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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上)
发布时间: 2008/2/28日    【字体:
作者:赫治清
关键词:  政教关系  
 
 
                                     赫治清

 
   “邪教”是清代秘密结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曾对清代社会的稳定和清朝政权的巩固构成严重威胁。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相应对策。本文拟就清代“邪教”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清朝政府的“邪教”对策、清代“邪教”何以屡禁不止?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以及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作些探讨,谬误、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清代“邪教”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邪教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性质政权,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各有不同的邪教观。邪教概念的内涵也不尽相同。

    “邪教”一词,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当代中国新创的,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固有词汇。“邪教”一词,最初只是一个对象并不固定的指称,明清时期才逐渐演变成反映某种社会现象本质特征、内涵相对固定的政治概念。据笔者考察,“邪教”一词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1380余年以前。唐武德四年(621年)六月二十一日。太史令傅奕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向唐高祖李渊上了一份“废省佛僧表”,内称:“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邪教”一词的最早记录。在此之前,无论官方或民间,只有“左道”、“妖道”、“邪门外道”之说。

    南北朝隋唐,是佛教、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佛、道互相学习、借鉴,并把传统儒家礼教的一些观念融入各自的教义,以致开始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另一方面,佛教、道教为了争夺本教的传统阵地和思想文化控制权,又展开斗争。在唐代及唐末五代的佛、道争斗中,双方往往把对方指称为“邪教”。《敦煌变文集》收录的《维摩诘经讲经文》就有“无施邪教命”的说法。

    唐初最高统治者并没有采纳傅奕废除佛教的倡议,也没有把佛教视为邪教。相反,在整个唐代,封建国家在坚持把儒家礼教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思想工具同时,始终把道教(而且还有意抬高道教的地位)、佛教作为教化的重要辅助手段而加以保护、利用。尽管唐武宗曾一度“灭佛”,但主要着眼于经济、社会问题,对寺院僧尼泛滥,浮华侈糜,耗蠹天下钱财加以限制,并未将佛教视为“邪教”予以取缔。唐朝政府关注和打击的则是那些打着佛教旗号的“左道惑众” “邪教”。唐宋时期,始终存在作为佛教异端教派的弥勒教,并先后出现了摩尼教、金刚禅、二会子、白云宗、白莲宗等异端教派,宋人统称为“吃菜事魔”。宋朝政府因为它们借佛、道之名,以“左道惑众”,“夜聚晓散”,“男女混杂”,甚至聚众谋反,因而严加禁止取缔。宋朝政令、律令将其称为“妖教”,不称“邪教”。惟独南宋天台宗僧志磐在批判吴郡延禅院僧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时,将其视为“邪教”。他指责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

    宋代,儒、释、道三家进一步融合。佛教、道教都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宗教,二者间的争斗也趋于缓和,不再把对方指称为“邪教”。它们面对逐渐兴起的各种异端教派,更注意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和正宗教理的纯洁性。志磐把佛教异端教派白莲宗说成“邪教”,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的。他的《佛祖统纪》上述文字,便成为把佛教异端教派视为“邪教”的最早记录。

    元初,白莲宗一度受到官府的礼遇和保护。由于在下层社会流传的白莲会被人利用进行反元活动,因而元朝政府认定白莲会乃“左道乱正之术”加以禁断。元末,转向下层民众中秘密活动的白莲会,逐渐和弥勒教及其香会等融合成白莲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发动了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反元大起义。

    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民间秘密宗教。它不仅在元末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成为农民大起义的工具,而且,对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大量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深知白莲教的个中奥秘。他在建立大明帝国之后,即下诏严禁“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以及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大明律》中还专门设置了“禁止师巫邪术”条款:“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相、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但是,明代前期,无论封建国家的政令,还是《大明律》,仍然没有用“邪教”一词来统称白莲教、明尊教(明教)、弥勒教等秘密结社组织及一切“左道乱正之术”。明中叶以后,随着各种名目的秘密教门的蜂起及其对明朝封建统治秩序构成的威胁,朝臣上奏便纷纷用“邪教”来泛指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等秘密教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南京礼部曾就烧毁罗教即无为教五部六册经卷公开贴出告示,把无为教等称为“邪教”,内称:“南京礼部为毁邪教以正风俗事。照得无为教惑世诬民,原系《大明律》所禁,屡经部科奏准严杜”。有人说,“邪教”一词正式刊载在官方文书始于清代”。显然,这个说法与历史实际有出入。事实上,“邪教”一词早在明万历(1573一1620年)年间的官方文书中已经使用。自此之后,“邪教”就成为明代朝野指称罗教(无为教)、黄天教、闻香教(大乘教)、弘阳教(混元教)、大成教、圆顿教、龙华会等秘密教门这一特定内涵的概念。

    明清易代之后,明代的“邪教”大多延存了下来。有的继续用原有名目活动;有的则改换名称,成为它的别名或分支;有的人按照明代“邪教”的组织模式,利用原有的“邪教”经卷或根据现实需要加以改造的教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一些新的秘密教门组织。嘉庆十九年(1814年),桂芳在《御制原教恭跋》一文中就说,“方今邪教所在多有,大率皆起于前明之世。”清朝政府沿用了明朝用来专指各色秘密教门的“邪教”概念。早在清入关以前的崇德七年(1642年),清太宗就把善友会(闻香教)指斥为“邪教”,并发出谕令,自今以后,除僧、道外,凡从善友邪教者,不论老少男妇……永行禁止。如有不尊禁约者,或被他人首发,或经衙门察获,杀无赦。”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清世祖给礼部的谕旨称:“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术。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谋不轨。无知小民,被其引诱,迷罔颠狂,至死不悟。历考往代,覆辙昭然,深可痛恨,向来屡行禁饬,不意余风未殄,堕其邪术者,实繁有徒。京师辇毂重地,借口进香,张帜鸣锣,男女杂沓,喧填衢巷,公然肆行无忌,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虽倡首奸民,罪皆自取,而愚蒙陷网罹辟,不无可悯。尔部大揭榜示,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着五城御史及该地方官,在外着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如或徇纵养乱,尔部即指参处治。”顺治皇帝这一谕旨清楚表明,清朝统治者严令禁止和缉拿的“邪教”,正是那些以“左道惑众”,“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谋不轨”的各种名目的秘密教门。雍正皇帝还强调, “所谓邪教者,非指世俗寻常僧道之流而言”,“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嘉庆皇帝也说,邪教只不过“假烧香治病为名,窃佛经仙篆之语”,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辅翼王化”的释教、道教完全不同。

    “邪教”一词作为特定政治概念,不仅在清代历朝上谕、臣工奏折和各级政府的告示中频繁出现,而且,清政府还把有其特定内涵的“邪教”概念,引人国家成文法典,就处治邪教犯罪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明文规定。

    与此同时,清代诸多专门记载或涉及秘密教门活动的私家著述,也无不把秘密教门称之为“邪教”。

    由此可见,“邪教”一词,已经成为清代主流社会一个约定俗成、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这个特定内涵,就是假神道设教之名,利用书符咒水、扶鸾祷圣等“左道异端之术”,“窃佛经仙篆之语”,编造、传布“妖书妖言”,蛊惑人心,敛钱渔色,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聚众造反,反时政、反朝廷的秘密教门结社。这也是清朝政府及其主流社会给清代“邪教”的总定位。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邪教”极其活跃的时期。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邪教案”档案记载,多达百余种,如果加上清代和民国时期纂修的方志记载,名目多达三四百个。有的是同教异名,有的是同名异教,有的是不同时间、空间的分支繁衍。其中有八卦教、清水教、离卦教、坎卦教、圣贤教、九宫道、罗教、斋教、黄天教、弘阳教、清茶门教、大乘教、青莲教、灯花教、先天教、天理教、圆顿教、悄悄会、收元教、收圆教、一贯道等等。它们主要分布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则是清代“邪教”的高发区。

