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华夏》一书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继《万古江河》之后所著的另一部成熟的系统大通史，为其七十年学问生涯做出了圆满总结。这部新著以考古学为基石展开论述，考察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作者赞叹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磨合后呈现出来的包容性，同时也试图解答“为何中国文化的反应机制无法适当地感受变化，发展出应有的调节与更新”这一“千古大问”。特此选取该书的导言《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一文，以飨读者。

一

长江、黄河这两条中国的生命之流，各自发展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整体，当然也应当包括长江、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我从江河讲起，只是想要表达，我的陈述是追溯其源流始末之要者，是在形容各个地区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一，终于建构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化格局。这一文化格局不是部落性的，也并非民族性的，不仅是国家性的，而且是“普世性”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天下格局”。“天下格局”这个词，并没有“帝国主义”的含义，只是说明中国文化的内涵，乃是以“天下”为关怀，不受国界的限制，以万民百姓为同胞，设定的即是《论语》所说“安人”“安百姓”——“百姓”指的是许多不同族群，并非任何一族而已。

相对于中国的特色，世界几个主要的文化体系几乎都从犹太教的根源衍生而成：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没有一家不是拥出一个独一真神，这个神对某一族类或其信仰者，有“偏爱的佑护”。这一套独神教的信仰，基本上是排他的。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之中，到了周代，以抽象的“天”作为宇宙的全体，天与人乃是相对相成、互相证明。因此，中国文化是以大宇宙来定义一个人间，再以人间孕育下面各个层次的空间：国、族、亲戚、乡里、朋友。这一级一级由个人而至天下的网络结构，每一级之间，都是彼此关联、前后相续的秩序——中间不能切断，更非对立。

我曾把上述想法，写成《万古江河》一书，借此陈述中国文化本身发展的脉络，及其从若干地区性的文化逐渐融合为一个近乎世界性大国的历程。那一书名，乃是形容中国历史存续时间之长久。

《万古江河》写完后，我常常感觉这本书所讨论的，其实大多是中国文化圈内部的演变。既然这一文化圈的特点，是一个大宇宙涵盖其上，一个全世界承载于下，居于二者之中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这才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命意。本书的书名，确定为《经纬华夏》。我也是从许多考古遗址的分布，以及系列古代文化的延伸与转折中觉悟：在长程演化之中，中国文化有许多个体的遗址可以排布为序列。诚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以“区、系、类型”作为线索，将似乎有个别特色的许多遗址，组织为古史的代表；从这种序列，也可以看到时间维度上某一个文化系统本身的演变。我在本书中，将中国历史归纳为时间之序列、空间之扩散，从而理解人类的移动轨迹，以及族群之间、国别之间互动的形态。这就是将遍地开花的遗址，组织成有演变、有调节的整体叙事：将大面积、长时段、以其特征为代表的大文化群——即这些个别的、有特色的群体——放在一区一区，也就等于以大型结构体的组合，叙述历史上长时段推演的故事。在撰述本书以前，我对于中国考古时代发展模式的考察，相当程度上是依照傅斯年先生所提出的“夷夏东西”的分野，在中国传统的中原地区（也就是黄河大平原、关陇以至于渤海湾），陈述其延伸和扩展过程。最近，孙岩的新著《普天之下的多元世界：西周北疆的物质文化、认同和权力》（Many Worlds Under One Heaven: Material Culture, Identity, and Power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E ），从最西的西汉水一带（后来秦国的发源地）开始考查，接着是西周的周原、泾水流域，再接下去是晋国在山西汾水流域的发展，以至于最后讨论到燕山和草原交界处的燕国一带。秦、周、晋、燕这四个区域的北向或西向，外面都有相当发达的草原文化遗址。孙岩从这些遗址遗留的文物入手，检查其各别文化特色，发现每一区和草原文化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痕迹从出土器物上历历可见。这一说法，也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考古学所认定的“中原地区”，从西到东，其实都与草原文化有脱不开的关系。在本书中，我顺着考古遗址展开再思考，发现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这两个平行的地区，实际上各自发展、互相纠缠。中国古代的发展基地，绝对不仅中原一处而已。尤其我想指明者为：关陇以西，青海与贺兰山脉、祁连山脉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超越了“西部边缘”的意义，其实乃是东方与西方进退盘旋的空间。

