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鲧禹神话在当代迎来了全面复兴，主要表现在语言叙事的复兴、行为叙事的复兴、景观叙事的复兴，以及媒体叙事的兴起四方面。当代鲧禹神话的复兴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受到了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也与各地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等产业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相关。在新世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鲧禹神话的复兴。鲧禹神话的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与学术的双重价值与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鲧禹神话是最重要的中华创世神话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大多数重要文献就对其进行了记录，如《尚书》《诗经》《左传》《国语》《逸周书》《论语》《孟子》《墨子》《荀子》《庄子》《管子》《吕氏春秋》等。与其他创世神话相比，鲧禹神话的流传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之后，鲧禹神话最终形成了包括建功、建德、治水以及物质发明和制度创制等主题在内的庞大体系。

鲧禹神话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不少省市的鲧禹神话资源在当地经济文化建设过程中受到重视，具体表现为鲧禹神话文本得到广泛传播，鲧禹神话遗迹得到重新修复，鲧禹信仰仪式被隆重重现……本文将这些现象称为“鲧禹神话复兴现象”。本文试图对当代中国鲧禹神话复兴现象进行研究，从现象分析入手，考察其发展过程，探寻其深层原因。

鲧禹神话复兴现象是一种民俗现象。田兆元先生认为 “民俗的核心功能是认同，表现形式是叙事。所以我们又将其视为语言叙事、行为叙事和景观叙事，以及媒体叙事。民俗以叙事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功能。”……本文将按照田先生的民俗叙事理论，从语言叙事、行为叙事、景观叙事与媒体叙事四部分对当代鲧禹神话复兴现象进行初步研究。

一、当代鲧禹神话语言叙事的复兴

语言叙事实际上就是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讲述故事。当代鲧禹神话语言叙事复兴的表现内容相当丰富，在神话文本的整理方面，既有对仍然流传在民众口头的鲧禹神话文本的采录，也有对原书面文本的重新整理。在鲧禹神话文本的传播方式上，既有出版传播，也有导游、志愿者的口头传播，还有将神话文本镌刻在木、金、石等材质的物体表面进行传播。本部分从当代鲧禹神话文本的采录整理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发展过程来看，当代鲧禹神话文本的采录整理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比较长，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工作。当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推动下，不少地方都开展了各种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以及研究工作，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1958）、《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1959）、《大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选》（1960）、《龙灯华东民间故事集》（1962）等，其中就包括一部分鲧禹神话传说。但在不久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之前搜集的大量材料都散失了，令人扼腕。

“文革”结束后，以保存各族人民的口头文学财富，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为目的，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领导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宏大文化工程——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故事集成、歌谣集成、谚语集成）的普查、编辑与出版。以此为契机，大量流传在口头的鲧禹神话得到了采集与整理。

我们随手翻阅，在许多民间故事集成的省、市、区（县）卷本中都可以寻找到鲧禹神话的踪迹，如省卷本中的四川卷、浙江卷、湖北卷、河南卷、安徽卷等，市卷本中的河南省禹州市卷、南阳市卷，山西省晋城市卷，浙江省绍兴市卷、浙江省杭州市卷、湖州市卷等。县区卷本中的河南省桐柏县卷、山阳卷、滑县卷、确山县卷，浙江省德清县卷、余航县卷等。民间故事集成的编辑出版高潮从20世纪最后的一多年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初，所搜集整理的鲧禹神话文本体量相当大，保守估计有数百篇。

除了民间故事集成系列对鲧禹神话的搜集整理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组织的整理工作以及学者个人的研究，其中不少成果都以出版物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比如《河东民间故事》（1983）、《中国地方风物传说选》（1983）、《羌族民间故事集》（1988）、《羌族民间故事选》（1994）、《中国神话故事》（1996）、《中岳风物故事》（1999）等。

鲧禹神话文本的采录与整理的第二阶段大致从新世纪初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以21世纪初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主干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全集”的编纂成果为其主要成绩。“中国民间文学全集”可以视为三套集成的后续工作，主要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与《中国民间故事从书》两个系列，白庚胜先生与罗杨先生分别为这两个系列撰写了序言。其中收录鲧禹神话文本比较丰富的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河北昌黎卷、浙江仓前卷、山东薛城券、河南宝丰卷等，《中国民间故事从书》的浙江宁波江东卷、浙江宁波余姚卷、江苏南通启东卷、河南三门峡陕县卷、河南南阳唐河卷、上海静安卷等。

