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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阳年例与乡村善治
发布时间: 2019/9/12日    【字体:
作者:李红
关键词:  吴阳 年例 组织模式 乡村善治  
 
 
摘 要:年例和春游活动不仅保护和传承传统地域文化,还有效凝聚和整合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在不同层面上满足乡民的各种需求,是以最低成本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鲜明例证。年例和春游活动需要调动和整合乡村社会的所有资源,成立理事会等民间组织、保障村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精英作用都是关键环节,为乡村善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年例 组织模式 乡村善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 “治理有效”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特别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乡村治理能力。面对中国乡村发生深刻巨变和千差万别的现实,如何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让更多乡村走上善治之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本文通过对广东省吴川市吴阳镇年例和春游活动的调查,探讨和反思其组织模式,对如何更好地实现乡村善治,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意见。
 
一、乡村善治的内涵及实现途径
 
中央文件大力提倡要建立健全 “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许多专家对此进行了多个角度的解读。如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苏敬媛指出,乡村治理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实现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钟其认为, “善治”就是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丁坚钢和蒋晓冬认为, “乡村善治”即是以乡村为地理空间,在最大限度地增进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下,通过强调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挥基层民主作用和加强提供公共服务等,促进村域内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政府力量与人民在公共生活上的良好合作,使两者关系达到最佳结合状态并谋求人民的最大富祉的社会管理过程。
 
概而言之,将乡村善治看作是政府与人民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使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目前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我们认为乡村善治是以最小或最少的成本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乡村善治是乡村治理的最佳状态和最高要求。
 
对于如何实现乡村善治,学界也有诸多思考。如郑茂刚认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是前提条件;村民自治、管理民主是内容要求和根本表征;和谐互动是核心。王文彬指出,自治贵在促进乡村主体自觉行动,法治重在乡村地区下沉现代法律规则,德治则必然要求重新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后以多元化的合作治理推进乡村善治。张锟认为,实现乡村善治,离不开乡村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离不开农村居民注重乡土人情、道德规范的情感认同。夯实乡村治理根基,需要坚持德治为根本,与法治和自治深度结合,通过道德评价和道德规范,从内心情感约束人们的行为,为自治和法治赢得社会认同,持续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张伟军认为,实现乡村善治,创造良好的乡村发展环境,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释放乡村自由与活力,重点是激发乡村不同主体参与乡村建设发展的积极性;二是寻求国家政权治理与乡村自主之间的合理平衡,将国家权力的作用和乡村自主有机结合起来;三是注重乡村治理历史经验与现代治理理念之间的结合,将实现有效治理与降低治理成本结合起来……。
 
毋庸讳言,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在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而自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善治实现的根本保障。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但不能依赖国家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必须要激活其内在生命力,即让广大村民真正成为主体。同时,还要充分尊重传统和现实,充分整合和利用乡村社会的有效资源,协同合作,共同治理,才有可能让更多乡村更快地走上善治之路。
 
二、吴阳年例习俗概况
 
年例这项民俗活动广泛流传于粤西地区的湛江、茂名等地。我们的田野调查点主要集中在湛江市吴川市的吴阳镇。
 
吴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经济发达、人文鼎盛的粤西重镇。这一方面得益于长期县治所在地的优势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更得益于鉴江三角洲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水陆交通网所形成的优越自然条件。吴阳的年例活动在解放前已经远近闻名。吴阳镇霞街村清道光三年 ( 1823) 状元林召棠的 《春禧杂诗》共十二首,其中就有两首描写了春节期间游神的热闹景象。
 
台上轮飞舞袖长,家家小队赛康王。麻奴觱篥花奴鼓,排子当中最擅长。( 第二首)
 
笙歌如沸闹香尘,凤辇龟山剧闹春。行到火城光断处,江潮十里烂如银。( 第九首)
 
林召棠在第二首诗后还特别附了一段文字说明,记录当时游神音乐的变化:“迎神之乐,旧止金革,近加觱篥,声调翕张,小铙叠发,音尤爽烈,名排子。”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对此类活动采取了打击与引导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没收祠庙的财产,严惩巫婆、神棍等所谓不法分子,没收相关用具和印刷品; 另一方面进行正面的宣传和教育,倡导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松弛,特别是地方发展经济的需要,民间开始逐步恢复年例习俗。吴阳年例以其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和井然有序的组织管理,引发了我们浓厚的兴趣。2013 年和 2014年的春节,我们跟踪调查了吴阳镇霞街村、南门村、西街、岭头街、中街村、城里村等 6 条村庄,以及朱屋、上郭、那蒙、蛤岭、芝蔼、芷寮等共计 12 条村庄的年例,重点调查了霞街和上郭和那蒙村,主要搜集的资料是各村年例游神组织方式、时间、路线、轿班构成和分工、春游节目安排,所用资金来源及收支情况等。2018 年 10 月至 2019年 2 月,又对霞街、上郭、那蒙等部分村庄进行了回访。
 