三星堆遗址引发的疑问，使我终于理解：阴山以下至于其东面，进而延伸至川北、长江上游源头，是农耕与游牧的交错所在；也正在此一地区，东亚内陆进行的诸多人类活动，必然波及东亚的主要地区——中华的本土。所以，我才将“允姓之戎”（早期文献称之为猃狁）作为一个共同称谓，以概括这一最东部的游牧族群，他们与中华本土之间保持了长期互动；也因此注意到，从川北迄于长江口那一遍布山、陵、江、湖的天地，也是中国古代文明演化的地区。而四千年前从渤海湾到山东的东海岸新石器时代的族群扩散，使得长江与黄河两个地区的发展，往往呈现了交缠叠合的复杂现象。

当黄海地区的族群扩散，联系到东部沿海及至闽越地区，古代中国先民各种族群你应我和、交流合作，才创造出这片华夏天地。这个大舞台上，进行着东方人类最重要的一场长诗大剧。至于干扰中国历史的因素，似乎主要是北方和西部内陆的牧人，一批批进入中国，有些竟就此融入中国。而到了近代，在从海上来的欧洲人和东亚其他族群冲击之下，自中亚进入中国的丝绸之路，其重要性已经不复当年。这些从海上而来的刺激，确实对中国构成极大冲击：中国不再只是大陆国家，而必须踏着太平洋的洋流，参与全世界的人类活动。这才是本书下半部分，我必须陈述：中国如何因应海上来的冲击。这一段陈述，是我的内心剖白。希望读者能由此找到阅读本书的线索。

二

在前面数章，我尝试将古代中国的演变，组织为三个核心区；每个核心区都有其发展的过程，也都有呈现其内在的特色。而三个核心区之间的互动——或延伸、或演进、或转接、或扩散，即是华夏文明本身从成长到成型的“诗歌”。

第一区在黄河流域，从关陇直到渤海：北面是“塬上”，这一游牧民族的家乡；南面则是“秦岭—汉水—淮河线”以外，广大的长江湖泊地区。这个核心区域，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原”。

第二区在西北的源头是川北的岷江流域，南边的界限则一直到南岭，其最东端是长江口和太湖，“楚尾吴头”，在此与中国沿海的第三区相接。整个第二区气候温暖、水分充足，地理景观与生活条件确实比第一区更为优越。这一区习惯上被视为南方，以及第一区的延伸——在历史上的中国，第一区受北方游牧民族重大冲击时，其主体会撤退到第二区。

在写作本书时，我才逐渐发现：从渤海湾两岸起，也就是红山文化越过渤海湾进入山东半岛，这个“海岱地区”也应纳入第一区；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沿海地区向南延伸，许多族群由第一区迁入第二区的“江湖尾梢”，再转接上从良渚文化所在的长江下游区域到广东的沿海山陵地区。这一沿海弯曲地带，既与第一区、第二区相衔接，也与长江口以南整个沿海地带密不可分，我们可以称其为“第三核心区”——严格而论，尚不能称其为“核心区”，但这一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

这三个核心区，正是本书命名为《经纬华夏》的理由：山陵丘壑与河流湖泊，处处相叠相交，构成中华文明主流的广大基地。当然，在此三区之外，还有另外两片广大的区域：一者为中国西北部，崇山峻岭与沙漠、绿洲交错，喜马拉雅山、天山与阴山是中国许多河流的发源地；一者为中国西南部，山高谷深，民族成分复杂——以上两区，都是中华文明逐渐延伸而扩张的腹地。由于我着重叙述的是中华文明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主要讨论的范围也就集中在上述三个地区。在本书中，西北和西南地区尚未多加着墨。将来若有时间和机会，我想可以将这两区的发展单独论述。