如果说第一阶段对鲧禹神话文本的采录与整理更多地是出于一种文化保护的自觉意识，那么在第二阶段，随着文化资源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鲧禹神话文本的采录与整理就越发显示出地方文化保护的自觉意识，其重要表现就是涌现出许多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民间文学文本的搜集整理成果，比如《苏州民间故事大全》（2006）由苏州市文广局组织编纂，《青岛海洋民间故事》（2007）由青岛市崂山区文化局主编《姚江民间故事》（2008）属于中共姚江市委、市人民政府组织编纂的《姚江文化丛书》的一部分，《华夏之根运城人》（2008）、《大禹故都夏县人》（2008）属于山西省委、运城市委等政府机构支持下编纂的 《五千年文明河东人》系列丛书的组成部分,《闽东畲族文化全书 民间故事卷》（2009）属于宁德市委、市政府领导编纂的 《闽东畲族文化全书》的一部分，《登封大禹神话传说》（2014）属于登封市政协编纂的《天地之中登封文史丛书》之一，上述这些出版物载录了相当数量的鲧禹神话文本。在第二阶段，鲧禹神话文本的采录与整理工作达到了高潮，所搜集整理的鲧禹神话文本的数量以及载录鲧禹神话文本的出版物的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二、当代鲧禹神话行为叙事的复兴

行为叙事，也就是仪式叙事，指与神话人物相关的以仪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祭祀、纪念等活动。田兆元先生指出：“神话的民俗学研究，既包括口述神话书面神话的语言研究，物象的研究，更包括了民俗行为的研究，通过仪式的叙事去分析神话的结构，神话的功能。”鲧禹神话行为叙事在当代的复兴，主要表现为鲧禹祭祀仪式的重现、鲧禹庙会活动的复兴等，本部分以绍兴大禹祭典和北川大禹祭典为代表进行论述。

（一）绍兴大禹祭典

浙江绍兴是神话中大禹封禅、娶亲、纪功与归葬之地，修建有雄伟的大禹陵。绍兴祭祀大禹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夏启时期，会稽大禹陵就规律地举行大禹祭典，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国家祭典的雏形。秦始皇也曾“上会稽，祭大禹”（《史记·秦始皇本纪》。唐以后，到绍兴拜谒禹陵的文人渐多，有不少唱和题咏之作存世。北宋建隆元年，宋太祖颁诏保护禹陵，并将祭禹典礼上升为国家常典。到明清时期，祭禹仪式和制度发展到最完备，祭祀典礼也异常隆重，康熙帝与乾隆帝都曾亲临绍兴祭禹。绍兴大禹祭典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此后由于战争等原因停滞。

时隔60年以后的1995年4月20日，绍兴祭禹典礼再次恢复，由浙江省政府和绍兴市政府共同主办，名为“浙江省稽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盛典”。复兴初期的当代绍兴祭禹典礼包括公祭与民祭两部分，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小祭、五年一公祭、十年一大祭的规律。2006 年公祭大禹典礼比较盛大，除了祭禹仪式之外，还举办了新禹陵村开村仪式、第 22 届中国兰亭国际书法节、茶文化节等活动。此次大禹祭典提高了公祭规格，扩大了公祭的规模，此后公祭大禹活动成为每年一次的固定活动。2007年，经国家文化部批准，祭禹典礼首次由国家文化部、浙江省政府共同主办，绍兴市人民政府承办。绍兴大禹祭典至此再次成为国家公祭行为。公祭大禹陵典礼具有神圣的仪式感，通过诵读祭文、献祭舞、诵唱祭歌等一系列仪式行为巩固了大禹神话认同。

除了国家公祭行为之外，禹陵村的大禹后人姒氏宗族还在农历正月初一和六月初六大禹诞辰日举行族祭。大禹族祭活动在2006年以后迅速复兴。2007年农历初一的族祭大禹活动的参祭者有近200人，包括姒氏在绍兴的四大支系。除了绍兴的大禹后人外，海内外夏氏、禹氏、鲍氏、佀氏、楼氏、费氏、辛氏、杞氏等大禹后人也会在每年的农历初一前来绍兴祭奠大禹，台湾夏氏宗亲会、台北绍兴同乡联谊会几乎年年到绍兴寻根祭祖。

