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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朝节到“花朝汉服节”:当代节日重构的主体印记与社群互动
发布时间: 2024/2/22日    【字体:
作者:朱乐妍
关键词:  花朝节;汉服;节日重构;趣缘群体;社群互动  
 


摘要

 

在当代节日重构研究中,重构者的个性特征、行为语境有待进一步发掘,重构者与节日其他参与者的互动需得到更多分析。近年来,一度淡出大众视野的花朝节重新回归人们的生活,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汉服爱好者对花朝节进行了适合当代人审美趣味的重构。汉服爱好者把旧有的花朝节习俗进行复原、调整及加工,将花朝节与汉服元素相结合,如北京第二届花朝汉服节的汉服巡游、花朝踏歌、十二花神评选、花神祭祀典礼等环节皆刻有汉服群体个性化的印记,证明趣缘群体是当代节日重构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汉服爱好者并没有把花朝节据为己有,而是在节日里与民众进行文化交流、经济往来,民众可以能动地表达对节日重构的臧否态度,促进传统节日融入现代生活。


传统节日重构与复兴背后的推动主体从组织到个人,不一而足,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传统节日的重振。其中,重构传统节日的民间群体有意借助节日对外展示群体文化,其文化展示必然有主体的特色。在群体性文化对外展示的过程中,隐含着内外部两种话语的交流和互动。当前节日重构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学者、民众、商家、媒体等多元的重构主体,认为多种社会力量为传统节日的重构发挥了各自独到的作用。然而,节日重构者似乎是较为笼统的群像,其个性化的表达并不多见,有关重构者主体与其他参与节日大众之间交流互动的论述仍有进一步丰富的空间。所以,笔者希望探究的问题是,重构节日的主体对原有的节日民俗留下怎样的个性化印记?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群体的交流互动又会怎样展现?他们如何在传统的留存与重构中保持平衡?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因同处于一个固定地域而联结的地缘群体逐渐变得松散,而以职业、兴趣爱好联系起来的业缘、趣缘群体表现活跃。民众以共享的群体文化为纽带组成一个个共同体,小群体的交流表达实践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默思(DanBen-Amos)认为“民俗是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小群体的交际互动是当今民俗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其中,趣缘群体间的互动引人注目,徐赣丽、滕璐阳指出:“在研究中我们将‘民’具体化,愈发重视个体、小群体的实践,因为在其中可以看到最鲜活、最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文化。在各类群体中,基于趣缘建立的关系联结最活跃、最具有流动性,相应地也最有研究潜力。”趣缘群体富有创造力和灵活性,证明了当代日常生活实践的多义性。它被纳入民俗学研究范畴,展现了民俗学对差异性的包容与理解。那么,趣缘群体能够为当代传统节日的重构贡献出怎样的智慧与力量?他们如何在节日活动中搭建与大众交流互动的桥梁?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花朝节是一个值得分析的典型案例。花朝节原本是民众共同参与的盛大节日,在民国初期以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最近十余年,我国多地有举办花朝节的新闻见诸报端,并且这些活动不少是由汉服爱好者参与组织的,活动照片中不乏着汉服者的倩影。有报道指出,随着汉服等国潮元素日渐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花朝节汉服巡游等环节增强了花朝节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力。当花朝节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中,它成为一个带有鲜明趣缘群体印记的节日。如今,大众在花朝节节日活动现场时会发现,汉服爱好者和普通大众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区分,社群成员的身份可以通过服饰明显地辨识,二者对节日活动的参与度、群体之间的互动得以较为直观地呈现。经过重构后的花朝节展现了主体的印记与群体间的互动,不失为观察当代节日重构现象的合适案例。

 

基于此,本文以2022456日于北京市世界花卉大观园举办的“百花仙乡,汉服名园”第二届花朝汉服文化节实地调查为例,结合对组织、参加活动的汉服爱好者以及普通参与者的访谈资料,探究当代花朝节重构的主体印记与社群互动。本文将从花朝节与汉服融合的原因分析出发,梳理汉服爱好者对花朝节重构的过程,聚焦三个具体的花朝汉服节节日活动所呈现的效果、参与者的反馈等等,力图反思当代花朝节重构的成效与启示。

