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争议问题是近来东正教世界的热点问题。讨论这一事件的关键是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归属权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转移至莫斯科牧首区的相关历史事件和教会文件。在这一争论中，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声称从未转让过基辅都主教区，只是将祝圣基辅都主教的权力授予了莫斯科牧首区。但莫斯科牧首区并不承认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转让的“部分性”“暂时性”和“有条件性”，并试图从教规的角度证明1686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将基辅都主教区的归属权“永久地”转让给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两大牧首区的历史叙事和论证策略充满着竞争色彩和建构主义意味，目的都是使自身在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事件中的行动合法化，这也进一步将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转让事件提升至意识形态冲突的层面。

　　东正教世界普遍认为，自1686年起，乌克兰东正教会就是莫斯科牧首区下属的一个都主教区。但是，2019年1月，乌克兰东正教会在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授予下获得了教会自主地位，成为当代世界16个东正教地方自主教会之一，不再归属于莫斯科牧首区管辖。俄罗斯东正教会坚决不承认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合法性。那么，乌克兰东正教会为什么可以由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授予自主地位，这是否符合教规？在历史上，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前身——基辅都主教区曾经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后来通过1686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颁布的“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基辅都主教区被“转让”给了莫斯科牧首区。不过，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转让”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强调转让的“部分性”“暂时性”和“有条件性”，即这个文件所表明的只是主教祝圣权的转让，而不是基辅都主教区的教区归属权的转让；并且，主教祝圣权的转让也是暂时性的，不是永久性的；同时，接受转让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必须遵守一定条件，若不遵守，则转让法案无效。俄罗斯东正教会则认为，这个官方文件已经表明了基辅都主教区的教区归属权的转让，并且是永久的转让，俄罗斯东正教会也遵守了转让法案中的条件，转让是有效的，不可撤销的。因此，只有莫斯科牧首区有权授予乌克兰教会自主地位，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授予乌克兰教会自主地位是不符合教规的。这样，关于2019年乌克兰东正教会获得自主地位是否合乎教规的问题，其焦点便集中于对1686年转让文件的不同解释上。

一、“1686年文件之争”的历史背景

当代乌克兰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前身都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基辅都主教区。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基辅设立了都主教区。1299年，基辅遭到蒙古鞑靼人的洗劫，都主教马克西姆(Максим)将驻地迁移到弗拉基米尔。1325年，都主教彼得(Петр)又将驻地迁移到莫斯科。随着都主教驻地的迁移，基辅都主教区中逐渐出现了基辅和莫斯科两个宗教中心。1439年，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为了让西方帮助垂死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教会精英们同意与罗马天主教会合并，并让已经加入合并派的伊西多尔(Исидор)担任基辅都主教区的都主教。面对这样的局面，1448年底，莫斯科的主教们自行宣布梁赞人约纳(Иона)为基辅都主教区的都主教，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管辖，都主教称号从1461年起改为“莫斯科和全罗斯都主教”，都主教区也逐渐改称莫斯科都主教区。1458年，君士坦丁堡牧首祝圣合并派的格列高利(Григорий)成为基辅都主教区都主教，主要管辖西部的立陶宛教区，从这时起，基辅都主教区的都主教驻地迁到维尔诺(Вильно，即现在的维尔纽斯)。两个都主教的同时存在宣布基辅都主教区分裂局面的最终形成。莫斯科都主教区是自主的地方教会，于1589年成为牧首区。基辅都主教区服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领导，按照教规，都主教应由君士坦丁堡牧首祝圣。都主教区分裂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686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颁布“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公文颁布后，在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下，基辅都主教区开启了教会生活的新阶段。