（二）北川大禹祭典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等文献记录的鲧禹神话认为大禹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的石纽村人。大约在唐代，北川羌人就已经开始祭祀大禹了。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石泉县（古北川县）赵知军等人重建大禹庙，并就相关问题请教了文学家计有功，后者作《大禹庙记》记录了此事。禹庙落成后，赵知军遍邀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祭禹仪式。此后，北川禹庙官祭形成定例。清代，由于统治者的重视，禹庙官祭规格升高。民国年间的《北川县志·礼俗》载：“禹庙，每年春秋与关岳庙同时致祭，其仪注与文武庙同，惟无乐歌。当前清初年以北川为大禹降生之地，特颁祀典，祭以太牢，至今仍之。”

建国以后，北川禹庙祭祀活动渐衰，仅在民间保留部分祭祀行为，此情况一直持续到 20世纪90年代。民间祭祀大禹主要在农历六月初六，《四川通志·祠庙·龙安府》载：“邑人以禹六月初六日生，是日裸享，岁以为常。”1994 年，禹穴沟口的禹王宫得到修复，此后六月初六民众自发祭祀大禹的行为逐渐复兴。北川县政府部门也参与了祭祀大禹的活动，形成了“民办官辅”的特色。2008年“5·12”特大地震当年大禹祭祀活动被迫中断。2009年7月北川大禹祭祀习俗被公布为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此后禹穴沟禹王庙等相关场所迅速被修复，禹穴沟禹王庙六月初六祭禹典礼也得到恢复。

但通往禹穴沟的路在雨季常常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出于安全的考虑，2018年农历六月初六，大禹祭典首次改到了北川新县城禹王广场举行。当然，同时在禹穴沟禹王庙，当地民众也组织了祭祀仪式。2018年，在北川新县城举行的大禹祭典改变了之前“民办官辅”的特点，全程由北川县文化局策划、组织，明显属于“官祭”。官祭大禹，借助官方的力量扩大了祭禹典礼的规模，加强了宣传组织等力量。比如在农历六月初五的晚上增加了篝火晚会的环节，展现了历史上民间祭禹活动中的欢庆方式。又如大量北川当地文艺团体及志愿者组成的团队也参与了此次典礼，他们所表演的，除了羌族特色歌舞之外，还包括汉族的舞龙、舞狮、打莲湘等节目。

从全国范围来看，绍兴大禹祭典和北川大禹祭典属于规模较大、影响较深广的鲧禹神话行为叙事。此外，在当代的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甘肃省、湖北省等地也都存在着一定规模的鲧禹祭祀行为，且祭祀仪式的规模与影响日渐扩大，每年都有来自海内外的华人华侨参与鲧禹祭典。调查发现：各地祭禹仪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组织者们不仅相互学习经验，探讨问题，还派出代表互相参加祭祀仪式。这就使全国大禹祭祀仪式呈现出一体化的倾向，更有助于鲧禹神话行为叙事的复兴。

三、当代鲧禹神话物象叙事的复兴

鲧禹神话的物象叙事包括与鲧禹神话相关的宫观庙宇、碑刻塑像、出土文物、山川河流，以及当代建设的文化园区、博物馆、展览馆等，这部分资源内容相当丰富复杂，本文简单地列表来进行说明。

我们大致将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分为三大类型：历史遗留的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自然形成的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当代建设的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三大类下又有若干亚类，比如“历史遗留的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可以分为“宫观庙宇祠殿等建筑及其文物资源”“碑刻、画像、塑像等文物资源”“遗址遗迹及其出土文物资源”“古村落”四个亚类；“自然形成的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可以分为“山、水、石等非生物资源”“动植物等生物资源”两个亚类；“当代建设的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可以分为“公园、广场等开放式公共场所资源”“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等封闭式公共场所资源”“景区等营业性场所资源”“易址重建或新建的宫观庙宇等建筑资源”四个亚类。

鲧禹神话的物象叙事资源自古就比较丰富，但主要集中在“宫观庙宇祠殿等建筑及其文物资源”“碑刻、画像、塑像等文物资源”“自然形成的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三个亚类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论是历史建筑与文物资源，还是自然资源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直到当代这些资源才得到一些有效保护。