    清代“邪教”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假神道设教”,秘密结社

    清代邪教无不打着宗教的旗号,“假神道设教”。它是一个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祗、多神崇拜的群体,教主、教首或“引进”,通过“口传密授”、烧香施符的传教方式招募徒众,发展组织,其思想信仰、仪规等方面包含某些宗教因素,包括授戒、传诀、唱誓愿文、上表挂号对合同等在内的人教仪式和日常仪式,都充满宗教色彩。

    清朝统治当局和它认可的合法宗教及其主流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邪教完全违背“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的原则,从不认为它们是正宗宗教。它和清代现存的佛教、道教等不同,是一个典型的秘密结社,组织秘密,活动秘密,通讯联络也秘密。邪教组织结构,它的经卷、符单、咒语、灵文、口诀、誓词、歌语等等,甚至坐功运气的方法都极其秘密,或用隐语,或用藏头诗,或用折字法等暗藏机关,教内机密不准任何人外泄,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外界人“非深入其教者,断不能窥测底里”。涉及政治图谋一类核心机密,一般教徒甚至连“引进”等,都不得其详。例如,在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川陕楚豫甘五省农民大起义中,广泛流传“弥勒出世,保辅牛八”的口号,可是参加起义的一般收元教教徒并不清楚谁是“牛八”。直到起义已历三年之久后,一些将领才隐约知道他们要保的却是河南鹿邑王氏家族的“真命主”。邪教大多“夜聚晓散”,活动诡秘。安徽收圆教主方荣升从配所逃回家乡继续活动,住在弟子朱上信家密室, “昼伏霄行,黠如硕鼠”。凡入会之人,俱令先于佛前设誓,如有漏泄,雷殛天诛。其做会拜佛之时,亦必于夜深人静、极其幽僻之所。嘉庆年间甘肃狄道州以石慈为首的悄悄会,“均于黑夜灭灯,口授三字合同”。“夜聚晓散”“踪迹诡秘”,是邪教秘密结社的一个突出表征。

    为了适应秘密活动的需要,许多邪教组织还设定了相应的秘密联络暗号。例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九月,河南离卦教骨干郝润成供称:“离字教暗号,向人拱手时用左手大指压右手大指,称本姓某。若问是哪一卦人?只说在哪一座灵山走过。答说东方即震卦教,答说南方即是离卦。”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离卦教教首郜添佑交代: “凡是同教的人,只把食指、中指并着往上指,名为‘剑诀’,以作暗号。无论识面不识面,就知是同教人。”尹老须离卦教则以“在理”二字作联络暗号,“每遇同教之人,彼此问答,均以此作为暗号”。道光五年(1825年),马俊向山东安邱县刘三道士(刘存信)等传习坎卦教时,也以“在理”二字作联络暗号,同时给上镌“山泉”二字的小铜图章块、墨符一道,“嘱令收藏,为传徒记号”。明天教教主马进忠纠众造反时,教内“编造字号六百余,用纸包好,每人一个,以为暗号”。直隶肖老尤大乘教,以日、月、水、火、兴五字凑拢,“刻成图书,以为暗号”。直隶深泽县等地混元教内,凡教中人见面询问姓名,告知真姓必复问究系何姓。被问者以“无”姓作答,即知系同教“无生老母”之徒。陕西、甘肃悄悄会有“三字合同”,“一系握手为手合同;一系伸舌、卷舌为口合同;一系指心为心合同。凡素不相识之人,见此合同暗号,即是同会,彼此可以默喻,约定不相侵害,故以悄悄为会名”。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贵州灯花教首刘仪顺派盖天木到湖北,令刘汉中“创立动、静二门名色,动门以纠党为事,静门以敛钱为事,并定有暗号:纠人为‘办事’,敛钱为‘取水’,动手造反为‘挂牌开张’。其余事务,为‘调办生意大事’”,并令遍谕教中人,此后书信来往,俱照暗号书写,即使当面议事,亦照暗号传说,“俾免泄漏机关”。‘湖北应山县凤凰窝朱升、朱世万家族,五代传习八卦教,并掌管当地乾卦,为诸教之祖,“每寄信与同教人,俱钤盖‘三元堂’及‘天顺’二字图记,其新入教者,俱给洋布一条,上刻‘暗通记号’四字,为教党认识暗号”。等等。

    总之,从组织形式上看,清代邪教是“假神道设教”的秘密结社,它同清代一直采用开山立堂、结盟拜会方式招募群众,建立发展组织的秘密会党不同。尽管它们自称“正教”,以儒教、释教、道教相标榜,但是,这类组织,“实不足以言宗教也”。

    第二,教内组织严密,等级森严。教主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神权与教权紧密结合

    清代邪教一般都有以教主为核心的严密组织,教内设有各种名目的教职,等级森严,尊卑有序,教主高高在上,执掌生杀予夺大权,不断神化自己,把自己吹嘘成神或神的化身,实行教主崇拜,教权世袭,封建专制统治,神权和教权乃至族权紧密结合。

    例如,八卦教建有“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组织体系,按八卦派分支系,每卦设卦长一人,或称卦主、卦首、教主。乾、嘉以来,震卦教、离卦教、坎卦教迅速发展成势力庞大、影响深远的三大相对独立的教团。卦长俨然一教主。卦长之下设六爻,每爻设爻长(掌爻)一人,各自收徒。卦长、掌爻由“真人”担任。以下是总流水、流水、点火、全仕、麦仕、秋仕等教职。其中,“秋仕”最低,“来世可以托生秀才”。“麦仕”次低,“是托生举人”。“全仕”职位较高,“是托生进士”。高一级为“点火”,“专营出钱人的姓名单子,用火烧了,使阴司记账,因此叫做点火”。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震卦教核心骨干刘照魁到新疆配所探视教主王子重。王子重告知,“教内有八等名号,入教后遇有功行,先封‘传仕’,由‘传仕’升为‘全仕’,由‘全仕’升为‘点火’,以后,‘流水’、‘总流水’、‘挡来真人’、‘开路真人’、‘指路真人’,以次递升。”“全仕”开始,有资格自行传徒。“流水”负责管理某一地方教权、财政。他们从当地一般教徒那里敛取钱财之后,负责换成银两,然后送往“总流水”。“总流水”汇总各地“流水”上送掌爻、卦长。从教内最低层教徒那里敛取上供的银两称之日“皇账”。“谁传的人多,就赐与他大事职份,这大事是最体面的,管着许多人”,“管的人多,就如做官的一样”。“真人”属于高级教职,它可以动用教内钱粮,拥有教内事务的一定裁决权。“真人”也分数等,“指路真人”仅次于卦长,掌印封号。震卦教主王子重,鉴于刘照魁“在广东搬回同教骨殖,又赴口外送信,功行较大,径封为‘东震至行开路真人’”。当时,王子重深陷配所,很需要刘照魁这样无限忠于教主、献身教务的人,还准备“给与瑶数(赫按:瑶教指卦爻之数,爻数实为教内仅次于卦长的高级教阶)铜刀赤剑,以掌生杀之权”。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许多“邪教”,特别是八卦教及其震卦教、离卦教、坎卦教,清茶门教,收元教,都是子承父业,教权世袭。在八卦教系统中,山东单县刘佐臣、河南商丘郜云龙、山东菏泽王容清、山东金乡侯棠、山东荷泽布(步)伟等,都是传教世家。这些“神圣家族”父子相继为教主,世袭教权数十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之久。在那里,教权与族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教主实行封建家长制统治。

    又如,陕、甘一带的悄悄会建有三宗、五派组织体系,有的还有“九杆十八枝”的组织网络系统。而青莲教则有“五行十地”,教内亦等级森严,设有顶航、引恩、保恩、证恩、添恩等教职,“以顶航为上等,凡人教之人,由添恩递进”。

