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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报恩”故事看我国民间非人类中心观念
发布时间: 2023/2/23日    【字体:
作者:陈金文
关键词:  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报恩”故事;非人类中心观念  
 
 
摘要
 
我国民众通过“动物报恩”之类的故事传达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表达动物与人是同样的“存在者”的观点,表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物活论与万物有灵观、道家与道教思想、佛教观念是我国民间社会非人类中心观念产生的源泉。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学界的众声喧哗中几乎都是西方话语。在这种背景下,发掘我国民间的非人类中心观念并追根溯源寻求其思想源泉,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积极意义。
 
有不少学者对“动物报恩”故事作过研究。刘守华编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中就收人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蜈蚣报恩”故事解析》《人虎情缘——“义虎”故事解析》《同舟共济人与兽——“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故事解析》等“动物报恩”故事研究论文数篇。《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蜈蚣报恩”故事解析》一文介绍了“蜈蚣报恩”故事的情节结构及其产生、传承与变异的过程;《人虎情缘——“义虎”故事解析》一文将“义虎”故事归纳为尚义型、报恩型、赎罪型等若干类型,其中部分内容分析了报恩型“义虎”故事产生的心理基础,介绍了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多则报恩型“义虎”故事;《同舟共济人与兽——“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故事解析》一文介绍了“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故事的基本情节,追溯了它与佛经中“本生”故事的渊源,介绍了该故事流传至中国后在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异文。
 
2005年8月,由山东大学美学研究中心、文学与新闻学院主办的“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笔者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从动物报恩故事看我国民间生态文化的价值和局限》,指出:“我国民间‘动物报恩’故事通过赋予动物人类特有的道德伦理,表现了人类对动物生存权的尊重及人们希望与周围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理想,对于劝导民众珍视动物生命,保护生态,具有一定价值”。此文肯定了我国民间传统的“动物报恩”故事所体现的健康、积极的生态观。
 
孔子“贱畜而重人”“厩焚”“问人不问马”。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无论中外,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都由来已久。在历史上,虽然也有某些社会思想或思潮对人类中心主义形成过冲击,但人类中心主义始终没有从主流社会意识中退场。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又一次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有人提出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有人提出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甚至还有人喊出了动物中心主义的口号。在当前形势下,探讨我国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所蕴含的非人类中心观念无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我国民间“动物报恩”故事的传承与其代表性情节类型
 
我国民间口头流传的“动物报恩”故事数量很多,可以说不胜枚举,仅杨俊光在《从东北民间故事的动物母题看人与生态的相谐相生》一文中就列举了《姑嫂放燕》《石佛寺娄老娘婆给狐仙接产》《老龟报恩》《小白龙报恩》《打草鞋和青蛙》《扬州逛灯》等六则。由此可以想见,如果对全国各地流传的该主题故事做一下统计,数量应该不少,至少也应在几十则之上。
 
我国最早载之于文字的“动物报恩”故事大概是《隋侯之珠》传说。就现存文献看“隋侯之珠”一语初见于《墨子》,在《墨子》之后,诸子著作多有提及。《墨子》云:“和氏之壁、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安社稷乎?《慎子》云:“有人操隋侯之珠,持百丘之环,万金之财,时宿于野,内无孟贲之威,荆庆之断,外无弓弩之御,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韩非子》亦云:“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物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从以上文献记载看,在战国时期“隋侯之珠”的传说在社会上已经广为人知了。许慎撰《淮南鸿烈解》一书对“隋侯之珠”传说有了具体记述,云:“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之”“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
 
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兴起,“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小说家爱好搜奇抉怪,“动物报恩”故事遂大行于世。东晋干宝著《搜神记》一书记载了《病龙求医》《人助虎产》《玄鹤衔珠》《黄雀报恩》《蚁王报恩》等多则“动物报恩”故事。南朝刘敬叔撰《异苑》一书也记载了《象脚拔刺》《大鼠献珠》等“动物报恩”主题的故事多则。
 