河南省登封市就集中了著名的“中岳汉三阙”，即启母阙、少室阙与太室阙。“阙”这种建筑形式最早出现于西周，到汉代得到了普遍使用，成为设置在神庙或陵墓前两侧门楼状的石碑。启母阙为汉代启母庙的神道阙，讲述的是启母石神话。启母阙北有一开裂巨石，先秦《随巢子》（已佚）和古本汉代 《淮南子》等文献都记录了启母石的神话。《绎史》卷十二引《随巢子》佚文说：“禹娶涂山女，治鸿水，通辕关，化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因为启母石神话的流传，汉代在石旁建起了启母庙，供奉禹妻启母像。为了进一步宣扬启母的功绩，东汉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颍川太守朱宠于启母庙前建启母阙。启母阙分为东西两阙，阙身用长方形石块垒砌，上有篆书铭文，主要记述夏禹及其父鲧治水的故事，并赞扬了启母的功绩。阙身四周雕有车马出行、百戏、蹴鞠、驯象、斗鸡、郭巨埋儿、大禹化熊、启母化石等60幅画像。1961年，启母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室阙和少室阙分别是汉代太室山神庙和少室山神庙前的神道阙。因为时间久远，对于太室山神庙和少室山神庙究竟供奉哪些神，并没有定论。当地部分文化工作者和大多数民众都认为这两座庙分别供奉了大禹的两个妻子——涂山氏姊妹。登封当地流传的《太室山与少室山》就叙述了大禹娶二妻的神话：相传大禹娶了妻子涂山娇后，要把妻子带回崇地。涂山娇之妹涂山姚不愿离开姐姐，也一起到崇地安家。大禹把涂山娇安排在崇山脚下，把涂山姚安排在季山脚下。后来人们就把涂山娇居住的地方叫太室山，把涂山姚居住的季山叫少室山。因为大禹的两个妻子实为姊妹，所以当地人将少室山神庙称为“少姨庙”。太室阙和少室阙因此成为讲述大禹二妻神话的重要媒介。1961年，太室阙与少室阙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古建筑专家刘敦祯和董作宾的建议下，三阙中的太室阙四周盖起了一栋砖圈洞式的保护房，但不久就塌了，还砸落了阙顶的出檐。1953年，为了保护汉三阙，人民政府在阙的外围都修建了保护房。“文革”中，少室阙遭到了破坏，再加上保护。房屋面积狭小，屋顶年久失修，三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侵蚀。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汉三阙才真正得到了有效保护。如：1997年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启母阙文物景区总体规划；2003年3月-2004年10月启母阙保护房修建；2007年太室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文物部门又对保护房的房顶进行了全面整修；2010年，“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就包括太室阙、少室阙与启母阙，鲧禹神话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

全国类似中岳汉三阙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安徽蚌埠涂山相传是禹会诸侯之处，山顶有一座始建于西汉年间的禹王宫，历代均有修缮或扩建，但在建国前其庙宇大都已倾圮。从20世纪末开始，当地政府拨款，先后修复了一些屋舍和围墙，部分恢复了禹王宫的旧貌。

在历史遗留的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方面，还有一些属于当代考古工作的成果，比如河南省登封市的禹都阳城遗址与安徽省蚌埠市的禹墟遗址。阳城为神话中大禹避居商均之地，也是他即天子位的地方，所以被称为“禹都”。20世纪70 年代末期和90年代后期，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约1公里的王城岗，陆续发掘出土了近10000平方米的文化遗址。遗址包括两座王城岗二期城址，为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古城址之一。夏商周断代工程委员会公布王城岗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即夏代初期，也就是神话中的鲧禹时代。目前在登封市观星台景区设有阳城遗址文物展，展出了王城岗遗址出土的珍贵而精致的蚌器、骨器、石器、陶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向参观者不断地讲述着鲧禹神话。

禹墟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所在地。从200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禹会村所在地进行过5次规模性发掘，出土了相当丰富的距今约4500年前的文物，与神话中的大禹会诸侯等情节吻合，该遗址被称为“禹墟”。其发掘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大型堆筑祭祀台基、大型棚屋区。其中的大型堆筑台基主要用于大型盟会和祭祀活动。祭祀台南端发掘出了祭祀坑群落，坑内堆积大量陶器碎片，其形制和材质分别带有数百乃至上千公里以外同时期的文化遗址的器物特征，是祭祀活动结束后填埋的祭祀礼器。两处大型棚屋区处散布着大量陶器和烧坑，可能为大型陶器作坊群，目的是为祭祀活动制作祭祀礼器和供品。蚌埠市博物馆有禹墟遗址及其文物的相关展览，为我们讲述着大禹涂山会盟的神话故事。

有意思的是，上述两个重要的考古发现都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出于对鲧禹神话在内的夏文化的有意探索。阳城遗址的发现是对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八方村龙山文化遗址”的深入发掘的结果，并由此揭露出夏代阳城的面貌。而禹墟遗址的部分发现更是为配合公路工程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勘探发掘的成果。