 

一、花朝节与汉服一同复归的机遇

 

在北京第二届花朝汉服节上,主持人曾说“花朝节因为汉服而回到千家万户,汉服也因为花朝节等传统节日而回归华夏中国”,也就是说花朝节曾是“被人遗忘的节日”,一定程度上“因为汉服而得到复兴”,成为“当今汉服同袍最盛大的聚会日”“当今国潮里最浪漫的青春节与文化节”。如此表述不无道理,在花朝节的诞生、兴起、衰微、复兴的轨迹中,汉服运动是重要的转折点,为花朝节的复归带来了机遇。

 

(一)花朝节的发展历程

 

作为百花的生日,民间传统节日花朝节将古往今来民众对鲜花的热爱代代相传,地位甚至一度“足敌中秋”。古诗文中不乏有关花朝节的记述,最著名的当属清代诗人蔡云的《咏花朝》,“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花朝节的内涵、节日时的自然景观、祭祀活动随着诗句流传已久,使今人得以了解古人庆祝花朝节的盛况。

 

花朝节的相关古籍记录,有如宋代《梦粱录》极言花朝节的盛景:

 

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告谕勤劬,奉行虔恪。天庆观递年设老君诞会,燃万盏华灯,供圣修斋,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崇新门外长明寺及诸教院僧尼,建佛涅槃胜会,罗列幡幢,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竟日不绝。

 

再如《清嘉录》“百花生日”条目下罗列数条各地地方志中有关花朝节的记录。刘晓峰认为,花朝节至宋代才成为民间大节,一直到清末民初还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具体而言,其节期因地而异,主要有二月初二、二月十五两种说法,如姚燮写道,“二月初二花朝日”;《梦粱录》有云,“仲月十五日为花朝节”。节日传统习俗有祝神庙会、游春扑蝶、种花挑菜、种谷祈丰、制作花糕、赏红护花等等,以祝福春日百花,花开延年,福佑安康。

 

由于战乱、西方文化冲击等社会因素,花朝节于清末民初衰弱。面对花朝节的一度衰微,刘晓峰不禁反思:“逢此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新时代,我们是否应该给这个由‘爱花爱到何等彻底的民族’所创造的百花生日重新定位?是否应该让花朝节这个中国古代最浪漫的节日,在未来中国人的生活中重新焕发灿烂的生机呢?”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民俗节日的兴衰并非个人意愿所能掌控,时代的浪潮、民俗传承变异的规律会将民俗节日重新带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如今,花朝节乘传统文化复兴之风重新回到民众视野,重振态势明显,生存状态得到逆转。仅202219月,潍坊、焦作、洛阳、宜昌、襄阳、扬州、宁波、慈溪、建德、福州等地均有举办花朝节的新闻报道刊出。足见,当今的花朝节契合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时代需求,传承群体得以发展壮大。

 

(二)花朝节与汉服的契合点

 

顾名思义,如今的“花朝汉服节”是借用了明确的民俗传统,将花朝节与汉服文化经过人为整合形成的节日。“花朝汉服节”可视为花朝节的再次命名,这丰富了原有的内涵,吸引着人们参与带有花朝节与汉服文化双重特色的节日活动。张勃、王改凌指出传统节日被重构再命名的意义,“它既是一种文化唤醒机制,也是一种文化转换机制,它是当下一种激活传统,并有助于其实现代转换的重要方式”。面对这一新兴的民俗事象,人们不禁思索,为什么花朝节能够与汉服结合在一起?二者的契合点在哪里?笔者采访了花朝汉服节的组织者、参与者,将他们的解释进行整理、归纳,认为花朝节与汉服的结合是基于相通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而有的,这一融合具有现实合理性与正当性。

 

