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公元12世纪左右，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德们奠定了西藏古物学的雏形。14—16世纪左右，出现了一批精通不同门类文化的大学者，构建和完善了西藏古物学的理论体系。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西藏古物学的分析对象逐渐扩大到佛像、瓷器、乐器、兵器、丝绸、纸张、茶、马鞍等“外来之物”。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文本进行了研究，但直至今日，对相关文本的挖掘仍不够深入，研究成果零散，尚不足以体现该传承的重要性，诸多相关问题有待发之覆。文章通过3部布达拉宫馆藏古籍文献，以佛教造像作为考察个案，分析西藏传统文化中对南亚、中亚以及汉地和西藏不同时期佛像的认识。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材质、地域、风格的佛像进行了分类和描述，希冀对构建西藏本土的“古物学”或“艺术考古学”有所意义。

12世纪左右，以萨迦班智达等为主的高僧大德开始对工巧明为主的“古物学”进行阐释。在萨迦政权的大氛围下，后藏的高僧学者们热衷于整合传统文化和撰写古物品鉴类专论著作，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体系和文献作品。15—16世纪时，活动在西藏中部的宗巴·拉萨班钦（རྫོང་པ་ལྷ་ས་པཎ་ཆེན།）以及恰巴·扎西南杰（བྱ་པ་བཀྲ་ཤིས་རྣམ་རྒྱལ།）、达仓·宗巴班觉桑布（སྟག་ཚང་རྫོང་པ་དཔལ་འབྱོར་བཟང་པོ།）、竹巴·白玛嘎布（འབྲུག་པ་པདྨ་དཀར་པོ།）等继续著书完善古物学理论体系。虽然从资讯发达的今天看来，这些文献内容存在诸多比较粗浅的描述，但是这些作者在几百年前站在自己的角度，讲清了对不同“外来之物”的认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在追求接近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分析“如此记录、如此描述”背后的历史情境。

一、西藏“古物学”传统概述

西藏古物学内容涉及对瓷器、丝绸、法器、珠宝、马鞍、乐器、兵器等的鉴别和分类，至于这些理论最初何时形成，由于材料的缺乏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在藏传佛教后弘期，随着几百年割据时代的结束，整个社会迎来了和谐、安定的局面，促进了宗教、文化、艺术等的繁荣与发展。正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所说：“在萨迦派领导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艺术得到了极大繁荣，无数证明其开明捐助的作品得以完成。”此时我国西藏与内地、尼泊尔等周边地区之间在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往日益繁盛，掀起了西藏高僧到汉地、尼泊尔、印度等地游学的热潮。八思巴等萨迦派高僧成为元朝帝师后，西藏与汉地之间关系更加紧密，大量的丝绸、瓷器、法器、佛教造像等物品被带入西藏，鉴别外来物品的理论也随之兴盛。

据记载，12世纪左右，萨迦五祖之一的扎巴坚参（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1147—1216年）撰写了《鉴别密乘钵盂要义》（གསང་སྔགས་ནང་གི་ལྷུང་བཟེད་བརྟག་ཐབས།），针对骨质钵盂的样式、颜色、纹路等8个方面提出了一套鉴别骨质钵盂的理论；萨迦班智达（1182—1251年）也曾撰写了一部《尸陀林嘎巴拉碗鉴别要义》（དུར་ཁྲོད་ཐོད་པའི་བརྟག་ཐབས།），记述了通过其外形、形状、颜色、轻重、粗细、脉络、阴阳等15种特征来鉴别嘎巴拉碗的方法，为西藏古物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3—14世纪左右，藏传佛教的教义逐渐得到完善，大量寺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西藏大地，西藏的绘画和雕塑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开放的文化环境，促使了恰译师·曲吉贝（ཆག་ལོ་ཙཱ་བ་ཆོས་ཀྱི་དཔལ།1198—1264年）等高僧踏上西行求法的征途，他们曾到达了印度佛教圣地菩提伽耶、王舍城、灵鹫山、那烂陀寺，以及印度北部比哈尔邦和尼泊尔等地方。此后，大量高僧在“求法”的热潮中，纷纷前往汉地、蒙古、印度，以及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地，这些文化使者们重新构建了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打破了传统中对这些地方的想象，也重新认识了本土文化的价值。在诸多藏族知识精英的游记中，介绍了不同地域的佛像和法器等的材质、样貌、风格特征等，他们甚至带回一些实物作为模仿的对象。