    古往今来,邪教教主要巩固其在教内的“神圣”地位,保证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等利益,维持其徒众对自己的绝对效忠,必然要大搞教主崇拜,神化自己,加强对徒众的精神控制和人身控制。清代邪教也不例外。八卦教创始人刘佐臣在世时,自称是“儒童菩萨”。康熙中叶死后,其子刘儒汉继任教主期间,把刘佐臣说成孔子转世,接着又将其神化为弥勒佛转世。雍正(1723—1735年)年间以来,八卦教徒经常念的誓词咒语:“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弥勒我主”即指刘佐臣。刘佐臣生前曾传授《禀圣如来》,把太阳尊为“圣帝老爷”。《愚门弟子歌词》云:“愚门弟子,请圣帝老爷。卷帘卸(斜)对,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原是一句无字真经。三头磕开天堂路,一炷信香到天官,弟子迟学晚进,人数不清,弟子与圣帝老爷磕头。”这里说的“圣帝老爷”,本指太阳。刘佐臣故后,却被教内尊称为“圣帝”。这样,刘佐臣就被神化成了普照大地万物生灵的太阳,八卦教的日常仪式,每天早晨、中午和日落三次向太阳磕头,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太阳诞辰日,集体作会上供,都成了向刘佐臣的顶礼膜拜。《愚门弟子歌词》就变成了八卦教徒的请神词、效忠誓词。乾隆中期,刘佐臣的曾孙、八卦教第四代教主刘有过,又进一步把集儒释道神祗于一身的刘佐臣,升化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偶像“先天老爷”。八卦教一次一次掀起的造神运动,神化“升天”的教主,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即神化现实教主,引导徒众崇拜自己。事实上,刘省过和以后的几代刘姓教主,都被神化成“中天老爷”、“后天老爷”,并制成牌位令教内崇奉。刘省过被奉为“后天老爷”,教内“皆称为‘山上主儿’”、“顾劫数主儿”,把他吹嘘成有无限“法力”的救世主。之所以称他是“顾劫数主儿”,是因为他是“会避灾难的主儿”,“能顾劫数”,“不怕水旱荒乱”。

    乾隆前期,直隶、河南混元教即清净佛门教(实为收元教)首王会,吹嘘他师傅冯进京是“未来佛爷”,“看乾坤如反掌,只用佛爷金光一点,就能翻转乾坤,变换世界”。冯进京“法力很大,泰山不推自倒”。嘉庆年间安徽巢县收园教主方荣升自称“无终老祖”、“紫微星”下凡。嘉道年间离卦教首尹老须自称“南阳佛”,他“能出神上天,接见无生(老母)”。末后一著教主、一贯道实际创始人王觉一则自称“古佛”,以普度众生的救世主自居。光绪八年(1882年),游方道士晏儒栋到清江算命测字,王觉一对晏“自称古佛降生,以掌纹‘古佛’二字给看,告之设教传道,劝令人教”。王觉一弟子、一贯道教主刘清虚吹嘘王觉一“手掌有文像字”,“能知天文奇门,其子继太耳大手长,是帝王之相”。而青莲教“或自号五行十地佛,或诡称弥勒佛转世”。天教教主曹顺、山东离卦教教主李芳春,以及圣贤道、九官道教主等等,也无一不是给自己头上编织成一道道“神圣”光环,自称“弥勒佛”或“弥勒佛转世”。

    清代邪教组织的成员,无一例外地来自清朝统治下的传统农业社会。不论他们原先属于哪个阶级或阶层,其思想信仰都受这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支配、约束、影响。清代邪教有独特的荒诞不经的反科学、反人性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其思想信仰与清朝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严重对立。要把这个社会中的人变成邪教组织一员,成为惟教主是从、惟教主是命、为教主而生、为教主而死的忠实奴隶,就必然要剥夺他们原有的思想信仰、实施精神控制。要想使他们成为邪教的组织奴隶,就必须使他们成为邪教的精神奴隶。清代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些人,之所以深陷邪教泥潭而不能自拔,邪教组织之所以得以维系,顽固生存下来,蔓延开来,原因固然很多,但同邪教实施精神控制有着密切关系。所谓“惑众”、“蛊惑人心”,不能简单地看成封建统治阶级的污蔑之词,实际上这恰恰是邪教贯用的精神控制手段。

    邪教针对现实社会民众对生老病死苦的关注和焦虑,对疾病、灾祸、死亡的恐惧和急于摆脱现实苦难的期盼心理,首先以入教可以祛病除邪、消灾获福、健身益寿之类作诱饵,将其诓骗进来。紧接着就“洗脑”。“洗脑”过程,就是邪教教主、教首或教师“传道”、入门弟子“领法”、不断修持的过程。入教仪式及其场所,就是对新人门弟子集中“洗脑”的关键环节。例如,八卦教通过传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愚门弟子歌词》灵文、咒语、八卦教理条、“无字真经”“而字功夫”,大量灌输其教义、教理,让他们敬奉“无生老母”信仰。它规定每天朝太阳磕头做功,必须随口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早晨念、中午念、晚上念,每日三遍。八卦教、震卦教还同时念《愚门弟子歌词》灵文:“愚门弟子,请圣帝老爷。卷帘卸对,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原来是一句无字真经。三头磕开天堂路,一炷信香到天宫。弟子迟学晚进,人数不清,求圣帝老爷照应,弟子与圣帝老爷磕头。”震卦教教徒,每天对着太阳合眼盘坐,两手抱胸,口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称为“抱功”。其中,“早念二十七、午念五十四、晚念八十一遍”。除此之外,八卦教等在每年定期的上供仪式中,都要不断地念“八字真言”、 《愚门弟子歌词》灵文等等。八卦教还剽窃孔子“非礼四勿”的名言,把人教说成“归顺于礼”,并要求人门弟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徒众不光练功,还要“学法”“学道”,天天练,天天学,反复背诵,坚决斩断人世间的恩爱和对世俗社会的各种欲念理想的追求,与现存世俗社会的信仰学说一刀两断,达到非八卦教“无字真经”“而字功夫”不练、非八卦教“八字真言”教理不信的痴迷状态。八卦教等“邪教”还用威胁甚至暴力手段胁迫教徒,不许他们有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更不许背祖叛教,泄漏机密。它们让入门弟子发誓:“传授心法,轻传匪言,泄漏至理,阴诛阳灭,将此身化为脓血,入水水中死,入火火中亡,强人分尸,天下厌之。”八卦教等“邪教”教主,把自己吹嘘成弥勒佛化身,神通广大,能避灾避劫,“法力”无边,能知前世和未来,这就使得徒众对其产生顺者昌、逆者亡的敬畏和恐惧,绝对服从其役使,来求得“生前免受灾病,死后不致轻生畜类”,打并通天之路,返回“真空家乡”,得见“无生老母”,获得永生,尽享无极之乐的“圆满”。

    清代“邪教”这种精神控制,是对教徒进行严密的组织控制和残酷的人身控制的无形枷锁。它使被诱入教者消沉、麻木,失去对现存主流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失去对现存主流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而对邪教的“修炼”“领法”“传道”的追求,变成一种病态的执著和疯狂。他们“迷罔颠狂,至死不悟”。有的“迷而不悔,直至俯首就戮之时,嬉笑自若,尚云转生”。有的甚至认为,“问成活罪能免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罪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穿大红袍上天”。一些人正是在这种精神控制下,变成了至死不悟的邪教痴迷者和为教主卖命的狂热崇拜者。