让我发挥一点想象力，将这三个核心区排列在中国的地图上。第一区与北方游牧民族有两次个别的接触，它们彼此同时发展，当然也有参差；在第二区又看见中国西北部戎族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一次延伸到四川，在那里又与崇山峻岭中出现的南方文化接轨。而在第一区，距今四千年前，已经存在相当发达的玉石文化（从红山文化到龙山文化）。可是，在一次严重的气候变化之后，本来极为发达的大汶口到龙山的新石器文化，被迫扩散到第二区和第三区。这一个转折，使得第二区获得了极大的动力，也加强了第二区与第三区的互动，还彰显了第三区以百越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特色，促使其延伸到南方海岸。

假若将这三大核心区作一个整体，放在围棋的棋盘格上，当作已经排好的一条“大龙”：从大陆最高点喜马拉雅山脚下，向东南开展，处处都有高山峻岭，也处处都有湖泊河流；在这山河荟萃之处，清晨云气环绕山峦，黄昏暮霭渲染江湖——这些变化无穷的云舒雾卷，都犹如飞龙满天，在中国大地上翱翔。

在华夏大地上，凡有水源处，就可能有古人留下的遗址，也许是生活聚落，也许是墓葬。当然，更多的是他们留下的器用和生活必需品。在河边、台地、山谷、平原，那些古人的遗留犹如星罗棋布，处处可见。于是，我们从这些文化痕迹，可以推测其来龙去脉，以及彼此间的交换与改变。借用苏秉琦先生的意思：同一文化的遗址，可以拉成一条条分布的线索，在这些遗址之中，如果有因接触和适应而出现的变化，也就可以瞻见不同人群间彼此如何实时修改其生活形态及文化内容。

本书的前面数章，正是借了这些云舒雾卷的古代文化遗留，才得以推演出：在这广大的山峦峡谷之中，古代先民如何共同生活，又是如何来去移动。这就是我经常以《易经》乾卦的“飞龙在天”为比喻，形容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一天星斗”“遍地开花”的实况——大家彼此映照、气象万千，无须任何一处作为主流，那是“群龙无首”最好的卦象。即使这些群龙飞入大海，也只是在临海的泰山和玉山这两座高山之上，在海潮汹涌之中游戏自如。中华大地，云气弥漫，这些“飞龙”在半空喷雾吐水，使得处处都有足够的水分，育成农作物以喂养万民。这些善良而勤劳的农夫，日复一日靠着自己的努力养生送死，无须以掠夺和战争维持生计。但每逢外来侵犯，农夫们也会努力保护家园，依仗着星罗棋布的村落、田地和水塘，拿起刀剑弓弩，挡住胡人南侵的马蹄。

如果北方农村聚落所构成的防卫系统，无法抵抗游牧民族的冲击，则华夏集合体的“神经中枢”可以立刻由第一区迁入第二区。例如，永嘉南迁后防守的前哨站，就放在荆、襄、江、湖和江北淮泗。如果来自北方的压力更进一步，还可以撤退到第二区所谓“吴头楚尾”处。例如，靖康之乱后南宋迁都杭州，而仍旧以巴蜀、关陇作为右角的前哨，以荆、襄、江、湖作为后继，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政权。20世纪日本侵华，南京国民政府从沿海撤入巴蜀，以三峡外的长江作为第一道防线；又在西南的群山之中开出后路，通向外面的世界。

这三大区域之间的人群，彼此支持、互相移动也是常有之事。人口密集之处，会将多余者分散到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当然，更常见的是拥挤的都市，将多余人口疏散到四郊及乡野。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如蒙古帝国、突厥帝国，以至于近来的“大不列颠世界”和苏维埃共和国，其疆域都比中国大，但是所有上述帝国，其内部的充实和一致性，以及面临外部重压下的调节能力，都无法和中国历史上呈现的弹性相比。