一直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于基辅都主教区转让事件都采用一种“罗斯教会重新统一”的叙事策略。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看来，君士坦丁堡牧首区颁布“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客观情况所决定的。14世纪中期，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分别开始向东方和东南方扩张。在这一扩张趋势下，乌克兰的领土被完全纳入了这两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1569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在卢布林达成了成立联合王国的协议，新成立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由波兰国王执掌政权，由此，几乎整个乌克兰都处在波兰的统治之下。1596年布列斯特会议后，在古罗斯领土上恢复了合并派教会，基辅都主教区内许多主教成为合并派。从分布上来看，东乌克兰地区东正教徒居多，而西乌克兰地区合并派教徒和天主教徒较多。实行合并后，乌克兰地区的东正教情况极为困难。波兰政权统治者信奉天主教，强制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东正教信徒并入天主教或合并派教会，东正教居民受到了猛烈攻击，教堂和修道院被侵占，主教们遭受到各种迫害。这些主教和信徒们不得不向东正教国家沙皇俄国寻求帮助。此时的沙皇俄国实力强大，东方教父们在1593年就承认俄国沙皇是世界上唯一的东正教君主并规定在所有的礼拜中都必须为他祈祷平安，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俄国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沙皇利用乌克兰境内的东正教信徒对东正教的共同情感来打动他们与俄国合作，并承诺给予他们军事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正教信徒十分希望信仰东方正教的沙皇成为自己的统治者。相比之下，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处境较为艰难。君士坦丁堡地区的统治政权——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信仰伊斯兰教，并未扶持当地东正教的发展，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常常陷入经济困境之中。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经常派使团前往俄国，为教会的迫切需求向沙皇筹集“捐款”。因此，财力雄厚的沙皇在君士坦丁堡牧首区那里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17世纪中期，随着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Хмельницкий)的起义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爆发，东乌克兰地区启动了与东正教国家沙皇俄国结盟的复杂历史进程。1659年10月，双方签订了《佩雷亚斯拉夫条约》。条约规定，在政治合作的前提下，基辅都主教(在自治的条件下)服从莫斯科牧首。虽然此条约并不具有教规约束性，但由于当时的基辅都主教季奥尼西(Дионисий)长期不在基辅，把基辅教区的管理权力交给了切尔尼戈夫主教拉扎尔(Лазарь)，基辅的东正教情况又极其困难，沙皇俄国便开始积极参与基辅都主教区的教会生活，包括为教区任命代理都主教等。在莫斯科牧首区看来，如果不把基辅都主教区纳入其管辖，就不可能向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东正教徒提供任何有效的援助。于是，在乌克兰盖特曼的参与下，莫斯科牧首区开始了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关于基辅都主教区归属问题的谈判进程。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最终同意俄国沙皇、莫斯科牧首区牧首以及哥萨克首领关于“转让”基辅都主教区的请求。随着1686年俄国和波兰《永久和约》的签订，基辅和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即东乌克兰)归俄国，第聂伯河右岸的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则归波兰。同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颁布了“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以及君士坦丁堡牧首给俄国沙皇、莫斯科牧首区牧首、哥萨克首领盖特曼等人的相关信件，莫斯科牧首区开始合法“管理”基辅都主教区。

莫斯科牧首区认为，988年建立的罗斯教会虽曾经历过短暂的分裂，但仍然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教会。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重新归属于莫斯科牧首区，正是罗斯教会重新恢复统一的重要举措。基辅都主教区归属权的变更并不是俄罗斯教会对君士坦丁堡教会教规领土的“非法吞并”，而应被视为罗斯教会“合法财产”的归还。

在基辅都主教区转让事件发生后的二百多年里，“出于牧养考虑”(по пастырским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并未对基辅都主教区“转让”给莫斯科牧首区提出质疑，也默认了俄罗斯教会对基辅都主教区的管辖。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立场开始发生改变，宣称基辅都主教区从未转归至莫斯科牧首区管辖。不难看出，这一立场的转变是与乌克兰东正教会的自主运动紧密相关的。1917年，随着乌克兰独立国家的建立，乌克兰教会自主派也建立了独立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УАПЦ)。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来，“独立教会”是独立国家的象征，因此，民族主义者大力支持东正教会走向自主。随后几年中，教会活动家和民族主义者积极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交流，为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的合法性向法纳尔方提供“历史和法律解释”。虽然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并未获得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教规承认，但却使君士坦丁堡教会对乌克兰地区东正教会的主张发生演变，君士坦丁堡教会开始公开重申他们对基辅都主教区的权力。在1924年授予波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牧首教令》中，君士坦丁堡牧首声称基辅都主教区加入俄罗斯教会是被迫的，“不符合教规的规定”，并且俄罗斯教会本身也违反了协议的条款，剥夺了基辅都主教区的自治权。这一声明成了今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对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转让事件的主要立场，并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化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国家再次独立，教会自主运动也随之复兴。乌克兰教会自主派宣称继承1686年以前基辅都主教区的传统，在教规领土上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所有，并积极争取获得教会自主地位。2018年，乌克兰教会自主运动达到高潮。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发表了《普世圣座和乌克兰教会》这一报告，重新叙述了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转让事件。报告宣称：“普世牧首区从未转让过基辅都主教区，以使其构成莫斯科牧首区的教规领土……君士坦丁堡教会从未在法律上丧失对乌克兰教会的教规权力……因此，普世教会有权利也有义务在每一种被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乌克兰教会提供适当的母性关怀。”

此外，《普世圣座和乌克兰教会》报告还就1686年文件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如下解释：基辅都主教区(以及今天的整个乌克兰教会)从建立之初就是普世圣座的一个教区，每一位基辅都主教都从君士坦丁堡牧首那里接受祝圣。一直以来，乌克兰教会与普世教会之间的联系都十分紧密，即使在1654年该地区与莫斯科政治一体化之后，莫斯科牧首为基辅都主教祝圣的行为也都会遭到乌克兰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强烈抗拒。1685年，莫斯科牧首约阿基姆擅自祝圣格杰翁为基辅都主教，这一举措遭到了都主教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反抗。直到当时的普世牧首狄奥尼修斯四世在巨大的压力下，于1686年颁布“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允许莫斯科牧首祝圣基辅都主教，基辅地区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才接受了莫斯科牧首对格杰翁及其后续继任者的祝圣。

