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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观念下的“诸子出于王官”说
发布时间: 2022/9/8日    【字体:
作者:陈静
关键词:  大一统 “诸子出于王官”  
 
 
提要:章太炎概括《汉书·艺文志》论诸子的观点为“诸子出于王官”并顺承其说,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予以反对。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观点由于分别侧重“学在官府”和“子出王官”,其实并非完全对立。大一统观念盛行于西汉,刘歆整理图书而著《七略》,班固承《七略》于《汉书·艺文志》言“诸子出于王官”,乃是大一统观念下的整体文化建构。刘歆、班固之论并非追溯诸子的历史起源,而是在统一文化的背景下安顿彼此相异的诸子思想并定位其意义。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分诸子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于每家皆谓其出于王官之某官,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班固的《汉志》源自刘歆的《七略》,故诸子与王官的关联在刘歆父子的时代就已经被认定。传统学术由经学引导,子学影响潜隐,诸子所出的问题在历史上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近代以来经学受到冲击,子学兴起,刘歆、班固关于诸子之所出的观点被概括为“诸子出于王官”说,并出现了顺承和反对的不同看法。察其所论,顺承和反对皆就“史实”而言,乃就此说是否符合历史之真实而展开,却没有追问其中的观念含义。事实上,在大一统的观念背景之下,“诸子出于王官”说并非出于历史之真实,而是由于观念的建构。本文的目的是考察“诸子出于王官”说的现代讨论,在区分“历史真实”和“观念建构”的基础上,揭明《汉志》“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大一统观念背景。
 
 
虽然《汉志》称诸子皆出王官,但是“诸子出于王官”的表述却是现代学人的概括。这个概括顺承了刘歆、班固的观点,不仅有“诸子略”各小序关于诸子所出的论断为依据,还有《汉志》的其他表述为支持,例如“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考察现代的学术讨论,可知最早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是章太炎。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称,“古之学者,多出王官。……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大抵出于王官”,又引《汉志》关于诸子之所出的论断,以为“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参见章太炎,第996页)章太炎引班固为证,在笔者看来是误认《汉书》的观点为史实,混淆了史实与史观。这个问题下文再论,这里只以章太炎之说,表明“诸子出于王官”最早由章太炎概括而来。
 
章太炎既然如此概括,信奉这个观点也就顺理成章。章太炎凡论及诸子起源,皆认定“诸子出于王官”,例如《原经》言“尚考九流之学,其根极悉在有司”(同上,第906页),《驳建立孔教议》谓“九流之学,靡不出于王官”(同上,第969页);至于行文中征引《七略》《汉志》之说,更是多见。可以说,“诸子出于王官”在章太炎那里是一个无须质疑的定说,他甚至尽其可能为此说提供证据。在《诸子学略说》中,章太炎说:“《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徵藏史’,道家故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也。其他虽无徵验,而大抵出于王官。”(同上,第997页)在《论诸子的大概》中,他重申了这些看法:“道家成气候的,到底要算老子。老子本来做徵藏史,所以说道家本于史官。墨子的学派,据《吕氏春秋》说,是得史角的传授,因为鲁国想要郊天(在南郊祭天,叫做郊天),求周朝允许他,周朝就差史角去,自然史角是管祭祀的官,所以说墨家出于清庙之官。这两项都是有真凭实据。”(同上,第1006—1007页)
 
然而,章太炎认为的真凭实据,在反对他的胡适看来是远不足以为据的。1917年,胡适在《太平洋》第1卷第7号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列出四点理由来反对“诸子出于王官”说,其中第四点就是对章太炎所谓证据的批驳。根据胡适的总结,他对章太炎的批驳有两个重点:“(1)其所称证据皆不能成立。(2)古者学在官府之说,不足证诸子之出于王官。”(胡适,1986年,第215页)就胡适提示的这两个重点而言,第二点更值得注意,因为它明确区分了“学在官府”和“子出王官”,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胡适,2014年,第29页)而章太炎并未就此进行区分。
 