根据地方文献的记载及目前学界的研究结果,年例首要的功能是祭祀。据我们观察,吴阳年例有相对严格的程序和内容,各种复杂的祭祀仪式贯穿始终,大致来说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游神、摆盅、春游、吃年例。
 
(一) 游神。年例期间,村民大多在特定时间将庙堂中供奉的神灵通过各种仪式请出庙堂,到神灵所管辖的地界按照特定的路线巡游。游神队伍按照既定的路线游行于村庄的大街小巷,各家各户设盅位于摆盅地,摆上琳琅满目的供品,恭迎神驾; 拜神结束后,各家各户收回自家的供品,一家老少共同分享 ( 神灵享用过的供品称为 “神瑞”) ;按既定路线巡游完毕之后,还会举行隆重的回堂仪式; 经过特定的仪式重新安置好神灵之后,游神活动才告结束。
 
( 二) 摆盅。神灵从庙堂出来,到管辖的地界巡游。每个村子都有许多 “摆盅”的场所。每个“摆盅地”摆上方桌,方桌上主要摆设的物品有:1.茶壶和斟满茶水的茶盅;2. 酒壶和酒杯,酒杯同样要斟满烧酒 ( 俗称三茶五酒,即三个茶杯,五个酒杯);3.家里精选的上好水果、点心和糖果等;4.煮熟的全鸡和猪肉 ( 所谓全鸡是指这只鸡以及鸡血和鸡肠一定要有,另外还需鸡蛋一个;猪肉需要肥瘦相间的一刀切猪肉,鸡和猪肉煮熟后装在一个盘里) 等等。
 
在年例活动中,有时是每家每户各摆一个盅位,但大多数时候是许多家庭联合摆一个盅位。许多张方桌并排在一起,桌上琳琅满目的水果、点心和酒杯、茶杯以及数量庞大的全鸡和猪肉绝对会让观者侧目。另外,还有许多联合盅位的家庭会集资购买烧猪等供品,使得联合盅位更为壮观。
 
(三) 春游。吴阳年例的春游 ( 民间艺术巡游) 节目大致相似,主要有飘色、醒狮、舞龙、排子锣鼓、彩旗队、鲜花队、鼓乐队,有的村庄还有地色、马色、高桩醒狮以及诗画展览、电动木偶、粤剧演出等助兴。民间艺术巡游大部分是上午开始,下午 4 点钟左右结束; 书法、诗画等的展览或电动木偶、高桩狮等大部分在年例前一、两天布置妥当,持续到年例结束乃至更长的时间。民间艺术巡游大多由本村的年轻人骑摩托车开路,摩托车上插着彩旗,当地人一看就知道是哪条村的年例以及春游队伍的大概位置; 紧跟在摩托车队后面的是本村的头牌和醒狮,醒狮特有的锣鼓声是对春游活动最大的宣传。醒狮过后一般是彩旗队、花篮和八宝队,都是由小学生 ( 极少是中学生) 肩扛手提的。然后就是排子锣鼓,以壮大声势。接下来就是飘色、地色和龙了,几台飘色之间就会有醒狮或排子锣鼓,以增加气氛。巡游队伍末尾一般都是本村的醒狮。有的村庄还有本村小学生组成的鲜花队、礼仪队、鼓乐队,在年例期间会全部上场,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村子的大街小巷,成为春节期间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四)吃年例。在睇 ( 看) 年例的游神、盅位和民间艺术巡游、展演等活动之余,吴阳的吃年例也别具特色。为了做好年例,家家户户都要事先策划,大概会有多少客人,开多少围台,买什么样的菜等等。以前做年例时,大多家庭会从早上忙到晚上,搭建灶台、清洗厨具和买回的各种海鲜及时令蔬菜,直到天黑客人陆续来齐之后,方才开台吃饭,非常辛苦。近年来,吃年例的规模有持续扩大之势,靠一个家庭的力量很难维持。因而许多家庭只负责买菜和酒水、饮料,将其余各项事务交给专门的餐饮公司,也有全部交由公司承办的例子,只需要注明要哪些菜和酒水就可以了。在吴阳镇,“看年例”是重点,大部分村庄春游活动内容比较丰富多彩,“吃年例”的氛围远没有附近的振文镇浓厚。
 
