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节日要素是节日功能得以呈现的客观载体，节日功能是节日要素传承发展的内驱动力。面对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等现代化力量的强烈冲击，传统节日的要素和功能发生了变化，这是民俗传承变异规律与社会文化力量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随着重阳节的文化空间、节俗物品、节日仪式以及民俗心理在传承中发生变化，与重阳节俗有关的文化交流、文化教育、文化经济和文化认同等功能正被重新建构。
重阳节作为中国七大传统节日之一，在我国民俗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节日是流变的传统，变迁是节日的常态。萧放梳理古代文献中关于重阳节俗的记载后指出：“重阳登高活动也经历了从实际践履郊野的登高到象征性的仪式表演登高，从民众共享的避忌登高到主要是文人、市民的娱乐登高的历史变化。在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等现代化语境下，重阳节文化变迁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董晓萍认为，传统节日可以按时间节点含有不同的节日要素，如“整合社会”“整合资源”以及“带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段和不同人生文化观念”三类，它们分别起到凝聚国家、祈祀天地和满足民众需求的作用。从传统节日的传承演变来看，节日要素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转换或消亡，其隐含的节日功能也随着节日要素的变化而变化。基于上述维度的观察，可以说，重阳节的当代变迁集中体现在节日要素的传承和节日功能的重构两大方面。
笔者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重阳节”的研究和编撰，组织团队对天津、上海、湖北、广西、云南等全国10余个代表性地区的重阳节作传承现状的深人调研。基于这些重阳节习俗的调研报告，本文从现代民俗学的视角分析了重阳节在节日要素和节日功能两个层面上的传承与重构问题，以之管窥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发展趋势。
一、重阳节节日要素的传承
重阳节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经过千年的传承演变，形成了丰富的节俗传统。重阳节在全国各地有“晒秋节”“老人节”“菊花节”“茱萸节”“登高节”“女儿节”等称谓，这些名字呈现出重阳节习俗在不同民族或地域的价值旨归。虽然各民族和各地的重阳节风俗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包括文化空间、节俗物品、节日仪式以及民俗心理等四方面的节日要素。这些节日要素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当下重阳节的节俗体系。
（一）作为重阳节“记忆时空”的文化空间的变化
亨利·列斐伏尔较早提出了“文化空间”的概念，指出“空间”不再是一个地理的或物质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概念。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关键概念，“文化空间”被界定为“一个可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以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实践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相关定义是：“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保持了一致。有学者认为，“文化空间从其自然属性而言，必须是一个独在的文化场，即具有一定的物理、地理空间或场所”，“文化空间从其文化属性看，往往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岁时性、周期性、季节性、神圣性、族群性、娱乐性等等”。对于传统节日而言，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特有的节日传统使其构成了一种公共文化空间，进而发挥了构建身份认同、传承文化传统、加固乃至重构文化记忆的功能。其中，重阳节的节俗内容、节日意象和文化记忆的主导主体均发生了变迁。重阳节的文化空间主要有民众自发组织形成和政府或组织精心设计构建两种形式，在城市大多以政府或组织构建的文化空间为主，而在乡村大多以民众自发组织形成的文化空间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或组织建构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多，而民众自发组织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少，其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和主体象征也发生了如下变化：
第一，核心价值从以传承民俗为主转向以社会公益为主。传统的重阳节重点在于庆祝丰收、祈求健康长寿，地点主要在当地比较有名的公共空间，如天津市民登高祈福主要在玉皇阁、天后宫，南京市民主要在紫金山，南昌市民主要在滕王阁、西山梅岭等。集中于家庭空间和私人领域的活动今天已经基本消失不见，如做重阳糕、酿菊花酒。当下的重阳节以“孝老敬亲”的情感倾向为主，政府全面倡导关爱老年人的行为。重阳节的节俗增加了许多有组织性的公益行为，例如天津天后宫内重阳节有企业提供经费赞助，为当天参与活动的市民免费提供菊花饮和菊花盆栽。与此同时，通过社区或街道工作人员组织的重阳节庆典活动，老年人收获了来自基层政府的祝福、问候以及社会大众的关注与赞赏，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由此，重阳节的文化空间从传承民俗为主逐渐转向以社会公益为主。