在“东亚棋盘”上，“华夏棋局”所占比例应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假若以下围棋的规矩而言，占据棋盘三分之一者很难号称赢局。可是，中国这条“大龙”所压之处，处处是活眼；每个地区性文化，又都与邻近文化常有接触、互相影响——如此大的一条龙，盘踞三分之一的棋盘，没有对手可以将其劫杀。整个中国的局面，自东往西、从南到北，区与区之间相互依仗、彼此掩护，是一个内部完足的整体。简而言之，它有巨大的稳定性。可是，正因为这个完整的格局稳定性太高，当外来者释放挑战的信号时，其下意识反应可能就是：“我不想要”“别惹我”。

这一特性也许正可以解释，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对于外来刺激的反应。第一，刺激所传递的信息完全因时而异。有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组织允许信息迅速地传递到决策层，也就使得这条巨龙有内在的、充分的可能性，可以长存不败。不幸在于，中国历史到近古以后，由于君权长执威柄，中间层的士族或官员回馈信息的机会和能力都越来越弱——拥有的资源如此丰足，人民的才力也如此高明，中国在面临挑战时居然如此迟钝，对于微小的挑战尚能应对，对于近代以来西方的全面挑战，却是如此不堪一击。

愿我国人在回顾华夏历史时，有我们自豪之处，有我们觉得满足之处。只是，我们如何能耐得、能忍受一条世界罕见的巨龙，却要陷入沙滩甚至于泥泞中，停留在“潜龙勿用”的阶段？

我盼望：中国能站起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大国应有的角色。然而，中国不能落入白人霸权的窠臼，中国不要做霸主，而是做许多国家之中互相帮助的一员。犹如《易》的乾卦六爻，如果一条大龙变为“亢龙”，就将面临“有悔”的悲剧。我希望看见中国这条大龙，是满天大大小小的飞龙之一，没有带头人的压制，众多伙伴互相欣赏，大家自由飞行。这个卦象，恐怕是《易》卦之中无可命名的最高一阶。

三

在本书之中，我开宗明义，先从人种分类和东亚居民的定义开始。其中提到在东亚地区出现的许多古人类，甚至“先人类”的大猿及原人。在本书中，我并未标榜东亚与其他地区的人类有何不同，只是为了说明：灵长类的人属，究竟是在非洲走完全程，然后走向亚欧两洲？还是在亚欧两洲的长程跋涉之中，这些原始人类也在不断地寻找适应的条件，以至于最后构成了今天全世界的我们？

我们有肤色的差别，形貌的差别，体态的差别。在种种差别之上，哪一点是我们相同的？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书中并未多加陈述，原因在于：第一，我所受的体质人类学训练不够，尤其对于基因的深入分析，还是一个尚待推进、极为复杂的科技项目，我几乎完全不能处理；第二，现有的资料及个案的数字，不足以归纳做出结论。我在此处抛出这个课题，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现在古人类分类学上，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东方的丹尼索瓦人之间基因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这种差别具有多少意义，还是只是一种内在更深的分层？《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出同样的课题，而且和我此处的说法不约而同：我们还没有能力对这个严肃的命题给出进一步的界定。

第二个阶段，我又将中国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文化形成区，它们各有自己分岔、相互融合的机缘。中华文明并非由某个单独的中心形成、进化，然后传播到其他地区。我所列举的三个核心区，都有各自发展的条件以及发展的过程；最后，它们在文化上终于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上述几个核心区的贡献，最终都融合在这一整体之内。当然，融合之中还是有各自的特色，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是“圆头方趾”的个体。然而，我们还是用《水浒传》中的描述，来解释如此现象：“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洁。”毕竟，我们人类确实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在历史上，中原王朝不断承受草原民族的冲击、融合。以我的观察而言，东部草原是这些南下民族的主要来源地。进入中国以前，除了一些自有的农业基础外，这些草原民族并未掌握其他文化的禀赋。于是进入中国以后，他们很容易就完全融入南部的人口。在亚洲草原西部，我以阴山地区作为界限，而且以突厥及其分族作为例证，以观察草原民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尤其南北朝和唐代，西方的这些兄弟民族一样也进入中国。只是他们融合于中国内部族群的过程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历史上的西部游牧民族，常常在今天九曲黄河的陕、甘、宁一段着地生根，形成与中原政权相似而不同的单位；他们也可能更往西边，在今日的新疆形成绿洲国家或草原游牧单位。这些草原游牧单位，例如匈奴与蒙古继续向西发展时，一波又一波打进中东地区，甚至于最后狂飙卷入欧洲。他们所带去的文化因素，却不仅限于草原传统：向往东方中国的地区，有长期成型的“桃花石”（中古时代中国西边的族群称呼中国的别号）；往西走，他们将这一模式及其约略知道的一些东方文化因素带入欧洲。以上陈述说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南北之间的混合，其实有相当可观的东西之间的差异。