总之,动物报恩故事在战国时期文献中就已经有了记载,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则已众采纷呈、蔚然大观,以多种情节类型流传于民间。在诸多“动物报恩”故事中,经常被学者们关注或提及的主要有“蜈蚣报恩”“老虎报恩”与“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等几个情节类型。“蜈蚣报恩”是钟敬文在《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一文中归纳的第一个故事类型,其所列举的情节单元如下:
 
一、一书生,养一蜈蚣。
 
二、他上京考试,带与俱往。
 
三、路遇人面蛇呼名,他知必死,因纵蜈蚣使逃生(或无此情节)。
 
四、夜中,蜈蚣与蛇斗,卒同毙。主人得救。
 
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中将该类型故事称为“蜈蚣救主型”,并归纳了其情节单元。顾希佳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蜈虫公报恩”故事解析》一文中列举了山东、浙江、上海、四川、广西等地流传的该类型故事的不同异文并对该类型故事的情节单元作了概括。丁、顾两人对“蜈蚣报恩”故事情节的归纳与钟敬文大同小异,只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别。
 
“老虎报恩型”故事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辽宁、吉林、四川等地的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中皆有记述。艾伯华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中曾列出其情节单元:“1.某男人或女人帮助雄虎或雌虎摆脱险境。2.老虎报恩。”艾伯华在对“老虎报恩型”故事情节作了简单概括后,归纳了人对老虎的“救助方式”:给老虎接生、帮助老虎治伤或给虎仔喂食;列出了老虎的“报恩方式”:使救命恩人免于一死、帮救命恩人找到一个妻子、帮助救命恩人打仗、赠送金钱给救命恩人。孙正国在《人虎情缘——“义虎”故事解析》一文中将“老虎报恩”故事列为“义虎型”故事的一个亚类型,归纳出“受困获救”“恩人的厄运”“出山报恩”三个主干情节,在每一主干情节之下,又列出了若干母题。
 
“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类型的民间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也很广,刘守华在《同舟共济人与兽——“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故事解析》一文中,曾列出陕西的《金蟾壳》、山东的《路不平庞人踩》、福建的《只可救虫不可救人》、广西的《渔夫和皇帝》、云南的《得玉崖》等计十数则异文。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中将该故事类型列为160型,归纳了其情节梗概:
 
1.一个人从危难(通常是洪水)中救出了一些动物(常常包含蚂蚁、蜜蜂、蛇和鸟)。
 
2.另外又救了一个人。
 
3.后来被救的人陷害他。
 
4.但动物却帮他找到妻子或逃出监狱。
 
就“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情节类型的故事流传于各地的异文来看,丁乃通对该类型故事情节的概括与归纳是基本准确的,只是对故事母题的归纳还不够完整,在各地的异文中故事主人公不仅仅是在“动物帮助下找到了妻子或逃出了监狱”,还往往报了仇,做了官,官职往往是驸马、进宝状元,等等。
 
以上就是“动物报恩”故事在我国传承的大致情况。从产生、流传的时间上看,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流传范围上看,涉及我国绝大多数省份或地区;从异文数量上看,异文繁多,有多种情节类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致是“蜈蚣报恩”“老虎报恩”“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等情节类型。
 
二、我国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人类中心观念的退场
 
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他认为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人的感觉怎样,事物就是怎样;万物的存在与否、性质形态如何,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感觉。也就是说普罗泰戈拉之所以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人才可能正确感知世界。
 
与西方不同,我国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之所以肯定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崇高位置,是因为他们认为人有道德,懂礼仪;而动物没有道德,不懂礼仪。《礼记》上讲:“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磨。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於禽兽。”《礼记》上讲,人不懂礼就跟禽兽没什么差别,圣人制礼,就是为了让人别于禽兽。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以为,人与动物的差别就是人知礼仪、懂道理、察人情、行仁义。朱熹说:“人之异于禽兽,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认为人之所以高于禽兽是因为具有动物没有的伦理、道德与礼仪。总之,我国儒家文化代表人物以人类为中心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禽兽没有伦理、道德,不懂礼仪。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对人与动物差别的认识与我国传统社会大部分人相一致。在我国,人们常常把冲击道德底线的事视为“禽兽之行”,称不讲道德伦理的人为“衣冠禽兽”,或斥其“禽兽不如”,通过这些日常言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普遍认同动物不具备道德意识的观点。
 
