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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北魏洛阳修造一座佛教寺院
发布时间: 2023/6/8日    【字体:
作者:李煜东
关键词:  北魏 洛阳 佛教寺院  
 


北魏洛阳城以佛寺众多著称。在专门记录当时洛阳佛寺的《洛阳伽蓝记》中,作者杨衒之称最盛时,洛阳“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本文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和寺例,均源自《洛阳伽蓝记》)。当时的洛阳佛教文化之鼎盛,从洛阳城被西域来僧视作“佛国”便可见一斑。不过,尽管记录佛教、佛寺盛况的史料不少,学界也有相当多的分析,但关于当时佛寺的具体修造过程,则似乎并无明确的、综合的阐说。倘若要在当时的洛阳兴修一座寺院,应做什么样的准备,会经历何种过程,又应该把寺院建成什么样的呢?种种问题,值得思考。以下就以建寺者的视角,对建寺选址、定名、获取土地屋舍、申报、营造、开放等问题,加以解说。

 

一 选址

 

要在洛阳修建一座寺庙,首先面临选址问题。按照《洛阳伽蓝记》的区分,北魏洛阳城可以分为城内和城外两个部分。顾名思义,城内就是由四方城墙围起的城区,皇帝宫殿、百僚官署都在其中。城外是指洛阳城城墙之外,但在外郭城之内的范围,可以根据方向区分为城东、城南、城西和城北。寺庙的选址,就只能在这五个区域内的里坊中。

 

就地段而言,城内当然最好,不过除非是皇亲国戚、贵族官僚,否则不要轻易考虑建在城内。在城内立寺,首先就有“违法”之嫌。《魏书·释老志》提及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曾有规定:“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馀悉城郭之外。”当然,这一规定过于严苛,孝文帝本人也没有遵守,他在迁都后便在城南建有报德寺。其后至宣武帝景明年间(500503),宣武帝再次重申“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即便这些禁令在后来日趋宽松,但也要考虑到皇亲贵戚们往往是具有豁免权的特权阶层,加之城内多是皇帝的宫殿、园林及百僚的官署和住宅,已占去了大量空间,可以说寸土寸金。从《洛阳伽蓝记》来看,城内主要由永宁寺、瑶光寺、胡统寺等皇室所建佛寺,以及如建中寺、长秋寺、昭仪尼寺、景乐寺、愿会寺等由权力顶端和拥有相当财富的贵胄、宦官所建佛寺构成。从实际建寺的情况而言,城内的确难有“置喙”空间。

 

既然城内难以选址,只好将目光移到城外,不过城北和城南亦非佳地。洛阳城北是在大夏门和广莫门之外,大夏门在西,广莫门在东。大夏门外大道两侧虽然有大片空地,但基本都无法建设寺庙。大道西是阅武场,用于北魏军队的军事训练。大道东是魏晋时的军事训练场宣武场,已经废弃而成为了光风园,是以苜蓿为主要观赏物的“生态公园”。而且,正因为有这些宽阔的空地,大夏门之北常常作为洛阳攻防战的重要战场,稍有不慎寺庙就会毁于一旦。至于广莫门外的问题是太接近邙山,平地有限,不利于修筑,而且这附近还有“地域歧视”的问题。《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部之闻义里,原名上商里,据说是周灭商后安置商代遗民的地方,也因此成为了“地域歧视”的符号,居住者日益减少,逐渐成为了瓦器作坊的聚集地。

 

城南的问题与城北类似。从城南各门往南后不远,就会到达洛水,城墙与洛水之间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里不仅已经修造了一些重要的寺院,如孝文帝所建报德寺,宣武帝所建景明寺,胡太后所建秦太上公寺,而且还有涉及灵台、辟雍、太学等相当大的礼制建筑区,除了西南部,可供用地较少。只是西南也并非佳地——《洛阳伽蓝记》云该地“多见妖怪”。洛河以南靠北的区域,土地资源亦不足,因为已经设置了接待四方外交使臣和降臣的四夷馆和四夷里,并有四通市。同时,在部分洛阳人看来,城南尤其是洛水以南,象征着蛮夷。《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李才嘲笑居住在城南的荀子文称:“何为住城南?”杨衒之解读说“城南有四夷馆,才以此讥之”。可以说,城南也有被“地域歧视”的风险。

 

相对来说,城东和城西会是相对较好的选择:土地宽阔,市井繁华,还充盈着佛教氛围。譬如城东,仅仅建阳里一里,就建有十座寺庙,居住二千馀户都崇奉佛教。城西则不仅有中国历史上建立时间最早的寺庙之一白马寺,还有商业繁华的里坊,也是贵族聚集之地。

 