章太炎指出,“古来学问都在官,民间除了六艺,就没有别的学问。到周朝衰了,在官的学问,渐渐散入民间,或者把学问传子孙,或者聚徒讲授,所以叫做家”(章太炎,第1005页)。因为古无私学,诸子各家的学术从渊源上皆可谓出自古时畴官,是官学散入民间的产物。但是,刘歆、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并不是这种笼统的文化溯源,而是确指某官之掌为某家所出,这种含义的“诸子出于王官”,确实是另一回事。但是,章太炎并未分别两者,《诸子学略说》就是在指出“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以后,随即联系《汉志》所论,引班固某家出于某官之说,确认“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这样就把王官之学散入民间的文化传播与诸子各家都有某官之具体源头混淆了。章太炎对此混淆并不自觉,原因或许是:虽然他倡言并信奉“诸子出于王官”,但只是顺承《汉志》旧说,诸子所出的问题在他那里并未显题化,他并未就此问题进行专门思考。章太炎论及诸子所出最具代表性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诸子学略说》,另一篇是《论诸子的大概》。这两篇文章的主旨都不在辨诸子的起源,而在论九流十家的思想特点以及彼此的相通与相异,尤其是前者,这个主旨非常清楚。因此,虽然是章太炎把《七略》《汉志》的观点概括为“诸子出于王官”说,但使这个问题显题化的人物却不是他,而是胡适。
 
 
胡适于1917年在《太平洋》第1卷第7号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据《胡适留学日记》1917年4月16日所记,这篇文章的最初拟题是《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缪》(胡适,1986年,第215页)。显然,胡适在发表时改变题目,是比照章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而加以反对,以让两种观点的对立更加显豁。随后,此文作为附录收入1919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又在1933年被《古史辨》第4册收录,并列为首篇,作为考辨诸子学专题的开篇文章,且标题都是《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然而如上所论,章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只是基于《汉志》擘画的学术框架而言学术的传承和分派,并无更深思虑,胡适的反对却纳入了科学史学的新立场,是以科学史学追问史实真相的态度,质问诸子“是否”出自王官并给出了否定答案。1917年,章太炎作为革命的学问家早已名满天下,胡适尚是初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章太炎并未回复胡适的点名批评,但是胡适此文的方法和价值立场,却昭示了随后古史辨派掀起的疑古思潮,影响十分深远。顾颉刚就说,胡适的文章刊布之后,北大学子纷纷抄存,而他本人“自读此篇,仿佛把我的头脑洗刷了一下,使我认到了一条光明之路”(顾颉刚,第17页)。胡适此文的影响于此可见。而被胡适显题化的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随后成为学术界长久关注并展开多方面讨论的著名话题。
 
就笔者所见,介入这个话题的知名学者有梁启超、钱穆、傅斯年、冯友兰、顾颉刚、蒋伯潜、张舜徽等人,其中有偏向章太炎和偏向胡适的不同态度,而胡适引领的新方向显然占着上风。但是,如果留意他们各自的理由,则可以看到,偏向章太炎的,多本于古无私学,非王官则学术无所出的认识;偏向胡适的,则强调《汉志》的诸子分出十官难以成立。所以,从观点的表达来看,“诸子出于王官”和“诸子不出于王官”是绝然对立的,但在考察了各自的理由之后,则可以看到彼此的对立并不像表面那么直接。正因如此,梁启超才说:“吾侪虽承认古代学术皆在官府,虽承认春秋战国间思想家学术渊源多少总蒙古代官府学派的影响,但断不容武断某派为必出于某官。”(梁启超,第3页)
 
