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切磋一个古老话题——礼，今天我们讲《道、礼与礼器》。我们一直讲，中华民族是个礼仪之邦，礼仪之邦具体怎么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爱谈“道”，今天我们就从“道”开始谈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这对不对？是对的。那“道”究竟是什么概念呢？其实非常明确，也非常具体。

《说文解字》讲，“道，所行道也”。庄子说，“道，行之而成”。韩愈说，“由是而之焉谓之道”。所以，“道”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从这走到那的这条线、这个历程，非常具体的，本来并不具有什么高深的意义。那么，既是“由是而之焉”，那么这里面就有动力、有目的、有归宿。所以“道”说起来，不可能也不是一个最本然的东西，它是有头有尾的，必须有动力的，有原因的，最后又有归宿的。“道”既“由是而之焉”，从这走到那，那么人类社会是从哪儿来的，走的哪条道呢？等人清醒、觉悟的时候想找这条道，但却找不着了，因为它被时间、历史泯灭掉了。所以管子说“虚而无形谓之道”。既然找不到了所以就有不同的解释，也就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流派，道同时也就被抽象、升华了。于是“道”就成为一种规律、一种法则了。《易·系辞》就讲“形而上者谓之道”。《易·系辞》还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都是对“道”的解释，把本来非常具体的“道”最后升华、抽象成为一个规律、法则。于是“道”的概念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越来越高。因为这条道太重要了，是我们祖先领着后代走过来的道，所以在先圣先哲那里被视为至高至圣至大的东西。老子更加把“道”夸大，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道解释为万物万象的本原。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道安在了“天”之上，和自然等同起来了。这当然有它的道理、价值和意义。这显然是为了追寻道的更深的渊源。后来人们就直接以“道”来命名他这个学派了。儒家不这么看，儒家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认为“道”还在天之下。道既然是一条道，那就有谁走的问题了，天走的那叫天道，人走的那叫人道，鬼走的那叫鬼道，神走的那叫神道。说“道不远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看来儒家的解释比较平实，比较符合本然的状况。其理论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

中国文化是重人的文化，主要考虑的是人道。那么人道是从哪儿来的呢？中国社会的这条道是以什么为根据走出来的？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中国古代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先哲就认为人道根基于天道，人道是从天道来的。这个解释对不对？当然是对的，而且带有绝对真理的味道。因为“天地者生之本也”，人类的生命源于大自然，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大自然，而大自然离开人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也是中国人基本的世界观。而这种观念显然根基于中国的物质生产的方式——内足性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靠天吃饭的，所以人道和天道之间有一种必然甚至须臾不可离之的关系，中国人对天、对大自然就有了一种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情感。于是人们总是想办法和天交好，亲和，想办法了解天、和天沟通，总力图从上天那里获得支持，获得护佑，期望上天给人类提供力量，从而使人道更直更顺，使人类社会始终走向正道、大道、康庄大道

人类越原始，对天的依赖就越强，正像人的童年时期对大人的依赖一样。以后人类渐渐聪明、自觉起来，活动能力越来越强，自主权越来越强，获得的自由就越来越多，对天的依赖的观念才渐渐淡漠了，这时人文精神便日以发育起来。这个时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轴心时期。轴心时期就是人文思想开始发育，从而导致空前的人文自觉的时期，就是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大跨越的时期，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最早的觉悟者在不同的区域几乎同时产生。既然觉悟了就会思考人是从哪儿来的，就要反过头来寻找人类社会的来路，于是便有了“道”的观念。而在此之前人类则是懵懵懂懂，基本处于一种混沌或半混沌状态。人类社会就是从混沌开始，一步步分化混沌，然后告别愚昧，战胜野蛮，步入文明的。文明有什么标志呢？主要就是文字、国家、金属（青铜器）等。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人类开窍。怎么开窍？其基础就是人类体质的根本性改良，而此改良的关键就是个体婚的实现，就是父子关系的真正确立。一旦排除了父子辈、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关系，自然就是文明。一旦体质改良，呆傻儿减少，就自然告别愚昧。步入文明以后，人类还远没有真正觉醒，人类的力量还很小，还要依靠神，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依然称为神权时代。人类历史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个神权阶段，第二是英雄阶段，第三是人权阶段。神权阶段就是人类文明爆发前后一段时期。人类力量还小，自然感觉无助，因此总幻想冥冥之中有种力量来支持他、来辅佑他。原始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什么时候才开始告别神权时代？孔子以后，轴心时期以后，这时候才把神送回上天，回归自然，人类开始走自己的路，开始自觉地做自己的事情，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西方开始有了所谓灵肉、此岸和彼岸的划分，于是灵魂的事由耶稣管，世间的事由恺撒管。正是这时人们才回过头找来路，找“道”。于是才有了对“道”的不同的解释，于是才产生了诸多思想流派，于是“道”才被慢慢抽象、升华，从而成为规律法则之谓。

