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流放了以色列的十个部落，后来这批人从历史上消失了，被称为“十个遗失的部落”。随后，以色列十个部落被放逐历史的扩大化，《圣经》解释的神秘化，被放逐位置的模糊化，最终导致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的形成，并随着对弥赛亚救赎的渴求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需求，使以色列十个遗失部落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以美国历史学家兹维·本-多·贝尼特为代表，他认为该问题的形成和发展与世界历史的演进达到同步，从而成为研究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独特视角。

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兹维·本-多·贝尼特(Zvi Ben-Dor Benite)是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学术生涯中，贝尼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以宗教文化交往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研究，其主要论著包括《十个遗失的部落：一部世界历史》(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现代中东犹太思想：身份、政治与文化的书写，1893—1958》(Modern Middle Eastern Jewish Thought: Writings on Identity， Politics， and Culture， 1893—1958)、《现代中东犹太思想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Modern Middle Eastern Jewish Thought)等。其中，2009年出版的《十个遗失的部落：一部世界历史》是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研究领域的代表之作，也是贝尼特对该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围绕以色列十个部落的遗失、寻找与争论，阐述了十个部落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如何与世界历史的演进达到同步，从而成为研究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独特视角。目前国内对于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的系统研究非常少，对贝尼特在该问题上的相关研究也鲜有介绍。本文试图对贝尼特在十个遗失部落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解读，剖析十个遗失部落的问题如何从神话记载发展为历史现实，世界各地对十个遗失部落的寻找又如何形成了一部独特的世界历史。

一、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的产生及其神秘化

十个遗失的部落问题自产生以来，无数学者为之魂牵梦绕，贝尼特也不例外。《十个遗失的部落：一部世界历史》一书的主要灵感，来源于2004年夏贝尼特与阿夫纳·本·扎肯和大卫·马尔斯的两次谈话。阿夫纳的研究重点是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包括大地中海地区，而马尔斯是犹太历史中心的首席专家。贝尼特与他们两位的交谈使其在研究十个遗失部落问题时注重跨文化以及跨学科的方法。在对十个遗失部落的研究上，许多问题都让贝尼特感到困惑：十个遗失部落的历史是如何从被放逐发展到整个民族被流放？十个部落被放逐又是如何演变成后来完全遗失的状态？换句话说，十个遗失的部落问题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贝尼特认为，从亚述王萨尔贡二世时期以色列十个部落被流放发展到十个部落遗失问题的出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被放逐历史的扩大化。公元前722年，亚述王萨尔贡二世率军占领撒玛利亚，以色列国王及其臣民约2.7万人被押往亚述，亚述王把他们送到帝国的边远地带，居住在亚述国新征服的土地上，后来这批人从历史上消失，被称为“遗失的以色列十个部落”。(1)张倩红：《以色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遗失的以色列十个部落主要指的是流便(Reuben)、西缅(Shimon)、西布伦(Zebulun)、以萨迦(Yissachar)、但(Dan)、迦得(Gad)、亚设(Asher)、拿弗他利(Naphtali)、以法莲(Ephraim)和玛拿西(Manasseh)十个部落。自被放逐以来，十个部落似乎从人类知识中消失了，他们的神秘几乎从消失的那一天起就吸引了不同种族和信仰的学者去追寻。关于被流放到亚述的十个部落的信息几乎没有被保存下来，从而使得十个部落成为传奇的神话和救世主救赎的主题。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很多关于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的理论很容易产生。(2)Albert M. Hyamson， “The Lost Trib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earch for Them on the Return of the Jews to England，”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15， No.4， 1903， p.641.贝尼特也是无数追寻者之一，他认为历史上一般的驱逐和重新安置政策是通过鼓励文化变革和相互作用来促进帝国同质化的一种方式，以色列被放逐的部落也只是巩固帝国统治过程中的政治策略而已。事实上，以色列十个遗失的部落在其他地方生存的想法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历史根据的神话。(3)Dierk Lange， “Origin of the Yoruba and ‘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 Anthropos， Vol.106， No.2， 2011， p.592.

在历史上，亚述帝国曾有过三场针对以色列的主要战役，其中伴随着两次重大的放逐，第一次放逐发生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第二次是在萨尔贡二世时期。每次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放逐，但绝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都被“掳去”。贝尼特通过讨论以色列王国被摧毁及一些臣民被放逐的背景和概况，认为以色列被驱逐的人口只是围绕该地区人口流动的一个普遍现象，流放的总人数也远远低于该地区的人口总数。而亚述人的资料则试图通过他们驱逐和迁入多种人口造成的全面破坏来美化他们的国王。(4)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5.事实上，在以色列被摧毁后，亚述其他三位国王——辛那赫里布、以撒哈顿、亚述巴尼拔——也放逐了巴勒斯坦的民众，尽管规模不大，但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无论人数多少，放逐对心理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5)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34.所以，以色列王国臣民的被放逐或者说被流放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在经历了多次被征服以及流放之后，以色列臣民已经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被流放的无力感。这种被流放的感觉在犹太人后来回归的命运中又被一再加强，增加了十个部落并未回归的事实，进一步加深了与他们相关的遗失感。与此同时，北方王国被摧毁后，许多北方人留在了他们祖先在北方的家园。其他北方人逃到南方后，和他们的南方同胞一起生活在犹大，而被驱逐的北方人和南方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流放中混在一起。(6)Pamela Barmash， “At the Nexus of History and Memory: The Ten Lost Tribes，” AJS Review， Vol.29， No.2， 2005， p.207.这段历史的史实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只有深刻的遗失感，这种遗失感放大了放逐的影响。