君士坦丁堡教会强调，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的颁布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由于两个王国之间的遥远距离和发生的战斗”，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不得不按照“经世”(οἰκονομία)原则将基辅都主教区托管给莫斯科人。但这种“托管”只是都主教祝圣权的转移，都主教区临时由莫斯科牧首来管理，基辅都主教区仍旧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教规领土。然而，莫斯科牧首区却从未遵从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的条件，并强制吞并了基辅都主教区(和乌克兰教会)，侵害了普世圣座的教规领土。由于这些事件发生在普世教会圣座深陷动荡的时期，普世牧首无法对这种不合理的行为发声，只能容忍了莫斯科牧首区的专断行为。尽管如此，普世牧首却从未忘记或忽视这些事实，也并未在法律上放弃对乌克兰教会的教规权力。如今时机成熟，乌克兰教会需要母教会为其提供关怀和帮助，普世牧首区必须站出来维护自身和子教会的权利，还原当年的历史与教规真相。在上述论证的支撑下，2018年10月11日，普世牧首宣布，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已经失去了效力。之后，普世牧首同意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乌克兰东正教会(ПЦУ)正式组建。

　　对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来说，废除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是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教规前提。东正教教会学认为，自主教会建立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普世教会的主教团在大公会议上或以其他方式建立，另一种是由主管教会的最高权力赋予其下属主教区教会以自主教会地位。由于东正教世界已经很久未召开大公会议，因此，乌克兰东正教会的自主地位只能由其主管教会授予。在这一教规的约束下，1686年的“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就成了确认乌克兰东正教会教规主管教会的关键性历史文件。2018年之前，东正教世界普遍默认基辅都主教区已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莫斯科管辖。2018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主教公会撤销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的法律效力、恢复1686年前乌克兰东正教的归属后，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授予问题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

二、关于1686年相关文件的争议

　　早在君士坦丁堡教会发表《普世圣座和乌克兰教会》之前，东正教世界就已经出现了质疑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归属权“转让”的声音。2009年，学者卢里耶(В. М. Лулье)就在著作《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俄罗斯东正教》中提出了“1686年之后普世牧首依旧保留了对基辅都主教区的教规权力”的观点，但当时，卢里耶的观点并未引起剧烈讨论。直到2016年8月24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际拜占庭研究大会上，学者韦托什尼科夫(К. Ветошников)发表了报告《1686年将基辅都主教区“移交”给莫斯科牧首区：教规分析》，宣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并未将基辅都主教区的归属权转让给莫斯科牧首区，只是允许莫斯科牧首按立基辅都主教”。这一报告正式拉开了两大东正教会关于基辅都主教区归属权之争的帷幕。2017年，俄罗斯历史学博士琴佐娃(В. Г. Ченцова)公布了在18世纪希腊手稿中发现的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的希腊文副本，这两份文件开始成为两教会讨论的中心。在对“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进行分析后，琴佐娃指出，君士坦丁堡牧首在1686年之后“仍然是基辅大主教的教规牧首”。到了2018年，随着乌克兰东正教会要求自主的呼声愈来愈高，围绕1686年历史事件和相关文件开展的讨论也进入了高潮。除了对历史背景进行重新阐释之外，君士坦丁堡和俄罗斯两教会纷纷对1686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2018年9月，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发表了声明《普世圣座和乌克兰教会》。在这份声明中，普世牧首区以韦托什尼科夫、卢里耶和琴佐娃的论证为依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的新看法，试图挑战俄罗斯历史学界一直以来的主要叙事，还原“乌克兰东正教会与母教会之间关系的历史真相”。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们迅速应对这一挑战。2018年9月，神父热尔托夫在期刊《教会与时代》上发表了文章《俄罗斯教会统一的历史教规基础》。11月28日，莫斯科牧首区的官方网站上刊登了这篇文章。10月9日，教会研究中心“东正教百科全书”在网站上发表了文章《对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文件<普世圣座和乌克兰教会用文件说话>的评论》。10月13日，莫斯科牧首区官方网站也转载了这篇文章。在上述两篇文章中，俄罗斯教会及其代表再次确认了自身立场，认为“基辅都主教区的归属权已于1686年移交至莫斯科牧首区”，驳斥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新论点。紧接着，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发言人”韦托什尼科夫于11月28日发表了文章《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关于1686年将基辅都主教区的管辖权“完全移交”给莫斯科的论点的回应》，以反驳俄罗斯神父热尔托夫和教会研究中心“东正教百科全书”的论证。2021年11月17日，俄罗斯东正教会官方网站发布了大辅祭马尔科维奇的文章《“我们命令至圣的基辅教区服从至圣的牧首宝座……莫斯科市……”(论1686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和主教公会文件的一些教规方面)》，该篇文章从教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对1686年历史事件和法案的解释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废除’行动并不合法，也不符合常理”的观点，论战由此步入了尾声。