然而,章太炎说“诸子出于王官”是自然的顺承,胡适断言“诸子不出于王官”是刻意的质疑。而以科学史学的立场审视诸子与王官的关系,无论是求实还是证伪,都需要提供证据或者理由,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就提出了四点理由来否定“诸子出于王官”。在这四点理由中,除了第四点是反驳章太炎,前三点理由之间显然存在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第一点理由,胡适指出在刘歆之前没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这很容易证实。在刘歆之前,有四部总结诸子学术的重要著作——《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论六家要指》和《淮南子·要略》,确实都无“诸子出于王官”说。胡适指出这个事实就意味着,联系诸子与王官的说法是从刘歆才开始的。那么,刘歆这样说是否有道理呢?胡适认为没有,于是有了他的第二点反驳理由:“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胡适认为,“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所能梦见”,“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行人自是行人,纵横自是纵横……二者岂相为渊源”。(参见胡适,2014年,第25—26页)所以,不能说儒家出自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对于其他家派胡适没有论及,以为“举此一家,可例其他”。是否可例暂且不论,总之胡适认为九流出于王官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王官与诸子之间不存在彼此匹配的关系。基于前两点理由,就有了第三点结论性的理由:九流之分乃汉儒陋说。胡适认为《汉志》以九流十家安排诸子学术“多支离无据”,例如以晏子入儒家,以管子入道家,以韩非入法家,就极不妥当,而“最缪者,莫如论名家”。(参见同上,第27页)胡适说,古代无所谓名家,《汉志》把各家“为学之方术”即各家的“逻辑”抽绎出来,冠以“名家”之名,实际上沦亡了先秦学术的方法。他的原话是:“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学术之方法沦亡矣。”(同上,第28页)胡适认为,“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汉儒的九流之名是不能成立的;九流之名既不能立,“九流出于王官之说不攻自破矣”。(参见同上,第28页)应该说,胡适站在科学史学立场上进行的批评有他的理据,尤其是他把批评的重点集中在诸子出自十官是否可能上,攻击点的选择是非常准确的。
 
后来追随胡适对“诸子出于王官”进行批评的学者接过了胡适的攻击点,都就十家出于十官难以成立这一点展开批评。有的直接下断言,例如顾颉刚言:“我不信有九流,更不信九流之出于王官。”(顾颉刚,第17页)有些则提供了反对的新理由。概括这些理由,主要有这样两点。
 
第一,如果说“诸子出于王官”,那么,王官的所有部门都应该产生相应的学派,何以恰好有此十家,而出王官之十官?如蒋伯潜说:“岂王官预知其必分十家, 而设此十官以出十家之学?王官又岂仅此十家, 何以其它各官独无所出之学派? ”(蒋伯潜,1990年,第174页)蒋伯潜的结论是:“《汉志》于诸子十家,必各举一所从出之王官以实之,自不免牵强附会。……周代郁郁之文,殆皆掌于王官,此即诸子学术之种子也。故谓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原亦未可厚非;但如《汉志》必每家指一所从出之王官以实之,则非耳。”(蒋伯潜,1985年,第28页)他认为“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勉强傅合”,并非真实历史;诸子的分派“乃后来评述者各就其主观的见解所分析之异同归纳而得者,评述者之见解不同,则其人所隶属之派别亦因以不同”。(参见同上,第12页)即他强调诸子分派是后世进行学术总结时的归纳,并非历史的定然存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诸子出于王官”的学术事实。
 
第二,有研究者就王官之名而进行质疑,直接怀疑《汉志》所指为诸子所出的王官名号是否确实存在。按照《汉志》所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名家出于礼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质疑者指出,《汉志》所列的王官名目并不能与古代官制一一印证。例如魏鸿指出:“从诸子出于王官说所列官守来看,有的可见诸《周礼》所记,如司徒之官‘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 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六使者’。但这些职掌与《汉书·艺文志》所述并不完全相符。如《汉书·艺文志》曰:‘纵横家者流, 盖出于行人之官’,下引孔子之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以为’,似乎把行人当作了使者, 与《周礼》讲的行人掌管接待四方之使出入很大。其它官守,如‘理官’指的是断狱之官,‘礼官’指的是司礼之官,都是笼统之言,并无明确所指。更有一些官守是汉代的官称,根本于古无征,如议官,章太炎也曾说过:‘汉官有议郎,即所谓议官也,于古无征。’可见‘诸子出于王官’说所列的官守并不能与古代官制一一印证,有的官守也并无明确的界说。”(魏鸿,第44页)魏鸿认为,《汉志》所列的官守,一是可考其名,但其所守与《汉志》以为的职能并不吻合;二是仅为泛称,并非实际官守,例如法家所出之理官和名家所出的礼官;三是有的官守乃是汉代的官称,于古无征,例如议官。按照魏鸿的考察,《汉志》所列的官守都虚实难明,诸子又如何可能出自这些虚无缥缈的王官呢?这种釜底抽薪式的否定,对于“诸子出于王官”说是颠覆性的。
 