第二，《圣经》解释的神秘化。贝尼特认为，这段被放逐历史的出现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是由具体的战争和放逐事件构成，第二种则是他们被披上了圣经化的外衣。(7)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32.《圣经》的叙述不仅描述了部落遗失时的历史，它还描绘了遗失部落的现在和未来，解读了关于他们的各种《圣经》预言。此外，经典的权威性在寻找部落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几个世纪以来，《圣经》被视为十个部落故事真实性的证据。《圣经》中将部落的流放转化为神的惩罚，成为他们神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圣经》中说道，“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8)《圣经·列王纪下》，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10年，17：7—8。在《圣经》中，部落被放逐的罪名是亵渎神灵。帝国的扩张和以色列人的被迫迁移变成了有关犯罪、神的惩罚以及流放的叙述。除了列王纪中的记载，以赛亚、何西阿和阿摩司也说明了神的惩罚是如何将以色列人的驱逐转变成整个民族的流放。他们详细阐述了《列王纪下》中出现的流放的概念，并将实际历史的核心，即零散的流放叙事，转变为以色列人虚构的关于罪恶和无所不有的神圣惩罚的历史。(9)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50.

事实上，除了将他们神秘化之外，《圣经》中关于十个部落会回归的预言也加深了他们的遗失感。比起他们被放逐，《圣经》的作者们更关心的是关于回归的许诺。以色列人将从流放中返回的预言出现在许多先知书中。例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8)中宣称：“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召聚。”(10)《耶利米书》，31：8还有先知以赛亚的近代愿景：“当那日，必大发角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11)《以赛亚书》，27：13先知书中的预言证明北方部落并没有从《圣经》中消失，他们作为更辉煌的过去的记忆和对更辉煌未来的希望而存在。他们最终的回归被希伯来先知反复预言，是上帝与受惩罚但仍是被选中的人们和解的高潮。(12)Hillel Halkin， Across the Sabbath River: In Search of a Lost Tribe of Israel，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2， p.100.而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在犹大王国沦陷后不久，被流放的人确实返回了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然而，回归的人都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十个部落并未回归。这两个支派的回归证实了《圣经》中关于他们会回归的预言，贝尼特认为当巴比伦之囚返回而以色列人没有时，十个部落的最终遗失就产生了。

因此，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的征服运动之后的流放政策，在以色列的先知创作《圣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十个部落被流放成为犹太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流放作为一种生动的历史记忆进入了人们的意识，并成为犹太人世世代代经历和意识的中心。(13)Marc J. Rosenstein， Turning Points in Jewish History，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p.70.

第三，被放逐位置的模糊化。《圣经》关于十个部落被放逐位置的首次描述出现在《列王纪下》中。“何细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边，并米底亚人的城邑。”(14)《列王纪》下，17：6贝尼特发现亚述记载和《圣经》描述的放逐地点之间唯一的实质性区别是，《圣经》提供了部落被驱逐到的实际地点。这些地点也不是凭空捏造的，几乎可以确定它们都是亚述帝国的真实地点。歌散是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城邑和地区，哈博河即今叙利亚东北部之哈布尔河，哈腊也是亚述的一个地名。(15)马自毅编著：《圣经地理》，北京：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88、96、100页。这三个地点都是有迹可循的，那么这十个部落后来是如何从《圣经》历史中消失的呢？与《列王纪下》中所描述的一般地点不同，后来的先知用更抽象、更神秘的术语描述了流放的地点。阿摩司写道“掳到大马士革以外”。(16)《阿摩司书》，5：27何西阿提出在经历流放之后部落被融合和消失的可能性：“以色列被吞吃”，(17)《何西阿书》，8：8并且“以色列人必漂流在列国中”。(18)《何西阿书》，9：17《以赛亚书》中的“遗失在亚述的土地上”(Eretz Ashur)以“另一片土地”(Eretz aheret)的形式出现在《申命记》中。从《申命记》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十个部落一旦在亚述遗失，就意味着会出现在另一片土地上。《以斯拉续篇》中“另一片土地”又发展为“阿扎罗兹”(Arzareth)这个神秘的地方。“另一片土地”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已经成了一个大范围的、可以进行持续推测的问题。(19)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55.就这样，虽然耶利米在北方王国灭亡后不到一个半世纪就预言了，但流亡居民已经被神化了，他们不再是一个熟悉的民族、生活在一个可以辨认的地方，相反，他们位于神秘的“另一片土地”上。