　　(一)现存的相关文件

目前，与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归属权“转让”相关的文件首先包括1686年5月和6月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主教公会给相关人员的信件公文。日期为1686年5月的信件公文有：《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沙皇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公主索菲亚的公文》《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莫斯科牧首约阿基姆的公文》《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盖特曼伊万·萨莫伊洛维奇的公文》《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公主索菲亚的公文》。日期为1686年6月的信件公文有：《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给莫斯科牧首约阿基姆的会议公文》《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沙皇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公主索菲亚的公文》《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给基辅都主教格杰翁的许可公文》《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盖特曼伊万·萨莫伊洛维奇、基辅都主教区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咨文》《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王公戈利岑的信》。除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公主索菲亚的公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王公戈利岑的信》外，其他信件公文均已公开。在现存的信件公文中，只有日期为1686年5月的《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沙皇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公主索菲亚的公文》以希腊文原件的形式保存，其他信件的希腊文原件皆已丢失，仅留存了信件的俄文译本。

同时，琴佐娃公布了在18世纪初重新抄写的希腊手稿中发现的“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的希腊文副本，即《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关于转交给莫斯科牧首祝圣基辅都主教权力的公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关于基辅都主教选举和祝圣程序的公文》。琴佐娃认为，两份公文的原件很可能已被大火烧毁。除了这两份希腊文副本外，俄罗斯国家古代法案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还保存了两份公文的俄文译本。这两份“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是两教会讨论的核心文件。

除上述文件外，还有一些未公开的重要文件。包括1685-1686年希腊人扎菲尔(Зафир)和书吏尼基塔·阿列克谢耶夫(Никита Алексеев)前往奥斯曼帝国期间，就基辅都主教区进行谈判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保存于俄罗斯国家古代法案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ктов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的不同文库中。同时，莫斯科档案馆保存的几任牧首统治期间狄奥尼修斯的其余信件和狄奥尼修斯的信使到访莫斯科时的大量俄文文件也都没有得到研究和公开。此外，在1686年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耶路撒冷牧首多西费(Досифей)的信件原件也并未公开。

相比于公文和信件的俄文译本，希腊文的原件和副本更具有可信度。因此，君士坦丁堡和俄罗斯两教会的讨论主要围绕《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关于转交给莫斯科牧首祝圣基辅都主教权力的公文》《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关于基辅都主教选举和祝圣程序的公文》的希腊文副本以及《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给沙皇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公主索菲亚的公文》的希腊文原稿所展开。

(二)文件中存在的争论点

在论争过程中，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强调1686年转让行为的“部分性”“暂时性”“有条件性”以及“先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祈祷平安”这一规定的教规含义。莫斯科牧首区则完全拒绝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提出的论点，并试图从教规角度证明1686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将基辅都主教区的归属权“永久地”转让给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具体而言，可以将双方对文件的争论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是否发生了教区归属权的转移。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强调，1686年相关文件的颁布只改变了基辅都主教区的主教祝圣权，并没有改变基辅都主教区的归属权，基辅都主教区仍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所有。改变都主教区的归属权是教规所禁止的，但是在该地区特殊的政治局势下，出于牧养考虑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只能按照“经世”原则将都主教的祝圣权转移给俄罗斯教会。韦托什尼科夫在文章中指出，1686年主要文件的类型为“发布信”(γράμμα έκδόσεωζ)。“发布信”主要用于表示将选举、祝圣和调任都主教和大主教的权力转交给其他大主教(或其他牧首)，从而让他们代替普世牧首和其主教公会，并根据牧首和主教公会的委托完成这些行为。不同的是，其他“发布”(ἔκδοσιζ)文件授予了一次祝圣或调任行为，而1686年的相关文件授予了多次祝圣或调任的行为。教区边界的变化(更何况是牧首区边界的变化)一直是通过比“发布信”更重要的文件——牧首教令(томос)或至少是法令(сигиллион)进行的。由此可见，1686年相关文件只是将祝圣和调任基辅都主教的权力转移给了莫斯科牧首，并未发生教区管辖权的转移。在韦托什尼科夫看来，基辅都主教区的教规地位与希腊的“新领地”(Νέων Χωρῶν)主教区的地位非常接近，虽然该教区由希腊教会管理，但却在教规上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

此外，韦托什尼科夫还列举了阿勒颇都主教区(Алеппская митрополия)管辖权转移事件进行比较。安提阿主教由于一些原因无法治理阿勒颇都主教区，1757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阿勒颇教区的信徒和神职人员的呼吁下将该教区纳入其管辖范围。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到1792年，在安提阿教区的情况正常化后，君士坦丁堡便将阿勒颇都主教区归还给了安提阿教区。在对阿勒颇都主教区事件的评价中，君士坦丁堡牧首说道：“支持和自发地帮助其他至圣牧首和使徒圣座的需要，我们牧首，使徒和普世圣座自古以来就认为是非常恰当的。但出于贪婪之心侵占或觊觎他们的权力，是我们永远不会做的，甚至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前者是合理的，值得的，而后者是不公正的，与牧首地位不相称的。”根据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逻辑，莫斯科牧首区也不应当侵占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权力，而应在合适的时机将基辅都主教区移交给普世圣座。