一方面,花朝节与汉服的契合点在于二者都具有传统文化属性,传统节日与传统服饰有着天然的相通性,二者都曾有过逐渐没落的历程,因为汉服的兴起,花朝节自然也被带动。花朝节经历了唐宋时期的繁荣、元明清的延续、民国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导致的没落、当代的复兴,千古流传,底蕴丰厚。而汉服是汉民族传统服饰,虽然人们已经不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地穿戴汉服,但2003年左右兴起的汉服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一服饰传统。汉服爱好者大力宣扬传统礼仪,主张“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传统的花朝节显然契合了汉服爱好者的倡导。一位汉服爱好者说:“传统节日穿传统服饰,节日仪式感罢了,找个理由穿汉服。……复兴传统服饰的同时再复兴一下传统节日。”可见,花朝节与汉服承继着相通的中华文化传统,汉服爱好者借传统节日的由头来穿汉服,为花朝节赋予了别样的意义,实现二者共同的复兴。

 

另一方面,花朝节为汉服爱好者提供了集体穿汉服的机会,满足汉服爱好者的实际需要。一位受访者表示:“由于时代更迭,现代服装融入我们的生活日常,汉服就显得像是奇装异服,汉服爱好者着汉服出门就容易被议论,其他同袍没有好友陪伴的也不大敢穿出去,于是(可能)就选择花朝节这个日子一起穿汉服。”全球化背景下,大众穿着现代服饰,汉服显得格格不入,而汉服同袍一起穿着汉服参加活动,形成群体凝聚力,就不易因为与众不同而承受非议。在花朝节共同身着汉服的时机下,汉服爱好者可以认识更多同袍,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增强趣缘群体的影响力。再有,花朝节适合女性汉服爱好者的需求,唯美浪漫。一位受访者认为:“可能是因为花朝节是百花生日吧,也算女儿节,穿汉服的女孩子会多一点,寓意比较好。人们在阳春三月穿汉服游春踏青也很合适。”花朝节的相当一部分传统习俗有着浓重的女性色彩,古代女性在节期享有一定的出游自由,可以参与各类活动,如参加“扑蝶会”、簪花祈巧等等,以庆祝百花生辰。清代女子们更“剪彩为花,插之鬓髻,以为应节”。花朝节的节日属性比较偏向女性,适合穿汉服的女孩的心理和审美需求,其柔美的意趣被放大。

 

花朝节与汉服的相互带动、一同复归看似是机缘巧合,实际上并非毫无来由、任意为之,而是具有逻辑上的关联。除服务于趣缘群体的实际需要之外,花朝汉服节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花朝节蕴含的民间文化,与“国潮复兴”的时代背景不谋而合,符合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下弘扬民间传统文化的时代主题,受到人们的欢迎。

 

二、汉服爱好者对花朝节的重构印记

 

2013年起,汉服社团华研会开始组织花朝节活动,为了适应活动规模逐渐扩大、面向的群体从汉服同袍逐渐变为各界人士的趋势,华研会不断对花朝节活动进行加工、遴选(见表1),使其“逐渐从小型雅集慢慢转变为适合大众欣赏和体验的内容”。花朝节文献记载中的种花挑菜(即栽植花草、采摘野菜,故花朝节又被称为“挑菜节”)、晒种祈丰(是日天晴,农家要齐集、摊晒各类种子,以祈五谷丰登)、劝农务本(《梦粱录》载:“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告谕勤劬,奉行虔恪。”)等和农业有关的习俗因为现实条件的局限而没有被组织者选用和继承,另一些与花有关的带有审美性和观赏性的节日习俗和文化内涵被强化。

 

 2014年,华研会组织的首届花朝节活动主题是“节日复兴计划——花朝节”,初步显示了组织者复兴花朝节的意图。最初,组织者参照文献资料以及其他地方举办的花朝节活动,拟构了活动流程,彼时的活动主要是穿汉服祭拜花神、才艺表演等等,祭拜花神仪式成为此后每年的必备环节,仪式流程及意义基本不变。从上表中可见,花朝节活动不断有新增项目,比如2022年深受大众喜爱的十二花神评选源于年华研会内部成员的十二个小组,每个小组推选出一位花神的活动。后来,十二花神评选越来越公开化,面向社会所有的汉服爱好者,增添了网络公开投票环节、公开才艺比赛环节等,直至今日,十二花神评选已成为主办方极力推介的招牌活动。