三、吴阳年例是乡村善治的实践
 
邓大才强调要根据本地自治条件、德治基础及法治保障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治理组合和治理强度,寻找最适宜的组合方式和治理体系,形成 “最适宜的善治”,我们深表赞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适宜的治理体系或许没有固定标准,但必定能够整合各种资源,最小或最少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达到乡村治理的最佳状态。民间自发组织、全民自觉参与的吴阳年例和春游活动让乡村在春节期间达到了乡村治理的最佳状态。
 
(一) 年例活动有效地凝聚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
 
年例是全民参与的重要节日,各种活动将平时聚少离多的村民凝聚在一起,充分地整合了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以最低的成本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1.村落内部的人际关系的强化。关于年例游神和春游活动的人员分工,许多村庄都是遵循传统,也就是说人员分工在历史上早已形成,又在当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村落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借此机会得到强化和整合。
 
首先,家庭成员要合理分工,确保家庭拜神和村庄游神活动的顺利进行。年例期间,家家户户都要摆盅迎神,每一个家庭都会按照不同的情况合理分工,比如男的青壮年积极参与抬神轿和治安巡逻的队伍,有些有文化素养的老人会具体负责书画展、文物展等展览和展示活动,女的则要在家负责准备摆盅所需的物品;有些村庄还有女子轿班,像霞街就有自己的女子舞龙队,这就意味着家庭主妇要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余,还要参加游行表演和训练。
 
一般来说,参加游行表演比如飘色的演员、彩旗队、花篮八宝队、醒狮队、排子锣鼓队、舞龙队等,大部分都是只有在年例期间才披挂上阵,而且是要在安排好家庭工作之余接受演出邀请的临时演员。
 
据我们观察,正月十九霞街游金轮时,霞街附近的吴阳中心小学和上郭中学等学校都会放假。
 
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的学生参与游金轮,参与扮演扮飘色、地色、马色等巡游节目,以及鲜花队、仪仗队等,而那些没扮演什么节目的,也都想出来看看热闹,不能给这么多人一起补课吧,所以学校放假啊……
 
其次,在年例和春游活动中,联合盅位的家庭还要协商摆盅的具体事宜。摆盅是游神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在盅位前的拜神活动是所有人都要参与的。盅位可以是单家独户,但常常是一条街巷的几户联合起来。不但给醒狮的红包是盅位所有家庭集资,而且花红纸宝、烧炮等费用也都需要大家集资。有的村庄,在每一个盅位前,会安排人专门负责宣读集体盅位所有家庭的主要人员姓名,花红钱的具体数目,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是在与紧邻的盅位进行比较,花红的数目会因为人们心理的变化如攀比或者面子的需要而发生较大的变化,邻里关系因此得到强化。
 
2.地域村落关系的整合。年例和春游活动,不仅有效地凝聚村落内部人际关系,还以走街串巷的形式整合附近村庄。在吴阳古城附近,年例时不同村落之间一般会按照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路线互相游神。除了霞街的金轮元帅和上郭的石堑太祖要游遍代表旧县城最核心文化圈的吴阳四大族范围外,霞街的会主———烈天府的广禄、广庆两兄弟、天后宫阿婆和上郭的会主都会广圣都会游遍吴阳四大族范围。其他村庄的年例游神如西街的西关太祖 (正月初六) 、南门村的玄天上帝(正月初八) 、岭头街的东岳大帝 (正月初十) 、中街的大太祖 (正月十三) 和城里村的吴阳二、三太祖、城内金轮、南门广福太祖 (正月十六) 等菩萨出游也是如此。
 
不同村庄之间相互游神的惯例一方面体现了传统,另一方面对于协调村庄之间的关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霞街的金轮元帅,是通县菩萨。在霞街年例期间,附近村庄以及宗支村庄都会以村委会的名义赠送节目参加春游,特别是金轮元帅巡游到的村庄。不仅如此,金轮元帅出游到的相关村落在春节过后要集中开会,商量协作事宜,尤其是赠送节目和治安等方面的问题,这也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从历史到现在,金轮元帅的出游都有效地整合了吴川旧城附近的几个大姓村庄。另外如正月十二的太祖出游 ( 上郭年例) 也是如此,在太祖庙文署理事会公布的 《石堑太祖春游各村 ( 队) 个人敬赠春游物、乐捐款的芳名录》中,各村集体捐款部分登记了包括霞街、中街、西街、南门村、城里、岭头街以及深水垌等村在内的 28 条村庄,地域村落之间的关系借此得到重新整合。
 