针对韦托什尼科夫将“新领地”和基辅都主教区之间进行的类比，俄罗斯教会的代表做出了回应。马尔科维奇讲道，众所周知，君士坦丁堡牧首有权提出和批准替补空缺圣座的候选人名单，也有权要求“新领地”的都主教提交年度报告，对这些都主教保持精神影响、教规和司法管辖权，并在实践中积极利用这些权力。因此，“新领地”的都主教们的教规首领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只是在行政和财政问题上，“新领地”的都主教们通过“委员会”隶属于希腊教会主教公会和希腊国家。但基辅都主教区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普世牧首区对基辅都主教区并未拥有实际的教规和司法管辖权。因此，将“新领地”与基辅都主教区进行类比并不正确。

　　同时，马尔科维奇指出，在1686年相关文件中明确出现了基辅都主教区“服从”莫斯科牧首的字样。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关于转交给莫斯科牧首祝圣基辅都主教权力的公文副本》中写道：“至圣的基辅主教区将服从伟大的、受神保佑的莫斯科城的至圣牧首圣座”(ἵνα ἡ ἁγιωτάτη ἐπαρχία Κιόβον εἲη ὐποκειμένη ὑπὸ τοῦ ἁγιωτάτον π (ατ) ριαρχικοῦ θρόνου τῆζ μεγάληζ κ (αὶ) θεοσώστ (ου) πόλεωζ Μοσχοβί (αζ))。这里出现的“ὑποκειμένη”一词，源于动词“ὑπόκειμαι”，该词的含义十分明确，表示“服从于、在某个牧首、主教的管辖下，或者服从他的判决”。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关于基辅都主教选举和祝圣程序的公文副本》中也出现了“ὑποταγὴ”(服从，从属)一词：“基辅都主教区从属于至圣的莫斯科牧首圣座”(ἡ ὑποταγὴ τῆζ μ (ητ) ροπόλ (εωζ) ταύτηζ Κιόβου ἀνετέθη ὑπὸ τὸν ἁγιώτατου π(ατ) ριαρχικὸν τῆζ Μοσχοβίαζ θρόνον )。由此可看出，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明确将基辅都主教区的归属权转移给了莫斯科牧首区。而之所以使用“发布信”这种类型的文件，在教会研究中心“东正教百科全书”看来，很可能只是为了暗示君士坦丁堡方的某种不悦。

马尔科维奇认为，第四届大公会议的第28条规则和1686年的“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使用了同样的措辞表明牧首有权祝圣由地方会议选出的都主教。第四届大公会议第28条规定：“因此，只有本都的，亚细亚的和色雷斯地区的都主教，以及上述地区的异族的主教，他们是由上述至圣君士坦丁堡教会至圣圣座来设立的：上述地区的每个都主教，与该地区的主教一起，必须按照神圣的规则任命教区的主教。而上述地区的都主教，据说是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按照惯例进行选举，并向他提交后任命的。”虽然该条规则只说了君士坦丁堡首领祝圣本都、亚细亚的和色雷斯地区都主教的权力，但却肯定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对上述的三个古老的都主教区的教规管辖权。意思是说，谁有对地方教会都主教的祝圣权，谁就有对该地方教会的教区管辖权。那么，在措辞明显相同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堡教会也无法否认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授予莫斯科牧首对基辅都主教区的教规管辖权这一事实。

二是公文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对于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的时效问题，双方也是看法不一。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强调，公文是根据“经世”原则授予的，是“为了目前的需要”，也就是“两个王国之间的遥远距离和发生的战斗”。这种许可具有临时性质，只要授予的理由仍然存在，就可以执行，但是如果时机成熟，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完全可以收回这种“授予”。同时，学者韦托什尼科夫对于法案的暂时性也做出了详细论证。韦托什尼科夫认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颁布的所有永久法案都会说明这将“直到永恒，直到末世”，而且将保持这种情况，不得有任何进一步的变化。甚至还会有条款规定，如果有人试图改变现状，他们将被诅咒。但在1686年公文中，只是指出了“和他以后的牧首”将拥有这一“许可”，并且没有加上“所有”一词，也没有像其他永久牧首法案中那样，指出这一规定是不可改变的和永久的。此外，韦托什尼科夫还指出，“和他以后的”这句话经常出现在临时性质的文件中，这更能说明法案只是临时性的，并不是永久有效的。同时也不能排除修改或撤销该文件的可能性，正如使用这类措辞的文件经常发生的那样。在韦托什尼科夫看来，君士坦丁堡牧首之所以没有公开宣布这种情况是暂时的，很可能是因为牧首当时别无选择。莫斯科牧首对基辅教区事实上的占领已经发生，该领土已经属于俄国沙皇，在这里，无论牧首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局势。他能做的只是给这一事实一个教规形式，并试图维护君士坦丁堡的荣誉和权力。