那么,选址地点的周围环境是否有要求呢?《魏书·释老志》记载任城王元澄曾指出佛寺建设之混乱状况,其中之一便是不关心建设地的周围环境:“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奢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认为寺庙随意立在屠户酒坊之旁,是玷污了佛教之性灵。就此情况,元澄提议,应“断旁屠杀,以洁灵居”。由此看来,虽然佛寺选址在理念上可能有一些标准,但在实际中并无对周围环境有具体的、绝对的要求,反而最终是周围环境要迁就佛寺。

 

二 定名

 

佛寺之名也同样重要——不仅需要将寺名上报,而且寺名会闻于当世,乃至流传后世。北魏洛阳佛寺之得名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类,可供参考。

 

第一,年号。景明寺、正始寺是因在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建立而得名。这种取名方法简洁有力,但由于年号事涉帝王,一般人恐怕无法使用,如景明寺乃宣武帝所立,正始寺则是百官合力所立。

 

第二,官方名号。胡太后之父胡国珍死后,被封为秦太上公,其母则被封为秦太上君。因此胡太后在为父母建造追福之寺时,就直接将寺院命名为秦太上公寺和秦太上君寺。这类情况不算少,如城内之长秋寺,是因刘腾任大长秋而得名;城南的高阳王寺,也是因其屋舍原为高阳王元雍之宅而命名。此外,还有如魏昌尼寺,是在国号“魏”的基础上予以修饰,表达愿景而得名。

 

第三,佛教名词。这是当时最常见的起名途径。诸如修梵寺、龙华寺、璎珞寺、宗圣寺、庄严寺、菩提寺、白马寺、法云寺等,都使用了佛教名词。

 

三 获取土地与屋舍

 

决定了寺庙的选址方位和名称后,就可以进入更为实际的阶段——获得建立寺院的土地或屋舍。当时洛阳城内外,将土地或屋舍转变为寺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统治者直接指定在某处兴建寺院,瑶光寺、景明寺、秦太上公寺等由皇帝、太后兴建的寺庙,都应如此。永宁寺甚至在孝文帝规划洛阳城之初,便已预留,即《魏书·释老志》所谓“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

 

第二种是舍宅为寺,这是当时洛阳城内外十分常见的模式。皇亲贵胄的宅邸经常舍为寺庙,比较有名的如城东平等寺,就是由广平王元怀舍宅为寺而建成。舍宅为寺的高峰期是在河阴之变后,当时元魏宗室等大量朝臣死于非命,《洛阳伽蓝记》云“王侯第宅,多题为寺”,《魏书·释老志》更称“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这种途径建立的寺庙,往往规模较大,十分华丽。如城西之冲觉寺是元怿舍宅所立,其宅本身就有可目视京师之高楼,有匹敌帝王园林清暑殿的儒林馆、延宾堂,土山鱼池更是冠绝当世。河间寺则“廊庑绮丽”,让人以为身处蓬莱仙境。当然,不是所有的舍宅行为都出自贵戚,城东的归觉寺便是屠户刘胡舍宅所立。不过,舍宅为寺也有一必要的前提,即拥有一座宅邸。倘若没有,就只能依靠下面的办法了。

第三种是获取一座现成的宅邸或土地,将之改为寺庙。获取的手段可以是暧昧不明地占有、巧取豪夺。城内建中寺本来是孝明帝朝权倾一时的大宦官刘腾的宅邸。刘腾死后,胡太后将宅邸赏赐给高阳王元雍,最后在前废帝元恭时期( 531532)落到了乐平王尒朱世隆手中,最终被尒朱世隆改建为追福尒朱荣的建中寺。甚至还有人盗取官方用地,私自建寺,后被追责。对于一般民众或稍有官资、地位的士人,无法抢占宅邸,更不能盗取官方用地,因此还是推荐通过购买的途径,但必须获得明确的券证,以便日后申报。

 

四 建寺申报

 

《魏书·释老志》多处记载寺院建设必须“闻彻听造”“奏听乃立”,倘若在洛阳未申报而“辄营置”,会被处于“违敕之罪”,僧众要被赶出京城。建设寺院需要向北魏官方申报,并满足一定的条件,这是北魏为了限制佛教肆意拓展而进行的管理,建寺者必须加以了解。当然,也要看具体是在何时兴建,倘若是在孝明帝神龟元年至河阴之变前( 518528),则需要遵循更多的规定,这是因为在神龟元年,任城王元澄上书批判洛阳乃至北魏全国的滥佛现象,提出了一些限制要求。

 

其一,重申寺院最低僧人人数。北魏有僧人管理体系,但具体到一座佛寺是否有僧人数量要求,尤其是最低限制,一开始并不明确。《魏书·释老志》记载,在宣武帝永平二年( 509),沙门统惠深曾提出新建寺院必须至少有五十名僧人。不过这一要求并未落实到位,元澄指出,洛阳内外很多寺庙仅仅有“三五少僧”,是导致寺院泛滥的因素之一。由此元澄不仅再次重申五十名僧人的最低要求,而且要对不满五十人的寺院加以合并。

