimensional History,Exposition Press，New York，1974)。此书取材极广，视野多元，综合了前此对俄罗斯史的数十种重要论著而分析其视野和立场。但由于兼重史实与史论(史观)——兼述兼评(此书副标题为“视野面向史”，Dimensional History)，因而述与评之间系统比较杂乱，旨指不免含糊。其叙述的史料史实大多直接展示出蒙古西征与金帐汗对瓦拉德摩尔王公、莫斯科大公和其后的帝俄沙皇的兴起的决定性作用，并反映了帝俄政权的专制独裁腐朽的历史根源(按：西文“political despotism”一词，指的不只是“专制独裁”，而是带有欺善怕恶，对上逢迎，对下压迫的隐喻义)。不过作者为了强调其史观立场的客观公正，书中叙事里不时加入一些相反的论点，因而显得论述芜杂了(如上文所述瓦拉德摩尔王公、莫斯科大公对蒙军曲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要应对其西面的特夫尔王子和境外西邻的立陶宛的威胁，而不是本性的懦弱)。
四、统治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从上述蒙古西征对中东(花刺子模、回教与阿拉伯地区)、西欧和俄罗斯各地文明所引致的各个不同的实际影响(非价值型的判断)，可见：
(i)蒙军的一贯作风是，其征战所过各处，对当地人的态度，与当地人对蒙军的反应态度密切相关：抵抗强烈的地区，多受到残酷的打击(屠城杀戮)，如中东回教地区和以基辅为中心的俄罗斯南境；相反，对蒙古表示友好(如西欧)或降顺的地区(如俄罗斯北境)，则每以善意对待和大力支助与护持。
(ii)上述各地对蒙军的反应态度，和该地的文化发展程度有密切关系：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对蒙军的抵抗较为强烈——如中东回教阿拉伯地区和俄罗斯南部的基辅，乃至后期的莫斯科地区人民(属于所谓“后封建”阶段，或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萌芽”时期？)。反之，处于部族部落与封建发展初期的地区(如13世纪时的西欧和俄罗斯北部)，则大多对蒙军友好与降顺。同样地，蒙军对其征服的各地的态度也与该地的文化发展水平有关：对文化水平比蒙人低或相差不远的族群，较为优遇和宽容(如当时的西欧和俄罗斯北部)；而文化水平比蒙人高的地区，则多遭摧残破坏(如回教阿拉伯地区与俄罗斯南部)。
(iii)蒙军对所征服各地人民的态度和政策，与其征服该地的时间先后有关：蒙军兴起的第一阶段是征战杀戮与掳掠驱户牲口，所过地域大多残破。但征战结束后，大军或撤离，或在当地建汗挟附驱口；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虽有主奴之分，但同属军事汗国的一体，没有彼我异类之分。成吉思汗以及蒙军第一次西征属于这一阶段。
蒙古军事汗国发展的第二阶段，蒙古军事汗国已略具执政体制，大军所至，如遇强烈抵抗，则会遭到屠城式的杀戮(如俄罗斯基辅地区)；对望风而降者，则大约秋毫无犯(如俄罗斯北境)；但这些降顺族群常常被视为异己异族，生杀由己(如俄罗斯地区的各王子领主)。
从以上三点观察，可以解释蒙元汗国征服南宋后的一些特殊措施：
（1）蒙汉间的文化差异与武力对抗
中国南方经济力量之开发，肇端于汉末；其问六朝金粉的盛况，较诸质朴之北地民风，已成强烈对比。隋唐帝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仍在北方，但在经济方面，倚靠南方的程度，愈益加深。唐末五代，中原干戈扰攘，而南方吴、南唐、吴越、闽、楚诸国，反而可守境自保，安享比较富裕升平的日子——中国此时的印刷业与“交钞”的使用多以南方为首，是著例。两宋时期，中国南部文明发展的水平(包括城市工商业经济)，为全球之冠，远远高于蒙古所征服的其他地区(论述见本文第二节)。
由于汉文化的文治传统(重文轻武情况，至两宋为最甚)，南宋抗元的行动较诸蒙军征服的其他地区可能不算是最激烈。但从公元1235年蒙宋交恶起计算，南宋抗蒙军时间长达四十年。在公元l276年蒙军人南宋都城临安后，宋帝最在福州(公元l278年)和潮州(公元l277年)，宋帝昺在广东厓山(公元1278年)，至公元l279年陆秀夫负帝滔海溺死，张世杰战至舰覆人亡，又抗战了三年。这远远长于公元1238—1240年俄罗斯南部以基辅为中心的地区强力抗蒙的两年时间。比起从前在中华本土隋朝南征或北宋统一时，中国南方政体不战而降，“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情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抗蒙军者不只是落难的南宋朝廷，更多的是南方各地的义军。这些义兵的领袖或幕后支助人，都是地方有力人士。《元文类》中姚燧《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谓：“(宋)幼主既降，其相陈宜中、文天祥，挟益卫两王逃之闽广，爵人号年，东南大蠢，觊幸之徒，相煽以动，大或数万，小或数千，在在为群……请急尽歼鄂之豪杰大姓以绝祸本，……江东……有列巨室姓名百数来上，云与贼连。”这说明了当时南方的民问领袖和各地反抗军的密切关系。《胡仲子集·谢翱传》：“谢翱，建宁人也，家故赢于财。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闽，檄州郡大举勤王之师，翱倾家赀，率乡兵赴难。”安仁县世家张氏亦帅安仁义师，从谢枋得勤王，这都是具体例子。至于蔓延各地的所谓盗寇，也大多是地方民力的组合。《元史·世祖本记》：“至元三十年，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滋溪文稿》卷一五《赵公神道碑铭》：