中国文化在其成型时期，尤其从史前到西周及秦汉部分的历史进程，竟能够将许多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地方文化，彼此融合、交缠为一体。以如此庞大的文化共同体，中国遂能长期稳定地应对外来刺激，自新石器时代以下，逐步修改自己或融合他者——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几乎是个“金刚不坏之身”。可是，经过这些思考，我不能不提出一个疑问：为何在宋以后，尤其明清阶段，中国对外面的感应竟显得如此迟钝和保守，终于在清末，面对西潮的轮番冲击时手足失措？这一疑问，常常使我夜不成眠，苦思不得其解。

如今我觉得：中国在过去建构出庞大的文化体，可能做到了非常彻底的程度，以至于这个严密的文化体，终于趋向严重的“内卷”。最显著的现象是郑和七次下西洋，居然没有带回任何新的观念和事物。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当时的中国往外面看，发现没有值得学习之处——这一自满，终于造成了对外严拒固守的心态。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与西潮融合的巨大工程，我们必须要保持警觉：既不能照单全收，也不能全部拒绝；融合的过程，必须要留下许多修整的空间。而且我们必须要注意：中国固有的文化性格，其实有相当重要的动态成分，例如《易经》的“变”，那一个永远变化不断的特色；而西方文化之中，却有独神信仰专断的一面，也因此以为只有一种格局得神佑而长存。进行这种修改自身的重要任务时，我们要时常自省：任何改变，不应当囫囵吞枣，而应当注意到，将他者的“变”与自身的“变”，合成一个陀螺旋转式的动态平衡。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恒动过程。

本书所述各时代的特色不尽相同，每一时代所讨论的项目，也就不一定按照同样的思路呈现。经由这些讨论，我们可以理解每个朝代所面对的内忧外患，以及中国曾经受过多少的艰难和搅乱。

四

世界史名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西方的兴起》中，将“power”解释成“权力”和“动力”两种定义。若无各部分的反应机制和处理的回馈，权力中枢将没有着力之处。在这一课题下，我所注意的是人口、经济、物质文明的发展。这些都是文化项目，但文化体本身依靠这些项目维持；这些项目也反映那个特定时代文化能量的强弱。我也考虑到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差别，以此来区别承受外来刺激时这个意识形态或迎或拒，也以此来衡量其自我调节的程度有多少。

这些考虑，都是为了解答一个千古大问：为何到了近代两百年来，中国面对着西方，无法抗拒那些乘潮而来的欧洲人？在奔入世界大海洋这一关键性的时刻，为何中国文化的反应机制无法适当地感受变化，发展出应有的调节与更新？

这个大问题，才是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动机：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没有这一番内外翻覆的呕心吐血，我们将无法顺利面对欧洲领导的近现代文明。没有这一番自省，我们将无法采人之长，舍人之短，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对于未来全人类有益处的选择。只有全人类在这个真正东与西的冲突与疏离之后，熔铸一个未来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阶，才可以在更远的未来继长增高。

拳拳此心，以告国人。我的岁月有限，就望未来一代又一代，都有人愿意参与这一个缔造世界文化的大业。

《经纬华夏》导言《中国文化的世界性》

叙拉古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