“动物报恩”故事对于认为禽兽没有伦理、道德,不懂礼仪的观念形成了冲击。该主题故事中通常被看作低级生物的蚂蚁、蜜蜂或蜈蚣都能够做到知恩图报。“蜈蚣报恩”故事中,蜈蚣舍身救主,乃至表现出在一般人身上都不具备的超我人格。通常在人们的观念中老虎是最凶残的野兽之一,在“动物报恩”故事中却变成了知恩图报的君子,对救助过自己的恩人关怀备至,表现得柔情似水,不仅给恩人送去野物,予以物质援助,而且还为恩人保媒送妻,做起媒婆的勾当。在“动物报恩”故事中,人与动物相比并不占据道德高地,相反,在与动物的比较中还往往暴露出灵魂的肮脏。在流传于江苏的一则题为《宝船》的“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类型的故事中,那位送给故事主人公宝船的老人一再叮嘱“水上遇着什么动物都可以救,碰着人千万不要救”。故事的发展果然验证了老人的预言,被故事主人公搭救的某人,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陷害恩人,将他送进了监狱;而被故事主人公搭救的动物(蚂蚁、蜜蜂、蛇等)知恩图报,不仅将他救出监狱,还帮助他当上了驸马。该故事以被救动物的感恩图报反衬人类世界中忘恩负义者的阴险卑鄙,告诉人们:与动物相比,人类自己的同类反而更不可靠。
 
总之,我国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建立在人懂礼仪、讲道德;动物不懂礼仪、不讲道德这一思想基础上。而在“动物报恩”故事中,人和动物的这一差别被消解,动物和人一样具有道德观念,甚至比人更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这些故事中,人反倒表现得“背恩追势”“少有忠信”“不仁背恩”。在与动物的比较中,人不仅不再占据道德高地,反而显得卑鄙与猥琐。中国社会“尚德”,“动物报恩”主题的故事通过将动物道德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动物与人有着同样的存在价值,是同样的“存在者”,从而颠覆了人类是宇宙或自然中心的观点。我国广大民众在“动物报恩”主题的故事中,形象地传达了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否定了人类中心观,表现出非人类中心观念。
 
三、我国民间非人类中心观念产生的源泉
 
我国“动物报恩”故事中所反映的非人类中心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我国民间非人类中心观念大概是受三方面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一是远古时期物活论与万物有灵论思想的残余;二是道家与道教思想;三是佛教思想。
 
首先,我国民间“动物报恩”故事所表达的非人类中心观念与远古时期物活论和万物有灵论思想的残余相关。人类社会初期处于“物活论”的认识阶段。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以己度物认识自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与人一样,是有生命,有知觉,有感情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电闪雷鸣,都是与人一样的自身的活动”。之后,人类思维逐渐进入“万物有灵”阶段,这一时期,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魂,“在这种智力状态中,不仅是把个性和生命加到了人和其他动物身上,而且也加到了物品上面”“把思想、智慧和情欲赋予了它们,有时甚至把人的肢体和形象也赋予了它们,以便力求使它们和我们相似”。无论是“物活论”时期,还是“万物有灵”阶段,人类都没有把自己与自然界分离,而是把自己等同于自然万物的一部分。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走出了“物活论”时期和“万物有灵”阶段,然而这些思想根深蒂固,将长期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影响人们的思想与想象。笔者以为,我国的“动物报恩”故事中反映出的非人类中心观念,很可能与“物活论”和“万物有灵”思想残余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杨俊光在《从东北民间故事的动物母题看人与生态的和谐相生》一文中指出:“有些故事包含着原始人对于动物世界的直觉感受,虽粗糙却坚韧,在原始崇拜的背后,表达了人类对于自然浑然一体的动物的一种敬畏。”杨氏以为东北动物母题的民间故事“包含着原始人对于动物世界的直觉感受”,“在原始崇拜的背后”表达人类对于动物的敬畏。所论正与笔者以上所述相契合。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性,并无人类中心的意识。
 