宋亡，宋臣陈宜中、张世杰，挟益卫两王走闽海，表年官人，图复宋，其下倡乱从之，闽大扰。有盗万余起剑南来犯建宁。
《元文类》卷六三姚燧《颍川万户邸(泽，字润之)公神道碑》：
宋亡，陈宜中……规为兴复，幸利之徒，在在起应……屠杀长吏，劫民为兵，动万为群……以抗官兵……而兴宁之民，效恶酃盗。
《滋溪文稿》卷一五《赵公神道碑铭》云：
宋社既墟，顽民胥动……荷矜为兵，裂裳为旗，动万为群……大肆獗狂……经三十年，岭海始宁。
其抗蒙军时间长达三十年。又《元典章》卷四一载：
至元三十年九月，福建行省准江西等处……东接浙东温台衢婺，南濒大海，西抵湖南，北至大江，自来草贼生发去处……积年作耗……东出西没…调兵追捕，各散元住乡村，递相隐庇，无可追究。
在蒙元政权眼中，这些都是盗寇；对南宋遗民而言，这些都是抗蒙义军。类此的史证很多。《元文类》卷五一，卢挚《湖南宣慰使赵公墓志铭》：“(平南宋未几)衢寇蠭起，连江浙数郡逐宪臣……”。这些义兵的力量有时更压倒了占领江浙地区的所向无敌的蒙军了。
和上面㈤的分析对比，这显示了当时南宋文化(经济、社会、政治)高度发展的水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激昂。
依据上面(i)和(ii)的分析，由于当地对蒙军的激烈抵抗，蒙军征服南宋后对中国南方各地的摧残破毁，应最为惨重。但根据上面(iii)的分析，则蒙军对南宋遗民的杀戮则反而会轻于其西征时对中东和俄罗斯南部地区的蛮横行径。威尼斯人(Venise)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公元1275—1297年来华，畅游南北各地；其时江南一带甫为蒙古铁骑所征服，大劫之余，宜其满目疮痍，惨不足睹矣。然而《马可波罗行记》所述南方“蛮子”诸城，其富饶繁荣的情况，俨然一派升平气象。虽然此所谓繁华，乃是与当时欧陆贫困落后的状况比较而形成的印象，或许有所夸大。然不能因此抹煞其观察之真实性。
公元l276年南下灭宋的蒙古军队和成吉思汗征战初时的野蛮作风，有显著的分别。《新元史》卷九：“至元十二年二月，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门附官吏军民，令农者就耒，商者就涂，士庶缁黄各安本业。”又《南村辍耕录》卷一：“至元十一年，世祖命伯颜取宋，谕以曹彬不嗜杀人”，此言虽未尽可信，然元代史料中，关于伯颜“以不杀之仁，克定江南”之记述，不止一处：如《国朝文类》卷十一，阳恪《平蛮记》；卷四十，阎复文；卷五十九，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等。
至正间江淮兵起，蒙古在南方之政权土崩瓦解。南中国在经济上复原之迅速，令西方史学家十分诧异。[60]朱元璋削平群雄，出兵北伐攻下燕都，逐元顺帝于漠外，其所凭藉之江南地方力量，震撼全国。明太祖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南方北伐而统一全国的胜利者。种种迹象，都说明了在这时期江南经济力量的重要发展。
（2）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异
上面论述的都是经济和政治最基本的层面。本文在第二节指出的马克·尔文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经济发展在明清时期遇到的困境的论析的最大弱点，是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整体“上层结构”的特色。这些特色根源于儒学和士大夫阶层的道义精神和理想。这是韦伯(Max Weber)氏的重要论旨——文化“上层结构的精神和理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62]可惜韦伯对中国的论述受到西方对东方的“本质主义”偏见的影响有很大的误差。美国汉学家对此有深入的评析。[62]灭宋的蒙军虽一改其起初时的杀戮掳掠野蛮作风，但其征战过后的统治态度和方式，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整体文化上层建构的发展上，都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南方。蒙军征服南宋的时间，是在其多次西征横扫阿拉伯回教地区和俄罗斯全境之后。其时蒙人已发展出本身独特的征服者文化(包括新蒙古文字)和新军事汗国体制(包括征收赋税的代理人——如以莫斯科大公为首的 Tax—Collectors 。这些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系都是在征服南宋之前已经在中东和俄罗斯地区发展成型的。除了华北原在辽金治下的“汉人”对此有所参与外，“南人”完全被拒于局外。这些从低文化水平(蒙古部落)开始，结合次低文化(“西域”、“色目”人等)建构而成的统治文化体系，和发展至高度水平甚或进入“现代早期”的中国南方文明(尤其是儒学和士大夫所代表的精神理想)相比较，是有极大逆差的。上述南宋地区有力之士的抗元义军之举是二者间文化冲突的一种表现。