总之“道”说到底就是人类过去由此及彼的一个历程，明确言之就是传统。所以先哲先贤才如此关注，如此重视。你看儒家一说就是尧舜禹文武周公，就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王道正直”，“吾从周”。一讲就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克己复礼”，人人要志道、明道、行道、传道。而道家虽虚无而玄妙，把道倒装在天之上，但依然讲“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真人不忘所始，不知所终”，也并没有把人性抽去。

既然“天地者生之本”，人道源于天道，所以与上天交好、沟通就显得至关重要。试图与上天大自然交通就自然成为当时人的生活中最重要、最高尚的部分。于是所谓“礼”便应运而生了。《说文》讲礼字本义是：“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一种行为，什么行为？用来服事、祭祀、交通神灵，以求其福佑的行为。然而怎样交通呢？当然要有一个途径，需要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中”。“中”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观念。“中”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一个竖道贯穿一个孔。这个孔就是管道。天和人沟通一定要有一个适宜的管道，所以“中”最初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适宜、适中，而不是中点、中央、中心。所以很多人说“中”的意义无与伦比，道理就在这里。所以二程说：“中是极致处”。朱子说：“中是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王夫之更说：“盈天下只是个中，更无东南西北；盈目前只是个中，更无前后左右。”

说到中就必然要讲中庸，讲中庸之道。中庸思想是孔子的重大理论发现，中庸之道是中国人发现和确立的人类社会所当行、可行的正道、大道、公道、常道。什么是“中庸”？文化大革命中批“中庸”，说什么不偏不倚、和稀泥，这不对的。“中庸”的意义非常高深，其包括两个概念，一是中，一是庸。“中”就是适宜、适中，中国文化就是追求适中、适宜的文化，农业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就是一个最适中、适宜的文明。中国这个国度相对于其他国度，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一个最合适国度，所以叫中国。我们中华文明的诞生地——中原就是一个最合适的原，所以叫中原。人只能生活在原上，不能生活在水里，也不能生活在山上。中国的原很多，但只有中原最合适、最适中。所以中国文化发源地在这儿，中国文明爆发或诞生地在这儿。这是天然的根基。考古发现越来越证实，中原地区古文化一个时期接着一个时期，没有一个缺环，这在其他地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最适中，最适宜人类居住。为什么没有间断？中国农业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世界上四大原生文明都是农业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绵延不断，就是这个“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是天道和人道之间重要的沟通管道，也就是人道之源，因此是适中、适宜。那什么叫“庸”？中是合适，庸就是按照合适的方式做事。谁按照最合适的方式做事？当然是我们祖先圣人。祖先圣人率领后代走出的道路就是最合适的。所以祖先圣人的行为就是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庸”。老祖宗按照最合适的方式做事，他的行为就成为后代奉行不变的一种准则。所以“庸”者，规律也，常也。“常”就是不可变的东西。世间事物有可变的，有不可变的。“周易”的“易”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简易”，第二个意思是“变易”，第三个意思是“不易”。“不易”就是“常”。什么不易呢？规律和法则。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除了黄皮肤黑头发以外，举止、做派等等都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就是一个词：反常。怎么才叫反常？不是吃错药、神经错乱，就是犯病。所以“庸”就是常行不变之谓。换句话说，庸就是规律，就是传统，就是道。由此，中和庸二者关系也就很清楚了，中为体，庸为用。中为内在依据，庸为外在表现，用古人的话说“中即性，庸即道”。总之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就是追求适中的状态，就是按照适中的方式做事。也就是力求使人的行为始终保持在一种合情合理的限度内，而不管是对天、对人、还是对自身。总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庸之道是处理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以及人个体身心关系的基本准则。

所以《礼记》讲：“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在我们的先贤先哲那里，中庸的最高典范只有两个：

其一是宇宙大自然。大自然是那样的美仑美奂：“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大和”（《易·乾·彖》）。天地相和，日月星辰井然有序，日升月落，昼夜交替，四时更迭，万物生生不息，无论巨细，各得其所。阳舒阴惨，周而复始。何其协调，何其玄妙，何其高明。由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天命”“天性”，为什么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法自然，师造化。