第二，核心象征从象征主体突出走向多元象征并行。高丙中认为，文化空间的关键意旨为“具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核心象征，指一种具有集体认同特点，并且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文化独特性而呈现出的某种象征物或意象，通过这种象征物或意象可以把握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传统的重阳节文化空间以菊花和茱萸、菊花酒和重阳糕等为主，具备观赏性和可食用性；而当下的重阳节因文化内涵的丰富、民俗心理的转变，更多地围绕老年人的象征物而出现，如菊花摄影展、重阳主题邮票展、金婚庆典等。核心象征的多元并行一方面是民众的共同选择赋予了物体和空间以意义，另一方面是重阳节俗本身的变异规律使然。变异是民俗文化机能的自身调适，也是民俗文化生命力的所在。
（二）作为节日文化“物质载体”的节俗物品的变化
重阳节的节俗物品是节日文化的物质载体，节俗物品一部分是被节日强化了特殊意义的旧事物，一部分是因节日文化的需要而被改造或创造出来的新事物。节俗物品的发展演变与节日文化的内涵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存在节俗物品基本不变但节日文化发生变化的情况。
重阳节正值菊花盛开的金秋时节，菊是重阳节重要的节日元素之一。东汉时期，有“桓景避祸”的传说，桓景因饮菊花酒、佩茱萸叶避开灾祸。《西京杂记》卷三则借宫女之口，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这表明菊花、菊花酒在重阳节最初是承载民众祈求辟邪消灾、延年益寿的重要载体，表达了古代人们对平安和长寿的朴素愿望。
因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逐渐成为重阳节重要的景观。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观赏菊花不再需要奔赴野外，也不仅限于重阳节当天；囿于时间和精力，人们也不再酿制来年的菊花酒。对于当代民众来说，菊花辟邪消灾的意义已经逐渐隐退，祈福长寿的意愿依然留存，作为节日影像留念的重要角色，其观赏性被民众放在了节日文化要素的第一位。
重阳节的另一标志性植物是“茱萸”。茱萸，雅号“辟邪翁”，与菊花“延寿翁”并称“二翁同出”，是重阳节传统节俗的重要物品。与菊花不同的是，茱萸成为重阳节日元素之初就是以佩戴香囊方式辟邪消灾。观赏性不足的茱萸在节日习俗演进中逐渐被淡化，生活在城镇中的居民没有办法进行采摘、佩戴茱萸的行为，茱萸驱虫防蛀的作用也被其他物品代替。茱萸只能作为药材，是历史和民众的必然选择。
民以食为天，我国地大物博，日常饮食因地域、民族之别而存在较大的差异。重阳糕是重阳节又一重要的文化载体，古人取“糕”同“高”之意，祝福吃“糕”之人“步步高升”或以吃“糕”代替“登高”。当下的重阳糕没有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作“重阳糕”，与平日吃的糕没有明显的区别，不如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极具辨识度。民众对重阳糕的文化记忆正在逐渐消散。
重阳节从最初的辟邪消灾、祈福长寿逐渐演变成以孝老敬老、保健娱乐为主的节日文化，相应的节日载体也发生了变化，有的节俗物品逐渐退出，有的节俗物品依然保留，还有的节俗物品专为节日文化创造而生。在当下的重阳节，孝老敬老是节日文化的重点内容，民众在节日文化价值的导向下更加关注家庭长辈以及社区老人的生活感受。因此，民众在重阳节为父母、老人准备过冬衣物、生活必需品和保健品成为新的节日习俗，这些节俗物品也因民众的意愿而被赋予了重阳节独特的孝老文化内涵。
（三）作为节日文化“表达形式”的节日仪式的变化
节日活动与节日仪式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节日表达的外在形式。仪式是一个包含丰富社会观念和社会实践的象征体系，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的系统。节日仪式作为一种节日文化表现具有象征意义，而其象征意义是由其组成决定的。任何节日的符号与仪式，都存在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它们的精神文化内涵因素，二是体现这些精神文化内涵的符号与仪式的外在形式和物化的载体。重阳节的节日文化内涵不断演变，民众选择的节日物品迭代更新，节日仪式相应地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第一，仪式取向从神圣高雅走向世俗娱乐。重阳节俗的初始之义，与“祓禊”“趋避”的观念有关。随着岁月流逝，重阳节中的信仰成分日渐淡薄，人民更加注重节日的休闲、保健、团聚等内容。浙江金华的东坑村至今流传着重阳“炼火”仪式。田野调查发现，炼火起源于远古时代先民对火的崇拜，是古代“祓除”的遗存。炼火最初是为了驱逐晦气、妖魔、灾难和疾病，而现在对于东坑村民而言，炼火一方面表达了保佑平安、祈免火灾之意，另一方面集结了众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返回乡村，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达到了娱乐健身、家人团聚、邻里联系情感的目的。
第二，仪式内容从单一转向复合。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开启民智、凝聚民心、纯化民风等多重现实需求，当下的节日仪式就不再以单一的仪式呈现，而是伴随着多主题的表达形成了复合仪式。以陕西黄陵县的重阳祭祀黄帝仪式为例，几千年来，老百姓都会在重阳节这一天通过敬献三牲（牛羊猪）、蒸花馍等形式进行祭拜，而目前的重阳祭祀除了形成一套完整的仪式程序外，还根据每年的文化主题增加新的系列活动。如2018年重阳恭祭黄帝就包括书法创作笔会、联谊晚会、参观文化中心以及敬老活动等。复合仪式的生成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重阳文化多视角、多侧面的表达。如果说节日仪式承担着民众对节日的神圣想象，那么节日活动则是普通民众能够身体力行的，能让广大民众更有参与感与满足感。
第三，活动主体从个人走向群体。节日活动的主体也是民俗传承的主体。民俗一旦形成，就与创造、享用这种民俗的民众或个人密不可分，没有民众，民俗不可能被创造也不可能被传承。对于创造初期的重阳节而言，节日活动例如登高、赏菊、吃重阳糕等基本上是个人化或家庭化的行为；而当下重阳节的活动更加丰富，活动主体也形成了群体化倾向，例如逛庙会、看菊花展、开办敬老联谊晚会等。通过节俗活动，个体之间有了更多沟通与交流，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精神链接与文化认同，有利于重阳节俗的传承发展。