近年来,邓骏捷对此作了更加系统的工作,他详细考察了关联于诸子的十类王官,认为“诸子出于王官”说所涉及的王官,与《周礼》所载的王官制度,并不存在充分的匹配关系。他指出,从诸子与王官的联系来看,儒家与王官制度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其次为名家和纵横家。《汉志》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而《周礼·地官司徒》有司徒之官,主掌人伦教化,儒家学派的许多观念与其一脉相承。名家被认为出自礼官,而《周礼》中礼官众多,《春官宗伯》详记“礼官之属”有二三百人之众。《周礼·秋官司寇》有“大行人”“小行人”之名,与纵横家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三家即使不完全吻合,毕竟在《周礼》中还能寻得对应的官名。而道家、墨家、法家、农家所溯源的宗周王官,却是据《周礼》所载王官制度推演的。至于阴阳家、杂家、小说家所溯源的王官,则与《周礼》所载的王官制度完全无涉。邓骏捷的考察非常细密,例如他指出“稗官”不见于《周礼》及其他先秦文献,除《汉志》外,传世汉晋文献提到“稗官”的只有《汉名臣奏》,因此“稗官”的含义并不清楚;他还借助出土简牍的研究成果确认,“稗官”只是秦汉以来地方上的一种小官,与《周礼》所载之西周王官毫无关涉。以王官十类的考辨为基础,邓骏捷认为诸子与王官的关系并不是“诸子出于王官”,而是《汉志》需要借用王官的框架来建构自身的体系,因此,“就本质而言,‘诸子出于王官’说属于一种主观的理论重构,而非客观的历史追述”(邓骏捷,第189页)。
 
还有一个可资反驳“诸子出于王官”说的理由尚无人论及,笔者愿意补充于此。很多人都注意到先秦学术的地域性特点,蒙文通、钱穆、任继愈谈过这个问题,而最系统谈论这个问题的是严耕望,他以实证的方式就“先秦诸家学人国籍与活动范围”进行考辨,得出的结论是:“儒兴于鲁,即以鲁为中心,西传至卫与三晋,东北传播至齐,西南传播盖止于宋与陈蔡(陈楚),荆楚、吴越则影响似少。墨子鲁人,而墨学传播似以宋为中心,东北至齐,西北至卫与郑,似不逾河(古黄河);东南至越,西南至于荆楚,皆视儒为胜;而西踰关至秦,有钜子,更远非儒家所能及矣。道家兴于陈、宋,亦东北至齐,西南至楚;西北至三晋,似于儒家共同助成法家之兴起。……三晋有名、法、纵横三家,除名家外,大抵即以三晋为局限。”(严耕望,第51—52页)综上所述可见,先秦诸子的活动具有区域性特点。而以诸子分区质诸“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则可以问:王官传学何以有择地的不同?为何司徒之官只去到鲁国,史官只传于陈、宋,而理官、礼官和行人之官则齐刷刷地相约去了三晋?因此,先秦诸子的地域性特点对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历史真实性,也是一个有力质疑。
 
 
众多证据皆指向否定“诸子出于王官”说。当然,这是针对此说是否为历史之真实而立论,是在区分了“学在官府”和“子出王官”之后,对十家是否出于十官而进行的质疑和否定。站在科学史学的立场以此视角提出疑问并进行考辨,结论当然是否定的:“诸子出于王官”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
 
既然不是真实历史,刘歆、班固为何这样说?他们真的如康有为和疑古学派所言,是在“遍伪群经”,制造“伪史”吗?以“伪”视之,自有缘故,但是无论如何,造伪的批评太极端,也太简单。如果一个“伪”字能够解决问题,去伪存真即是。可是,问题真的如此简单吗?当然不是。如果回到汉代“诸子出于王官”说问世的时代,可以看到,刘歆、班固们是在“造”,但他们之所“造”并非“伪造”,而是在“创造”历史,是在学术文化的层面建构大一统的文化系统,创建统一的中国文化。
 