    第三,编造、传播“邪经”,宣扬“无生老母”信仰和“天盘三副”、“末劫”、“成佛”“升天”等邪说,蛊惑人心。

    明代收元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圆顿教等秘密教门,曾编造了许多反映各自教义、教理等内容的经书宝卷。明清易代后,它们大多秘密流传了下来,并为清代“邪教”所继承。与此同时,清代“邪教”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也效法明中叶以来秘密教门一贯采用的手法,摭取儒、释、道三家的只言片语,曲解、利用、改造佛教“劫”的观念和道家及其道教关于“道”为万物之宗、“有生于无”的思想,并将佛教“弥勒降生救世”说、“因果报应”说、“三世三动”说和道教修炼内丹的主张胡拼乱凑在一起,以“三教合一”、“万法归一”为思想基础,新编了大量“邪经”。除《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佛说都斗立天后会收圆宝卷》(简称《立天卷》)等宝卷外,还有许多灵文、咒语、偈单、传帖、歌词等。清代“邪教”通过制造、散布“邪经妖言”,大肆鼓吹“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信仰和“天盘三副”说、“末劫”说、“成佛”“升天”说蛊惑人心,为传教敛钱,危害社会,反对时政作舆论宣传。

    所谓“天盘”,即指宇宙、世界或“劫期”。“三副”指过去、现在、未来。清代秘密教门及其邪教把宇宙从形成到最后毁灭的全过程,分成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期或三世。每世之末都要出现灾劫苦难,有九劫、十八劫、八十一劫。与此相对应,又称“青阳”、“红阳”、 “白阳”三劫。这三个时期,先后由燃灯、释迦、弥勒三佛轮掌天盘。其中,过去的燃灯佛执掌天盘,有九劫,每年六个月,每日六个时;现在的释迦佛执掌天盘,十八劫,每年十二个月,每日十二个时;未来的弥勒佛执掌天盘,八十一劫,每年十八个月,每日十八个时。“天盘三副”说,本来源于佛教的龙华三会。但邪教对其原意有所曲解。从清朝破获清茶门教及其系统阐述这一邪说的有关档案记载看,清茶门教等鼓吹“天盘三副”说的目的在于为王姓教主要在现存世俗社会掌“天盘”制造舆论。清直隶总督那彦成说,清茶门教王姓家族“世传此教,借未来佛掌盘之邪说,煽惑人心,酿启异谋,毒流数省,害延累代,竞为各项邪教之宗。即如林清谋逆滋事,竟有此时应劫”, “方荣升改造历法为十八个月之说,亦系由三教应劫,分掌天盘之邪说,肆谋不轨”。

    清代“‘邪教”鼓吹“无生老母”既是创世主又是救世主。《龙华经》说,“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是她创造了天地日月,两仪四象、五行八卦以及山川河流,草木虫鱼,春夏秋冬,创造了“人根老祖”伏羲和女娲,创造了96亿皇胎儿女。后来,这96亿皇胎儿女被打发下降尘世,被红尘迷了本色,无法回到无生老母身边,只好在东土遭受三灾八难,成了“失乡儿女”。又是无生老母的眷恋,在青阳龙华初会、红阳龙华二会相继各度回了两亿,剩下92亿,将在白阳龙华三会度尽。清代“邪教”极力渲染红阳末劫是创世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劫难,那时,洪水横流、干旱地裂,赤地千里,五谷不收,瘟疫流行,虎蛇伤人,兵连祸结,日月无光,只有赶快加入弥勒佛转世执掌教权的“邪教”,才能获无生老母拯救,搭上法船,返回真空家乡,得到永生幸福。

    清代“邪教”把修炼内丹视为可达“龙华会”的途径,鼓吹“丹成就是上天梯”,“透出昆仑,即直上天宫,相伴无生,永不下世”,“功行圆满,白日升天”。受邪教这些邪说的蛊惑,一些人不但落入邪教陷阱,而且,因追求“成佛”、“升天”而搭进生命。

    第四,以“左道异端之术”作为惑众手段,封建迷信和巫术化、神怪化的练功习武相混杂

    清代邪教把中国古代各种邪门外道贯用的“左道异端之术”作为惑众手段,教内封建迷信巫术盛行,画符念咒、焚表吞符、降神走阴、设坛扶乩,以及“剪纸为马”、“撒豆成兵”之类“法术”,不一而足。这在清代典型邪教组织和清统治当局认定的邪教实为带有某些邪教色彩的秘密教门中可谓俯拾皆是。

    嘉庆十三年(1808年),方荣升与无为教主金宗有商议将无为教改名收圆教后,即利用走阴祷圣等巫术传教骗钱。他“传习收圆教,闲常闭目运气,半晌不言,或另作声音言语,称为天神附体,名日走阴祷圣,借以传徒惑众敛钱”。后来案发,金宗有发配黑龙江死后,他从安徽灵壁县配所潜逃回乡之后,再次上演走阴祷圣鬼把戏,称收圆教应由他主宰,“走阴祷圣时奉古佛令伊接掌收圆教”。

    十九年(1814年),刘功离卦教别名分支未来真教骨干崔焕,得知刘功已死,起意接管教务。他担心“徒众不肯敬信出钱”,便让“素会看香治病”的同党张柏青“假装过阴,传神佛言语‘派崔焕接管教事’,徒众自必敬信,给钱许其分用”。张柏青应允后,他便将编好的一套鬼话“密行口授张柏青,令其记熟,并告以过阴时须趺坐闭目,逾时开眼,再将语句念出,托为神佛传言”。人密切配合,上演降神过阴双簧戏,崔焕顺利地当上了未来真教教主。

    青莲教、末后一著教、一贯道等,同样采用这类鬼把戏。同时还把“扶鸾祷圣”作为传道重要手段和道务活动重要内容。李一沅等人复兴青莲教,整顿组织,建立“五行十地”组织网络系统,正是用“设坛请乩”进行的,规定先天五行内五行专管设坛扶乩之事。末后一著教首、一贯道实际创始人王觉一于光绪三年(1873年)通过扶乩方式,诡称他受无生老母之命建立东震堂,自称东震堂直接承续林一秘的西乾堂,为第十五代祖师。在一贯道那里,无论为新进弟子举行的点道仪式,或是日常道务活动,请坛礼、请鸾垂训、飞鸾宣训、借窍等等,无不充斥其间。

    18世纪以来,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清代邪教大多打着练功习武的旗号,同时又将内丹术、气功术巫术化、神怪化,坐功运气时,不但要念“八字真言”,而且还要念各种咒语。它们把所倡功法拳术说成玄妙无比,高深莫测,极为神秘,宣扬“丹成就是上天梯”,潜心练习,就能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刀枪不入。清水教、离卦教等大都设有文场和武场,文场练功运气,武场学拳习武。从离卦教分离出来的贤圣道内部传说,离卦教首郜治明(即郜文生)曾分离卦为两支:摇铃支、普渡支。前者属文,讲究性修、命修,躲灾避难进云城;后者会武,“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道光三年(1823年),离卦教总当家刘功之徒李芳春,“以刘功教名为众信服,起意煽惑敛钱,遂自称为弥勒佛转世,托言刘功遗命,令伊接充离卦总教首。”他将这支离卦教“分为文武二教。文教皆令念咒运气,妄称功夫深透可见无生老母;武教教之拳棒技艺”。

    道光二年(1822年),素习震卦教的山东曹县人卢照常与籍隶单县寄居河南虞县的邪教世家廉方成密谋竖旗兴立敬添会。“廉方成平日语言虚妄,自称神仙转世,画符念咒,能遣动纸人。无知之徒,往往被其诱惑。”加之教内邵东明之子误食砒霜,“经廉方成呵气治痊,同教人更加信服。十月间,卢照常藉此起意捏造妖言,欲制旗创立敬添会,惑众敛钱”。卢照常诡称“廉方成能知劫数,不久天地皆暗,七日七夜不分明,无来历人均要闷死,惟有出钱人会拜旗,方可避劫。如肯多出钱文,不但可以避劫,至天地复明之后,闷死人多,财物地土无人收管,同会之人并可掠取钱财粮食,分得地亩。起会后纵有官役查拿,卢照常武艺甚强,能敌多人;又有廉方成遣动纸人,可以拒敌之言,播扬煽惑”。卢照常买得黄蓝各绫,制成旗帜。“廉方成复在旗中添画黑符,俾令赴会之人罗拜。并剪就纸人七个”,以证他能遣动纸人之言不虚。“廉方成又画白纸黑符一张,捏称三皇治世图,使人见而凭信。”约定十一月二十日竖旗起会。清朝地方当局获悉,竖旗起会案旋即破获。