清代学者赵翼及日人箭内亘等认为在蒙元大汗内，人分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蒙军西征带回来的西域、中东、俄罗斯各地人员)，三汉人(原在辽、金统治下的中国北方人)，四南人(南宋遗民)。掌握政权者尽属蒙古、色目二种人。汉人的政治地位已微不足道，南人则更等而下之。[63]其实“南人”一词已属过誉。在《元典章》保存了蒙古语气的“半原始文档”中，蒙古统治者一般称南人为“蛮子”，如《元典章》卷一二：
至大四年六月二十日御史台奏……一件老的每说蛮子田地里当(富？)户，每多书吏，每蛮予人内委用，有资那当(富)户每来往勾当里窒有碍，云南、海南、两广边远地面汉儿少，这四处书吏依先在体例委用，除那的外，别过廉访司书吏每汉人内委用，蛮子每革罢了他。
《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述，只有“蛮子”一词而不知有“南人”称谓，可见“蛮子”用语在蒙古人口里的普遍性(与此相类的是马可波罗只知南宋都城为“行在”，而不知为“临安”)。当时为世界文明水平最高的民族却沦落为被半野蛮的统治者看作是“野蛮人”的情境，实在很不堪。
根据史文，元代虐政为害最烈者：一为中央政府之理算，一为地方官吏之掊刻。二者大都发生在南方。《元文类》卷五九《平章政事徐国公神道碑》：“至元(二十四年)桑葛……为丞相，凡昔盗杀臣为领部……大为计局，钩考毫厘。……鄂省已剧，浙省大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岸狱充牣，榜略百失，或阕夫三木……民不堪命。”又《元史·崔或传》：“衔命江南理算积欠逋赋，期限严急。胥卒追逮，半于道路。民至嫁妻卖女，殃及亲邻。淮扬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近者阁里按问，悉皆首实请死……莫不愿食其肉。” 理算之制，源自上述蒙古金帐汗任用以莫斯科大公为首的俄境诸王子充当的“赋税征收代理人”的成例。理算又名钩考，为蒙古大汗对各分部封建部署(如俄境诸王子)的一种控制。至元十三年平宋后不断出现在南方。如：至元十三年诏检覆江淮诸路钱谷(王圻《续通考》卷二)。至元十五年江南行省等分道检覆钱谷(《新元史》卷一○)。至元十七年检覆江淮行省……钱谷(《元史》卷一一)。至元十九年理算各盐运司及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出纳之数(《元史》卷一二)。至元二十二年理算江南钱谷(《新元史》卷一一)。至元二十三年钩考荆湖行省钱谷(《新元史》卷一一)。至元二十三年申复钩考湖广行省钱谷(《元史》卷一四)。“至元二十四年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天下骚然。”(《元史·桑哥传》)至元二十五年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钱谷(《元史》卷一五)。至元二十六年理算江淮钱谷(《新元史》卷一二)。至元二十六年理算江淮省(《元史》卷一五)。至元二十八年钩考江南钱谷(《元史》卷一六)。
（3）儒生士人地位的低落和精神文化的变异
在中国南方，充当“赋税征收代理人”的不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如俄境的王子王公)而是行径不堪的地方下级吏胥。这正是本文前面批评马克·尔文所忽视的“传统中华文明发展到现代初期——两宋时代——整体文化最重要的特质”(论析见下)。[64]蒙元入主以后，南宋的传统社会制度受到鄙弃，作为传统社会文化支柱的科举制度被废弃。向居社会领导地位之士大夫，地位一落千丈，遭受到空前未有之逆运。部分人为保全门户，不得不投身为下级吏胥。在蒙古统治之下，蒙人为掌印正官高高在上，视佐僚为奴属。而这些蒙古掌印正官，不谙汉字，批议案牍之权委多交付佐僚，而这些被视为奴属的佐僚们地位低落．批议案牍只为形式，多委诸吏胥。以故吏胥之辈结成党羽，包围长官，威吓佐僚，联结同列，在地方上横行无忌。致使一般门户人家，每以其子弟投靠吏胥集团，以为保存门户之计。《元史·世祖本纪》：“二十八年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为府县卒吏，容庇门户。”《元典章》卷五七，大德十一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把持官府之人处处有之……杭州为最，每遇官员到任，百计钻刺，或求其亲识引荐，或赂其左右吹嘘，既得进具，即中其奸计……遇有公事，无问大小，悉皆奔投，嘱托关节，俗号猫儿头，又曰定门……受辱已多，致使善良为之丧志。”这种与两宋士人社会政治伦理完全悖逆的情况，发生在南宋旧都更是不比寻常。