第四，活动目的从精神满足转向物质追求。在市场化、商业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传统节日充溢着商业活动，并且节日活动中的经济因素被逐渐强化。实际上，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积极互动对传统节日的发展是一种积极因素，但过度趋利则会使节日习俗趋向形式化、商业化和庸俗化。田野调查发现，上海的颛桥重阳糕会精心设计了重阳糕售卖、赏菊、“非遗”展示以及传统游戏体验等丰富的节日活动，通过重阳糕的售卖唤起了民众对重阳节的舌尖记忆，通过“非遗”展示为民众了解传统文化、增强节日记忆提供了新的途径。
（四）作为节日文化“原生动力”的民俗心理的变化
民俗借助个体的心理认同和群体的价值取向保持着长久的传承与稳定，而民俗心理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的行为。马雷特曾说：“心灵的判断力远比大脑的判断力更普遍更持久，首先应该归属于心灵判断力的是那些惊人相似的习俗，在任何社会制度体现着多数人情感而不是少数人意愿的地方，相似的习俗就自发地显露出来。因此，通过富有同感的感悟力……我们才有希望认识到沉淀在习俗中的许多模糊不清的信念之真实面目。”节日民俗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形成了一致的心理认同，进而形成群体性的节日民俗行为。这种在心理上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是节日生成的最原始的动力，也是群体维持节日传承与发展的最顽固的力量。重阳节背后的民俗心理经历了自发形成、民众选择到官方引导的变迁过程，这在传统节日的发展中是比较少见的。
首先，重阳节的形成来自民众“避灾趋吉”的心理。在古代，天灾多是人们无法预料的，因而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如易经卜卦、天文历法的方式，断定农历九月九日为一年之中的极恶之日。同时，人们无法与这种“天意”对抗只能选择“避祸”“辟邪”的方式登上高处、远离平地，从而得到一种心理或精神上的庇护。
其次，在重阳节的传承过程中，民众逐渐形成了“祈福感恩”“娱乐身心”“孝老敬老”的多维心理特点。随着重阳节在底层民众中的不断传播传承，古老的避灾辟邪诉求逐渐淡化，娱乐化、世俗化因素不断加强。人们在重阳节登高远游，既是感恩自然的馈赠，祈福来年的丰收，又是团结亲人、放松身心的好机会。与此同时，因“九”和“菊花”都有“长寿”“长久”的寓意，民间也逐渐将重阳佳节作为孝敬老人、家庭团聚的时日。
最后，政府倡导下的“敬老孝亲”价值认同，成为重阳节最重要的民俗心理驱动原因。2005年6月17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印发的《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指出：“重阳节期间，要突出敬老孝亲的主题，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二条则明确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据此，2013年的重阳节（10月13日）成为中国第一个法定的老年节。政府将重阳节命名为老年节，从法律意义上确立了重阳节“敬老孝亲”的重要性和合法性，民众自觉或不自觉中形成的群体性心理认同，反过来会影响其在节日民俗中的行为与表达。
综上所述，传统节日本身就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当下重阳节的文化空间、节俗物品、节日仪式以及民俗心理等四种要素共同构成了重阳节的节俗体系，它们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分别对重阳节的节俗体系有某种功能的贡献，伴随着它们的变化，节日功能也会发生重构。
二、重阳节节日功能的重构
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文化的传承，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节日民俗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其传承延续的动力也来自节日功能，但节日功能并不是从节日诞生就一直保持不变的。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重阳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活态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节日元素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更深层的变化还在于节日功能的重构。当代民众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复杂交织的现代化社会环境产生了多样化的需求，当下，重阳节的节日功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单一性趋向复合性，其变化的内驱动力就在于民众的需求更加多元。于是，仅有加强思想道德的教育功能还不够，还需要有拉动消费的经济功能；除了促进代际的和谐功能，还应当有更深层、更强有力的文化认同的凝集功能。
（一）公民道德修养下文化教育功能的建构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继承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道德，适应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积极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道德建设的时代性实效性”。重阳节在2006年被列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民俗类），获得了来自官方的认定和民间的支持。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新形势下，以往重阳节满足民众避灾驱邪、祈求丰收心理需求的功能被弱化，而传播和传承传统思想道德文化的教育功能成为主导。
