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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忌与安全的谈话备忘
发布时间: 2023/3/30日    【字体:
作者:阿刻隆河学者
关键词:  禁忌 安全 希腊罗马  
 


KC、燕子、JW、斌璐诸伙伴夜谈禁忌、迫害与写作技艺等话题,提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几个超大文教传统中,希腊罗马这个古典异教传统的话题是最安全的,无论怎么说、怎么写、怎么诋毁,都没人在乎,它似乎是一种没有禁忌的传统,很宽容,同时也意味着它没有继承人了,它成了一堆公共物或无主物,人们可以肆意剽窃、掳掠,盗用,但没有人再为它护教。

 

KC在波士顿婆罗门界精研各大传统的“护教学”,他认为,在希腊罗马这套文教传统中,不存在德尔图良或约翰·亨利·纽曼主教悉心经营的那种意义上的“护教学”(apologetics)。柏拉图曾经借助他的“苏格拉底”尝试护教,或者说道歉(《申辩/致歉篇》),但迅速放弃了(《斐多篇》)。该传统演化到晚期斯多亚时代,就直接魂飞魄散,沦为所谓“世界公民学”,靠一种“消极自由”的内在主体性道德(奴隶也可以高贵)寻求精神自慰了。

 

从古典希腊罗马异教传统演化出来的“世界公民”线索,和从古希伯来传统演化出来的“流散难民”线索相比要低贱得多,证据之一就是在希伯来线索中始终有一个清晰强悍的“护教学”维度,甚至可以说希伯来文教传统的特质就是“护教”,他们守护的不是亡掉的国,而是他们那个“嫉妒的神”。KC由此提到,青年时代曾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施圣刚流亡到美国,虽然已发现Maimonides的隐微写作故事,但不敢贸然公布之,因为这会冒犯现时的许多族人,而相比之下,讲柏拉图的隐微笔法是完全无害的,因为没有人在乎柏拉图的意见和信仰,包括那批不明就里的古典学家。

 

燕子对异教的死一直非常敏感,马上说这是一种“植物性的死”。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想着的自然是尼采和施米特,这两个近世欧洲最顽固的异教反动派在“植物性的死”这种安静肃穆的终末方式上看到了欧洲异教保守主义传统最高贵、最动人的溃败方式,一种因为匮乏“katechon”而导致的死亡方式。而“katechon”不就是一种激进的护教形态吗?施米特晚年对托克维尔绥靖保守主义的指责提示了这一点(“浅说托克维尔的历史编撰”,1946)。异教保守主义传统这幅临终“苦像”比不上希伯来传统中圣母苦像(pietas)那么轰动,但仍然曾经令某些左派圣徒动容,但绝对没有可能触动自由主义者那颗因为放弃价值决断而麻木冷漠的犬儒之心。——我们就这个话题已经有过漫长而幽深的讨论了。

 

KC有一个很精到的提醒:古典异教传统没有“护教学”,只有身份晦涩的“诗人”,他们本能地与神和律法靠近,也许只能算是一种非常暗弱的“护教”吧。罗马文豪瓦罗和基督教大护教士奥古斯丁对三种异教神学的划分其实都有为异教传统清理筛洗护教学遗绪的苦心,无奈乏善可陈。至于所谓“诗与哲学的古老世仇”则更是异教传统内部的一场无聊至极的护教权争夺战,而且可笑的是,在二者互相取消对方合法性的冲突中,“护教”本身的合法性也差不多被取消了。哲学阵营表现的尤其糟糕,它为了满足对智慧的不知节制的爱欲和虚荣而拥抱危险的开放、宽容、无神论、犬儒主义和最终扮演自身掘墓者的怀疑主义。

 