关于儒生士人的处境，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郑恩肖《心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谢枋得《叠山集》：“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谓其无益于国也。”这与传统中国社会伦常更是差距太甚，有人认为不足信。但从蒙古部落传统和蒙元统治政权本质来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蒙古部落和蒙元政权的行事，权力在首领手上，“一官、二吏”的排列是必然的；其次是主导蒙汗多元宗教信仰的“三僧、四道”；再次是与原始人基本生活——身体健康和生产作业有关的“五医、六工、七猎”(没有健康，没有工具，便不能行猎)；“八民”可能是汉人中的商人和农民，他们的作业和蒙古传统的渔猎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所交的赋税却是蒙元政权的经济基础，不能忽略。至于“九儒、十丐”，在蒙人眼里这是不事生产的无用之人；“八娼、九儒、十丐”的娼，也是有收入行业的人，从这角度看，也比儒和丐(无生产能力者)的身份高。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元代的书院。宋代书院的发展，显示了当时地方民间经济的繁荣，精神生活的提升，与儒门理学理想的发扬(这可与三四百年后在英国出现的学院colleges比美)；蒙元把书院归人地方政府管理，一般认为不失为一适当的应对方针。但从上述蒙元政权的本质来看，则不可能是这情状。蒙军初用兵，每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65]《元史·世祖本纪》虽谓至元元年八月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官田，并禁勿擅科差役。然据《元史·陈天祥传》，则至元十三年平宋以后，南方各州县官吏亦无俸禄，而由长吏从便规措。《束维子集·送帖山提举序》：“天下之士之难于司杭征也，盖制无课吏禄食，俾就食其征，则不可以责其人之不盗”。蒙元把书院归入政府管理，用意不是支持教育，而是要搜刮这些书院的田产，归入“官管官用”、“管儒食儒”之途。《谢迭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集序》：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诸道各置提举儒学二人，提单既曰大有司，设首领官、知事、令史、尤繁……曹类，啁啾相呼而谋曰我国朝……管僧食僧，管医食医……吾徒管儒，不食儒，将坐而待毙乎？摧肌刷肉于儒户，不足则括肉敲髓……管儒者益众，食儒者益繁……儒者不胜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医者，什九。
即使当时儒者士人的处境不是如此不堪，其所受到的打击也是极严峻的。《揭文安集·送也肃答尔赤序》：“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六十年而教化不兴，风俗日坏，奸宄屡作。”王圻《续通考》记“学校出身者……国子监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学、医学、阴阳学、童子、州县学等”，儒学只是其中一项。王恽《秋涧集·中堂事记》云“时选至省者，士人首以有无生理，通晓吏事为问，能否从事，及手笔何如耳。”这与传统儒学，尤其宋代儒学，有天渊之别。《黄金华集·送郑生序》：“今之官于学校者……若夫县教官，率选署于就闸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铨曹，补郡文学，而与医、b、执扳者凿，满上岁乃得预流内，其阅历之勤且久如此。”这和上引“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的说法相近。 元末皇庆二年(公元l313年)十月议科举之制，计：
延祐二年春二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严等五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延祐五年春二月廷试进士护都答儿霍希贤等五十人；
至治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达鲁化宗本等六十有四人；
泰定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土捌刺张益等八十有六人；
四年春三月廷试进士河察赤李黻等八十有六人；
天历三年春三月廷试进士笃列图王文燥等九十有七人；
元统癸酉科同；孛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取士莫胜于斯。
后三年，其制遂罢。前后二十余年间，所取进士，不过五百五十一人；较之全国吏员之数，不过沧海一粟。《元史·韩镛传》：“当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分之一”。又《清容集·江陵儒学教授答君墓志铭》：“国朝治定踰百年，始立科举，江南行省有三，而襄郢东淮西之士，亦隶南选，三岁止七十五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青阳集·梯云在记》：