其次,我国民间“动物报恩”故事所表达的非人类中心观念很有可能受到了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庄周将宇宙自然视为一体,把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以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时,他还认为人与动物的识见没有高低,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他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揣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骗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西施,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人,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庄子认为动物与人一样对世界有自己的理解与认识,它们对世界的理解、认识与人角度有不同,但无所谓是非高低。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者以人为“宇宙的中心”“一切事物的尺度”“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知世界”。庄周的观点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观点基本上是针锋相对。
 
道家的“万物齐一”的思想虽然与人类社会初期的“物活论”观念、“万物有灵”思想有继承关系,但道家理论对普通民众而言终究有些高冷,不容易直接影响普通民众。汉魏时期,张道陵等人吸收、改造道家学说形成道教。道教以鲜明的人间性介入人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道教思想观念经由代代相传的传统经验和各种各样的仪式法事、书册宣传渗透,在民间具有广泛影响。道家的“万物齐一”的思想也因而经由道教学说渗透到民间。道教以为“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认为“天道”对于人与自然“无亲无疏”,也没有划分彼此,而是一视同仁。这种自然观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体,摒弃了人类自我中心思想,明显与道家思想一脉相承。
 
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云:“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为“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等伤害动物的行为皆为“背理而行,以恶为能。”道教著作中也屡屡引用“动物报恩”型故事,宣扬道教“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的思想观念。《续仙传·孙思邈》讲述了一则动物报恩的故事。故事讲,孙思邈“路行见人欲杀小青蛇,求其人脱衣赎而救之,以药封裹放于草间”,不料小青蛇是龙王之子,孙思邈因而获邀往“泾阳水府”,得赠“龙宫所颁药方三十首”,遂成神医。《感应篇汇编·慈心于物》讲述了沈万三救蛙获报的故事。故事讲:明沈万三“见人持青蛙数百将杀之,乃尽买而放之池内”;一日,“过池边”,“见有群蛙环踞一瓦盆,万三即持归”;后来发现这个盆原来是“聚宝盒”,于是沈万三成为“富敌国”的富豪。上述故事中的小青蛇、青蛙,均不忘人类的活命之恩,尽其所能报答恩人,且其感恩之心断非一般世人所能及。就以上所述来看,我国民间社会的非人类中心观念的形成与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影响明显有一定的联系。
 
再次,我国民间社会的非人类中心观念与佛教思想也有密切联系。佛教以为万物皆具佛性,一切众生平等,因而在佛教思想里一切生灵都是无差别的,自然也就无所谓边缘与中心。佛教的这种非人类中心观念也很有可能影响到我国民间社会的非人类中心观念的形成,事实上我国的一些民间“动物报恩”故事本来就源于佛经中的“本生”故事。“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情节类型的故事即可见于南朝高僧宝唱编译的佛经故事大全《经律异相》。《经律异相》中记载了《现为大理家身济鳖及蛇狐》《慈罗放鳖后遇大水还济其命》《日难王弃国学道济三种命》等三则“动物报恩”主题类型的故事。三则故事都是讲,某善士在危难中救了几种动物和一个人,后来,被救之人为个人私利(心)陷害恩人;动物们联合起来,协同行动救出恩人,并帮助其谋取富贵。从内容上可明显看出我国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与其之间的渊源关系。
 
如上所述,笔者以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虽属于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但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我国也源远流长。我国民间的非人类中心观念主要来源于原始社会的物活论与万物有灵观、道家与道教思想、佛教观念等,它们是我国民间社会非人类中心观念产生的源泉,也是我国“动物报恩”故事产生与传承的思想基础。
 
结论
 
在上文中,笔者通过“动物报恩”故事探讨了我国民间的非人类中心观念。这些故事表现了人们对动物世界的直觉感受或敬畏,让人们看到动物也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有着跟人类一样的精神世界,“宣扬了生命无贵贱、万物皆平等的精神,传达出人类谋求与动物和谐、互助关系的愿望。”我国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摒弃了“人类中心”观。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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