其二是祖先圣人。我们的祖先多么神圣，多么英明。是他们为我们选择了如此适中的生存空间：中国——适宜的国度；选择了适中的生产方式：农业；选择了适中的生活方式：心灵化的生活；选择了适中的社会模式：以“五伦“为基本社会关系定式；就连我们中国人也被认为是体质特征相对适中的人种。因此中国文化重伦理，重孝道，成为一种典型的宗法道德型文化，中国艺术也因此格外尊重传统，注重法度规矩，讲究师承。

那么中庸的基本表现形态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具体认识和把握中庸之道呢？问题同样十分简明，就是两个词：秩序与和谐。秩序与和谐是上天大自然或宇宙天体运行的大准则，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大准则，而秩序就是礼的基本精神，和谐就是乐的基本精神。《乐记》讲：“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天地之序就是天文、地理，如各天体按照自己的定位和轨道有条不紊地运行（如太阳系九大行星），如山川河流的布列，由此实现所谓“太和”这种最伟大的和谐。我们的人文祖先就把宇宙天体的这种模式和天道准则运用于人文社会的组成模式和运行准则，而依据人文，即人伦秩序，亦即古代所谓“五常”：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来规划和构建中国社会和生活的范式，于是人们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有条不紊。于是中国文明就成为一种礼乐文明，中国社会就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因为人伦关系是最本然、最可靠的自然关系，所以古人又称为“天伦”。天体定位是宇宙和谐的基础，五伦定位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天体失和，那就是“星球大战”，人及万物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可能。人伦失和，就是社会动乱，就是“文革”，就是战争。还有人自身，也有一个秩序，就是身心秩序。如果身心失和，五臓六腑及神经功能紊乱，那就是阴阳失调，就是疾病。当年罗素说，人类的冲突有三，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和人自我身心的冲突。而为解决这三种冲突就产生三种文化，即重物的文化、重人的文化和重神的文化。中国文化就是重人的文化，就是注重人伦秩序的道德型和宗法型文化，就是与天和、与人和、身心和的“以礼养和”的礼乐文化。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讲；“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和乐的最后根据，则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所以“一个理想的人，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朱光潜语）。因此泰戈尔非常羡慕甚至妒嫉中国人。他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他们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我实在妒忌他们有此天赋，并愿我们的同胞能共享此秘密。”这里的美丽精神或事物旋律的秘密不是别的，就是“道”，就是秩序与和谐。至此我们就可以真正明白，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精神文化，是道的文化，是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了。

下面我们就讲下一个问题——礼。礼与道关系至深。《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我们前面已说过，所谓道，实际主要是人道，也就是人生大道，人安身立命，人与人相处之道。所以就要各率其天性而行。各率性即是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君有君道。而各行其道就是礼。所以荀子说礼是“人道之极”。极者，则也。礼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基本行为规范，是调节社会关系、人的身心关系乃至天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可以说礼实质上是中庸之道的基本体现。原始时代，只有自然之道，演进出德和仁以后，也就是人类文明实现以后，才真正有了人文之道。上面我们已讲了这层意思。有了人文之道，才进而演进至于礼。所以我常讲，礼生于分别，成之文明。钱穆先生讲，礼是人道之最高层。那么礼从何而来的呢？钱穆先生说：“礼乃承袭古代宗教一种有等级秩序的体系。”这就回到了上面我们所讲“中”。回到《说文》所讲“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我们既知道“中”是交好、亲和、沟通天人的管道。那怎么与上天示好？和上天沟通？空口无凭，怎么办？送礼嘛！送礼送什么？怎么送礼？送礼的目的又是什么？或者说送什么礼最合适？什么最“中”呢？这就要靠我们对老天的了解程度、沟通程度。所以我们先人通过与老天爷日常的接触，体悟、了解了上天的需要。于是投其所好，于是做出了历史性的明智选择，这就是送玉。