 

花朝汉服节与华研会以往组织的单纯的汉服文化节不同,嵌入了花朝节的传统元素。华研会组织的花朝汉服节活动经历了不断筛选、加工、剪接的过程,在传统花朝节习俗的基础上经过了人为的复原、建构、加工和整合,下文选取三个代表性活动环节进行分析。

 

(一)着汉服巡游踏歌

 

花朝时节,民众纷纷外出踏青,欣赏奇花异木,这一赏花习俗历史悠久。据主办方华研会介绍,花朝汉服节的汉服巡游是把传统习俗中三五好友相约踏青赏花的习俗进行创新,改成众多同袍在园区一起巡游,既是游园,也是对汉服文化的宣传。此外,花朝踏歌也是花朝节的传统习俗,三五好友相伴踏歌起舞,华研会的活动设计则是扩大了规模,同时把展示和互动结合起来,让更多的普通游客也能参与进来。活动现场,汉服爱好者们组成队列,孩子们走在前,举着“百花仙乡、汉服名园”“风华绝代”旗帜的人身着甲胄随行,大家伴着古风音乐成群结队巡游园区,并在广场踏歌舞蹈。在春意正浓的广场上,汉服爱好者们两两相对,身体的舞动带起飘逸的汉服,衣袂翩跹。汉服巡游、花朝踏歌活动极具感染力,激活了人们参与节日的热情。汉服爱好者与普通大众共处在同一个节庆文化场域里,喜悦的情绪彼此激发,营造了充满活力的节庆文化氛围。

 

此时,身着汉服者似乎才是人群中的主流,而穿日常便装的人们反而成了旁观者。此情此景与现代日常生活状况形成背离,说明节日重构主体在活动中的影响力、控制力。游春踏青本没有限制服饰着装,汉服爱好者将本群体的特色服饰引入其中,赋予游春踏青更强的观赏性。

 

(二)依汉韵评十二花神

 

据考,传统的花朝节上,有的地方有由十二优伶分扮每年各月花神故事、演戏娱神的习俗。如今,花朝汉服节的十二花神评选是整个节日活动的亮点和高潮,备受瞩目。主办方说:“花神评选是因为花朝节是百花生日,百花的代表则是十二花神,我们评选十二花神其实就是这个传统习俗的衍生。”在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入口处有十二花神汉白玉雕像,园区里也有十二花神的宣传栏,当天主持人结合实际景观一一介绍了梅花花神梅妃、杏花花神道觐、梨花花神虢国夫人、牡丹花花神杨贵妃等十二花神的特点,向大众“科普”十二花神的所指和意蕴。

 

原本十二花神没有评选一说,只是现代组织者运用这个名号设计了评选花神的比赛。十二花神评选具有现代人为建构的成分,重视包装和表演,全程有网络报名、现场初赛、决赛等线上线下联动的环节。现场,参选的汉服爱好者展示了走秀、古典乐器演奏、舞蹈等才艺。评委会特别注重选手舞台展示时的妆造、礼仪、气质,要求选手符合所着汉服的精神气质与所扮演花神的神韵。例如,牡丹的富贵、兰花的淡雅、梅花的高洁等等,以至于选手发出“菊花花神能文能武的,我努力吧”的感慨。汉服爱好者把传统引进现代生活,令大众对于“花神”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人们会数着最终的获奖选手说:“还真是十二位,你猜她扮的是哪位花神?”可见,契合大众审美的十二花神评选能够调动大众参与度、吸引大众目光,并引导大众欣赏汉服的韵味。

 

(三)以汉礼行花神祭祀

 