节日民俗是人创造出来的，不仅记载着祖先对自然运动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而且显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同时反映了民众的理想诉求。民俗传承既是某一社会或民族的群体行为，也是该社会或民族群体中的个人行为。人们在参与节日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个体寻求和集体儒化两种状态，个体的过节有族群作背景，就获得了集体的力量。对节日来源、节日文化、节日习俗的追问，是人类与生倶来的探索欲望。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通过享用节日物品、参与节日活动、体验文化空间，不自觉地受到节日文化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经过漫长的传承，也许节日习俗的原因已被人遗忘，但是参与节日活动却成了周期性的行为。课题组在恩施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民众对重阳节“打粑粑”这一行为的遵从来自当地俗语“重阳不打粑粑，老虎拖走妈妈”。虽然“打粑粑”民俗的深层原因已无从考据，但“重阳节要孝敬老人”的核心观念却成为当地居民过重阳节必须遵守的规矩。
传统节日具有浓郁的文化特性，蕴藏着深厚的思想道德内涵，无论是对启蒙阶段的孩童、成长阶段的少年还是进人社会的成年人都有不同意义的教育功能。在传承延续节日习俗时，个体经历了从幼时的文化萌芽到成年后的主动践行，这种贯穿人生、血脉延续的文化符号是本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二）精神满足需求下文化经济功能的建构
需求是人类的原始本能，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类型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封建社会，人们因担心天灾影响来年的庄稼丰收，于是产生了重阳节祭祀祈求丰收的习俗；因医疗卫生水平落后而恐惧患病、死亡，于是产生了重阳节祈福健康长寿的习俗；因社会道德伦理的约束形成孝老敬老的习俗。当代社会，人们物质生活富足，但是同质性、单调性的都市生活使得城市居民更青睐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方式，更加渴望精神上、文化上的满足，进而寻求多种认同，追求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于是一系列文化旅游相结合的休闲项目应运而生。
在重阳节期间，各地的节日活动不再仅限于当地居民的互动参与，而是通过现代传媒技术手段，扩大节日活动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人员参与，为节日习俗提供对外交流的窗口，如前文提及的浙江磐安县东坑村重阳节炼火习俗。现在每次炼火现场的最佳观看位置都会留给民俗文化摄影爱好者；同时，为了能让游客亲身感受到炼火的惊险刺激，炼火仪式结束后会特地在火堆中间划出一条通道，供他人行走体验。贵州茅台镇有着重阳节投料下沙的历史传统，人们选择在重阳节当天举行活动，主要是顺应高粱收割季节以及当地的气候特点，且九月九象征天长地久，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2004年开始，茅台集团就把每年的重阳节作为茅台酒节，赋予了重阳节新的民俗文化意义。当地各大酒厂也顺势而为，在每年的重阳节前后开展类似的民俗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从注重“工匠精神”到商贾交流、旅游观光和品牌推广的转变，存在明显的商业化过重而民众参与不足的问题。
重阳节的经济功能建构中，应当更注意维护商业经济效益与民俗文化效益的平衡。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良好的经济效能对节俗的传承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效果，但过度逐利而无视本民族、本地区的节日文化特色将扭曲节俗的文化传承。
（三）时代精神要求下文化和谐功能的建构
我国是一个贵人伦、重亲情的国度，尤其注重孝文化的传承。孙中山认为，对于孝，“中国尤为特长”，讲得最“完全”，“《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孝文化作为中国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之一，“涉及到家庭、个人情感，社会道德之行为规范，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的语言和行为模式”。“孝”的甲骨文字，形似一个曲背的老人用手抚摸幼子的头，展现了父祖与儿孙之间的亲爱关系。《尚书·尧典》说“克谐以孝”，“孝”有了下对上的孝顺之意；《尔雅·释训》中讲“善父母为孝”，“孝”又有了侍奉父母的含义。孔子对“孝”的诠释，形成了完整的理论系统，并且“孝”从此突破血亲的限制；孟子对此作出了进一步论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后来，孝文化成了重阳节民俗精神的一部分，人们在这一天为老人祈福，老人尽享天伦之乐。
传统的孝文化精神到当代社会拥有了新的时代性特征。其一，新时代孝文化是和谐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的核心是“尊老敬老”，一方面指的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尊重照护，另一方面是指老年人对年轻人的爱护和提携，两方面的结合形成了新时代家庭伦理向社会伦理延伸的和谐的代际关系。其二，新时代孝文化极具人道主义关怀。传统的孝道主要强调孩子对父母、祖辈的顺从和照顾，而当下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却普遍被忽视，新时代的孝文化更强调从“爱”出发。其三，新时代孝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中国自2000年起进人老龄化社会，老龄化步伐日益加快，增加了家庭成员的生活压力。政府将重阳节命名为“老人节”，从法律层面肯定重阳节作为新时代孝文化载体的重要性，以官方力量发动社会各界开始了走近老人、了解老人、关爱老人的公益行动。
这种时代精神的要求，使得重阳节成了促进代际沟通和谐关系的纽带。因此，当下的重阳节，除了传统的习俗活动，还增加了很多关爱老人、帮扶老人的新民俗。河南上蔡作为中国的“重阳文化之乡”，自2006年起一直坚持举办“重阳文化节”。在重阳节这天，当地民众不仅坚持登高、赏菊的传统习俗，还成了新民俗“重阳文化节”的参与者。人们参观书画展览，参与文化研讨，评选孝心模范和孝道家庭，加人志愿者行列去帮扶留守老人、散居老人和困难老人，用实际行动传承着新时代的孝文化。
（四）工业化城市化下文化认同功能的建构