玉就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给我们选择的沟通天人的最早也最适合的礼器。我们现在就讲到礼器了。送礼要有礼器，我们交朋友，酒啊烟啊这都是礼物、礼器。礼器就是人际交通的一种媒介，就是人际关系一种调节器、谐和器。我不抽烟喝酒，但我不主张禁烟禁酒，生活真需要，它可以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带来浓浓的情意，相对给人生命带来的损害就太无足轻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人吃饭，喜欢一家人、一群人坐在一起，这叫一团和气，更有意义的是津液交流。分餐制是什么？有似分槽喂养，很科学，但是缺乏人情味。人不能科学地生活，要累死的。科学的对象一定是物质的，死的，机械的，无情的。在座的有不少企业家。现在言必称科学化管理，好不好？我想外国可以通行、盛行，在中国似乎并不可行，也没有必要那么干。我们讲人情化、人文化的管理。因为你的对象是人啊，是有情有感的大活人，怎么能科学地管理呢？不是机器。对于你们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我愿意给你干，不给钱或少给钱也愿干，因为你人好。可见，中国文化确实有其高深精妙之处和特殊价值。选择玉作为礼器，作为沟通天人的最重要的媒介，就是我们祖先基于对天的了解，对大自然的认识而作的合情合理、适中的举措。所以玉就成为礼器之首。中华民族成为尚玉的民族，根源就在这，因为玉曾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过如此重要、如此高尚、如此辉煌的功能——沟通天人。

 那么玉为什么是最理想最适中的礼器呢？我写过一篇文章，《玉器礼义论要》，发表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大家可以参考。玉之所以被我们的祖先历史性的选择为沟通天人的礼器，首先跟玉本身特有的物理性质有关。我们的祖先认为玉石是山川之精，是大自然的造化、是天地化育的最精粹的成果。为什么玉是山川之精呢？我们观察玉，祖先也是这么观察的。玉是内坚外柔。最大的特点就是温、润、光泽，柔和的光泽，和声音悠扬。《说文》讲玉是“石之美者”。它美在什么地方？就是温、润、光和泽声音悠扬，你看玉罄的声音非常委婉，非常动听，传得非常远。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理，就是内在的纹理毫无掩饰地在外表表现出来，古书讲是“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所有石头中只有玉有这种特征。理是什么？理就是礼。所以老祖宗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人就很自然将玉和人的品性德行联系起来，所以中国就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以玉比德”，所以我们说玉器是中国人天人合一观念的结晶。当然玉器之所以成为先人向上天贡献的最重要礼器，还在于人类心中根深蒂固的“石崇拜”观念。因为石器曾主宰了人类历史的99%以上。所以先人把石头中最美、最适中的玉选择出来向上天奉献，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那送礼要干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词：礼尚往来。老天爷给了我们生命，提供了我们生存的空间，这是天地化育之大德。德是什么？德者得也。管子说：“虚而无形之谓道，化育万物之谓德。”所以德是道的体现，道的化身。道是虚而无形的，是无，而德就是有，所以是无中生有，有就是德。因此，给老天送礼，就是要回报天地化育之大德。那回报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给大自然补充营养，使天地不老。玉是精华、是精粹，所以送这最有营养、最精粹的的东西，使大自然生命长存。这就是礼玉的基本功能和目的。

那如何送礼呢？大自然有天有地有山有川，有东南西北，有日月星辰等等，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送法，送的时候要有不同的礼节，不同的仪式，穿不同的服装，还要有不同的祝词。送礼总要极尽隆重之能事，随便给的一个东西，谁也不重视。给老天送礼更要有一套程式，以表示重视，表示虔诚。基本上说，大自然以天地山川为代表。那么就是古文献所说，天燎；地瘗；山悬（望）；川沉。对天就是把玉烧掉，一股白烟上去，象征老天爷收到了。天是最大的，所以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祭祀老天爷，诸侯只能祭祀他管辖范围之内的山川。烧玉怎么烧？放一块板上，板上放着丝织品，这叫“玉藉”。所以丝织品也成为另一种重要礼器，祭祀时所穿礼服也必是丝帛作的。我还有另一篇文章——《丝帛礼义论要》。

对地，就是埋。我是搞考古的，我亲自发掘过祭祀坑，直径不到50公分，6、7米深，在洞底下放个牛头，牛头下面放块玉。山悬，就是把玉放到山上某种能看见的地方，挂一挂，象征性的。川沉，就是把玉沉到河里边。