贝尼特认为流散的以色列人被无休止地重新定位，原因在于他们作为一个沉默的流散群体被写进了《圣经》。就算是被放逐之后，犹大群体之间的联系是有所记载的，与此相反的是十个部落变得悄无声息，他们不仅从被流放地消失，也从《圣经》中消失。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后，人们在《圣经》中看不到关于流放的以色列人的任何消息。历史和神话之间的界限在亚述记载的扩大化和《圣经》解释的神秘化中已经模糊了。事实上，文化记忆往往是历史真相和虚构的混合体，由“真实的”历史细节、民俗主题、民族自我塑造、意识形态主张和叙事想象力组成。(20)Pamela Barmash， “At the Nexus of History and Memory: The Ten Lost Tribes，” p.236.记忆更多地被回忆起来而不是被保存下来，这可能会使历史与记忆不一致。北方王国部落向“十个遗失部落”的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文化记忆具有选择性和解释性。集体记忆的错位使犹太人忘记了他们混杂的北方和南方血统，塑造了一个被惩罚的北方部落的形象。被俘虏的27 290人构成了十个部落的核心，他们最终被重新发现和救赎是上帝所承诺的。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以色列遗失的部落”。(21)Stanford M. Lyman， “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 as a Problem in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2， No.1， 1998， p.8.要在历史和神话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往往是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以色列迷失部落的历史停止的地方，也就成为遗失部落的神话开始的地方。(22)Tudor Parfitt， 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 The History of a Myth，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 2002， p.4.

二、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的发展及其与历史的联系

关于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的进一步信息，不时地被旅行家或冒险家所补充，他们声称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看到了部落。在阐述十个遗失的部落问题是如何与历史相连时，贝尼特以埃尔达德、约翰长老和便雅悯这三位最具代表性的中世纪旅行家为例，展示了遗失的十个部落在被神秘化后是如何与中世纪的历史相联系的。除此之外，犹太人在中世纪风雨飘摇的命运，也使得他们愈发渴望弥赛亚的到来，而十个部落的回归与弥赛亚到来之间的关系则始终牵动着中世纪犹太人的心弦。

第一，历史事实的“谣言”化。自十个部落遗失以来，谁都没有见过十个部落，但人们却时时能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对其足迹的推测就像无处不在的谣言一样。(23)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85.贝尼特认为这种“谣言”或许是传播遗失部落故事的最好方式，且成为积累有关部落知识的重要部分，将过去的传说和当今人们谈论的话题连接起来，使人们始终保持对十个部落的兴趣。公元9世纪但部落的埃尔达德(Eldad)、十二世纪的图德拉的便雅悯(Benjamin of Tudela)以及约翰长老(Prester John)就是传播这种“谣言”的代表，贝尼特通过分析他们与历史上真实人物和事件的联系来论述十个部落的故事是如何在中世纪构建起知识框架的。

九世纪的犹太人埃尔达德出现在凯鲁万，称自己就是遗失的十个部落之一但部落的成员，在他对中东和欧洲的描写中，他带来了对遗失部落命运夸张而离奇的描述，以及一个与《塔木德》中所写的截然不同的拉比法典。(24)David B. Goldstein， Jacob’s Legacy: A Genetic View of Jewish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5.在埃尔达德的自述中，他称自己曾经游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也门以及埃塞俄比亚，并在波斯湾北部山区偶遇了十个遗失部落的后裔。(25)Stanford M. Lyman，“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 as a Problem in History and Sociology，” p.13.贝尼特通过分析埃尔达德的故事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确定历史上真实的埃尔达德的身份。事实上，他是一个也门犹太人，来自希木叶尔王国首都纳季兰的犹太人社区。从早期罗马时代开始，希木叶尔就是动荡的阿拉伯、地中海和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非洲王国贸易网中活跃的一员。(26)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92.在伊斯兰兴起之前，它频频陷入和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人以及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中。公元550年，该国被帕提亚的军队所征服，公元570年埃塞俄比亚人再次入侵，希木叶尔王国灭亡，而后伊斯兰势力进入该地。印度洋贸易网在伊斯兰时期得到巨大的扩展，也同样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南部地区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希木叶尔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7)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92.希木叶尔王国在印度洋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可以解释为什么埃尔达德会对亚洲和印度洋的贸易路线如此熟悉。希木叶尔王国和强大的亚洲以及非洲的邻国之间在历史上长时间的冲突和对抗，为埃尔达德带来了关于战争和荣耀的宝贵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在他的叙述中摇身一变成为了十个部落的经历。比如希木叶尔和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在埃尔达德的故事中变成了十个部落和“古实人”(埃塞俄比亚人)之间的战争。而纳季兰的犹太人社区则是埃尔达德所具备的丰富的犹太传统知识的来源，这使他叙述十个部落的经文、法律和宗教虔诚的问题时得到凯鲁万犹太人的认可。凯鲁万的拉比加翁对但部落的人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判定，也留下了关于法拉沙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起源的线索。

约翰长老是一位神秘的基督教国王，据说统治着一个从东非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横跨非洲一直到大西洋的王国，其臣民包括遗失的十个部落。(28)Tudor Parfitt， 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 The History of A Myth， p.14.贝尼特指出第一个记录约翰长老的报告出现在1145年，扎巴拉(今天的黎巴嫩)的主教雨果抵达西欧，带来了关于中东十字军国家的消息。在这位主教的消息中，约翰长老的王国和米底、波斯等国发生了战争。事实上，贝尼特认为，该故事的真实历史事件可能是1141年塞尔柱王朝苏丹桑贾尔的军队被来自中亚的部落所败。