君士坦丁堡教会试图通过论述法案的暂时性，使废除1686年公文和恢复对基辅都主教区管辖的行为“合法化”。针对君士坦丁堡的论证，莫斯科牧首区提出了反驳。俄罗斯教会研究中心“东正教百科全书”表示，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关于转交给莫斯科牧首祝圣基辅都主教权力的公文副本》中已有警告：“没有人会反对和有异议，因为它的发生是合理和公正的。但是，凡是想反对所写的，或想以任何其他方式表示不服从或反对的，都将反对主的命令，并将得到他的惩罚，因为他轻视牧首，而牧首是上帝的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形象。”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关于基辅都主教选举和祝圣程序的公文副本》中也指出：“同样，根据莫斯科圣座意愿，我们大会公布的牧首公文的转让公文也是如此，按照经世和宽容原则实施，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两处警告清楚地表明，法案不允许被违背，关于基辅都主教区事件的决定不是暂时的，而是最终的。

同时，俄罗斯教会研究中心“东正教百科全书”还指出，在1686年6月给俄国君主的公文中提到了“正如我们的大会公文所宣称的，让其自由祝圣基辅都主教，并让都主教按照教会规矩接受该莫斯科牧首的牧首审判……从今往后，为了拯救居住在那里的基督徒，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基辅的祝圣。”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5月给莫斯科牧首约阿基姆的公文中也提到，“从现在起，这个基辅都主教区将服从莫斯科神圣的牧首圣座”。这些话完全驳斥了任何关于基辅都主教区归属权转让的所谓临时性的说法。因此，基辅都主教区被移交给莫斯科牧首区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所做的决定不仅适用于现行的莫斯科牧首和基辅都主教，也适用于他们的继任者；基辅都主教区的所有东正教徒都被要求接受这一决定，认为它是救赎的、合法的和最终的。

此外，对于韦托什尼科夫“但即使是‘永恒’的法案，许多法案之后要么被废除，要么其决定被后来的法案所修改”的说法，热尔托夫反驳道：“如果这一思想反映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官方法律实践，而不是韦托什尼科夫先生的个人意见，那么普世牧首区发布的任何牧首或主教公会法案，无论其内容如何，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武断地宣布无效。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关于基辅都主教区的转让公文是‘不可撤销的’还是只是暂时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意义。”

三是先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祈祷平安是否意味着基辅都主教区保留对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从属地位。在《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和主教公会关于转交给莫斯科牧首祝圣基辅都主教权力的公文副本》中做了如下规定：“当这位基辅都主教在本教区进行神圣的圣餐礼时，他首先为普世牧首的尊名祈祷平安，因为他是源头和开始，是村庄和教区中的一切的先驱，然后是莫斯科牧首，作为他(基辅都主教)的长老，不能反抗和违背他，因为他是有福的和虔诚的。凡是有不同想法的，或以其他方式想表现出不服从或不顺从的，都将违背主的命令，并从他那里接受惩罚，因为他轻视牧首，他们是有生命的上帝的形象。”

根据君士坦丁堡第一、第二次地方会议第15条教规，主教有义务为他和他的教区所属牧首或首领的“教名”祈祷：“因此，如果任何一位神父、主教或都主教，敢于脱离与自己牧首的共融，不在圣礼中按既定仪轨称颂牧首之名，而是在会议宣布给他(牧首)定罪之前，就与他决裂，那么，一旦发现某神父(或主教、都主教)有这样的违法行为，神圣会议就将决定，这样的人完全不可承担任何神职。”这一教规也是俄罗斯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就法案中同时为两位牧首祈祷的内容产生争论的依据。

在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看来，“先为普世牧首祈祷平安”的这一决定绝不是请求和条约，而是必须执行的命令。这一命令不仅是长期以来君士坦丁堡教会首席荣誉的体现，还强调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在基辅都主教区内权力的保留。根据教规，神父或主教只为自己直接的教规首领祈祷平安。基辅都主教首先为普世牧首祈祷平安，正说明了普世牧首是其教规首领。而为莫斯科牧首祈祷平安仅仅因为莫斯科牧首对基辅都主教的祝圣或调任。这就像在希腊“新领地”主教区的双重祈祷活动一样，“新领地”的都主教们为普世牧首祈祷平安，是普世牧首区管辖权的明显象征；而为希腊教会主教公会祈祷平安，只是因为他们由这些人选举和祝圣或调任。对于其他已经离开普世牧首区的都主教，普世牧首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

对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马尔科维奇指出，众所周知，主教可以由牧首的主教公会选出，但却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些主教的祝圣虽然是按照任命进行的，但却缺少牧首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主教要“服从”于他的牧首，并在礼拜中纪念牧首的名字，而不是纪念他祝圣时担任负责人的主教。因此，基辅都主教区不会仅因为莫斯科牧首执行祝圣而为其祈祷平安。基辅都主教虽为两位牧首祈祷平安，但不能在教规上同时从属于两位地方教会首领。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为莫斯科牧首祈祷平安是“正确的”、符合教规的，它标志着管辖权上的从属关系；而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祈祷则是对其历史“特权”的纪念。