    作为刘功离卦教流裔的山西赵城等地先天教也以巫术惑众。道光二年(1822年),曹顺拜韩镒为师加入先天教时,韩既教他“闭目运气”,又教他几句咒语。当曹顺接掌先天教后,为巩固教权,捏称自己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并捏称教中人“各有来历”,或是吴汉转世,或燃灯佛转世。曹顺梦想坐朝登基,决定扯旗造反,“恐人畏惧枪炮”,也捏说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以壮其胆。

    第五,敛钱渔色害命

    敛取钱财,是邪教的本质特征之一。它既是邪教教主、教首创教的重要初始动机,又是邪教得以生存和扩张势力的经济基础。判断某个教门是不是邪教,敛取钱财就是一个重要标志。

    清代邪教敛钱手段百出,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收徒敛钱,作会敛钱,发售经卷、咒语、符篆、合同敛钱,赐封教职敛钱,卦官许愿敛钱,过节敛钱,教主生日敛钱,更有编造劫难临头进行恐吓骗钱。敛钱名目五花八门,诸如根基钱、种福钱、福果钱、元勋钱、香火钱、上供钱、四季钱、跟账钱、水钱、线路钱、老母钱等等。“人教之始,先给师傅一二百文不等,名为根基钱”。“根基钱”算是入门费,入门弟子首先交纳此费是为日后消灾获福打下所谓的“根基”,或者说是播下幸福的“种子”,故而又名“种福钱”、“福果钱”,有的又称之为“元勋钱”。“每逢初一、十五,令徒众各自在家敬神,用青钱十文供佛,名为水钱。收积一处,候各人师父来时取走。”教首、师傅“每逢起身时,另送盘缠钱,不拘多少,名为线路钱,说是一线引他到家,以为来世根基”。 “每逢清明、中秋两节,随力致送钱文,名跟账钱。”有的把“每年按四季送师傅钱文,名为上供钱,又名根基钱,每季自数十文至数千文,多寡不等”。悄悄会每念经一次,借以香火为名,索钱三五百文及数十文不等”,名日“香火钱”。有的邪教经卷更是赤裸裸地写道:“闻一闻修行,要黄金十两;听一听宝号,要白银三斤。”

    胡二引进的收缘会,一年四季过会,每季都向会中人攒积一二十两银子托人送往她的师傅山西潞安府“田佛爷”即田金台,并从那里弄回“歌单”、“佛曲”、咒语,加以誊抄再散发过会弟子进一步敛钱。田死后,他又拜李彦稳、周隆庭之子为师,向李、周二人供养香资。“每年或三季或四季,每季凑银三四十两不等”,“送到潞安府周佛爷家去,回来带回周佛爷的圣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荣华会首张仁被捕,张仁向师傅李彦稳求救。李彦稳请胡二引进援手,上京托人搭救。胡二引进先则以1800两银子相索,继而又用张仁在省监中嘱河南洧川弟子编造的500张黑纸合同拿去大肆敛钱。黑纸合同上书四句话: “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事一子担;十口合同西江月,开弓箭射到长安。”其中暗藏张仁希望搭救他的收元教三大头目周清水、李彦稳、胡二引进和他本人的周、李、胡、张四姓。胡二引进得到黑纸合同如获至宝,竟然以每张一两银子高价敛钱。她对心腹说, “我得了未来佛给的黑纸合同,你们领了去,可能消灾却病,每张要银一两,日后可增万两,将来赴龙华会对查号数呢。”张仁徒弟王五钧从该教做会敛来的银钱和张仁店铺卖棉、粮、瓷器的钱,很快就凑足1100两交胡二引进。荣华会惑众敛钱由此也可窥豹一斑。张仁本寄希望于胡二引进上京打点,将他营救出狱,以致还给她编造了500张黑纸合同劝其传教敛钱。可不曾料到,他的这个同道不仅骗一般徒众的钱,而且连他都骗。胡二引进根本就没有什么门子,也不曾去活动。结果,张仁不但白白让胡二引进骗去一千多两银子,自己最终也未逃脱上断头台的厄运。胡二引进借收缘会敛取了大量银钱,并曾拿120两银子替义子胡文保捐了监。

    冯进京、王会的收元教,则借收取“布施”、散发合同敛钱。该教根据徒众“布施”多少发给封官合同。大凡布施二两至十余两者封王,千钱者封大将军、总兵,数百文者封兵备道。王会交代,自拜冯进京为师入教后,“凡收的布施都送到冯进经家,一年也有三四次”, “到旧年他教小的,看上的布施多少,散给合同封他,渡人多的也封,功多的封王,功少的封总兵”。核心骨干郗成业交代,他曾两次赴山西潞安府长子县冯进京家送钱,一次120两,一次200两。他说,“头一次到长子县,见老师傅家里穷”。第二次再去送会钱时,“见他家里置庄田、修房子”,已经殷实了。收元教“大引进”王会秉承老师傅冯进京旨意,按纳钱多寡封官给合同,以致“有妇女幼孩而称总兵者,有给钱数百两而称为王公者”。清地方当局认为,这实在“有类疯颠,其非素蓄逆谋可知”。

    但是,他们的敛钱,比起嘉道年间的孙维俭大乘教、尹老须的离卦教,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直隶钜鹿县人孙维俭,先年曾拜刘功之徒吴二瓦罐为师入离卦教。嘉庆六年(1801年)得见《性命归旨》一书后,便自立大乘教敛钱。他后收李景福等四人为徒,每人送他大钱二、三千不等,名为“买道钱”。每逢朔望之期,四人均赴孙维俭家焚香礼拜,跪听讲道。四人得道之后,便各自在家收徒。数年间,孙维俭等五人共收弟子95人,再传弟子1600余人,涉及六府十余州县。孙维俭为了掩人耳目,摆脱“邪教”之名,更好敛取钱财、公然提出建一所列圣佛堂,并请衍圣公化为具奏的计划。他借“建盖列圣佛堂”名义,令各州县的二会首劝捐,仅嘉庆十三、十四两年,分别敛得一万四千余两、三万三千九百余两银子,合计48113两之多。后来,孙维俭又以帮助修缮尼山庙宇为条件,换取孔府以捐纳授予六、七品顶戴。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维俭一伙携带4.2万两银子亲赴曲阜,上演了一场谒见衍圣公的闹剧。

    离卦教总当家尹老须传教敛钱更是达到疯狂的程度。尹老须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接掌刘功离卦教之初,“仍照刘功旧规,按四季三元上供、升单,为同教人祈福”,“并向同教人敛钱”。随后,他借刘功所传“天盘三副说”,“告知同教,令其各将姓名开写,每名出钱数百文,汇送伊家上供,将名列入单内,升至无生老母处,名为书丁,捏称死后免堕地狱,即可升天”。刘功生前掌管的离卦教势力遍及直隶、山东、苏北数十州县,甚至蔓延更为广阔的地区。地跨三省的5000左右信徒,“因闻知尹老须于刘功故后接允总当家,各出钱文”,纷纷前往“书丁”,“尹老须因此敛钱致富。先后令尹明仁(按:尹老须之子)报捐州同职衔,为伊捐请六品封典,并陆续置买田宅,设立铺业”。又陆续建盖房屋两所,百余间,西所为住宅,东所接待同教之人,正厅名收元厅,统名“飞龙寺”。即便如此,尹老须仍欲壑难填,又“捏称无生老母与先天老爷要随时考察众人工夫,增添福力”,随创“大场、小场、朝考、均正、巡香等名目”,让人开写传单,载明日月时刻,“以次传给同教之人,先期敛钱凑交各头目,汇送伊家”。他又装神弄鬼,“以出钱多少作为加福之等次”,“妄称加福”。这还不算,又编造“黑风劫”、“臭风劫”,“彼时即有妖兽食人”恐吓徒众, “教中人被其蛊惑,各送钱数千至数十千、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均经尹老须收用”。尹老须借传习离卦教不择手段地疯狂敛钱,很快就成了一个暴发户。