(二) 年例促进当地文化、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1.年例承载和保护地域传统文化。吴阳镇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粤剧、木偶戏、飘色、醒狮 ( 当地俗称 “狮班”,除舞狮、锣鼓外,有的还有土地公、大头佛参与) 、陶鼓、舞龙、十番、排子锣鼓等,大都是因为以年例为载体,才得以保存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年例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年例很好地承载和保护了地域传统文化。
 
2.年例促进现代人际交往。年例期间,所有外出的人都会返回自己的村庄,是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地区一年中人流最集中的时候,通过看年例、吃年例等活动,亲戚朋友互相往来,茶余饭后一起交流思想,增进感情,需求新的合作或发展机遇等,这正是现代城市生活中所缺乏的亲情和友情的回归。
 
钱永远都赚不完,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会被时间慢慢地冲淡。所以每年我们吴川人都乐此不疲地做年例,不为什么,就为了每年都请亲朋好友来聚聚,热闹一番,维系大家的感情。
 
3.年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消费。游神和民间艺术巡游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当然需要经济作为强有力的后盾;大户人家的年例宴席更是当地经济消费的主要力量;而 “人情”和 “礼物”的互相流动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消费。
 
4.年例推动当地公益事业发展。各村年例期间,许多村干部乃至乡镇干部借乡村经济精英回村过春节、做年例之际,通过多种方式,取得他们对家乡建设的资金支持,诸如修路、架桥、建学校等等,往往都在是这一过程中拍板定案。吴川市政府在梅菉年例的基础上重点打造 “一节一会”,实施 “回归工程”,鼓励成功的乡村经济精英回乡创业,捐建家乡;吴川的新农村建设因为乡村经济精英的捐助创造的 “吴川模式” 闻名全国,都可见出年例对地方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春节期间,大家都回来了,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也许就会去赌钱或其他控制不到的事情。搞年例不用政府出钱,不用政府出力,由老百姓集资,民间自发组织,有钱规模大点,没有钱规模小点,但是无论规模大小,老百姓的心情都会好,心情好了,做事情就会顺利,大家都开心。所以总的来说搞年例是件好事。
 
村长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年例和春游活动的实质:首先要解决春节期间的治安问题,这根本上是由乡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造成社会治理问题。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一不用出钱,二不用出力,可以说是最小或最少的成本付出; 从民众的角度而言,有了地方政府的默认,民间自发组织和全民自觉参与的年例和春游活动,不仅仅保护和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域传统文化,还担负着凝聚、整合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社会治理功能;此外,年例和春游活动在不同层次和层面上满足了村民的不同需求,如对神灵信仰的精神需求、文化生活和人际交往需求等,并在此基础上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吴阳年例是乡村善治的生动实践。
 
四、善治的原因分析
 
吴阳年例习俗之所以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游神及民间艺术巡游等各项活动都是全民自发、自觉参与,活动的组织由春游理事会或坛庙的理事会负责,由本村的村民具体执行,经费则全部来自民间集资和捐赠,总之是要充分调动和整合的乡村社会的所有资源。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以下两点尤其值得总结和借鉴:
 
 (一) 村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保障。在吴阳镇,年例活动往往得到全村的支持,村民自愿出资,自发组织,全民参与,其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1.年例和春游活动的恢复和发展是 “群情呼吁”的结果。像霞街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能恢复年例和游神,就是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由当时的村干部带头,组织村里比较活跃的积极分子,群策群力,一起讨论和协商的结果。
 
    霞街恢复游神大概是 80 年或是 81年。81 年游神时,政府名义上仍然禁止这类活动,加上物质条件有限,不敢公开,只能在晚上游,仪式也相当简单,没有神像,更没有神轿,群众就用八仙桌代替神轿,在八仙桌上放一个神龛,神龛中只有神的牌位,当时就是抬着神的牌位游行的。胆子大的才敢跪下来拜一下。当时也没有统一的服装,轿班穿的是白衬衫。菩萨早上出堂,晚上八九点回堂,一天的时间就能游完。主要因为盅位少,游神速度才会比较快。直到1986 年,霞街才开始正式用神轿抬着菩萨游行。
 
