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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引领社会转型:宋代士大夫与江湖士人的基本政治格局
发布时间: 2023/8/24日    【字体:
作者:王瑞来
关键词:  宋代 士大夫 江湖士人 道统  
 


作为精英治国的士大夫政治,在北宋开始形成,其意义不仅显示于政治领域,还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划时代变化。士大夫政治格局,让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改变了既往的形态。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以五代十国,中国思想文化都是在王朝失去深入控制社会的能力之时,开出了绚烂之花。而北宋,中国文化则在士大夫的主宰之下走上自然发展的正常之路,伴随着经济繁荣而繁荣,政治之手不再成为文化发展的强力钳制。科举规模的扩大,带动了全社会向学,印刷业也因此空前兴盛。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像滚雪球似的前所未有地扩大。

 

靖康之变,中断的只是北宋王朝的进程,但并未改变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格局。不死鸟在江南重生,包括士大夫政治在内的北宋因素,由于传统、惯性及百年积淀,都被南宋全面接受,并且在南宋的特殊背景下走向地方社会。如同随风潜入夜,士大夫政治浸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任何时代的地域社会都存在着支配势力与领导层。在南宋,就是士大夫、士人引领着地域社会。

 

作为一个阶层,士人的身份逐渐明确并得到认同。并且,时空的变化,让士人与士大夫的面向也发生了改变,由致君转向化俗,更为注重在地方社会的发展。在北宋,士人循蹈的还是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从南宋开始,士人则逐渐面向地方,行走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

 

政治精英体现在入朝为官,是对地域的脱离,而士大夫家族的根却植于地域。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壮大,根植于地域的新士族也同时在壮大,北宋的苏州范氏,南宋的四明史氏,都是宋代新士族兴起的一个缩影。北宋时代开始建设经营的新士族,到了南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业已在各个地域盘根错节,相当强盛,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影响力,还拥有世代编织的无所不在的巨大人脉网络,成为不可忽视的地方社会的主导性势力。

 

这里还想举出一个具体个案。曾安强的曾孙求周必大为早已死去的曾祖父的文集写序。后来另一房的孙子又来让周必大把那序文也给他们一份。于是周必大又誊抄给了他们、能不写,不能不抄,为敬慕前人也好,为人情人脉也好,周必大都必须要做。而周必大并不是普通的说求就可以求的刀笔吏,他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因为曾氏在庐陵并非无名小户,而是有势力的世家望族。周必大在一篇文章中,称求他写序的曾安强曾孙曾寅亮为“故人”,意即老朋友,通过曾寅亮的介绍,他还为别人写了《太和县仰山二王行祠记》。此外,周必大还应担任衡州耒阳县令的曾安止侄孙曾之谨之请,写过《曾氏农器谱题辞》。据周必大庆元四年(1198)所撰《朝议大夫赐紫金鱼袋王君镇墓碣》可知,曾之谨还是朝议大夫王镇的女婿。这些事实,都表明了曾氏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退归乡里的周必大出于各种复杂的考虑,一定要维护彼此的关系,这是一种利益的联结。

 

南宋的中央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在不少时期权相当政。从秦桧、韩侂胄到史嵩之、史弥远,再到贾似道,宰相专权的时间几乎占据了南宋一百五十年历史的一半。尽管宰相专权可以视为士大夫政治的极致发展,但其毕竟是一种变质。长期的宰相专权,让中央政治的运营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不正常的状态又使不少士大夫精英对中央政治产生了疏离。史弥远去世后,岭南的崔与之被任命为右宰相,但他居然十次八次地坚辞不就。对于崔与之坚辞的原因,有保持晚节说,有砥砺士风说,其实深层的原因就是士大夫精英对中央政治的疏离。对中央政治疏离,崔与之是一个代表,像这样的士大夫精英为数绝不会很少。与中央政治疏离,那么去向便是地域社会。

 

出官入绅,士大夫政治精英出于各种原因回到乡里之后,又变身为地方领袖。长期经营的家族基盘之上,权势余威、富甲乡里、精神力量等综合因素,都足以使他们指麾一方。这些回到地方的士大夫精英,也成为仕途失意或对仕途望而却步的士人所依附的靠山。

 

自北宋以来的士大夫政治的引导及其展示的辉煌,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和文化提升,从而使士大夫政治拥有了一个广泛基础,这就是为数众多且不断滋生的士人层。在北宋,士人阶层向士大夫政治的金字塔尖聚集。到了南宋,攀塔路难行,这个士人阶层在地方弥散,不过分布于地方的士人并非一盘散沙。

 

以诗词书画等文化和道学等学术为媒介,各个地域的士人形成庞大而广泛的社会网络。这种士人网络,既编织于本地域,又由于人际交流,横向扩展于其他地域,并且向上延伸于各级官府。入仕与否并不重要,共同的文化背景,构成了士人间彼此沟通的身份认同。

 

由于拥有文化知识,并且拥有广泛的人脉,又有各种社团组织依托,更有宗族的根基,士人是地方上具有整合能力的阶层。动乱时代崇尚武力,军人活跃,和平时期则是士人的天下。“士农工商”,传统的职业划分,士居于首。敬惜字纸,普通庶民对拥有文化知识的歆羡,让士人在社会上一直受到尊重。对地方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则更加扩大了士人的威望与影响力。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赈灾救荒、建学兴教,凡属公益事业,都能看到士人活跃的身影。