JW混迹于鲁汶theology学界与教界已有多年,他补充说,就禁忌与安全而言,妄议那些没有教众的小教派(sects)是安全的,当代教会史家的不成文法是,需要小心对待留有教众的古代小教派。这是一个很切题的观察。教众意味着活的身体和有效的继承,没有身体,理念无以附丽,失去身体的理念是匮乏怒气、鲜血和嫉恨的理念,护教也就谈不上了,它就是一团太虚幻影。教派的信众非常重要,而信众的含义和相关线索必须是平庸和律法,但是古典异教传统的哲学精英品性太具压倒性,它的诗乃至律法都是可以被解释成哲学性的或自然法的,离宇宙真相太近,灵知解放的含义太强烈,护教也就无从着落,因为所谓护教,它守护的是不得不向信众关闭的宇宙自然真相,信众是没有欲望也没有必要跟从关于宇宙真相的知识的,他们需要跟从一种更有力量、更强悍、更有生命本能和历史性的政治—道德替代品,他们只能从“历史主义”的弯道上迂回上升,才能最终与哲学家会师。

 

古典异教晚期(希腊化和罗马化时代),这套没有护教学的古文教发生大裂解,场面触目惊心,主要就是裂解成各种小教派(sects)。他们面对东方异常强悍的希伯来救赎性文教的渗透和征服,也相应地变异成救赎性小教派(sects),向混乱的世道兜售准宗教性的拯救鸡汤,跟希伯来线索中那些“深刻而可怕”(尼采语)的克里斯玛先知型人物相比,这些没落的异教徒当然是一败涂地的。德尔图良是这群“深刻而可怕”者之一,他的《护教篇》第50章有一段话深深震惊过我。他对他的异教徒论战对手这样说:

 

“你们许多作家,如西塞罗在《图斯库兰论辩集》、塞涅卡在《论偶然性》中,以及戴奥真尼斯、皮鲁斯、卡里尼库斯等,曾劝告大家勇于忍受痛苦和死亡;而他们的劝告却没有找到像我们基督徒这样的门徒,而后者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教人的。”

 

我曾经针对这段话写了一篇札记讨论古典异教传统何以受制于其内在的“自毁装置”而必然走到“断子绝孙”的终局。问题的核心依然是“身体”,物质意义上的“身体”。——正如《斐多篇》所示,异教传统的巅峰体现在灵魂与身体的可怕撕裂、以及灵魂对身体的正义离弃和无限贬低。而在希伯来线索这里,枯骨要重新生筋长肉,身体是要复活在历史终结处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反转和悖论:以自然生长为文教演化原则的异教传统最终否定了生长,沦入幻影般的永恒域,而一开始就离弃了生长原则(或历史性原则)并拥抱永恒性的希伯来线索却在一个更高的维度重新肯定了另一种生长原则(复活),并开启了全新的历史意义(救恩性的圣史)。

 

否弃生长原则似乎是异教哲学的必然逻辑线,这当然是诺斯替“灵知性”的爆发所致(《斐多篇》)。作为其极端范例之一,摩尼教甚至诅咒了导致灵知拯救行动无限延长的物种繁衍及其女性原则。KC因此说,不近女色的“教”不是真教。这句话是对灵知本质的戏谑而严肃的概括。核心依旧是身体。——这身体啊,谁得了身体,谁就得了世界。希伯来线索中的犹太教分支得到了孤立的民族性身体,基督教分支则得到了世界性的普世身体,而那些斯多亚异教徒们则在其强大的内置自毁逻辑的驱赶下,不得不主动放弃世界,亲手点燃“宇宙大火”,自杀性地走向最后的崇高和肃穆,然后就魂飞魄散了。

 

关于斯多亚哲学教派或广义的希腊罗马异教道德的自我毁灭本能,以后有机会讨论尼采的时候会再祥谈。也期待波士顿的KC在斯多亚的毁灭线索下分析一下儒教的“护教学”,后者与前者都是“士大夫哲学”,共享很多理念元素,但由于匮乏前者的终末图景(尼采称之为“次级末日论”)而呈现出一种胆怯恋世的退化形态:从类型学意义上看,儒教是斯多亚宗教的远东“瓦房店”版本,它最匮乏的东西是“政治宇宙论”层面对终末图景的敏感意识以及相应的由巨大的自由权力意志所支撑的“难民拯救议程”(即创世论),它在一个普遍的历史主义和民主主义难民时代败于那替代了斯多亚传统的西洋负典,这绝对不是一件政治史和思想史意外。本文相关线索,参阅几天前的一篇速写——“后宫的启蒙”。(2023.3.22夜)

 

阿提卡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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