那蒙村的斋头推选制度更是充分地尊重了民意:
 
那蒙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刚恢复游神时,是由群众自主报名做斋头的,谁想做都可以,报名就行了。根据当时报名的情况制定出了这个 《那蒙广福堂斋头值年轮流表》,每一年有 25 人,9 年轮一次。如果有人因外出工作啦,家里有什么事情啦,这一年没办法做斋头,而又有新的人选想做 ( 斋头) 时,就可以在《轮流表》的基础上进行增减和补充,形式比较灵活。
 
据我们所见,《轮流表》的改动很少,也就是说群众对于做斋头还是很有热情和积极的。
 
2.村民拥有年例和春游活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各条村庄的坛庙理事会和春游理事会,对于财务问题的处理,充分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年例和春游活动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吴阳年例所需资金全部为民间集资,主要有四个来源: 一是人口钱。每家每户按人头收取,每人2~30元不等,因村庄而异。二是社会赞助。主要是乡村的经济精英资助,而且这些经济精英不一定限于本村,分布范围相当广泛。资助形式分为两种:其一,送锣鼓班、醒狮或者飘色参加民间艺术巡游;其二,直接捐钱,捐助的资金由各村春游理事会或会主理事会全权负责管理。三是花红钱。有的村庄按照每个盅位上鸡的数量收取,由于每家一只鸡,所以花红钱实际是按家庭收取,金额从 50 到 200 数量不等; 有的村庄是一个盅位上所有的家庭集资,金额不限,一般会凑成意头比较好的数目,像 168、288 等。四是狮班红包。有的是单家独户,有的是盅位集资,金额不限。
 
年例活动结束后,各条村庄都会把所有账目及时公开。根据霞街 2013 年春游收支公示的情况:霞街 2013 年的春游总收入为 423717. 40 元,主要款项来源为盅位花红款 ( 包括正月初六霞街会主出游、正月初九天后宫阿婆出游、正月十三至十五霞街会主出游以及正月十九的游金轮) 、狮班收款 ( 包括年初二的狮班拜年、每次游神以及参加芝蔼、上郭春游红包及回红包款) 、各组人口款 ( 按人头收取) 、村内及各界老板乐捐款等。其中村内及各界老板乐捐款为 164570 元,游金轮以及正月十三至十五日广禄、广庆出游的红包款分别是 92845 元 和 81172. 10 元,总 支 出 合 计 为400929. 90 元,余额为 22787. 50 元; 与 2013 年霞街春游收支情况一起公布的还有每一次游神时各个盅位的花红款:如 2013 年正月初六日广禄、广庆花红公布; 2013 年正月初九日天后宫花红收入;2013 年正月十三日广禄、广庆花红公布;2013 年正月十九日金轮花红公布以及霞街村 2013 年狮班春游收支公布。
 
公告详细地列出了每一项支出的内容,而且还列出了参加清数的工作人员名单,以示公开、公正、透明。有的村子还会把年例期间社会各界捐款、人口钱和盅位花红钱以及社会各界捐助的物资、节目等一并张榜公布,这都已经成为年例和春游活动的惯例和传统。
 
我们认为村民拥有年例和春游活动的决策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以及这些权利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
 
(1) 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调查期间,我们感受最强烈的就是普通村民都会具有的这种意识:吴川的历史就在吴阳,家乡的文化是最好的。如林召棠于清道光三年 ( 1823) 高中状元,是科举取士以来广东的 9 位状元之一,更是粤西地区唯一的状元,霞街人对这位状元公充满了尊重和自豪。据我们初步的搜集整理,现已正式出版关于林召棠的专著有四部,且这些书籍大多在霞街的林氏大宗里都能买到,状元公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
 
(2) 村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建设和管理。霞街作为状元故里,本来是一条村庄,据说历史上从霞街分出的林姓村庄有 200 多个。1949 年之后,霞街作为单一宗族大村,被打成 “封建堡垒村”,以现在的拱门巷为界分为上截和下截两条村庄。自 1996 年起,在村民 LYF 等人的倡议下,开始讨论合村的事情。2002 年,在村民的强烈呼吁和四处奔走游说中,分裂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霞街上截和霞街下截重新合并成为统一的霞街,充分显示出村民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在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过程中,村民还特别善于机动、灵活地运用国家政策,如霞街1992 年重建金轮庙时就采用了 “文物古庙” 的说法,使重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3) 民间信仰的繁盛和虔诚。村民普遍认为,神的事情是不容亵渎的,尤其在经费的使用方面。和神有关的事情许多人都是自觉自愿地认真去做,且绝不敢以此为机,贪污浪费,年例和春游活动的经费很容易也应该公开、透明。
 
做神功 ( 为神做事) 是很难得的,要很难才会轮到我们来做的,肯定要认认真真地做,做好它,要不然村里人会讲的,而且神也会不高兴的。神不高兴了怎么保佑我们?
 