晋地土厚气深……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间有豪杰欲出而仕，由他岐皆所以得官爵。故其为俗，特不尚儒。周行郡邑之间，环数百里，数百家之聚，无有一人儒衣冠者。……比年朝廷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独晋俗坚强不轻而变。
又同集《两伍张氏阡表》：
张氏本廓阳人……徙家淮南之两伍村，子孙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民多尚勇力而事格斗，……[蒙元]混一以来，其俗益降，民之贤者，始安于农，其下则纷趋于末，以争夫鱼盐之利……故其俗益薄儒，以为不足以利已。朝廷设科以诱之，今三千年，民亦少出应诏。
又《杨君显民诗集序》：
我国初有金、宋……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佑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
无论今日我们对中华文化传统和儒学与士人的评价如何，蒙元统治在13—14世纪对这传统的打击是难以计量的。上文提到韦伯对中国儒学传统认知的误差和墨子刻与此对立的论析，原因在于韦伯所认知的儒学是蒙元以后西方传教士对儒学的论述，而墨子刻的论析则是蒙元以前的儒学。二者的差异，显示的正是蒙元统治对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士大夫的沉重打击。
回到本文第二节马克·尔文对中国近代初期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分析。马克·尔文对中国整体经济从宋代革命性的开展到明清时期进入的困境，关键时期也是在蒙元时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聚合元明清史学者对这问题的集体研究《中国历史在宋元明时期的变迁论集》，对马克·尔文关于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进入困境的论点有重大修正。但结论只指出中国经济在元明清时期仍然有继续发展，不过由重要的大都会分散到各地的中小城市。[66]这和本节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社会、经济的精英主力在蒙元时代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虚弱不振的情况，是相照应的。对这问题具有创发性的早期论著是列文荪的《儒学中国与其现代命运》。[67]在前第二节中我评析马克·尔文讨论“政治环境不利商业发展”的问题时，指出这些政治、社会、伦常思想和整体文化在宋、元、明时期的大异化，对中国现代化发生的困境极关重要；作为经济学者的马克·尔文忽略了这些大问题。
18—19世纪西方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国家的政治乃至其帝国主义与海外殖民的军事力量的支持密切相关。中国在唐宋经济高度发展时并未向海外殖民，亦未以政府力量全面支持对外贸易，这可能与中华儒学思想乃至民族性格有关。西汉初年朝廷“重农轻商”的立场对商贾有过不利的影响，但汉武帝对经济的操控是由商贾的代表人物桑弘羊计划与推行的。其后东汉时期商业活动很显著，六朝隋唐的工商业更大有扩展；南朝虽在北方胡人军力威胁下，仍维持了其与远在东北亚的高丽的交往和建制在交趾的官府。唐宋时期与阿拉伯地区的商贸更为频繁。这些发展虽然未受到国家力量全面的支持，但和国家整体的发展是有互动关系的。这情况在蒙元以后大有改变。蒙元渡海出征日本失败，引发了严重打击中国人海外航行活动的“海禁”。钞币和汇兑是现代工商业活动重要的工具；中国交钞的发行比欧西早了数百年，唐朝中末叶时先由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商贾们首创，两宋时期由政府统一发行；在元代由于统治者无限地印发钞币，导致交钞大量贬值，成为废纸而告终结。这都是政府严重伤害经济发展的例证。更有害的是：蒙元民间经济的发展大多与帝国政治脱节，自生自灭，缺乏整合的力量与明确一致的方向。其中一重要因素是民间社会缺少了有力的精英领导群体。儒学士大夫受蒙元政权的严厉打击而没溺不振；商业发展也分散各地难以整合，而且大多游离在政府力量的边缘，自讨生计。本文前引马克·尔文论“中国传统的工业技术未能有进一步的开展，基本的阻力不在于缺少更高的科学知识，而在于那些促进工业技术的发明与进步更新的经济动力与智识思想力量的减弱”，指的正是这困境：动力和力量的减弱。虽然这困境也养成了近代中国商人乃至一般民众在十分不利的环境与情势下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能耐与特性，但这已不是正常的成长了。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没有全面崩盘，并且在此后明清的数百年间，仍有量的增长；这的确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难能可贵的力道。这并不是说在此时期的传统中国文化一无弊病，而是说在这困境(甚至是弊病百出)的境况下，传统文化也展现出的一些难得的内在力道，或残存的根基。[68]这是我在本文第二节对马克·尔文和费正清的评论，也是本文的结语之一。