元代之后,花神庙大量兴建,农人于花神庙祭拜专管植物的花神,为花祝寿,以祈求好收成。北京花朝汉服节上,十二花神评出后是花神祭祀典礼。祭祀活动极大限度地恢复古礼,古韵浓厚。主办方说:“花神祭祀则是基本复原,古代便有女子相约踏青并祭祀花神的习俗,祈求美好姻缘和感恩大自然恩赐的春日盛景。”现场选出的十二花神分别担任主祭、亚献、终献、读祝官、赞礼、执事等等祭祀角色,祭花神的流程是迎神—奠帛—初献(祭品有彩带、丝帛、香、灯、花果、茶等等)—亚献—终献。十二花神随着执事“拜”“兴”“再拜”“兴”“复位”的指示,面向百花花神之神位行礼。与此同时,执事朗诵祭文。执事朗声说道:“女同袍们身着彩衣,祭祀花神,祈求姻缘,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欢迎大家一起加入。”随之邀请在场的女同袍加入队列,随着十二花神一起行礼。

 

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仪式流程如果缺乏解释,普通的参与者难以理解,尤其是晦涩难懂的祭文,现场听得并不清晰。有一个参与者说:“不一定能学到东西,但传统文化的氛围是在的。”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很理解祭祀花神仪式每个环节的含义,但能感受到传统的氛围。现场向大众开放了祭拜花神的机会,但是因为供桌、牌位、香炉等等设置可能令人产生了隔膜感,再加上祈求姻缘的祭祀目的,大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加入祭祀仪式之中。

 

祭祀花神的仪式出现在了其他地方的花朝节活动中,但实际表现方式却存在差异。2022年,“花朝节传统习俗”入选福建省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州市政府参与举办的花朝节活动同样有祭祀花神环节。或许由于官方的在场,现场并没有行跪拜礼、摆设供桌、邀请民众一起参与,只是由舞台上的献官鞠躬展示礼仪,仪式更侧重于弘扬非遗文化。这类似于浙江衢州九华立春祭,官方的在场可能使得仪式中民间信仰色彩相对减弱。可见,同样是祭祀花神仪式,官方的主导与趣缘群体的组织形成差异,不同组织者的安排、剪接反映出自身的个性和目的。

 

从上述三个案例中可知,当代节日重构中诸种活动环节的受欢迎程度不一,大众的体验感存在差异。无论重构者对节日传统的加工、改造程度如何,大众能否真正理解、融入活动语境,是节日重构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当花朝节重新回归大众的生活,节日重构者需要弥补大众节庆知识、文化记忆一度断裂的缺憾,顾及大众的认知和感受,促使大众具身地体验到参与节日的喜悦,从而自觉地遵循、践行节日的习俗规范。

 

在汉服爱好者的重构过程中,花朝节在保留部分传统的同时,逐渐被打上了浓厚的汉服文化印记。从花朝节到“花朝汉服节”,节日名称的叠加亦是两种传统文化的碰撞,节日活动环节的传承、嫁接和发明,唤醒了人们对传统的记忆和参与,激活了花朝节的生命力。民众对于重构后的节日活动环节反响不一,重构者改编原有传统的程度、为原有传统注入新要素的多少影响着民众的评价和态度,活动环节是否简明易懂、主题鲜明与民众参与积极性的高低息息相关。

 

三、花朝汉服节的社群互动

 

北京第二届花朝汉服文化节举办地点是北京市世界花卉大观园,活动的主场地是一个开放的大草坪,场地中活动着汉服爱好者和大量普通游客。他们共同参与到节日的庆祝中,共享庆贺花朝节的喜悦,不同的文化在此接触、碰撞。由此,花朝汉服节既是汉服同袍的集体庆典、趣缘群体的集会,也成为汉服社群对外展示和互动的窗口和大众共享的节日展演。

 

(一)花朝汉服节中汉服爱好者和大众的互动

 