(4) 政府财力有限,组织活动都需要民间集资和捐赠的现实。吴阳镇属于经济不发达的乡镇,与民间信仰有关的游神、年例和春游活动,乃至与此相关的祠堂、坛庙等的重修和重建多是以乡村经济精英个人捐资或集体集资等方式为主。年例和春游经费主要来源于民间捐赠,客观上要求经费的使用必须公开、透明。
 
“让村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核心,是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吴阳年例的红火以及促进乡村发展的现实充分说明,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但不能依赖国家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必须要激活其内在生命力,只有让广大村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才能够真正自主地可持续发展。
 
(二) 乡村精英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一般来说,乡村精英指农村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我们认同王汉生和陈光金等学者将农村精英大致划分为 ( 党政)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的观点。现阶段吴阳的乡村精英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吴阳年例和春游活动的红火,主要得益于乡村经济精英的大力支持和无偿资助,文化精英有意识的坚持以及政治精英在政策和组织方面的引导和积极参与。
 
1.经济精英。从各村公布的年例和春游收支数目来看,乡村经济精英个人的捐赠,为年例和春游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撑。
 
现在游神都是统一开支的,石堑太祖归石堑太祖理事会统一开支,都会菩萨出游由会主理事会统一开支,每个理事会都有自己的会计和出纳。神诞日的主要活动就是演戏。各村都会捐钱出一点,主要还是老板乐捐的得多,不用收人口钱。现在无论做什么事情要钱就是两条途径:一是收人口钱,二是老板赞助,没有集体经济。好在以前上郭大宗祖尝雄厚,但是老百姓穷,没办法摊派;现在经济发展了,可以摊派了,但是人口钱只是小部分,老板赞数是大部分。
 
我们在霞街调查时发现,春节前就陆续有乡村的经济精英为年例活动捐款,一般由庙祝公或理事会专门工作人员负责登记,并在村内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张贴告示,成为不仅是捐款个人更是对年例活动的最好的宣传。
 
2.文化精英。在吴阳年例和春游活动中,飘色、排子锣鼓、醒狮等传统项目在不同的村落循环上演,而就某一具体村落而言,还有诸多与众不同的传统文化样式,因为文化精英们有意识的坚持而传承至今。
 
比如霞街作为状元故里,能诗能文者众多。在调查期间,我们发现能在年例期间举办本村的诗画廊助兴的村庄不多,而霞街的诗画廊是历史最久,内容最丰富的——诗画廊有三个部分组成:一是霞街社区居委会办公楼的正门口的两个宣传栏,一是林氏大宗左边及前面广场的两处宣传栏,诗画廊刊登的是霞街人的诗歌或书画作品,成为展示霞街历史文化底蕴域和人文素养的最好的窗口和平台。
 
诗画廊的负责人 LYF,生于 1948 年 4 月 6 日。小学一直任班长,先后担任少先队小队长、中队长和大队长,还负责过编辑学校墙报的工作。初中毕业后,因为 “家庭出身” 问题被取消上高中的资格,喜欢读书却没有条件,正如他的 《学吟诗》所言:
 
余生自小爱吟哦,愧我无才可奈何。往昔狂风伤幼蕊,今朝旭日泛清波。新敲韵律心犹壮,苦学诗文志励磨。力拔高峰扬国粹,绘描四化好山河。
 
自学成才的 LFY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诗人、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还在村庄生活的乡村文化精英,每年都是一进腊月就开始为诗画廊的诗词和书画作品四处游说、动员,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诗画廊也正是在他长期不遗余力的推动下才坚持至今。
 