这是要回报的第一个大神——天道自然神。我们个体生命从哪里来？从老祖宗那里来。我们祖先是人道的源头，人道之始。祖先根据天道运行准则来规范或构造中国社会的模式，所以很自然就被后人所神化。所以祖先就成为另一个祭祀或沟通的对象——人道祖先神。人道祖先神在中国文化里，甚至比天道自然神还来得重要。中庸，中可以说是自然，是天道；而庸则是祖先的行为，属人道。神的概念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民族要是没有神就是最可悲、最可怕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可悲、可怕的状态中。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就好像没有祭坛的神庙，空架子而已。神是什么？神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存在。人知道的东西永远比不知道的东西要少得多，人的行为能力和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圣而不可知之者谓之神，我们应该承认有很多不可知之者，对这种东西应该有足够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们现实社会就缺乏一种敬畏观念，缺乏一种宗教情怀，天不怕地不怕，无知者无畏。一个人没有信仰，他能可信吗？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行尸走肉。我们古代中国是多神的，对什么都信，这一点太可贵了，因为这种信是真的，本于真诚。农村老太太烧香拜佛，说她迷信，可她是真的，发自真心。所以她们往往慈眉善目，这才是真生命。

那怎么和老祖宗沟通？给人道祖先神送什么？老祖宗生前和人一样，需要吃喝，所以要送吃的喝的，吃的就是牺牲，光有肉不行，还有主食黍稷，喝的酒醴。这里边还有特别规定，牺牲以牛为首，行礼之前要“在绹三月”，特殊豢养三个月。牲牛虫叮鼠咬不行，必须保证洁净完善。还要小牛，牛角如蚕茧大小的小牛。而且是公的，甲骨文中所有祭祀用牛无一不作“牡”即是证明。同时还要披红挂彩，宰杀后用牲部位也有明确规定等等。黍稷，即原粮，不脱粒的黄米。酒醴有三种：第一种叫鬯，第二种叫醴，第三种才叫酒。鬯就是用黑小米做的用郁金香熏过的一种香酒，非常苦不能喝，用于特殊的礼节——祼礼。祼礼是祭祀的首要环节，就是把白茅草铺在地上，把这种香酒灌在上面，流入地下，祖先埋在地下，用这香味吸引祖先的魂灵到来。醴是祖先降临后喝的，但祖宗不能喝，所以要找人替代，替代者叫尸。尸者，主也。古语说尸其位，就是代替其位，主宰其位。由谁来代替呢？由嫡传最小的孙子，不懂事，处于懵懂状态的的孙子来代替祖先喝酒。所以这酒的酒精度不高，有味道就可以了，类似于今天的露酒。第三种才是祭祀者喝的。为什么要喝酒？中国酒文化为什么如此发达？根源就在这儿。酒有一种特殊功能，喝酒可以达到一种迷离状态，一种飘然入仙的状态，而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和无知无觉无嗅的祖先沟通。酒有这样重要而高尚的功能，以后就从祭祀场所向社会生活推衍了。

牺牲、黍稷、酒醴，都要装在一个特定的器皿里边，就是青铜器。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青铜器这么发达，根源就在这里。功能决定类别，青铜器的基本类别就是牺牲之盛、黍稷之盛、酒醴之盛，还有祭祀前用以洗沐的沃盥之盛。牺牲之盛之首就是鼎。鼎一般并不用于烹煮肉食，因为青铜是铜与铅或锌的合金，不能承受过高的温度。青铜器盛东西也是不能过夜的，时间一长就会有铜臭味。所以祭肉在祭礼后要分给友邦等，这叫“膰脤”。黍稷之盛就是饭盒，最主要的是簋。还有簠和盨，簠就椭圆形的饭盒，盨就是长方形的饭盒。酒醴之盛最复杂，我最近刚写了篇文章《论六尊六彝》，酒醴之盛基本分两大类，一大类叫尊，一大类叫彝。尊是用来盛装酒的，彝是直接用或与嘴相接的，所以彝一般比较小，尊比较大。尊有牲尊、壶、卣、瓿、罍等。彝有盉（鸡彝）、爵、斝、觥等。盥沐之盛主要是盘、匜、盆、鉴等。这些东西都是放在祖先宗庙里，功能重要，位置显赫，世代不变。而作为牺牲之盛之首的鼎，由于相对高贵或重要的仪态、功能和布列排位，所以自然受到更特别地关注，其地位自然日益提升而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成为传国之重器。