贝尼特认为，埃尔达德的故事和约翰长老的传奇之间并无实际关联，他们之间产生联系源于一些虚构的信件，即约翰长老的信。在信中约翰长老和埃尔达德一样，将十个部落描述为具有军事力量的群体，这些信在欧洲广为流行。贝尼特在书中表示，这些信件使得十个部落在欧洲基督徒中的重要性有所增强，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基督徒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和伊斯兰势力抗衡。在很多的例子中，对约翰长老的搜寻常常暗示或触发对十个部落本身的寻找，(29)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102.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图德拉的拉比便雅悯。

便雅悯是一位世界旅行家，12世纪时，他的脚步踏遍了许多地方，从伊朗的东北部山区延伸到了阿拉伯南部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海峡地区。他沿着西班牙海岸向上航行，穿过法国南部，一直到意大利，然后穿过亚得里亚海到达希腊和君士坦丁堡，从那里他航行到塞浦路斯和叙利亚，拜访圣地，然后向东，经过大马士革和摩苏尔，到达巴格达。(30)Hillel Halkin， Across the Sabbath River: In Search of A Lost Tribe of Israel， p.105.便雅悯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继续向东深入波斯，然后转向埃及。1171年，他回到欧洲写了《旅行》一书，在书中他指出在波斯尼普沙尔山区居住着但部落、西布伦部落、亚设部落和拿弗他利部落的后裔。(31)Stanford M. Lyman，“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 as a Problem in History and Sociology，” p.30.便雅悯在旅行中的关注点是犹太人，他的大部分记述都是关于他所遇到的犹太社区的地理位置、规模、圣地和习俗。贝尼特认为，便雅悯的旅行是在真实世界和《圣经》文本中旅行的结合体，他的《旅行》中有很多内容根据实际经历改编，但也有很多是传奇和神话。在地中海盆地和中东的许多旅行路线都是真实的，但在其中的见闻却穿插了很多“谣言”。贝尼特认为，便雅悯的旅行路线使得十个部落的所在置于真实旅行的背景下，并将这种旅行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地理参考点。贝尼特还分析了便雅悯旅行的细节和埃尔德达与约翰长老的故事，认为便雅悯的旅行路线和见闻实际上是二者的结合体。比如他很多的消息都来源于埃尔达德，在便雅悯的故事中，十个部落中的四个曾经去古实作战，这毫无疑问与埃尔达德所讲述的十个部落与古实人作战的故事有关。《旅行》中提到的一个庞大的军队洗劫波斯，然后通过旷野返回的事件也是参考了约翰长老的故事。

在这三位传奇人物所讲述的故事中，他们并不是仅仅从《圣经》出发来编造有关十个部落的最新“谣言”，而是由他们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出发，为十个部落的故事打上时代烙印。正如贝尼特所说，旅行者埃尔达德和讲述十个部落故事的骗子埃尔达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给不计其数的旅行者和追寻者以及犹太人和基督徒带来了启发和灵感。(32)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100.

事实上，贝尼特提到这三个人的故事并不只是表达十个部落是如何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发生联系，还意在表明他们在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的发展演变中的作用。贝尼特深入分析了这些故事背后产生的历史动因以及可能存在的真实事件来源。他也并没有把这些事件视为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故事，而是从故事细节中分析他们之间的联系，再延伸到他们在十个遗失的部落问题发展演变中的作用。贝尼特所做的这些努力，将十个遗失的部落神话与历史联系起来。

第二，地理位置的边缘化。自十个部落遗失以来，对他们位置所在的猜测也从未停止。他们之所以无法被发现，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之后，比如桑巴提安河。传说中桑巴提安河每周有六天都流动着湍急的河水，阻止遗失的部落穿越回以色列。到了第七天，河水变得平静了，但是他们被禁止在安息日冒险外出。(33)Stuart Kirsch， “Lost Tribes: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Social Imaginar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70， No.2， 1997， p.59.既然他们无法被发现，那么十个遗失的部落位置所在自阿扎罗兹之后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贝尼特从众多所述故事中提取出十个部落的位置以阐明他们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当时历史背景的联系。

在《圣经》的描述中，十个部落由最初被放逐到哈腊和歌散的哈博河边，到后来神秘的阿扎罗兹，十个部落被流放的地理位置逐渐神秘化。关于他们的信息在《圣经》记载之后由一系列的中世纪旅行者维持，十个部落最初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也是由这些人提出的。九世纪的犹太人埃尔达德所描述的十个部落的路线，从中国的西北部延伸出来，穿过阿拉伯到达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自此失落的部落第一次有了地理位置。而这个路线事实上涵盖了那个时代人们已知的世界，向东一直到中国，向西一直到西班牙。而且，在埃尔达德的讲述中中国第一次出现在了十个部落相关的故事背景里，强调的是遗失部落和世界边缘之间的联系。虽然中国在罗马帝国时期就被人们所熟知，但直到伊斯兰力量逐渐壮大后，它才真正成为世界的新边界。(34)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89.