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以农为本、靠天吃饭的思想影响深远。相较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工业化起步晚、底子薄，城市和农村在发展规模和水平等方面极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我国也开始融人世界，与全球接轨。面对全球严峻的经济竞争环境，各国间的文化竞争更为复杂、更具有挑战性。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文化自信”，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坚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重阳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在传承与发展中蕴含着文化认同的凝聚功能，在团结社会各界、各代际人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理应列人“展示和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阵地，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渠道”。
事实上，文化认同是个体识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个体寻求同类和融人群体的标准和依据；对社会群体而言，文化认同是群体特性的表现，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的依据。文化认同的依据主要有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秉承共同的文化理念、遵循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以及追求共同的文化理想。当下的重阳节虽然在节日空间、节俗物品、节日形式、节俗心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核心的节日元素（菊、登高）仍在延续，核心的节日理念（孝老敬亲）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响应，形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历史感与现代感并存的文化认同机制。具体说来，这种由节日激发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家庭意识，团结血缘亲情。在传统的儒家“孝文化”盛行的封建社会里，家庭的长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人们的思想意识教化大部分来自家庭；但在如今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家庭成员拥有平等对话的权利，长辈对后辈没有了绝对强有力的约束，甚至有些人放任自流，过度地逐利，心理开始异化，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异化准则，忽视了自己身边的亲人、父母。重阳节为各个家庭提供了团结、交流的契机，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在民俗活动的互动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亲情的美好与可贵。
第二，强化社会意识，拉近城乡距离。每位社会公民都在社会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同时，城乡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文化的二元对立，总有人把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等标签简单地对立起来，除了城市居民甚至有的农民也持这种观点。在重阳节的节日民俗中，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许多来自乡村的“非遗”项目通过重阳节的集会走进了城市，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也倾向于在重阳节前往山清水秀的乡村感受民俗风情。重阳节俗在潜移默化中拉近了城乡距离，强化了社会文化认同。
第三，强化国家意识，凝聚民族认同。马克思曾说：“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个人参与节日民俗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群体性的文化认同。重阳节极具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质，民众在丰富的节日活动中见证国家的强大、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了民众的文化自信心，能够凝聚起时代性的民族精神认同。政府在重阳节俗进行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推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的交往互动，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形成公认的社会价值行为准则。
三、结 语
传统节日的传承与重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新生的过程。经过现代社会的变异和重构，传统节日重新为民众所辨识、所珍惜，并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儒化、感染、团结了所在的族群。在现代文明的全新环境中，植根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节日要适应当代社会，其内在功能与外在形式的变化及调整是必然的选择。我们强调节俗传统保护，主要就在于保护它的节俗功能与文化象征意义。
文章来源：《节日研究》第1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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