此外,像霞街的 “十番” 是一支奏乐队伍,演奏的曲调名为 《风云会》,相传是状元林召棠从北京皇宫里带回来的,也有人说是由六世祖林来青从江西带回来的,一般不会外传。十番队跟在神轿后面,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人,人数没有严格的限制。所使用乐器当中没有西洋乐器,其中的瓷碟是一大看点,用一个装菜的碟子,一双筷子,通过手指的奇快变换敲击,配合主乐,非常独特,是霞街年例的一大看点。演出队员全部是霞街村民,平时在外打工谋生,春节才有时间聚在一起排练,相当辛苦但乐此不疲。
 
村长给我们介绍情况时一再重申,霞街的年例活动内容是最丰富多彩的:早上看完菩萨出堂之后,可以去看诗画廊和状元坊、林召棠纪念馆以及林氏大宗,上午看春游队伍,中午吃饭后,下午可以看醒狮对抗赛,晚上吃年例,吃完饭还可以去看醒狮和耍工夫,享受一天的文化大餐,我们想强调说明的是霞街年例的独一无二正是村内文化精英有意识加以坚持的结果。
 
3.政治精英。在吴阳年例恢复、发展乃至组织管理的具体过程中,以居委会为标志的村干部群体很好扮演了既是 “国家人”,又是 “村里人”的角色,其作用逐步得以充分发挥。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不让村里游神,村干部作为村中的成员,既要传达和执行政府部门的政策,又不能脱离民众,违背民意,各个春游理事会、坛庙理事会便应运而生。当国家政策稍微放松以后,大多数理事会中便有了村干部的身影。依据村干部与理事会关系的密切程度,吴阳年例的组织模式可大致可分为集中和分散两大类型:
 
霞街是集中型的典型。霞街春节期间除了最主要的游金轮 ( 霞街年例,时间为正月十九至二十二中的某一天,具体出游时间于每年正月初四在玄坛庙举行掷杯珓仪式确定) 之外,还有其他的游神活动,如正月初六和十三、十四、十五的会主出游,正月初九的天后宫阿婆出游等,所有的游神和年例期间的春游活动包括正月初二霞街狮班拜年乃至治安和消防等所有工作都由霞街春游理事会统一管理,尤其在财务方面统收统支,执行严格的审批手续。霞街春游理事会由霞街村干部和热心的年轻人组成,村长和书记亲自挂帅督战,春节期间村干部要集中开几次会,讨论春游的具体事宜。在大多数人外出打工,平时聚少离多的霞街村,整合现有的资源,组织举办好年例和春游这样大型的民间活动,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是很难做到的。霞街春游理事会,尤其是村干部倾尽全力参与,对活动的顺利举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那蒙村是分散型的代表。那蒙村有四大会主,分别是广福堂的广福康王、金轮元帅、泰华堂的泰华康王和龙母庙的龙母。龙母当地俗称 “龙母奶”,是全村都有份的,而广福康王、金轮元帅和泰华康王则是不同境份的会主,因而那蒙村春节期间的游神活动主要包括正月初六的龙母奶、初八的广福康王、金轮元帅和泰华康王 ( 这一天是那蒙的年例) 以及初十的土地公、土地婆,还有正月十三、十四、十五晚的广福康王、金轮元帅和泰华康王出游等。
 
在那蒙村,斋头负责游神、做醮以及所有与神有关的集体活动;广福堂、泰华堂、龙母庙等坛庙理事会负责坛庙的日常工作;春游节目的筹备和组织以及治安、消防等则由村干部负责。斋头、坛庙理事会与村干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完成年例和春游活动的组织和筹备工作。
 
正月初八是那蒙村的年例,春节前所有村干部都全情参与到发动村内经济精英捐钱资助春游的联络工作当中。2013 和 2014 两年,那蒙村组织了 38 台飘色、4 条龙以及众多狮班和排子锣鼓等参加春游,规模仅次于霞街,近年来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2014 年春节期间,村干部还带头组织了中断几年的 “游东海”活动 ( 东海村自那蒙村迁出,历史上有相互游神的传统) ,并用炮会结余的款项为轿班添置衣服,还在广福堂门前广场开台请轿班和参与标炮的村内老板吃饭。村干部在年例和春游中的作用逐步凸显,而这又与村干部管理村庄内部事务的职务有着密切的关联:
 
发动老板捐款搞春游以前也是斋头们来做的,但是现在斋头一无权,二无势,只是他们到村内老板家去发动的话,老板不一定理他们,也不一定给他们面子。村干部出面就不一样了,只要是在村里生活,或者早晚都要回到村里的人,总会有些事情会麻烦到村干部,多少都要给村干部一点面子。一般只要村干部去家里坐,或者打电话说这件事情,不管老板大小,都会做的 ( 捐钱请飘色或狮班、排子锣鼓) ,毕竟也不用多少钱。村里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啊,都是看情顾面的,你不做的话,回村里不好说话,再说村里人也都会讲你的……
 