结语牵涉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君主专制与士人儒学之遗毒的关系。历史是不断地演变的，历史学和历史主义的主旨是要在这演变中观察和理解在特定时空中的文化和在这文化中的人的真正事实。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君主专制与士人儒学的存在和二者密切互应的关系是事实，但历史上真正的事实是这二者与其互应是不断地演变的。孔子时的儒学士人及其与当政者的关系和前汉时期大不相同；前汉时期的儒学士人及其与当政者的关系和后汉魏晋时期又大不相同。[69]而凡此种切，在北宋南宋蒙元明清各时代的变异更为激烈。上述马克·尔文等的研究显示在北宋时期工商业财富的成长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大大地丰富了城市的市民文化生活，吸引了大量士族地主迁居入城，进一步增进了城市的财富与文化生活，并因而大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中国城市大多为行政中心所在的治所)，和相对地减弱了地方社群(大地主与宗族)的实力；这开始从基层上消除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力量；至此大一统专制的中国政治才真正成形。[70]在两宋时期，儒学士人对中央朝廷君主专权的约制功能(此功能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时期为巅峰)由于在地方上农业经济和地主与宗族势力的减弱而有所缩退，但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教育(如私塾义学和书院)的发煌，相对地增强了文教精英们(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因此儒学士人们对朝廷君主专权尚保持了相当的约制功能。[71]但经过本文前述蒙元政权对儒学和士人的种种打击，此辈在中华传统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地位及其精神道义理念均一落千丈，明代政权之建立是中华历代汉人政权里儒学土人们参与和贡献最微薄的——方孝孺被诛十族，引起“中国读书人的种子被根灭”之叹。大一统专制独裁的中国皇权政治至此才真正名实俱全。这变异是讨论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演变时不可不谈的。[72]
最后，析述一下一个和中国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问题：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在1950—60年代，这是国内的热门论题；上文第二节提到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为其力作。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因仍其说，但改用韦伯的理论以示与马克思史观有异。依据本文所论各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应早在两宋时代。明代市民经济虽然可能较宋代发展得更为普遍，但这只是分散的量的发展，缺乏国家整体与主流社会强有力的支持，其本身亦缺少结构性的整体方向和冲刺力量，在“前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t)式的发展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这看法和很多东西方学者，包括前文讨论到的日本京都学派宗师内藤虎次郎，在他前面的一些英国著作，继起的钱穆、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与费正清(John K．Fairbank)、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等，认定中国的“近代或现代文明在北宋开始”的观点是互应的。[73]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曾经于l0—13世纪时在中国萌芽，这幼芽未能开花结果，便在13一l4世纪时被摧折了。中国传统的想法——由《孟子》到《礼记·月令卜认为在春季不宜入山薪采，因为春季是植物萌芽的时间，这时薪采会伤害植物的幼芽；幼芽受到伤害，便会影响其后续的成长——这是我对中国现代化的困境的另类看法。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9．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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