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在刘歆的时代已经是稳定的现实。中国自春秋以来,就以兼并战争的形式在趋向统一,经过数百年的争斗,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整个中国在形式上纳入了一个统一朝廷的统一行政管理之下;再经过楚汉之争和汉初朝廷与封王的抗争,在汉武帝时代,大一统政治制度已经完全稳固,这奠定了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基本政治架构。在从列国分立走向统一王朝的过程中,观念也在发生转变。《史记》的历史叙述,已经把先秦各国各族的历史从横的平铺变成竖的纵贯,以黄帝共同子孙的认定,把历史建立为大一统的叙述模式,把炎黄子孙的族源认同深深根植于国人心中。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具有同样的作用,他以一个整体性的宇宙构成模型构架了一统的天下,在宇宙论的层面为大一统进行观念论证,把一个天下的信念灌注到人们心中。然后就是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图书,他们的工作从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开始,到刘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止(参见《汉书·楚元王传》),进行了二三十年,最终以图书的种别类分对当时的所有典籍进行了系统化组织,在文化学术的整合上彰显了大一统的观念。
 
从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正是汉代在政治、历史、思想、文化诸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的大一统,才造就了稳固的统一中国。而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的图书整理,全面清理了先秦以来的图书,展示了古代中国上千年的文化积累在当时具有的规模,并把它们组织成为一个系统。刘歆的《七略》被班固简写而成《汉志》,《七略》虽佚而《汉志》流传至今。今天,除了出土文献,我们只有通过《汉志》,才能知道先秦至汉有过哪些典籍,也只有用《汉志》来对照,才能知道哪些典籍留存下来,哪些已经亡佚。更重要的是,《汉志》让我们知道了当时人的文化理念:诸子不再是先秦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思想者,而是“六经”的学习者和传播者,他们虽然各有偏好和侧重,但“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志》),都是统一文化中的不同侧面而已。“诸子出于王官”说就是这种既统一又不同的具体表达。王官之守各有所职,但皆为王官则是相同的;诸子思想各有特点,但助力王治则是一样的。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已经断言诸子是“务为治者也”;《汉志》笔下的诸子亦复如是,例如儒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也”,道家之所言乃“君人南面之术”,阴阳家“敬授民时”,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等,显示的都是对于王治的作用。故《汉志》曰:“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既肯定了诸子的意义,也确立了“以经观子”的价值标准。在刘歆之前的武帝时代,思想的正统化趋势已经出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个动议虽然没有完全转化为朝廷的具体政策而被严格执行,但是“独尊儒术”的社会风尚已经形成。汉武帝罢“传记博士”,立“五经博士”;汉宣帝在未央宫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博士,以皇上的权威来“平定”“五经”同异;士人以研习“六经”作为晋身之路;乡贤以儒家的忠孝仁慈表率乡里: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致的奉经崇儒风尚。在这样的社会风尚下,“六艺之术”作为主导价值成为了“观此九家之言”的标准。刘歆强调的正是以经为准发挥诸子的优势,克服各家可能的弊病;而其为各异的诸子建立统一的衡量标准之作法,体现的也是大一统的思维方式。
 
显然,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之下,在历史观、宇宙观都展现着大一统意识的观念背景之下,刘歆所观之诸子已经不是先秦时代呈现出区域差别的诸子,而是处于统一文化构成之中的诸子,且诸子与整体的勾连,就以与王官的渊源关系而被建构起来。诸子所论当然不同,但同出王官保障了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资源。在王纲解纽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可以表现为“诸子之言纷然淆乱”(《汉志》),但是在大一统已然稳固的时代,在“六经”或“五经”已经被建立为正统的思想背景之下,他们因为同出王官、同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就能够在“六经”的规范之下,从不同的方面服务于大一统的王治。
 
然而如上所论,“诸子出于王官”并非史实,王官之名并非周制所有。刘歆如果要假借王官之名,为什么不用周制的实有官名,却虚虚实实地混淆时代,甚至用了汉代才有的“议官”“稗官”之名呢?这恰好说明刘歆不是在伪造历史,因为他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原本就不是客观叙述诸子的历史起源,而是在论定诸子思想对于整体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就刘歆与《周礼》的密切关系而言,断不会是因为他不熟悉周制,错用了王官之名。反而是今天的我们在了解了《周礼》成书的复杂性之后,不该轻易以《周礼》的官守来衡量“诸子出于王官”说的王官之数和王官之名。彭林以旧砖瓦与新建筑为喻,“将《周礼》比做一幢利用了某些旧材料而建造成的建筑物”,认为《周礼》有旧史料,但整体系统却是后世的建构。(参见彭林,第16页)《周礼》有三百六十个职官,如果因为《汉志》有“诸子出于王官”说,就推说凡王官都要出学派,也是荒谬。如果因为诸子所出的王官之名不见于《周礼》来质疑,而《周礼》并非真实周制,又如何能够衡量虚实?更进一步,站在科学史学的立场上追究诸子是否出于王官,原本就会错了意,把刘歆的文化建构理解为史实描述,这是理解的错位。
 