    其实,八卦教及其其他卦长又何尝不是如此。八卦教所建立的组织体系,实际上又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网络系统。如前所述,八卦教各卦长,定期将所敛银钱汇送教主,“皇账”不断地从各地输送到山东单县刘姓教主家。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八卦教第四代教主刘省过案发被捕,地方当局查抄其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二十七个,共计白银12427两,黄金一小锭,重二两五钱。刘省过交代,“内中多有党徒资助,逐年积累所致”。刘佐臣通过创教敛钱,很快致富。他的儿子、第二代教主刘儒汉曾捐纳知县,在山西荣河县做官,直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因案发才被革职。第三代教主刘恪捐了州同,刘恪三弟刘如清也捐了候选教谕。第四代教主刘省过则捐了个县丞。其中,仅刘儒汉捐纳知县一项,就花了1700两银子,外加1040石大米,共折合白银4600两。刘省过被抄家时,清政府还发现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家道殷实”。

    众所周知,道教内丹派在北宋分成南北二宗。以张伯端为代表的南宗,讲究修炼内丹,主张夫妻同习修炼,并有“本因戊己为媒娉,遂使夫妻镇合欢”之说。这里所说“夫妻”,乃“金丹之夫妻”,修炼时“不为爱欲之所制也”。明中叶以来,黄天道等秘密教门吸收了道教内丹派的相关主张和修持方法,主张夫妻双修,男女双修,宣扬“先天内,阴五神,阳五气,男取阴神者即成菩萨之果,女采阳气者即成佛果之身”。如果说李宾所创黄天道深受道教内丹派的影响、且把“不淫邪”作为该教五戒之一,其初创时尚属民间宗教的话,那么,清代邪教却歪曲夫妻双修的原意,借男女双修和“采清换浊”的修炼方法,大肆奸污、蹂躏妇女。收元教首王会公然兜售“有钱的出布施,无钱的出身子,总是一样功”。他用“静心养性,采清气、换浊气”的鬼话和“卦官院”诱骗妇女,恣意奸淫。档案记载被他奸污的有名有姓妇女即有5人。悄悄会首石慈“以传丹为名,奸淫妇女。每于夜深念经完毕,令妇女灭灯同宿。石慈上炕翻滚,名为滚丹;与妇女行奸,名为传丹;既奸之后,名为得丹。其不甘被污者,谓之无缘”。该教“三宗五派”的所有头目张添佐等八人,无一不是“假传丹之名,引诱妇女至家,效尤行奸”。雍正年间糍粑教教主潘玉衡也借念经治病奸污妇女。该教“男女混杂,夜聚晓散”,念经活动都安排在晚上进行,直至次日凌晨结束。凌晨时分,徒众又饥又困,潘玉衡给大家分食糍粑之后,将男女徒众分别安排在前后两楼歇息,男的在前楼,女的在后楼。后楼是个串楼,前后两旁之门,与潘玉衡卧室相通。潘玉衡便在歇息之际,将妇女诱入他的卧室进行奸污。后来,近处女教徒识破了他的鬼计,不再去做会念经,他就专找远处求医妇女下手。清朝政府认为,糍粑会“诈骗财物,诱奸妇女,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雍正年间,山东诸城一带有空子教,又称儒理教、三元会。教首牛三花拉以替人治病为名传教敛钱,然后将敛得的银钱与人合伙贸易,发家致富。他利用其黑心钱再去诱骗教内妻女,先后骗奸为妾者四五人。收圆教主方荣升玩弄降神过阴把戏,将已故教徒朱上志之女朱世枝骗娶为妻。他假装“出神”三日,托言孙悟空、无生老母及方荣升之师金宗有并朱氏已故父母附体,诡称朱世枝是“九女星”,该与他“配合乾坤,此是天配”。明天教主马进忠也肆无忌惮地蹂躏妇女,先将刘允中之女刘氏等四人骗奸,继而将她们和另外五人共九人,分别转封为“正宫”、“东西两宫及六院”。乾隆中前期川南黔北的无为教“代前岸”宋朝伦,诱奸、鸡奸都干。他见沪州孀妇杨李氏的女儿“杨么姑生得有些姿色”,借治病认为干女儿,“与她调戏成奸”。他又多次鸡奸该教名义教主孙学海。

    邪教不仅敛钱渔色,而且,草菅人命,在它们的精神控制和“成佛说”、“升天说”等的毒害下,一些人走火入魔,变成一种病态的执著和疯狂,进而导致人间悲剧的发生。雍正年间,在江苏常州、镇江所属五六个县流传云南张保太大乘教变种龙华会。教首时济“平日劝人修行”,传授坐炼清功之法,若认真修炼,“即可明心见性,神与气交,气与神合。有七日坐化者,有十四日、四十九日坐化者,视各人根气”。时济鼓吹“功行圆满,即可白日飞升”。宜兴县民蒋祖法等被惑入教,并很快成了时济龙华会邪教的痴迷者。乾隆九年(1744年)正月,时济到蒋祖法家,再次鼓吹“诚心做清功七日,不食烟火,囟门开灵”,“就可以成佛”。二月初,蒋祖法等男妇儿童共15人,驾船到太湖西昂山烧香,“妄冀成佛”。初二开始,大家不吃不喝,连日坐练清功,以求“功成圆满,白日飞升”。二月十三日,包括妇女儿童共13人,绝食死于船上。事发后,庙祝吴绍文准备报官,未死之朱顺天、宗正乾二人加以阻拦,声称:“他们出来有整百人送他归天的,不必报官。”庙祝只好随朱顺天到宜兴周山前化地方蒋家报信,蒋祖法“他家也不啼哭,说有缘法归天了”。这是清中期邪教组织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教徒集体自杀案,是邪教残害生命的典型事件!如果不是清朝当局及时破案,将时济等人加以严惩,那一百个痴迷者迟早会走上蒋祖法等人的死路,酿成更大的惨剧。在这里,邪教反人道的本质暴露无遗。

    第六,妄图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以教主为最高主宰的神权加政权的统治

    邪教的无生老母信仰、“天盘三副说”等,虽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它与世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严重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对立、对抗。清代邪教教主大多有政治野心。有的一开始就有政治图谋,有的随着势力的坐大,政治野心随之急剧膨胀,他们就不再满足于邪教“秘密王国”的神权加教权的统治,不再满足于在教内的敛钱渔色,而是要把他们在教内的权力扩张到教外的世俗社会,在全国实行神权加政权的统治。