 

其二,加强审批。在满足最低僧人数量后,元澄要求洛阳之外的州郡建寺者,需先上报本州,再由州上表,经中央佛教管理机构昭玄的审定、批准,方可建设。元澄在此没有明确指出洛阳佛寺是否也要遵循这一要求,但是他一方面援引惠深当年的原则,即“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另一方面对洛阳佛寺的建设泛滥批评甚多,认为私自修造过甚,要求合并寺院,退寺还宅、退寺还地。可以想见,元澄提出要求后,在洛阳申请新建佛寺的审批难度势必增加。

 

基于这些情况,建寺者必须要有面对困难的思想准备,以便满足建寺标准,更快地通过审批。就像僧人数量,北魏已经多次下令要求限制各州每年的剃度人数,而一般的寺院也不能像皇家大寺那样动辄有僧人五百乃至千数,这就需要花费一些心思。比如可以先邀请名僧大德坐镇,吸引僧人,并扩大知名度——崇真寺有比丘慧嶷,因讲述其阎罗地府经历而名动京师,胡太后主动为之延请禅僧一百人供养,甚至促使了北魏洛阳从讲经到诵禅的转变。

 

当然,元澄的上书在神龟元年虽然被朝廷认可并执行,但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不久后北魏各地便有叛乱,尤其是因河阴之变时皇亲贵胄死伤甚巨,洛阳城内不少宅邸失去了原有的主人,出现了大量舍宅为寺的情况,元澄之禁令也就流于空文了。此种“方便”,对崇佛、建寺者而言可以说是“福音”,但对国力本就空虚的北魏来说,可谓进一步走向了覆灭。

 

五 营造

 

北魏官方所建寺庙,不少设有专门的营构类都将负责建设和维护。比如郭安兴,据其兄郭定兴的墓志,他是永宁寺、景明寺都将。在正光五年(524)的《刘根等四十一人造像记》中,有题名“景明寺都将元衍”。私人建寺,就只能自己规划、建造了。

 

寺院建设,原则是不越出已经圈定的寺院范围,更不得越出里坊及妨碍里内的道路通行。内部的具体营造,包括寺院设计遵循的风格,是否建立浮图(佛塔),屋舍如何布局,庭园如何,佛像等问题,也都需一一注意。

 

洛阳作为当时国际性大都市,又是僧人眼中的“佛国”,不乏有胡人建立的寺庙,其中最典型的是城西法云寺。此寺为乌场国沙门昙摩罗所建,“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持之”。不过,胡风之寺并非主流,洛阳城之寺庙大多都是以中原化、本土化的建筑风格为主。

 

建筑风格是寺院的基调,形制布局则是骨骼。当时寺院主流采取的是南北向格局,除了回廊,主要由浮图、佛殿、讲堂三种建筑组合而成。如何选择布局,不仅受限于土地空间,财力也是重要因素。在这之外,更有政治力量,尤其体现在浮图上。

 

环顾洛阳城内外,凡是胡太后所建立的浮图,往往是该区域内最高的,象征着最高权力。如城内永宁寺有九层浮图,加上顶部金刹,号为一百丈,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物。城东最高之佛塔是秦太上君寺之五层浮图,亦为胡太后所立。城南景明寺由宣武帝所立,本无浮图,至灵太后时兴建七层浮图,是为城南最高。综合来看,且不必提财力,在权力的压制下,洛阳城内外一般寺院的浮图是不能建到五层乃至七层。权贵之寺也多是三层,如刘腾所建长秋寺是三层浮图。城西由宦官王桃汤所立的王典御寺,也是三层浮图。既然不能在高度上逾越,权贵们就转而在浮图的庄严上花费心思,长秋寺浮图便是“金盘灵刹,曜诸城内,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王典御寺浮图则“工逾昭仪,宦者招提,最为入室”。

 

浮图的装饰体现着财力,不过毕竟也不是不能只简单修饰,如城东明悬尼寺的三层浮图便“未加庄严”,最关键的是能否拥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建起浮图。《洛阳伽蓝记》记载孝武帝元脩在太昌元年( 532)四月即位后不久,便下令在平等寺修造一座五层浮图,至第二年二月方竣工。皇家建五层浮图也要花费至少半年时间,权贵乃至更为下层之人修造浮图的时间恐怕要更长,要投入巨量的财产和人力。因此,浮图固然光彩夺目,但必须谨慎决定是否营建。

 