15世纪左右，宗巴·拉萨班钦（རྫོང་པ་ལྷ་ས་པཎ་ཆེན），或名藏冲拉萨·惹其玛微贡布（གཙང་གྲོམ་ལྷ་ས་རིག་བྱེད་སྨྲ་བའི་མགོན་པོ），撰写了3部关于古物学的著作，分别是《乐器鉴别贤者口鬘》《瓷器鉴别要义》，以及《造像品鉴——辨别妙相之明镜》，这3部著作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藏传佛教高僧撰写的古物品鉴类著作中，理论系统最为完整的。由于缺乏关于宗巴·拉萨班钦的传记或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无从知晓其具体生活的年代等信息，一直以来“拉萨班钦”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拉萨出现的一位大学者（班钦）。但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对比，确认他是15—16世纪后藏萨迦寺以西伦珠顶（ལྷུན་གྲུབ་ལྡིང་།）地方的著名人物。

与上述这部文献同等重要的另一部著作是恰巴·扎西南杰（བྱ་པ་བཀྲ་ཤིས་རྣམ་རྒྱལ）的《古物品鉴》（དངོས་པོའི་དཔྱད་དོན་བཞུགས།）。关于这部文献，图齐在西藏考查时，曾在日喀则地区发现了一部残卷，他回到意大利后不久，撰写了介绍该文献的文章。由于他收集的文献不完整，没能弄清作者和创作年代等信息，只是认为该文献对西藏佛教造像鉴别理论意义非凡。图齐认为，这是西藏第一次试图根据工艺特点及使用材料的多样性，对不同的造像风格进行分类，将其与竹巴·白玛嘎布（འབྲུག་པ་པདྨ་དཀར་པོ།1527—1596年）的著作比较后，图齐指出：“这资料很可能仅仅是对上面这篇论文（指竹巴·白玛嘎布著作）的措词稍作变化，最后拟名的改写本。”“它的作者，我已说过我们并不清楚，因为这资料已残，我们仅能猜测他要比白玛嘎布稍晚。”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竹巴·白玛嘎布传记》（འབྲུག་པ་པདྨ་དཀར་པོའི་རྣམ་ཐར།）记载：“（竹巴·白玛嘎布）最初在恰·扎西南杰前学修教法。”说明了竹巴·白玛嘎布的相关知识是在恰巴·扎西南杰座前学习得来的。

关于恰巴·扎西南杰的这部著作何时撰写的问题，在其跋记中这样记载：“此为在古典文献中所见和听闻及口传等集结后，木猴年八月十三日，恰巴·扎西南杰巴桑在白莫贵贝曲德寺完稿。”由于没有提及具体的藏历“饶迥”年份，我们不能直接从木猴年推测具体年代。有幸的是，史称“后藏疯圣赫如嘎”（གཙང་སྨྱོན་ཧེ་རུ་ཀ1452—1507年）的传记中提到，他在西藏山南杂日神山（ཙ་རི）遇见了恰巴·扎西南杰，由此可以推断此处的木猴年为1476年。白莫贵贝曲德寺今位于藏南林芝墨脱县地方。

另外，成书于1454年的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了刀剑在吐蕃的传播和茶叶的种类，尤其是在《鉴别瓷碗经典》（དཀར་ཡོལ་ལེགས་ཉེས་བརྟག་པའི་བསྟན་བཅོས།）里，按照瓷器材质、器型、图案等的不同分为了三十九等，并认为瓷器的鉴别理论是根据克什米尔遍知上师（ཁ་ཆེ་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འི་བཤེས་གཉེན།）和大贤者罗追巴桑（མཁས་པའི་དབང་པོ་བློ་གྲོས་དཔལ་བཟང་།）的著作而来。16世纪，竹巴噶举派高僧竹巴·白玛嘎布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包括医药、诗学、显密文化等，总共有14部，对西藏传统文化贡献非同小可。目前关于西藏造像品鉴的著作中，他所撰写的《造像品鉴欲说口鬘》（ལི་མ་བརྟག་པའི་རབ་བྱེད་སྨྲ་བ་འདོད་པའི་ཁ་རྒྱན་བཞུགས་སོ།）最为大众所熟知，这是一部专门针对佛教造像风格分类的著作。18世纪，在四川康区藏传佛教不分宗派运动（གྲུབ་མཐའ་རིས་མེད།）的发起人之一——晋美林巴（1729—1798年）的《教言集》（འཇིགས་མེད་གླིང་པའི་གཏམ་ཚོགས།）中，对造像的不同风格分类进行了阐释。

二、西藏古物学中对佛教造像的分类

西藏古物学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佛教造像的分类，主要是从造像的材质、工艺特点、产地等多种角度进行的。在区分造像的不同风格和流派时，还对照了造像的比例、姿势、装饰以及服装细节的处理。