而便雅悯的《旅行》对十个部落所在的贡献在于，它清晰定位了十个部落的位置。便雅悯将这些部落放置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北部是中国和波斯之间广袤的中亚地区，南边是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和印度之间的大片土地。(35)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107.贝尼特通过分析指出，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在穆斯林的早期征服时期穆斯林势力在东非迅速发展，但一直未能攻克埃塞俄比亚。因此，埃塞俄比亚作为第一个基督教王国，成为基督教徒抵抗伊斯兰的象征，欧洲将其想象成基督教的飞地。(36)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108.而欧洲人对于中亚地理的了解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基本是空白的。而后对部落位置的推测就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随着追寻者接触到新的地点，对他们位置的猜测也随之更新。随着世界地理边缘的不断扩大，对十个部落位置的假设存在于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37)Courtney Handman， Critical Christianity: Translation and Denominational Conflict in Papua New Guine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p.259.

第三，弥赛亚渴望的迫切化。“十个遗失部落”的主题曾经给中世纪的犹太人带来安慰，他们描绘了一幅许多全副武装的以色列人生活在天堂里的图景，这些部落等待着有一天脱离被封闭状态，将他们的犹太人同胞从压迫中拯救出来。(38)Pamela Barmash， “At the Nexus of History and Memory: The Ten Lost Tribes，” p.236.在希伯来语中，“弥赛亚”(mashiah)意谓“受膏者”；希腊语译为Christos，即“基督”。这个名号得自一种加冕礼仪。但我们现在所议论的弥赛亚观念，却与任何现实国王都毫无联系；它是虔信者和所有臣民的希望所在，只与未来相关。(39)J. B. 加百尔等：《圣经中的犹太人行迹》，梁工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72页。犹太人的命运自所罗门王国之后，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对于弥赛亚的渴望经常周期性地爆发，尤其是在1391年的大屠杀之后，这次灾难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在这个背景下弥赛亚的到来成为希望的源泉。贝尼特通过论述十个部落是如何与弥赛亚产生关联，以及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爆发对弥赛亚到来的渴望，探讨人们是如何继续维持对十个部落的兴趣的。

很多先知书都把十个部落的回归跟弥赛亚联系在一起。《以赛亚书》中写道“这三支被流放者(十个部落)必不单独归来。凡有犹太人的地方，他们也必备聚集而来……不多了！那圣洁的主将为他们降下高山，为他们修成大道；也必为他们高举各深处，使地平整，如经上所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40)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83.《以赛亚书》的描述说明当十个部落归来时，犹太人也将一同回归。而在《以斯拉续篇》中则突出地表达了部落遗失的事实以及寻找他们的意向。虽然以赛亚提到“末世”的救赎，包括“遗失在亚述的人”的集会，但以斯拉以更具体的方式讲述了部落将如何回归，并解释了他们“现在”的处境。(41)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61.以斯拉对十个部落的描述，使得救世主思想和救赎观念在古代近东地区得到普及。此后，十个部落就与弥赛亚、天启和末世论的异象联系在一起。(42)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61.《塔木德》中也深入探讨了十个部落是否会回归的问题。

先知书将十个部落与弥赛亚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的回归引起犹太人回归圣地的浪潮。贝尼特认为，这是由于十个部落是被流放最早也是被流放最彻底的群体，他们受流放之苦最深，所以他们的返回将为所有的犹太人回归开道。十个部落已然成为弥赛亚计划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可以说前者就是弥赛亚计划的基础所在。

贝尼特以1391年西班牙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1492年之后西班牙对犹太人的大量驱逐所造成的民族无力感为例，来论证十个部落在犹太人心中愈益增加的重要性。大屠杀和驱逐不仅使犹太人的数量大量减少，还掀起了大规模的改宗浪潮。事实上犹太人的命运自所罗门王国之后，一直多灾多难，先是分裂为两个小的王国，并且先后被灭，导致犹太人第一次大流散。后来，在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轮番占领巴勒斯坦期间，犹太人再度遭受两次大流散。特别是在罗马统治者残酷镇压犹太人的三次起义后，犹太人几乎全部逃离或被驱逐出巴勒斯坦。(43)王铁铮：《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在三次大流散之后，犹太人的历史进入世界性流散时期。犹太民族的苦难使得他们更需要宗教上的精神慰藉，而弥赛亚思想就是在这种苦难历史中逐渐形成，并进入到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贝尼特认为，对现代犹太人的规模和命运的极度焦虑使得他们格外期待弥赛亚的到来。而先知书将十个部落融入弥赛亚救赎之中，甚至十个部落的回归就意味着弥赛亚的到来，这种观点在犹太人受难的历史中不断被强化，最终成为希望的源泉。所以犹太人始终维持着对十个部落的兴趣，并逐渐将重点转移到将他们带回家的愿景中。

三、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的演变及其现实化

十个遗失部落问题从神话发展为历史，在进入近现代之后，具有了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来源于十个遗失部落问题可以满足现实世界的各种需求，如种族优越性的来源、政治合法性的佐证等。对十个部落后裔的寻找也通常与解决特定时期迫切的、世俗的或宗教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44)Stanford M. Lyman， “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 as a Problem in History and Sociology，” p.7.贝尼特在论述十个部落与现实的关联时，关注的重点是十个部落问题的政治用途、现实存在以及他们返回圣地夙愿的实现。