决定了浮图后,便要考虑寺院的常规布局。首先是院门。永宁寺是四面开门,但这应是永宁寺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决定的,一般的寺院大抵只有一门。基于寺院南北向布局,院门多开在南侧,如城南的秦太上公寺的东西二寺,都是门临洛水,可知是南向开门。

 

其次是寺院内回廊屋舍的布局,可供参考的是当时洛阳大寺的流行布局:讲究多层屋舍不仅平地相连,更有天桥相接,形成环形。如景乐寺是“堂庑周环,曲房连接”,景林寺是“讲殿叠起,房庑连属”,秦太上君寺“诵室禅堂,周流重叠”,平等寺有“平台复道”,景明寺不仅“复殿重房”“浮道相通”,甚至“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大觉寺则是“林池飞阁,比于景明”。同时要结合考虑的是屋舍的数量,洛阳常见五百间屋舍以上的皇家大寺,如瑶光寺有五百馀间,永宁寺、景明寺、永明寺更是超过一千间。在这一点上,私人建设者需要量力而行。

 

佛殿和讲堂也是洛阳佛寺中比较常见的殿堂,佛殿一般用于供奉佛像,讲堂则用于讲论佛经。在修建时,一般会置于佛塔之后(北)。当然,如果寺庙是舍宅修建,就要结合宅邸本身的格局。如在将原刘腾、元雍宅改为建中寺时,尒朱世隆就“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在殿、堂、佛塔之间的回环空间,乃至独立于殿堂的庭院空间,亦受人瞩目,多种植花草,形成独特的风情。如景乐寺“轻条拂户,花蕊被庭”,大觉寺则“春风动树,则兰开紫叶;秋霜降草,则菊吐黄花”。倘若空间足够,还可以种植果树,借此拓展寺院的名气,像城南承光寺,“柰味甚美,冠于京师”。还可以考虑挖掘池塘,如景明寺便有池塘三座,水生植物繁茂。优美的环境往往能吸引礼佛之外的人,成为闻名的休憩胜地。如城北的凝玄寺因其“地形高显,下临城阙”,且“房庑精丽,竹柏成林”,被誉为“净行息心之所”,引来王公卿士游观。

 

当然,最后不能忘记佛像,这是寺院礼佛的核心。北魏官方对佛像的高度并无明确的限制——胡太后所立永宁寺佛像高度为丈八,低于永平王所建平等寺之二丈八尺佛像。目前所知城内外最高的佛像,是城东宗圣寺佛像,高达三丈八尺。洛阳佛寺佛像雕造精美,庄严华丽,如长秋寺佛像“悉用金玉”,景乐寺佛像“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昭仪尼寺“塑工精绝,京师所无”。洛阳佛寺之所以愿意在佛像上花费甚巨,除了能够吸引信众到寺瞻仰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行像。每年四月八日是行像日,洛阳各寺佛像在七日便从寺院中请出,先到城南景明寺汇合,八日再集中到阊阖门前接受皇帝的散花。这一过程中,佛像周行于城内外,接受民众观瞻,并配合大量的仪仗、表演。如长秋寺佛像行像时,前有辟邪、狮子引道,伴有吞刀吐火等杂技表演,“奇伎异服,冠于都市”。行像之场面,万人空巷,乃至发生踩踏事件。从这些情况来看,佛像在寺院建设中属于最重要的一环,切不可轻忽,应费重金雕造、庄严。

 

六 开放

 

寺院建成后,便面临开放的问题。洛阳城并非所有寺院都是任意对外开放的,有一定限制,用《洛阳伽蓝记》中的词汇来说是存在“寺禁”。

 

城内景乐寺由元怿所建。元怿死后,“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这主要是因为景乐寺是尼寺,最初“丈夫不得入 ”。不过,《洛阳伽蓝记》称景乐寺在六斋时“常设女乐”,又说“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云云,看起来似乎并非那么严格,恐怕最初禁止的只有百姓中的男性。永宁寺的开放也受到部分限制——由于永宁寺塔过高,“临京师若家庭”,宫内情形也清晰可见,胡太后便下令禁止人登塔。

 

当然,目前看来不少寺院的进出比较自由。有些寺庙汇集了大量信众,如前已述及的城东宗圣寺,因其有三丈八尺佛像且“端严殊持,相好毕备”,引来“士庶瞻仰”“目不暂瞬”。有些寺庙则因美景而游客甚多,进而触景生情,诗意盎然。如城西宝光寺内有咸池,风景甚美,“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京邑士子在良辰便“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羽盖成阴”,他们“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城北之凝玄寺亦相似,“王公卿士来游观,为五言者,不可胜数”。

 

应该说,从佛教教义出发,寺院应该具备一定的、不分阶层的开放性,洛阳城大多数寺院也确实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开放寺院,无疑也是增加寺院知名度、影响力,宣扬佛法的重要途径。

 

《文史知识》2023年第4

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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