不管是分散型还是集中型,村干部作为当地人,无疑都是年例和春游活动的支持者。贺雪峰、董磊明认为,村干部作为行动者,其行为的理由有二,一是获得经济性收益,即作为村干部,可以获得功能性的好处,尤其是正当或非正当的经济收入。二是获得社会性收益,即作为村干部,可以获得他人的尊敬,良好的人际关系,更广泛的社会交际网络及这种交际网络带来的愉悦、面子、体面感、自我实现的感受、政治抱负的达成等等表达性的好处。
 
作为行动者的村干部的行为理由,与村庄内生秩序的能力有些关系。村干部的声望与面子,来自村庄内部细密的文化网络及由此而生的评价体系。具有内生秩序能力的村庄,往往也是可以自主生产价值的村庄,这样的村庄中,村庄舆论与道德力量可以发挥作用,村民包括村干部,十分在乎他人的评价,正是村庄他人评价的好坏,决定了村干部声望与面子的大小。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村庄他人的评价是众多乡村精英提及最多的话题,说明吴阳镇的大多村庄拥有较强的内生的秩序生产能力。董磊明、郭俊霞通过他们的研究指出,乡村社会的善治不仅依靠国家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还依赖于乡村社会自身的秩序生产能力,这种内生的秩序生产能力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底盘,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就吴阳镇而言,乡村经济精英是促进年例发展的主要力量。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使他们对于村中政治也有着强烈的诉求,不管他们是不是在村中生活,对村落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吴阳镇乃至整个吴川市的新农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乡村经济精英的无偿捐助;乡村文化精英的学识、修养以及四处奔走呼吁的无私奉献精神使他们成为年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文化精英也需要有经济作为强大的基础和后盾;村干部既是村里的人又是国家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既想使年例和春游活动合法化,又不得不代表国家符号和价值观,是国家政策、法律向地方延伸的最重要的角色,他们依托乡村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作用谋求自身合理的发展,又不会与政府正面抗拒和冲突,村干部的引导和参与也使他们日益成为推动年例和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如 2019 年 2 月顺利竣工的霞街疏江工程就是典型的例证。霞街地处鉴江下游冲积平原,村民世代依江而居。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修筑吴阳围、筑闸口水坝,致使水流缓慢,加上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薄弱,污水直排,乱倒垃圾,使得河道淤塞,污水横流。在国家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之后,有村民提议疏通久已瘀堵的霞江,引起广泛共鸣。2015 年,霞街成立文明建设委员会,启动疏江建设工程。充分尊重民意的工程,得到村内外许多经济精英的大力支持 ( 共筹资金 1800 多万元) ,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霞街文明建设委员在具体实施疏江工程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要做村民的拆迁说服工作,一方面要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作为委员会核心的村干部认为,霞街村疏江工程项目的建成,第一个得益于党和国家政策上的关怀: 第二个得益于全村干部群众和乡贤同心同德。但不可否认的是,能把多个方面因素有机融合,穿针引线,以最小成本和最高效率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是村干部群体。
 
因而我们认为,在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诸多环节中,充分尊重现实、传统和民意,建立以当地乡村精英为核心的理事会或委员会,整合和利用乡村社会的所有资源,让更多乡村更快地走上善治之路,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方李莉认为一个地区要拥有文化的自主权,必须要有两个基础,一是经济实力,二是当地文化生态主体的文化自觉。吴阳镇特别是霞街这样的乡村,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更有对本土文化的强烈的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文化发展的自主权。此类村庄如加以适当的政策引导,会更快地实现 “善治”; 而 “善治”的实现又会进一步提升村民的保护和传承地域传统文化的热情,深化和升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认同,从而更大程度上激发村民建设美好家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互为表里的良性循环应该是乡村振兴的最佳路径。
 
结语
 
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中,充分尊重民意且聚集了诸多乡村精英在内的春游理事会、坛庙理事会以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和透明、公开的资金管理,推动了年例的蓬勃发展,在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完成了对乡村的有效治理,这种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已让霞街这类的乡村初步走上善治之路。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能否发挥年例组织模式的优势和长处,将其运用到其他乡村或乡村建设的其他方面,更快地实现乡村善治,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是值得我们继续观察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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