第一，政治需求的普遍化。在将对十个遗失部落的搜寻转化为政治利益的力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葡萄牙和英国。大卫·卢温尼(David Reuveni)开启了十个部落和葡萄牙之间关系的大门。1524年，大卫来到了罗马，他“按照以实玛利人的传统穿着条状丝绸的衣服，戴的头巾遮住了头部和大部分身体”。(45)Moti Benmelech， “History， Politics， and Messianism: David Ha Reuveni’s Origin and Mission，” AJS Review， Vol.35， No.1， 2011， p.35.他声称自己是十个部落的人，要求拜见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至于大卫是德系犹太人，还是西班牙裔犹太人或也门犹太人是有争论的，研究还未能将这一事件从一个奇怪的、有时有趣的轶事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并从中得出关于当时犹太社会性质和特征的结论。(46)Moti Benmelech， “History， Politics， and Messianism: David Ha Reuveni’s Origin and Mission，” p.37.大卫借鉴了便雅悯的旅程，将十个部落定位在埃塞俄比亚。他还表示以色列人的国王和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欧洲)以及十个部落的国王之间达成了军事和政治联盟，他们将共同反抗阿拉伯穆斯林和土耳其人。(47)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113.大卫见教皇的目的很明显，他希望教皇可以引荐他见葡萄牙国王，说服后者向他资助武器和军队。(48)Moti Benmelech， “History， Politics， and Messianism: David Ha Reuveni’s Origin and Mission，” p.39.教皇将大卫的消息转达给了葡萄牙国王，此时葡萄牙正在进行北非和大西洋上的探险，他们希望利用这个故事，来获得潜在的政治利益。而对于维持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霸权来说，亚丁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与亚丁湾相连的埃塞俄比亚自然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使埃塞俄比亚成为葡萄牙计划的核心。贝尼特对大卫的故事所关注的重点不在于理解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也不在于对具体事件和历史事实的了解，而在于这个故事对当时世界形势的描述，以及十个部落在多个区域线索的融合。大卫的故事诞生于欧洲在印度洋的扩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等复杂的历史合力中，又为当时的政治力量所利用来谋求政治利益。

到了17世纪末，英国成为关于十个部落的辩论最激烈的地区，从而使该问题进入英语讲述阶段。贝尼特认为十个遗失的部落故事到了英语阶段也迎来了他们的高潮时期，因为到了此时他们的回归已愈发迫切，且在世界大国的帮助下这一夙愿实现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在当时的英国，《圣经》文化拥有很高的权威，十个部落被与当时影响英国历史的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比如英国革命等。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盎格鲁—以色列主义，这个主义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十个部落的后裔，他们所关注的是盎格鲁的种族优越感。盎格鲁—以色列主义不仅解决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起源问题，还解释了英国19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因为他们是十个部落的后裔，继承了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1760年，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成立，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机构，自认为是为盎格鲁—犹太人发声的机构。(49)Natan Aridan，“Anglo-Jewr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1948—1956，” Israel Studies， Vol.10， No.1， 2005， p.125.

贝尼特将十个部落与英国产生的复杂联系放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当时的英国是世界的中心，对十个部落讨论的中心也随之转移。1391年的大屠杀以及1492年的驱逐和随之而来的改宗浪潮，使得犹太人的数量不断减少，他们回归的承诺成为犹太人希望的源泉。当时的巴勒斯坦仍处于英国的统治下，但此时英国关心的是它的地理位置和象征性的宗教地位。(50)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188.而后东方问题的兴起和用大量的移民来支持犹太人的呼吁，使英国人开始考虑向圣地移民的可能性，并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中达到顶峰。

第二，地理位置的全球化。贝尼特除了分析葡萄牙和英国对十个部落问题的现实关切以外，还阐述十个遗失的部落问题如何继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发现十个部落所在的空间越来越小，同时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没有科学证据已经不能随意定位部落的位置。贝尼特开始利用宗教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来摆脱这个困境。

16世纪，拉比亚伯拉罕·法里索尔在编纂《世界旅行记》(IgeretOrhot‘Olam)时，发现如何把十个部落包括在其中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法里索尔受过良好的教育，熟知当时的科学和地理知识，他不仅想把十个部落融入他那个时代的重大地理发现中去，而且还想以一种符合当代的世界地理写作方法来叙述。(51)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p.130-133.因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的世界几乎是完全暴露的，似乎不存在无法到达的山脉和河流，那么部落的存在就成了一个问题。法里索尔的解决办法是将十个部落封锁在已知世界内，他们被定位在一个已知区域里的未知位置。就此而言，贝尼特认为，法里索尔是现代第一个研究十个部落问题的人，因为他背负着证明他们存在的挑战。