    刘佐臣于康熙初年创立五荤道收元教时,并无明显的“弥勒救世”信仰和叛逆思想,主要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修炼内丹,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上的追求。人们有理由把初创的八卦教视为民间宗教或秘密教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八卦教尚处于传教敛钱阶段。刘氏教主还在走传教敛钱、以钱买官这样一条路。但是,当他们从政的道路相继被堵、势力逐渐膨胀起来之后,政治野心和叛逆思想便显露了出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朝地方当局相继查获两本政治叛逆性的无名“邪书”,一本内称:“平胡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钩周朝八百秋”。一本内称“走肖木易卯金刀”,都“来争战”,“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两年后,山东寿张县清水教首领王伦便掀起了鲁西北暴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王伦拜八卦教徒张继成为师入教。后来,他又拜八卦教兑卦长、义和拳师李成章为师,兼习拳术、棍棒。三十六年,他开始以教授拳棒和为人治病为名,秘密传播清水教,“声言饮水一瓯,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为清水教”。他在以“真空家乡、无生圣母”八字真诀“煽惑愚民”同时,分文武两场收徒,文场弟子练气功,武场弟子习拳棒。三十九年(1774年)时,徒众已有数百人。随着清水教势力的扩大,王伦在谋士梵伟等人鼓动、吹捧下,政治野心急剧膨胀,进而产生造反夺权、坐朝登基的图谋。据载,“妄谈天文谶纬”、善于玩弄走阴祷圣巫术的梵伟常对王伦说:“予阅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辈位至督抚,衣锦食肉,能生杀人,亦徒拥虚名,按其才与貌,终出君下。予以君壁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字,毋自弃也。”旺十九年前后,王伦开始在教徒面前“称孤道寡,自比皇帝”,声称“梦见是龙,将来大贵”。当时,山东又遇旱灾,“年岁歉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民怨沸腾,王伦乘机宣传“将有四十五天劫数,即使神仙也逃不过,唯有人道运气、不吃饭的人才能避过劫数。天下开黄道有七十二家,将来由一家来收元”,自称紫微星下凡,收元之主,决定设官分职,扯旗造反。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他们同时在寿张县和堂邑张四孤庄起事,六日之间,队伍很快壮大到三四千人,连克寿张、阳谷、堂邑三县城,杀死知县,夺取粮库。九月七日,击败山东巡抚徐绩的围剿,强渡运河,迅速攻占临清旧城,并强攻临清新城。朝廷闻讯,大为惊骇,乾隆皇帝尤其震怒,急令大学士舒赫德等率京师禁旅八旗健锐营、火器营共一千人,以及天津、德州等地满汉官兵驰往镇压。九月底,王伦举火自焚,起事被扑灭。军师梵伟、元帅王经隆等被擒凌迟处死,王伦家属不分男女大小,尽行处斩。这次王伦清水教起事,仅生擒而在京师处死者就多达1700人。

    这次清水教起事,真正属于教内徒众者不到四五百人,大部分是来自不满官府压榨的农民。学者们从分析起事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角度出发,将其定为农民起义。由此也可看出,清代“邪教”用极端手段与世俗现存社会相对抗,除了邪教机制及其教主的政治欲望所驱动使然外,还与当时现存社会天灾人祸、社会矛盾激化有关。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起事及其震惊朝野的攻打紫禁城的“癸酉之变”,就属于这种情形。

    嘉庆年间,刘功离卦教迅速蔓延开来。随着教门势力的膨胀,刘功的政治野心也进一步暴露,他生前就有了“二立江山”的意图。嘉庆十一二年,刘功的交河县弟子崔大功以未来真教亦名天门真教名目收静海县人崔文载、崔焕父子为徒。崔氏父子入教之后,以离卦教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过去未来,弥勒我主”四句咒语传徒敛钱,发展同党。十九年,崔焕闻刘功、崔大功先后去世,起意接管教务。为了让教徒敬信出钱,请来武清县素会看香治病的张柏青上演过阴祷圣把戏,假托神佛之言“叫崔焕掌管教中事物”,并整顿组织系统,编定“三宗五派”。崔焕还让张柏青过阴祷圣,传出政治叛逆性预言,编造传帖,再传抄给核心骨干。字帖基本内容应为刘功生前所传,但崔焕也有新添编造。其中一帖内有“金丹道流落我手,卯金刀二立江山”,一帖内有“刀兵三六月,以后有安派”,一帖内有“姓朱子明顺,同著法师公,明日事依施,郎去顺天行”。崔焕宣称:“改换乾坤,水火风灾,要换世界”,‘叫昔同党五派之一的朱顺明姓名加以推衍,点明他改朝换代的野心。崔焕大肆宣扬“天盘三副说”,散发字帖、歌语,传播经卷,为在所谓释迦佛与弥勒佛交接天盘之际,用极端手段去建立神权加政权的“新世界”做积极的舆论准备。

    离卦教首刘功在世时,为了躲避清政府搜捕,曾以白阳教作为离卦教别名传教收徒,直隶清河马勒、马万良父子和吴得荣都曾拜刘功为师入白阳教。嘉庆十九年刘功被捕不久死后,吴得荣执掌白阳教,又将它改名八卦教。马万良继子马进忠即拜吴为师成为八卦教成员。吴得荣也按八卦分徒,让马万良领乾卦,郭浩德领坎卦,自任八卦教教首。吴得荣的“八卦教”,实为八卦教重要分支离卦教下面的又一支派。道光元年(1821年),吴得荣被捕处死后,马万良继任八卦教首。不久,马万良见继子马进忠言语灵便,能造歌词,便把八卦教交给马进忠掌管。马进忠接掌教务后,“因八卦教屡次犯法”,便改为明天教。道光三年,马进忠见东昌府馆陶、冠县一带连年水灾歉收,人心浮动,借为刘功、吴得荣报仇为名,鼓动教徒起来造反,“共图富贵”。他声称“八卦内原有九官,万派归一。从前教主是李太玉,凡同教中人都应改为李姓,合成一家”。他还捏称刘功是尧王转世,他继父马万良是舜王转世,自己是禹王转世,按照尧舜禅让办法,当今应由他马进忠执掌天下。十月初一日,马万良在馆陶刘允中家导演了一场“帝位禅让”、马进忠登基称帝的丑剧。身着黄袍的马进忠“登基”后,起“天顺心年号”,封继父马万良为明天教主,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李氏及董顾氏等9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等为将军、六部、四丞相,郭浩德为护国军师,以及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

    马进忠为了真正实现坐朝登基的美梦,还计划十二月十五日夜袭临清,“先抢文武衙门,得了枪炮器械,再去攻抢清河县城”。十一月,马进忠携刘氏从山东“衣锦还乡”清河,一路招摇,为途经地方告发擒拿。十四年,曹顺成为离卦教流裔先天教首后,自称自己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又把教内骨干说成罗汉、燃灯佛、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等转世,大肆发展党徒,其中包括赵城县衙书吏、差役多人。十五年,曹顺在修房取土时,刨出一颗铜印,他异想天开,以为此乃“非常人之物”,“既然得受,将来自当大贵”。他想起傅邦疑所传歌词又有“四下动头闹省城”之语,便决定把先天教进一步变成聚众谋反的工具,策划于八月十五日在赵城、洪洞、平阳府、霍州四处同时起事。不料机密泄漏,曹顺决定提前动手。三月初四日夜晚,曹顺所封领兵元帅韩铸等六七十人,潜入赵城,在内应配合下,迅速攻进县衙,知县及其家属、幕僚共13人悉被杀死,住宅、署衙都被焚烧。接着,兵分两路,向霍州、洪洞县进发,沿途有三四百人参加了暴动行列。但是,在守城清军炮火面前,两路进攻均遭败绩。参加暴动的教徒发现,曹顺声称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全是假的,纷纷逃散。遭顺闻讯,与同党弃赵城仓皇逃窜,三月二十二在山东曹州府观城县被擒磔死。

    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东潍县人马刚拜刘曰墘为师入坎卦教。次年五月,刘带马刚拜见坎卦总教长刘杰。刘杰因传徒不多,而马刚又“口词伶俐,易于煽惑”,便收马刚为义子,把教务让给马管,并将传教木戳、经卷、符咒等件一并交予马刚。同教之人推马刚为总教头,刘杰仍帮同经理。马刚因坎卦教容易被查拿,人多不信,遂改名添柱教。刘杰为了进一步拉拢马刚,不惜使色相诱,让马刚和他的女儿刘金妮“苟合订为夫妇”,狼狈为奸。马刚让刘金妮为女教头。刘金妮说她是“织女星下凡,伊是白虎星下凡,他(她)见过无生老母,并称上年瘟疫盛行,将来收成还要不好,同遭劫运,凡信从入教者,可以免灾之语”。十一月,刘金妮又说,马刚“相貌体面,屡有梦兆,将来富贵非常”,马刚“因此心生妄念”,起意纠商刘杰等造反。刘杰、马刚等人,在“共图富贵”的目标下,计划十八年二月起事。随即打造刀、枪,以做准备。十七年正月初七将晚,马刚获悉事情败露,官方正差役访拿,便决定提前动手,“于初八日早出其不意,纠人先行进城,戕官之后,占据县城,阖县居民自然畏服,都来帮助,人数众多,便可设法打抢青州府城,妄图独霸一方”。随后,马刚封刘杰为军师,并让刘杰、刘金妮等分投纠约人于初八日早进城起事, “许于事成论功封官”。因当晚正值大雪,刘杰等未能于八日早按时到来,急不可待地想做皇帝的马刚,将事先准备的黄衣、黄帽取出穿戴,腰上又系上从戏班那里弄来的黄带。马刚等候刘杰等一到,就可进城动手,不料官兵迅速赶到,将其擒获。刘杰一伙赶到时,马刚已被押走,赶由大路先行进城抢杀,最后被官兵全数擒获。