以下从地域、材质、造像题材及特点三方面对宗巴·拉萨班钦、恰巴·扎西南杰、竹巴·白玛嘎布著作中关于佛教造像分类的说法，以列表的方式进行简要对比。

首先是地域，主要包括：1.印度五大流派（中部、东部、南部、北部、西部）；2.上部霍尔（སྟོད་ཧོར）；3.下部霍尔（སྨད་ཧོར）；4.回鹘（ཡུ་གུར）；5.汉地早期造像（རྒྱ་ནག་རྙིང་མ།指明代之前）；6.汉地晚期造像（རྒྱ་ནག་གསར་མ།指明代永宣造像）；7.吐蕃时期、西藏古造像（བོད་ལི་རྙིང་མ།通常指“噶当俐玛” བཀའ་གདམས་ལི་མ།）；8.喀夏（ག་ཤ指于阗造像）。其次是材质，主要包括：1.紫金（ཛྷིཀྴིཾ།）（金、银、铜、铁、白铅、黑铅、水晶、汞等为主要成分的合金）；2.俐玛（ལི་མ།）（根据铜银等掺杂的比例，分为花俐玛、白俐玛、黄俐玛等）；3.铜（包括黄铜、红铜）；4.生铁（ཁྲོ།）；5.檀香木；6.泥（ཀླུ་འཇིམ།）；7.石质（包括玛瑙、天珠、雪花石、黑软石）。

最后是不同地域造像的题材与特点，详情如下列表所示：

上述3个表格的内容大体梳理如下：

从造像产地而言，宗巴·拉萨班钦将印度分为中部、东部、南部、北部、西部，将泥婆罗和藏地造像作为印度北部一个支系来叙述，回鹘造像被视为印度西部的支系。这种将印度作为“中心”的地域划分的作法，有受古代佛教源流思想的影响，对此，我们应有清楚的认识。他在对汉地造像的产地分类上，参考了《五台山目录》（ཏོག་རྩེ་ལྔའི་དཀར་ཆག）等历史文献，将汉地造像分为回鹘、蒙古、明代永宣造等类别。恰巴·扎西南杰同样将印度分为中部、东部、南部、北部、西部，但在支系分类上，将泥婆罗造像归为印度东部，而将回鹘归为印度西部的支系。藏地造像被单独列出，分为吐蕃早、中、晚时期。将汉地造像分为明朝以前的早期汉地造像和明朝以后的晚期汉地造像（明永宣造像），将霍尔造像分为上部霍尔和下部霍尔。竹巴·白玛嘎布将印度造像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北部包含泥婆罗。他将藏地造像分为吐蕃早、中、晚期，晚期中包含了11世纪左右的阿里古格地区。而对霍尔造像的分类较为独特，包含上下部霍尔、回鹘和于阗，且对每一个分类都论述细致。对汉地造像的分类与恰巴·扎西南杰的著述一致。

在造像材质分类上，比较上述3部著作对印度中部和东部造像材质的描述可知，宗巴·拉萨班钦认为印度中部造像材质为紫金和旧铜，东部造像材质为白合金和红合金；恰巴·扎西南杰对此分类比较详细，认为中部造像材质有花合金、红合金、白合金、木、石、泥或雪花石等，东部造像材质为白合金；竹巴·白玛嘎布认为中部造像材质为紫金、红合金、白合金、红铜、菩提树，东部造像材质为白合金和噶玛如石头。3部文献的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可能其参考资料来源不同，亦或各自对异域造像的了解程度不同，使得他们对同一区域的造像采用何种材质有不同看法。

三、西藏古物学理论的推广和继承

17世纪，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之后，古物学理论继续得到继承和发扬，且并不只是停留在文本的内容中，而是重视文本与实物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五世达赖喇嘛在其《闻法录恒河之流》（གསན་ཡིག་གངྒའི་ཆུ་རྒྱུན།）中记载了两种不同的“古物品鉴”传承体系：“关于鉴赏汉地及印度匠人制造的佛像、乐器、瓷器、丝绸、兵器、马等的古典文献传承，尤其是仲堆·拉萨班钦（宗巴·拉萨班钦）、恰巴·扎西达杰（扎西南杰）撰写的‘文本与实物对证’的传承分为两类：一是从第巴·拉萨宗巴班钦传给措郭瓦·扎巴多杰、大班智达梦卓·次旺顿珠、珠古·多阿林巴，最后由索布·寻努格桑传给本人；二是由从衮钦·次旺顿珠（梦卓·次旺顿珠）传给班钦·绛央旺杰多杰，再传给本人。”仔细分析这段内容，首先其中未指出该传承的最早文本的名称，只是运用了“古典文献”（ཡེ་གེ་རྙིང་པའི་རིགས།）的模糊概念，也许五世达赖喇嘛本人也并不了解这些传承的源头；其次说明了“造像品鉴”只是对包括乐器、瓷器、丝绸、兵器，以及马等进行品鉴的一个综合性学科的分支；最后指出他本人接受了两种传承体系，而且这两种传承体系都跟大班智达梦卓·次旺顿珠（སྨོན་འགྲོ་ལོ་ཙཱ་བ་ཀུན་དགའ་ཚེ་དབང་དོན་གྲུབ།）与其子梦卓·绛央旺杰多杰（སྨོན་འགྲོ་འཇམ་དབྱངས་དབང་རྒྱལ་རྡོ་རྗེ།）密切相关，尤其是第二种传承体系似乎是梦卓父子（སྨོན་འགྲོ་ཡབ་སྲས།）独创，因为这段内容中除了他们两人没有出现第三个人。