新大陆被发现之后，印第安人是犹太遗失部落的理论也随之兴起，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欧洲人，仍然狂热地相信《圣经》的启示性和无懈可击的真理，难以想象印第安人在《圣经》解释之外、十个部落不能在这个地球上找到。如果印第安人真的是失落部落的残余，欧洲人可以解决两个最令人苦恼的难题：部落后裔的位置将被确定，新大陆原住民的身份和历史将被揭开。(52)Eran Shalev， American Zion The Old Testament as a Political Text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p.122.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蒙特西诺斯的故事。贝尼特认为这个故事带来的不仅仅是十个部落所在的新地点，还产生了十个遗失的部落问题新的研究范畴，即谁是十个遗失的部落。现在不仅仅是在世界地理上寻找十个部落，也是在世界各个民族或部落中找到他们，也就是说自十个部落问题研究的新范畴产生以来，他们的身份认定也成为寻找十个部落历史的关键组成部分。

犹太印第安理论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衍生问题，即十个部落最初是如何到达美洲的。1544年，十个遗失部落的土地阿扎罗兹，首次出现在由德国制图员塞巴斯蒂安·明斯特绘制的名为“当代亚洲的小木刻地图”上，位于亚洲最东北的角落。(53)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142.贝尼特认为，这是由于欧洲人对中亚和亚洲远东地区的地理了解大大增加了，所以当时未开发和未知的北部是剩下的唯一选择。十个部落问题的北方化既是绘图的需要，也是由于北部作为新的地点出现而产生的结果。贝尼特认为，明斯特的贡献在于让阿扎罗兹这个地方出现在了地图上，他把一个古老的神话变成了新的事实。(54)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148.20年后著名的佛兰芒地理学家和制图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出版的《寰宇全图》更加明显地展示了阿扎罗兹在现代地理上的真实存在。十个部落在亚洲北部的位置和奥特柳斯对阿扎罗兹的描述解决了部落如何到达美洲的问题。(55)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p.154-156.

亚洲的北部和新大陆是十个部落位置的最后所在，他们的确切位置到此时已经完成了在整个世界的迁移。在对十个部落的位置所在进行最后总结时，贝尼特选取了本·以色列于1650年出版的著作《以色列的希望》(HopeofIsrael)。本·以色列在这本书中，将十个部落塑造成了全球流浪者的形象。《以色列的希望》调和了十个部落故事中的地理冲突：一些部落的残余在桑巴提安的后面，一些在中国，一些在鞑靼，一些在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些在美国。(56)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180.本·以色列并没有认定十个部落位于哪一个地区，而是认为它们都是部落所在。贝尼特认为，本·以色列这种抛弃了单一位置理论的做法，使十个遗失部落的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全球流浪者的角色为他们在世界各地各族中的存在奠定了基础。

第三，返回圣地的现实化。肇始于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后，对十个部落的寻找就融入了政治运动。19 世纪末，由于深受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思想的影响，同时面对身处流散地的悲惨遭遇，欧洲犹太人中率先出现了各种犹太复国思潮。这些思潮从宗教、民族等不同视角对犹太复国主义提供理论上的诠释和支持，从而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57)王铁铮：《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历史》2012年第2期。但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思潮有别于传统宗教弥赛亚救赎思想，而十个部落的回归却是与传统弥赛亚紧密相连的。

那么遗失十个部落问题是如何融入犹太复国主义浪潮的？贝尼特以雅科夫·雅克·费特洛维奇(Yaacov Jacques Faitlovitch)和兹维·卡斯多伊(Zvi Kasdoi)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的探索者为例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联，这些探索者将对十个部落的寻找转移到了将部落带回家的重点上，并且将目光转向了巴勒斯坦。这些现象是研究十个部落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之间联系日益紧密所特有的。这些新一代探索者的逻辑很简单：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为了拯救犹太人，为什么不把十个部落也纳入其中？(58)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p.220-221.

1928年，耶路撒冷的犹太拉比、历史学家和旅行家梅纳厄姆·孟德尔·伊曼纽尔(Menahem Mendel Emanuel)出版了《以色列遗失的部落：时代的呼唤和以色列的救赎》(TheLostTribesofIsrael:ACallinTimeandtheRedemptionofIsrael)一书。本书记录了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政要发出的许多呼吁，并概述了一个清晰的计划，即在世界强国的帮助下让这十个部落重返家园。(59)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221.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艾萨克·库克(Abraham Isaac Kook)，他是巴勒斯坦伊休夫的首席拉比，也是现代政治犹太主义的伟大神学家。在库克看来，十个遗失的部落在犹太人登上世界舞台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十个部落的各种观点推动了英国对他们的兴趣，先是允许返回英国，而后是《贝尔福宣言》，现在可能会帮助他们回到一个犹太民族的家园。在库克看来，英国人对这些部落的兴趣加速了犹太人的政治救赎。(60)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222.犹太人需要一块无可争议和不依赖任何牵强因素的土地，也只有在这样的土地上，犹太人的民族生活才能在犹太精神指导下繁荣发展，只有巴勒斯坦能够承担这样的职能。(61)Robert Seltzer， “Ahad Ha-am and Dubnow: Friends and Adversaries，” in At the Crossroads: Essays on Ahad Ha-am， ed. by Jacques Kornber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p.66.