可见,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之下,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并不是历史地追溯诸子起源,而是借由诸子与王官的关联,建构统一的文化系统。在这样的建构中,王官之名并不意指真实的周制官守,而是指大一统政治制度下进行治理的某个方面;诸子各家也不意指某种思想的溯源和流变,而是指思想的类型和相应的应用功能。这些细节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整体。刘歆通过“诸子出于王官”所要建构的整体,是要把先秦分别流行于不同区域且议论各异的诸子,组织为一个统一的思想文化系统,在统一的思想标准下让它们各自发挥作用。这样的整体性建构多见于汉代著作。例如《淮南子·地形训》有一种特殊的九州理论,不像《禹贡》的九州是真实的地域区划,而是以八方加中央以构成九方之州:东南曰神州、正南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弇州、正中曰冀州、西北曰台州、正北曰济州、东北曰薄州、正东曰阳州。这样的九方之州并不具有地理含义,只具有观念含义,是从地理的角度构建整体的天下。在汉代,因为统一的到来,一统的意识普遍见于方方面面,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不过是其中之一。用这个说法质诸先秦诸子的历史形态,当然是不吻合的;但是不可否认,这个说法不仅是对汉代现实的观念反映,也是对先秦以来祈望统一之诉求的历史延续。孟子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之问,回答是“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即一体而统一的天下才能够结束列国交战的纷争。《庄子·天下》则在思想文化领域表达了一统的理念:“六经”是诸子的统一来源,只因诸子们“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且固守己之所好,才破碎了天地之美,割裂了万物之理,使“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眀,鬰而不发”,“古人之全”被破坏。这里预设的恰好是学术一体。显然,“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和天下“定于一”的历史心理在孟子、庄子时代已经明确形成,刘歆父子继承了这种历史心理,在大一统已然实现的时代,以整理图书的方式建构了被认为曾经一体的统一文化。“诸子出于王官”不过是这种建构的一个具体环节和措施手段。在汉代,统一已然实现,一统已经稳固,时代赋予刘歆父子的使命就是在文化领域把这种统一表达出来。完整的图书收集,类分条别地为不同书籍安排秩序,以王官之说为不同思想落实共同源头,以六艺之术为衡量九流十家的统一标准,这一切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文化的整体性建构。如何解释过去,就是如何敞开未来。《七略》《汉志》所体现的文化同源的整体构建,延续了历史,回应了时代,也敞开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未来:在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即使是分裂时期,分裂者都是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并存,从而拥有重新合一的文化心理基础。
 
由上所论可以看到,站在科学史学的立场上就诸子是否出于王官进行史实考察,一定会得出否定的结论。但是,正如胡适区分“学在官府”和“子出王官”为二事,笔者认为,诸子从起源看是否与王官有关和汉代认为“诸子出于王官”也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追问先秦的史实真相,一个是探问汉代的观念建构,两者亦不能混淆。就史实而言,“诸子出于王官”固然不是先秦的史实,然而,大一统的制度建构毫无疑问是汉代的史实,大一统的观念建构也是汉代的史实。因此,即使诸子就先秦史实而言并不出于王官,也否定不了汉代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因为这是两个问题。
 
《哲学动态》2022年第2期
转自社会科学网
 
【参考文献】
 
古籍:《汉书》《淮南子》《孟子》《周礼》《庄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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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1982年:《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胡适,1986年:《胡适留学日记》(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2014年:《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载《胡适文存》卷二,中央编译出版社。
 
蒋伯潜,1985年:《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年:《校雠目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梁启超,1936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四,上海中华书局。
 
彭林,2009年:《〈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魏鸿,1998年:《论“诸子出于王官”》,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严耕望,2006年:《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上),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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