梦卓父子是后藏第司藏巴政权时期的大学者。早在1638年，五世达赖喇嘛就高度评价梦卓·次旺顿珠为“当今社会精通五明学之大德为梦卓大师也”。1645年，其子梦卓·旺杰多杰从后藏被邀请到布达拉宫，成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老师，并著有一部《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见即获益》（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རྒྱ་མཚོའི་རྣམ་ཐར་མཐོང་བ་དོན་ལྡན།）。1650年，五世达赖喇嘛跟随他学习了造像品鉴理论。“在梦卓班钦（梦卓·旺杰多杰）停留的几个月时间里，（五世达赖喇嘛）学习了关于合金造像、雅孜（尼泊尔卡萨王国时期）造像和汉地早晚期造像的鉴赏理论知识内容。”不久之后，梦卓·旺杰多杰向五世达赖喇嘛赠送了其父亲留下的大量文献，“收到了（梦卓·旺杰多杰的）父亲（梦卓·次旺顿珠）传下来的达仓译师和久美译师的关于长寿佛和尊胜佛母的陀罗尼经的珍贵文献”。

18世纪，造像品鉴传统通过章嘉国师若必多吉（1717—1786年）等人得以继续发扬，并被运用到对清宫的造像进行辨认和分类上，现今在故宫博物院等所藏的造像上所附的标注佛像名称、来源、材质、风格等信息的黄布条，基本上都是由章嘉国师辨认完成的。因此，古物品鉴理论不仅给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提供了一种书面知识，而且指导着他们鉴别实物的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造像的制作，18世纪的西藏和清宫基本上在同一时期流行复古风格，多为指导工匠创作的高僧大德的兴趣使然。

此外，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1738—1780年）也是一位在造像品鉴理论上颇有造诣的人物。据噶伦索康·斯觉次旦（ཟུར་ཁང་སྲིད་བཅོད་ཚེ་བརྟན།1766—1820年）的传记记载：“拜见六世班禅时，尊者（六世班禅）不仅对宗教与世俗文化皆有开阔的视野，而且十分精通佛像及乐器、丝绸、兵器、马匹及各类动物的鉴别。”从这位噶伦的角度看，对“古物品鉴”的了解，一定程度上成为评价一位大德的文化视野和知识面的标准。

四、结论

史料表明，西藏传统古物学形成于12世纪前后萨迦地方政权时期。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朝圣、赏赐、贸易等成为异域物品流入藏地的途径。古代的藏族学者们撰写了诸多品鉴古物的经典著作。过去几十年内，国内外学者虽然对该领域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许多结论还有待商榷。

初步的考证显示，西藏古物学理论最初受到汉地和南亚等周边文化的启发和影响，如：藏文文献中指出丝绸鉴赏理论是基于元帝师八思巴从中原带入的文本，而西藏瓷器的鉴赏理论源自克什米尔学者的著作，对佛像的品鉴和分类不仅参考了《五台山源流》等文本，还汇集了师徒之间世代口传的内容等。西藏古物学文献关于分析佛教造像的风格与分类可以看出，在吸收和改造的过程中，通过选择性的接受来定义自我认同和周边文化之间的边界，比如在对佛像材质的描述中，从汉文直接借用“紫金”（ཛི་ཁྱིམ་མམ་ཛྷིཀྴཾ།）等音译的词汇，而合金或响铜的名称沿用了产自“俐域”（ལི་ཡུལ།即于阗）的“俐玛”（ལི་མ།即合金佛像）的概念。虽然至今未能发现考古学意义上的吐蕃时期金铜造像，但是西藏古物学文献详细描述了吐蕃早、中、晚佛教造像的材质、特征等内容，这或许是早期于阗和吐蕃时期佛教造像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记。

17世纪左右，在西藏政治文化中心从后藏转移到前藏的大变革中，来自后藏的大学者“梦卓父子”（སྨོན་འགྲོ་ཡབ་སྲས།）等人对于西藏古物学等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五世达赖喇嘛明确指出，他所接受的古物品鉴传承是“文本与实物对证”（ཡི་གེ་དང་དངོས་པོ་ར་འཕྲོད་པ།）的，说明这些传统并不只是停留在书面知识上。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更迭，西藏的古物学传统未能得到有效的承袭，对不少内容至今无法作出解释，尤其是在图文互证方面尚待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藏学》2022年第6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