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近些年，邪教在内地一些地方的泛滥令人触目惊心。以陕西省为例，除杨凌未发现邪教活动外，其他10个市均有邪教，且派别林立，多达30余种。影响所及，恶性事件接连发生，甚至危及一些人的生命，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一些邪教在乡村设立组织、任命骨干，有目的地吸纳中共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向基层政权渗透。在邪教活动突出的地方，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事先都得经过邪教头目的同意。据榆林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一位负责人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主要正教，在当地的信徒人数和影响力，远远不及邪教。

 

    信仰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它以人类心理的深层需要为指归，以超自然现象为表达依托，其存在不应损害人类的其他需要和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所谓正教与邪教的区分就在于此。部分地区邪教猖獗，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管理机制应变滞后所形成的缺陷。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个意识形态和政府权力控制一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全中国人或自愿或不自愿的信仰，任何与此相悖的信仰要么被扼杀在摇篮中，要么受到严格控制，“破除封建迷信”成效显著。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和政府权力的收缩，对社会控制的放松，使私人空间逐渐形成，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度大幅提高，各种信仰有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变化了，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方式却没有根本变化。在经历转型期的短暂混乱后，仍沿用原来那种强行压制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信仰、限制宗教自由发展的方式。但由于对社会的控制力已大幅削弱，强行压制已达不到改革开放前的效果。以公安为例，许多地方三、四个乡才有一个派出所，一个派出所只有两三个干警，仅治安、刑事等案件已力有不逮，更遑论打击邪教。

 

    陕西有天主教牧师反映，由于他们只能在政府认可的宗教场所传教，走村串户、主动传教的方式不被允许，而邪教却可以主动出击，使正教只能坐以待毙，眼睁睁看着邪教蔓延。这类事实进一步说明，如果不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环境，采用新的应对方法解决问题，仍然依赖传统的强制手段，结果是限制了正教，使邪教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这应该是近些年包括法轮功在内的邪教屡禁不绝，甚至继续暗中滋长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当正常发展渠道被遏制时，正教也会发生变异，沦为旁门。近些年大量涌现的“方丈成为CEO、圣地沦为摇钱树”现象，就是正教堕落、变异的结果。

 

    早前，官方意识形态认定：宗教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是科学文化不发达时期的产物。但现代宗教在西方发达国家受欢迎的程度，显然否定了这一观点。宗教体现了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需求，它与真伪无关，因此完全可以与自然科学等求真之道互不相交、并行不悖。西方谚语有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在思想多元化的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等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再成为中国人惟一的终极信仰、满足所有人的信仰需要。不同的人在信仰需求方面的空白，需要宗教、气功等多种方式来填充。如果正教无力填充，邪教必然乘虚而入。

 

    或许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官方仍视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潜在威胁，对正教也采取限制政策，而非鼓励其发展壮大。国外有利用行政手段发展正教以遏制邪教的先例，但中国的宗教工作面临尴尬。一些人担心正教规模发展太快，信众过多，会对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产生不利影响，害怕老百姓一旦信了天主教，可能更愿意听罗马教皇的话。

 

    这种不必要的担心是信心不足的体现。自汉代以来，中国政府即以儒家理论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托，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不涉及超自然领域。但汉、晋、唐、宋、明，代代皆有佛、道的兴盛，不但没有危及以儒家为正统的世俗政权，反而有利于世俗政权的稳定，这就是正教利于政治的世俗功用。当代中国的政体不可能不如古代，马克思主义也非不及儒家，关键是官方意识形态不能试图取代一切，包打天下。

 

    信仰既非科学，也非主义，它有自己独到的领域和存在理由。中国人信教的理由，可能是对病痛、灾祸的恐惧，对稳定、幸福生活的期盼，也可能是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信仰总有着其他因素难以完全取代的功能，所以民众对它的需求也不可能断绝。信仰不论真伪，只论正邪。宗教信仰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正邪之别。所谓正邪，只能由其对世俗的影响来界定：凡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民众生活幸福的，即为正；凡有害、有碍于社会稳定和进步、民众生活幸福的，即为邪。因此，中国政府对邪教组织的定义“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蒙骗他人、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符合区分信仰正邪的本来之义。

 

    扶正方能祛邪。信仰正教的人多了，信邪教的人自会减少。在强制性的社会控制已经鞭长莫及的时代背景下，不妨减少对强力的迷信和依赖，扶持有利于社会稳定、民众生活的宗教组织，填补信仰空白，才能从源头上遏制邪教，使其丧失存身之处、立身之本。

 

                    文字来源：《凤凰周刊》2007年13期（总第2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