在俄罗斯教会研究中心“东正教百科全书”看来，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祈祷平安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普世牧首是东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是一切的源头”，从他那里“所有的幸福都分散到宇宙的尽头”；第二，他是基辅都主教区建立的最初源头，对它的管辖权如今“转给了莫斯科牧首圣座”，绝非像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强调的那样是因为普世牧首区对基辅都主教区仍有管辖权。此外，学者热尔托夫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莫斯科的牧首名字之前提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名字”这一请求不过是一个好的愿望。1686年的相关文件没有设想对其不履行的制裁，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牧首和基辅都主教都没有承担执行这一要求的义务。因此，不能从“先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祈祷平安”这一请求中得出基辅都主教区保留对君士坦丁堡教会教规从属地位的结论。

四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是否遵循了转让的条件。韦托什尼科夫认为，1686年的相关文件提出了转让的三个条件：由主教、教士和带有盖特曼许可和命令的贵族选举都主教；为普世牧首和莫斯科牧首共同祈祷平安；保留基辅都主教的所有特权。对于基辅都主教的特权，韦托什尼科夫解释道，首先指的是他拥有的头衔“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和普世圣座和全罗斯的督主教。此外，基辅都主教还有其他权利——召开自己的主教公会，在主教公会上选举主教，并在不向牧首区汇报的情况下为其祝圣。然而，俄罗斯教会却并未遵循这三个条件：基辅都主教对整个都主教区的管辖权没有得到履行，都主教的选举权落入俄罗斯主教公会手中；停止为普世牧首祈祷平安；都主教的特权被废除，都主教的称号也没有得到保留，甚至都主教区本身也不再作为一个教会个体而存在。为了强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进一步指出，罗马法的某些原则是理解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的正确框架：

“发布法案的当局在解释该法案时具有绝对的优先权”，“若不遵守任何法案的条款，则该法案全部无效”。基于这些法律原则，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认为，正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不遵循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的转让条件使得该法案彻底失效。

　　对此，俄罗斯教会的代表做出了相应的解释。俄罗斯教会研究中心“东正教百科全书”在文章中指出，在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转移给莫斯科牧首区管辖后，基辅都主教都是由基辅当地的大会选举产生的，这种选举制度一直持续到俄国主教公会制度的建立。1721年，俄国教会废除牧首制，由主教公会集体领导代替牧首个人领导，同时也发布了新的主教选举和任命规则。在这之后，主教公会提名的都主教候选人都是由俄国皇帝的法令任命的。由于牧首制的废除和主教公会的建立是在四位东方牧首的同意和祝福下发生的，那么，主教公会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也是得到四位东方牧首同意的。据此，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也就无法因“主教公会期间”的行政决定向现在的莫斯科牧首区提出质疑。在苏联时期，由于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基辅都主教区由牧首任命的牧首督主教管理。在1990年乌克兰东正教会获得更大的自治权之后，乌克兰东正教会的首领便恢复了由乌克兰主教大会集体选举。因此，乌克兰教会可以对18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教会的主教公会制度提出不满，但这个由帝国当局强加给俄国教会的组织是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祝福和批准的；它也可以对几十年来迫害教会并阻碍其正常秩序的苏维埃当局提出不满，但声称莫斯科牧首区“从未”允许乌克兰神职人员和人民实现自由选择基辅都主教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至于为普世牧首祈祷的问题，热尔托夫认为，法案中提到的“为普世牧首祈祷平安”并不是命令，而只是借助“祈祷平安”这一行为来强调普世教会统一的美好愿望。没有任何文件表明莫斯科牧首区或基辅都主教区同意这一要求，那么也就无法称其为“转让条件”。此外，热尔托夫还指出，在1686年的相关文件中，没有关于基辅都主教保留“君士坦丁堡牧首督主教”地位和保留“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称号的说法。故而，“督主教”和“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的称号无法被视为基辅都主教的特权。

三、“1686年文件之争”的实质与影响

这场由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问题引出的“1686年文件之争”逐渐演化成1686年后基辅都主教区归属权的争夺战。对基辅都主教区转让真相的揭秘与对相关文件的探讨也成了君士坦丁堡和俄罗斯两教会关于“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论战的中心。在这场论战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两教会对东正教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君士坦丁堡教会是具有独特历史地位的东正教会，而俄罗斯教会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东正教会。两大教会之所以在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问题上毫不退让，甚至针锋相对，其实是在捍卫自身在东正教世界中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乌克兰教会要求自主的呼声愈来愈高。但是，俄罗斯教会一直不容许乌克兰教会自主，乌克兰的东正教会也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这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参与提供了理由。为了证明自身授予乌克兰教会自主地位的合法性，君士坦丁堡教会首先废除了1686年“牧首和主教公会公文”，宣布普世牧首区仍是乌克兰教会的教规主管教会。同时，在乌克兰教会自主问题的处理上，君士坦丁堡牧首还行使了作为普世牧首的“特权”，即“按照多世纪以来的教规传统”，普世牧首“有责任为那些有教会自治需要的神圣教会担忧”，“出于伟大的基督教会对正教世界的关怀责任，为了救治各地方教会中经常发生危害的隔阂与分裂”，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君士坦丁堡教会意在通过这一行为来确认自身相对于其他东正教会的特殊地位。