    自从王森在明代中后期创立闻香教即东大乘教之后,他的后裔世代习教,世袭教权。从康熙(1662—1772年)年问起,王姓传教家族分三支由家乡滦州石佛口向外地辐射,传教敛钱,成为清代一个庞大的教门世家。他们主要在河南、山西、湖北、安徽、江苏以清茶门或清净无为教、白阳斋教等名目活动。该教以收元教《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 (简称《九莲经》)作为经典,在总结吸收黄天教普明、普静有关劫变教义,仿照《九莲经》炮制出政治叛逆性十分强烈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这部“邪经”不仅集“天盘三副说”之大成,而且,露骨地宣传“清朝以(已)尽,四文正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原来是土星”。反复强调“未来佛即弥勒佛”,将来“降于石佛口王姓家内”。可见,清茶门教世袭教主并不满足于神权加教权的统治,不满足于仅仅“惑众敛钱”,而是要执掌人间“天盘”,实现以王姓世袭教主为最高主宰的神权加政权的全国统治。

    曾受清茶门教一定影响的安徽收圆教教主方荣升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因金倧有案发牵连而发配灵壁后,怀着对现实极端不满的情绪编造了充满叛逆内容的《破邪显证明心录》。嘉庆十八年(1813年)从配所潜逃回家后,他诳称自己得梦兆上天,受天上神圣接掌收圆教,再造《万年时宪》等邪书,自称“无终老祖”、“紫微星”下凡,当今是“五浊之世”,要用“清净人伦”取而代之。为“挂甲金陵”,坐朝登基做准备,他又设计三宫六院、大将军、大学士、丞相、王公侯伯、大夫、六部等蓝图,私刻九莲金印一颗,内含“执掌山河,圣寿无疆”印文,并决定与江宁原明教首李玉莲联合行动。十九年,苏、皖大旱,年岁饥歉,人心浮,方荣升遂“乘机倡乱”。二十年正月,他在不做武装造反的实际组织和武装准备情况下,造写600余份反清匿帖,四次派人到豫、皖、苏、鄂、赣五省广为散布,企图达到“有英雄豪杰拾看,自然造反”,他可“乘机勾结”,“从中起事”。方荣升利令智昏,以为他“抛转打人,使人自乱”,的计谋定会马到成功,不想最终乱了自己,成为刀下之鬼。

    悄悄会是乾嘉时期西北臭名昭著的邪教组织。乾隆三十八年,甘肃狄道州人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能点石成金、以消灾延年益寿倡无为教。四十二年改名元(圆)顿教即悄悄会,密谋造反。他自称大教主,教内骨干各称东南西北霸王、将军、军师等,鼓吹“现在是末劫之时,从了教主王伏林,就遇劫不死”。编造“正月里春花开,石寿官里显道来”歌词,妄图袭取河州印信,然后到兰州“坐万寿宫”。十一月初四日,王伏林在河州王家坡附近白塔寺借竖旖念经,聚集二千余人,他一面封官许愿,一面暗派骨干到河州城打听消息,以便采取行动。清地方当局闻讯,旋将王伏林为首的悄悄会暴动镇压了下去。嘉庆六年正月,悄悄会首杨生斋,将宝鸡、汧阳、陇州、凤翔、岐山及甘肃灵台山的会首王延、杨居、武振关等召到他的宝鸡县清水河家,密谋反清起事。杨生斋自称“白衣真人转世”,王延、杨居等人为“护法”。杨生斋声言, “事成之后,大家不作王公,亦必飞升佛祖”。他要求会首们各回当地多多纠人,五日携带家口潜赴淠阳县会合,初六日在武家半山子起事造反,“乘官兵、居民猝不及防之时,多抢粮食骡马,不过数天内即可裹胁一二万人,由虢川进山,虽有官兵亦可无虑”。汧阳、灵台会首各自纠集了一千五、六百和二三百人,共计二千人。当有人反对造反时,他们不惜以不参加造反必杀戮全家老幼相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悄悄会起事,除战死千余人外,有四五百人跳崖自尽。其中不少人,包括妇女、儿童都是在事不成“亦必飞升佛祖”的欺骗蛊惑下自杀的。这里,也再次暴露了邪教反人道的本质。

    收元教是一个政治叛逆性极强的教。雍正三年(1725年),冯进京先拜王奉禄、后拜张进斗为师加入该教时,所得受的偈语就鼓吹“改天换地”。乾隆十年(1745年),王会拜冯进京为师人教后,冯又称王会“日后有大贵”,王会交代,冯进京“又说他那里叫做风皇山,周围有五百里,将来要立中京,教小的坐天下的话”。后来,师徒二人互相吹捧,狼狈为奸。王会不仅借传教敛钱渔色,而且,妄图称王称帝。他极力神化冯进京,说冯是“未来佛爷”,“看乾坤如反掌,只用佛爷金光一点,就能翻转乾坤,变换世界”。他“法力很大,泰山不推自倒。到了天老地坏时,鸡叫一声天下明,狗叫一声天下乱,有活佛出头,不消动兵马争斗,就做中京了”。他见冯进京所传《立天卷》邪书内果“有应合王会姓名之语”,想入非非,给弟子发的“合同”,声称“圣旨下”,真心习教男女“同授皇恩”等等,向教徒宣称“癸酉”(按: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八月里要在潞安府里立中京,他就会坐掌天下。与此同时,收元教的另一重要头目,荣华会首张仁自称活佛,呼叫要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乾坤,新人新书新星辰。新人新象新日辰,新人新世新长人”的新世界。而河南鹿邑世代习教的王氏家族,一直梦想做“真命主”。该县混元教主樊明德所传《混元点化经》内有“末结(劫)年,刀兵现”,“子丑寅卯夏旱多”, “龙虎二将斗中原斗”,“三十六将、二十八宿临凡世”字样, “大、小问道经”则鼓吹“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末结(劫)年”。如果说在乾隆中期以前,收元教、混元教主要是借传教敛钱惑众,为反抗世俗现存政权做舆论准备的话,那么,到了乾隆末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教门自身势力的急剧膨胀,教主、教首们就不在满足于在邪教王国实行神权加教权的统治,而要在全国实行神权加政权的统治,以致嘉庆(1796~1820年)初年爆发了有大批收元教、混元教徒众参加的五省大起事。持续百年的“康乾盛世”从此结束,大清帝国由此转衰。

    以上,是我们从清代“邪教”组织及其活动中概括出的六大特征。为了支持其论点,本文不惜篇幅,大量引用了相关第一手材料。我们以为,凡是具备上述六大特征或至少具备前五个特征的教门,就是邪教。换言之,所谓清代邪教,是指假神道设教之名,奉无生老母信仰,教权与神权紧密结合,教内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和教主专制,利用制造、散布“天盘三副”、“末劫”、“成佛升天”等邪说和巫术手段惑众,敛钱渔色害命,危害社会的秘密结社。在清朝统治当局认定的“邪教”中,确有这样一些地地道道的邪教。

    
   

                          (本文转载自:《清史论从》2003—2004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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