库克在十个部落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他认为救赎的开端就是现代犹太国家的建立，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流散历史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十个部落被流放历史的结束。最初弥赛亚方案中两个长期存在的要素——重建神庙和十个部落的回归——被理解为超越或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世俗宪章无关。(62)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222.贝尼特认为库克的观点改变了这一认知，并把十个部落完全纳入犹太复国主义的框架。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表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也是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这个宣言使得犹太人的回归有了法律依据，同时十个部落返回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一个在精神上获得新生的巴勒斯坦将成为犹太教的精神中心，成为文化、宗教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63)贾延宾：《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关系论析》，《世界民族》 2018 年第2期。1947 年 11 月，即《贝尔福宣言》发表 30 年后，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联合国 181号分治决议》，规定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后两个月内在巴勒斯坦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实际上，这个决议是在国际层面为犹太人提供了建国的法律依据。

在贝尼特看来，这十个部落过去曾被用于政治目的。但现在，他们第一次被政治化以帮助一个犹太政治运动。(64)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221.事实上，对十个部落寻找的一大动力是对弥赛亚的渴望，而弥赛亚到来的结果也就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以色列的建立。(65)Hugo Gressmann， “The Sources of Israel’s Messianic Hop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 Vol.17， No.2， 1913， p.180.但是当弥赛亚的到来一再推迟时，作为犹太人生活中主要力量的宗教弥赛亚主义开始枯竭，它的情感转化为革命社会主义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等形式。(66)Hillel Halkin， Across the Sabbath River: In Search of A Lost Tribe of Israel， p.12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个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计划，这场运动关注的唯一重点是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救赎，当然也包括十个遗失的部落。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正如以色列在独立宣言中所说，“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周围，进行移民和重建工作，并在伟大的舞台上支持他们，以实现以色列的救赎这个古老的梦想。”(67)Natan Aridan，“Anglo-Jewry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1948—1956，” Israel Studies， Vol.10， No.1， 2005， p.128.事实上，现代犹太国家的建立代表着解决十个遗失的部落问题最高权威的诞生，它是历史上唯一具有政治权力来克服遗失问题的机构。

贝尼特从十个遗失部落问题的政治用途、现实存在以及返回圣地三方面来论述部落在近现代与现实产生的联系。其中，政治需求的现实化使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历史潮流的中心依次成为部落寻找的潜在中心。葡萄牙关心的是在北非和大西洋上的利益，西班牙在意的是将对美洲的殖民行为合理化，而英国则不仅从十个部落的后裔身份中获利，还为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提供了政治依据。同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基本已不存在不可知之地，再加上现在地理绘图技术的进步，十个部落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困境。在这方面，贝尼特通过论述从法里索尔到明斯特再到奥特柳斯的地图绘制过程，来表达十个部落位置所在的转移轨迹，还采用了本·以色列的著作，说明十个部落的高度全球化。因此，他认为，事实上，他们可能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换句话说，任何部落都可以成为十个遗失的部落。而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后，对十个部落的寻找融入了政治运动，而世界大国对于十个部落的兴趣以及他们所能带来的利益使犹太人返回圣地的夙愿得以实现。

余论

贝尼特认为，对于十个遗失的部落，历史上有这么多人长时间不知疲倦地寻找十个部落，答案既简单又深刻：因为他们遗失了。(68)Zvi Ben-Dor Benite， The Ten Lost Tribes: A World History， p.2.以色列十个部落在世俗和宗教上的完全遗失状态，使得寻找他们成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主题。但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一直存在，斯图尔特·基尔希认为，“十个遗失的部落并不存在，它是被创造出来的。”(69)Stuart Kirsch， “Lost Tribes: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Social Imaginary，” p.58.麦克斯韦·米勒认为，鉴于《圣经》故事的不确定性、《圣经》以外关于以色列和以色列人的资料的缺乏，以及史前资料的笼统性，现今学者们对以色列历史研究出现巨大分歧毫不奇怪。(70)Bruce M. Metzger and Michael D. Coogan(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29-332.然而几千年来，无数学者、冒险家、宗教学者一直被以色列十个遗失部落的问题所触动，从而踏上寻找他们的道路。寻找他们具有诸如寻找亚特兰蒂斯、圣约柜或伊甸园遗址的某种吸引力。(71)H. G. May， “Archaeological News and Views: The Ten Lost Tribes，”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6， No.3， 1943， p.55.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心灵深处的某些东西，如家庭、浪子回头、恩典、宽恕和救赎等。(72)David B. Goldstein， Jacob’s Legacy: A Genetic View of Jewish History， p.45.贝尼特的《十个遗失的部落：一部世界历史》也追随着部落的千年遗失这一主题。然而部落遗失的这种无法治愈的巨大伤痛并没有随着以色列的建国而结束，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种族回归的问题。该问题的高度全球化，使得人们寻找的十个遗失部落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身份认同的模糊化使得该问题的讨论将会继续下去。正如斯坦福M.利曼所说，“十个遗失的部落已经被嵌入西方世界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历史中，它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认识论与实践中将继续扮演着偶尔被认可但又时常断断续续出现的角色。”(73)Stanford M. Lyman， “The Lost Tribes of Israel as a Problem in History and Sociology，” p.34.

外国问题研究订阅 2020年4期

叙拉古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