除了历史悠久的物象叙事之外，一些当代新出现的鲧禹神话物象叙事也值得重视。北川新县城禹王广场便是当代鲧禹神话物象叙事的代表之一。它位于“5·12”地震后新修建的北川新县城中央，与“新生广场”和“巴拿恰”商业街毗邻，是新北川县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广场上的标志性景观是2018年4月29日落成的大禹雕像。雕像由人物圆雕和背景镂空浮雕组成，总高12米，大禹塑像右手执耒锸，左手指前方，目光深邃而坚毅，讲述了他在崇山峻岭间、洪水沼泽中身先士卒与洪水作斗争的伟大神话，雕像基座正面有“大禹”二字，侧面刻有大禹生平简介。在此雕像的东侧，还建有一组讲述鲧禹神话的浮雕，浮雕采用连环画方式，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北川流传的鲧禹神话的主要情节，即“禹生石纽”“平治水土”“三过家门”“大会涂山”“五音听治”“德昭万世”。北川新县城禹王广场在鲧禹神话叙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18年7月18日的北川大禹祭典就选择在此进行。

四、当代鲧禹神话媒体叙事的兴起

除了语言叙事、仪式叙事与物象叙事的复兴之外，当代鲧禹神话的媒体叙事也迎来了大发展，尤其是2000年以后。媒体叙事，简而言之就是媒体的讲述。媒体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络等，但这个研究范围显然太庞大，本部分选择以报纸为研究对象，试图以点代面地反映鲧禹神话媒体叙事的发展状况。本文在大型数据库“读秀”的报纸库中进行了四次搜索。首先，以“鲧禹”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2000年以前，标题中含有“鲧禹”的报纸文章只有1篇，2000 -2009年有5篇，2010年以后有12篇。第二，以“鲧禹神话”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仅在2017年有2 篇相关文章。第三，以“大禹神话”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2000年以前没有任何相关文章，2000年到2009年有10篇，2010年以后有17篇。第四，以“大禹”为关键词进行搜索，1980年以前仅有7篇相关文章，其中包括40年代发表的2篇，60年代发表的3篇，70年代发表的2篇。从1980年到1989年有10篇相关文章，1990年1999年有40篇相关文章，2000年到2009年突然猛增到1159篇，2010年以后则达到了3901篇。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一个趋势，那就是2000年以后报纸对鲧禹神话的报道越来越多，2010年以后这个趋势仍在继续。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鲧禹神话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然，本文的统计还有一些疏漏之处，但应该可以反映大致的情况。

小结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从语言叙事、行为叙事到物象叙事和媒体叙事，中华鲧禹神话在当代迎来了全面的复兴。

当代鲧禹神话的复兴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文化寻根思潮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西方经济技术进入中国的还有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为了抵制西方文化思想的过度入侵，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根基与底气的文化行为形成一种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开来。受此影响，不少地方都形成了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与行为，各地鲧禹神话叙事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复兴与此密切相关。

当然，考虑到当时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鲧禹神话的复兴实际上也与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发展旅游等产业，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密切相关。不少地方政府对鲧禹神话物象叙事资源进行修缮，以其为中心建起了有偿开放的休闲旅游园区，并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这些举措不仅对地方GDP有贡献，同时还宣传并保护了鲧禹神话资源，收到了双赢的效果。不过，本文在调研中也发现各地在宣传推广地方文化资源的时候，存在对鲧禹神话资源的破坏、生造等问题。

到了新世纪，促进鲧禹神话进一步复兴的主要力量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2003年，中国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该工程为后来全国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基础。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发出，同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这两个文件不仅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式开始的标志，更逐渐唤起了全国民众的保护意识，在此后热火朝天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鲧禹神话各类叙事资源成为申报与保护的重要内容，如表2所示。

鲧禹神话在当代社会的复兴令人赞叹和兴奋。从现实角度来看，鲧禹神话的复兴不仅是当代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资源，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更是建构民族与国家文化认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从学术角度来看，鲧禹神话的当代复兴现象不仅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指引着我们的研究方向，即为鲧禹神话的全面复兴服务。同时，对鲧禹神话当代复兴的研究也为其他创世神话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正如上所述，鲧禹神话复兴现象具有现实与学术的双重价值与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研究，本文仅是一个粗浅尝试。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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