对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一系列行为，俄罗斯教会并不买账，也不承认普世牧首有此“特权”。在俄罗斯教会看来，尽管君士坦丁堡牧首在首脑名录中占据首要位置，享有“普世牧首”的称号，但这种首要位置仅是一种“荣誉上的优先”(первенство чести)，而不是“权力上的优先”(первенство власти)。这种“荣誉优先”只表现在与地方教会的首席主教共同礼拜时在祭台前的首位，在主持教会会议和其他官方会议时的优先权，在所有或几个地方教会通过的教会法案下的签名中的优先权，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其他优势或特权。同时，拜占庭帝国灭亡后，随着“莫斯科-第三罗马”说法的诞生，俄罗斯教会深信“世界东正教的中心已经转移到莫斯科”。在苏联时期，其曾尝试“通过授予莫斯科牧首区普世地位来建立‘东正教的梵蒂冈’”，虽然并未成功，但俄罗斯教会一直未放弃对东正教世界的“领导”。因此，普世牧首“侵犯”俄罗斯教会的教规领地，授予乌克兰教会自主地位，这是俄罗斯教会坚决不能接受的。此外，乌克兰教会的信徒众多，境内外堂区数量巨大，而在乌克兰教会“获得”自主地位后，“现有境外堂区从今以后按惯例归属于普世圣座”，这对俄罗斯教会来说不仅是教会地位受到了挑战，而且是一项不小的经济损失。

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问题引起了各方势力的冲突，冲突虽然直接关系到的是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命运，然而，在俄乌关系紧张以及政治局势动荡的情况下，教会间的冲突也就有了区域性政治冲突的意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俄罗斯重建了政教关系，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国内和外交政策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强。随着“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概念的提出，俄罗斯的宗教与民族主义叙事开始融合，在“神圣罗斯”(Святая Русь)文明空间的整合下，为政府的“精神扩张”进行辩护。这种文明精神争论与地缘政治的混合，对俄罗斯的近邻乌克兰构成了生存威胁。对此，乌克兰不得不做出宗教上的“反击”。回顾乌克兰教会的自主化进程，可以发现，这一过程是与乌克兰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正是民族主义者和教会自主分子的通力配合推动了乌克兰东正教会走向自主。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来说，教会自主是巩固民族认同、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也是“去俄化”政策在宗教上的体现。只有建立自主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摆脱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人民的控制，才能消除俄罗斯对乌克兰“精神主权”的威胁。通过推进乌克兰东正教会走向自主，民族主义者们成功地在宗教上与俄罗斯划清了界限，打造了一个没有牧首基里尔、没有“为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军队祈祷的教会”。

　　在对乌克兰教会自主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后可以看出，这一场宗教冲突不仅揭露了教会间的矛盾以及教会背后俄乌两国政治势力之间的对抗，同时也涉及了欧洲和世界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形成。政治力量对乌克兰教会自主地位问题的参与并不让人意外。从普世东正教会各分支自主的历史趋势来看，新教会的建立通常都不是在纯粹教规范围内进行的，政治因素往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由东正教会的教规与历史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一方面，东正教教会学确认由几个平行的地方教会构成一个精神上的普世教会，这就为新“自主教会”的建立提供了教会学依据。另一方面，普世东正教会的行政权力分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方教会的管辖权逐渐与政治边界保持一致，教会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世俗统治者。这些因素也都给政治力量的参与和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乌克兰教会自主化进程自然也不会是例外。

结语

由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持续的紧张对抗关系，长期以来，东正教世界一直存在着冲突。2018年，这两个普世东正教会主要分支之间所积累的矛盾随着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问题而爆发，最终演变成一场关于基辅都主教区历史归属权的争夺战。评判这一历史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1686年基辅都主教区归属权转让的相关历史事件和教会文献，这也构成了哪方有权决定乌克兰东正教会教规地位的直接依据。由于现存文件记载的模糊性，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双方学者都有选择地对相关文件进行了重新解释，目的都是使在当今情况下自身在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化进程中的行动合法化。可以看出，两大教会的历史叙事和论证策略充满着竞争色彩和建构主义意味，双方对历史事件的矛盾表述生动展示了教会历史被“意识形态”左右并工具化的过程。而从乌克兰东正教会取得自主地位的结果来看，目前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已占得上风。在这场宗教纷争中，俄罗斯东正教会虽然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但主动权一直掌握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和乌克兰东正教会手中。尽管俄罗斯东正教会目前并不承认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合法性，但东正教各地方教会自主化的历史一次次表明，新地方教会的自主地位往往终会得到承认。

　　关于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纷争将多方势力牵涉其中，冲突的复杂性也要求我们跳出宗教框架，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综合讨论。作为软实力的显现，宗教和宗教机构经常会被个别国家所利用，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一点也在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事件中得到了证明。东正教会自主化是乌克兰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不仅为政权独立提供了“精神保障”，也给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国家带来了重大打击。不断发酵的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问题给俄乌关系带来了多方面挑战，也成为21世纪俄乌冲突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世界历史》2023年第4期

世界历史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