 

如果说北宋政治呈现出由精英士大夫主宰的状态,南宋社会则是由分布于地方的江湖士人群体所主导。江湖士人群体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宋中后期在文学领域出现的江湖派,实际上是一个大多位居下层的中小作家群体。这些作家有些是虽入仕却滞留于选人的低级官员,有些甚至就是未曾入仕的布衣。这个活跃于南宋中后期的文学群体,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知识人社会角色的转变,推动了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型。向通俗而世俗方向发展的社会文化,精英意识淡薄,疏离政治,贴近民众。元代杂剧的兴盛,明代市民文化的繁荣,似乎都可以从南宋中后期的文化形态中窥见形影。

 

然而,从另一方面观察,自南宋开始大量投身于地方的士人,与国家政权并未完全脱节,多数士人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其实也是国家末端统治的一环。士人和士大夫,在乡为民,入仕为官,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居中成为连接官与民的纽带。斯波义信先生观察到,从南宋开始,大量“公心好义之士”参与到他称之为“中间领域”的活动之中,即倡导或组织既不完全属于官也不完全属于民的义庄、义仓和义役等公益活动。这其实也是梁庚尧先生所指出的民间力量对国家公权力整合乡村秩序的参与。国家公权力贯彻乡役制度,地方乡绅推行义役制度,两者之间既有紧张的纠结,又有主动的配合。尽管利益指向有不同,但在客观意义上都是对乡村秩序的整合与建设。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士人的积极参与和官府的主导相济互补,“齐家、治国”的道学指引,以及政治经历,让以士人和还乡的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乡绅与国家政权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地方上的士大夫精英、大量普通士人,加之以献纳等方式买来官僚身份夸耀乡里的富民,作为乡绅阶层,从事地方建设,调解地方纠纷,分派役职,动员民众,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成为与国家权力既依附又抗衡的强大地方势力。立足地方,胸怀天下,可以说是南宋以来乡绅的一个写照。南宋以降的政治生态环境,让更多的士人把对王朝的事业心转向地方建设的社会担当。

 

原本作为士大夫政治的理论基础而形成的理学,在南宋特殊的背景下逐渐光大为道学,成为弱势王朝所赖以撑住的精神支柱。失去了中原的王朝需要以“道”来申说正统,这是催生道学的一个客观的背景因素。而士大夫则以道统的承载者身份充当了全社会的精神领袖。道学到了元代完成了南北精神统一,对《大学》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发掘阐释,成为连接个人、家族、地方、国家的精神纽带,从而达成地方社会主导的国家与地方的互补。于是,南宋光大的道学,经由元代,在明清一统天下。

 

道学弘扬的道统,不仅超越了王朝,还在汉字文化的覆盖下超越了族群。而道学通过教育、教化向民众普及,又成为建设地方的士人层连接与领导民众的方式之一。南宋以降兴盛的书院所彰显的私学理想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北宋以来士大夫政治唤醒和培植的独立意识在士人社会的广泛渗透。不仅是书院,还有社仓、乡约、乡贤祠等机构与公约的设置,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形成一个互为作用的社会权威场,充分显示了士人在道学理想牵引下对地方的关怀与主导。道学在地方社会成为新兴士绅的道德标榜与精神指导。在弘扬道学的旗帜下,加上科举和为吏等“学而优则仕”的魅力驱动,商业活动等实用需要,教育从南宋开始获得了空前的普及。

 

人皆有出生地,带有独特的地方印记。但在南宋以前,这种地方印记,除了在建立同乡人际网络时被刻意强调,在力图走出乡里,向上发展的士大夫那里一直比较淡化。而南宋以降,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让着意于谋求在地方发展的士人逐渐强化了地方意识。发掘和树立乡贤或先贤的祭祀,便显示了士人精英强化地方认同的努力。不过,乡贤并不只是现成的存在,而是经过了士人根据自身价值理念标准的筛选。在南宋以降,这种理念标准就是道学意义,道学的理念一以贯之。乡贤是地方的先贤,但又是超越地方的楷模。道学覆盖地方,乡贤回归地方。这样的乡贤树立,灌注了士人的普世理想。而乡贤的祭祀,无疑也让士人得以掌控精神的指导权,并由此间接显示领导地位。

 

没有了科举,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流向更为分散而多元,犹如水漫平川,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多数士人或许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与道义担当,他们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为稻粱之谋。我曾考察过由宋入元的黄公望的生平。这个以画出《富春山居图》而闻名于后世的画家,曾经长期为吏,有个叫张句曲的人戏题《黄大痴小像》,说黄公望是“贫子骨头,吏员脏腑”。除了为吏,黄公望还教书、算卦、入教,从事过多种职业。作画只是晚年的一种兼职。南宋袁采讲道:“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资,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袁采为士人指示的出路,不是出于他开明的臆想,而是对南宋实况的反映。我在《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一章中,从史料中爬梳出的士人经营田产例、士人剃发出家例、士人教书例、士人经商例、士人为吏例、士人投身反乱例,就是明证。

 

 

本文选编自《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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