祭祀大典当然不能悄悄地进行，一定要有一种启示。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类礼器，乐器。如钟、鼓、铎、铃等。其主要功能就是营造气氛，以隆其盛，以壮其势。我们看“礼”字，甲骨文是由“玉”和“鼓”构成。为了保证祭典有序地进行，还有两种礼器是不能少的，一是仪仗器，如钺、戈、矛等；二是车马器。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礼器主要就是以玉器、丝帛和青铜器为首的，古人用来与天道自然神和人道祖先神相沟通的特殊而适中的器皿。而礼就是这一套仪式、仪节，程式等等。这套程式的核心就是由血缘的亲疏进化来的社会等级的规定性。比如只有周天子才能祭祀天，诸侯只能祭祀管辖范围内的山川，大夫祭祀的东西更小而不重要，等级非常明确，谁也不能僭越。同时祭祀的时候还要佩带特殊的身份标志。这就是所谓六瑞，也就是六种玉器：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分别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佩带。礼服也有规定，一定要用丝织品作礼服，所以丝帛也是最早的礼器。丝帛是天造地设的自然产品，轻柔、圣洁。所以蚕成了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神，是中国人最早豢养的神虫，蚕造像成为中国最早的神造像，史前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都出现过。甲骨文里蚕的待遇相当高，“蚕示三牢”，用大牛行三牢之礼。商王还要定期去“省蚕”。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蚕有着非常有特色的生命功能和过程：一是吐丝；二是蜕皮、羽化、登天。于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祖先的特别关注，于是“物类相感”，得到某种感悟或启示。什么感悟呢？这就是如何化有限的生命为无限的存在？什么是生命结束后存续的最适中方式？这里涉及到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我们先人从蚕，还有另一种虫子——蝉的生命过程蜕皮、羽化、登天，找到了答案。蜕皮，死掉了，魂和魄分离，魄随着身，魂随着心，灵魂像蛾子、知了那样长上翅膀脱离人群，飞到一定高度，但是绝不远离人群，或栖于树上，或浮游在人群上空，继续关注着后代、关注着社会。中国人灵肉不分，不是在彼岸世界寻找解脱，而是在现实社会学做圣贤，所以格外留恋现实社会。因此说中国文化不是物文化，不是神文化，而是仙文化。仙即山人，居住在山上的人，但也是人。蝉在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美誉，咏蝉的诗特别地多。人死了以后要口含蝉，佩带蝉，因此中国蝉造像也出现的非常早。而蝉还有另一个生命过程，就是蝉从地下爬到树上，不吃任何东西，只喝露水。之前在地下呆8年之久，也不吃，只喝泉水。露水、泉水是什么？不是别的，乃酒也。古人给酒下的定义就是“地之醴泉，天之膏露”。

这就是礼和礼器。中国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它绵延、积累的时间太长了。庄子说：“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中国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年、岁数最大的文化，所以她博大精深。这套和天沟通、和祖先沟通的仪式，以等级为核心的仪程礼节逐渐向社会活动拓展，于是就最终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因此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话长期被误解，“礼不下庶人”是说这套东西太麻烦，老百姓要都是按这套来做的话，社会生活就太沉重了，但上层的主流社会的人则必须要按这套礼仪来进行。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个礼不仅包括国家典章意义上的礼，还包括婚礼、冠礼等。比如说婚礼。为了保证周天子的血脉纯正，不能随便找一个人结婚。姬、姜两族互相通婚。周天子娶亲，姜家一定把姊妹一个或几个都送来。万一姐姐不生孩子怎么办？这是为了保证血脉的纯正。这套东西要让普通老百姓也这么干，那还了得。老百姓的血脉没那么重要。

这套东西向社会推衍、拓展以后，就成为社会每一个人行为的规范，所以礼就是一种社会规范。人的举止投足、说话办事必须合乎礼的规范。不能乱来，要合乎礼节，有礼有节。不讲礼节的是动物。所以我们现在讲礼，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中国经济现在获得了突出或强势的发展，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见义勇为！我们应该像当年的美国一样，在国际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把我们中国文化，把中庸之道、礼乐文明适时地向全世界推出，这将对世界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良性贡献。当年美国向世界推出的是物欲主义，这种所谓的美国精神的实质就是不讲礼：对大自然无礼，对他国无礼，对人无礼，恶性竞争嘛，当然对自身生命也不讲礼。大到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核威胁，恐怖活动，克隆人，小到食不讲味，胡吃海塞，抑郁症、亚健康等等，莫不如是。难道不应引起我们的警觉。中世纪唯神的黑暗早已过去，但唯物的黑暗已经在一步步逼近！人类应当警醒！因此中庸之道和礼，这种总是要求把人的行为调控在一个合情合理、适中的限度之内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是应该大力张扬的时候了。对天、对人、对自己都要以礼相待。对天以礼相待就是天人和谐；对人以礼相待就是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对己以礼相待就是身心和谐。人的意识不能太强、太膨胀了，人定胜天是不可能也大可不必的。恩格斯说，人类不要为每一个进步而沾沾自喜，实际上大自然都已经给了我们应有的惩罚。

乾元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