由汉服爱好者设计的节日活动大多欢迎大众参加,不同的人群得以更多地交流互动。具体而言,花朝汉服节中汉服爱好者和大众的互动存在文化层面的交流。花朝汉服节的主办单位华研会主要研究和宣传汉服汉文化知识,承接汉文化培训、演出、礼仪等活动,每年组织100余场汉服活动,是全国汉服汉文化复兴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希望通过花朝节等汉族传统节日宣传汉服及汉族传统文化,让更多群体外部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和悠久的华夏文明,唤醒人们对于花朝节的意识,复兴花朝节日和汉民族服装。在花朝汉服节现场,主题曲《汉服之歌》被反复播放,其中“悠悠五千载,中华何煌煌……仙服始再昌”的歌词,同样证明着花朝汉服节的举办目的是将群体文化传递给多样化的公众。在场的民众纷纷拿起相机记录各式各样别致的汉服,连连赞叹。现场的一位普通参与者认为,参加花朝汉服节能够“体验古代传统文化,丰富生活”。汉服爱好者也从普通大众的欣赏与赞叹中,获得了文化自信,因为花朝汉服节过后,汉服爱好者们仍在QQ群中继续讨论节日活动设计的优缺点并计划来年更好地推广。汉服爱好者和普通大众借由节日的平台,快捷地实现了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此外,汉服爱好者与大众的互动涉及经济往来、商业目的。花朝节活动自古便是商业活动的平台,各色民俗表演、物品售卖令人目不暇接。例如,《陶庵梦忆》有“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的记载。近现代的武汉新洲旧街花朝节上,四乡民众交易生活物资,购买农具、竹雕、剪纸、河灯等物品。华研会组织的花朝汉服节同样处在消费的环境中,汉风集市的体验项目大都是收费的,包括射艺、书法、活字印刷、造纸、灯笼制作、团扇绘制、手工纺织、汉服租售及摄影等。集市的摊主多是汉服爱好者,热情地欢迎人们去观赏、体验,为客人们讲述花朝节与汉服的知识。笔者注意到,当一位老年观众询问汉服的图样时,主办方人员建议他到邻近的摊位去换一身汉服:“汉服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能穿出气势。您穿个雕龙画凤的斗篷,气场就出来了。您到旁边摊位去换一身,穿上拍个照。”现场有不少民众租借汉服,在场地中观赏、游玩、拍照,相信这种切身体验会融入他们的节日记忆中。除此之外,传统节日重构的商业化存在着复兴本土地域文化的潜力。花朝汉服节上的展演富于地域特色,舞台上的北京叫卖表演、集市上的北京捏面人和绒花摊点,展示着地方性的艺术传统,蕴藏着推介本土文化符码的意图。在传统基础上重新包装设计的花朝汉服节给普通大众体验本地传统文化的机会,向外推介了地方民间文化。在花朝汉服节上,商业经济效益与民俗文化并不抵牾,而是达成合作共赢。主办方敏锐地捕捉商机,借助节日契机获利,同时,他们的造势、推广扩大了节日的影响力。主办方获益之后,能够以更好的条件继续投入节日的组织中,为民众提供节日里的视听享受,形成良性循环。

 

花朝汉服节中汉服爱好者和大众的互动主要有文化、经济两个层面,皆强调交流与整合。不同群体的交流互动使得花朝汉服节不仅仅是趣缘群体的集体娱乐,更拓展出多元功能,使趣缘群体文化得到大众认同。

 

(二)经由“小众”,回归“大众”

 

所谓“大众”不是均质化、扁平化的集体,而是由众多个性化的生活在当下的小群体组成,而各式各样的小众群体有其独特的民俗。如今,民俗之“民”不仅是居住在异域他方的原始乡民,具有共同点的小群体也被视为“民”,因此,普通人小众的文化实践越发受到民俗学者的青睐。然而,小众群体不能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中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小众”们要将自己的文化与外界衔接,寻找文化共性,凝聚成社会“大众”。

 

在花朝节的案例中,重构节日的主体将原有的民俗打上了主体文化选择的烙印,改变了花朝节的“传统”,带来了新“传统”,节日参与者有着从“大众”到“小众”再回归“大众”的变化过程。可喜的是,花朝节并没有因为汉服爱好者的重构,而被汉服社群据为己有,大众仍能够在节日重构中拥有主动性。汉服爱好者有意让大众共同参与、亲身体验,比如参与汉服巡游,参加花神投票等。大众通过现场或者事后的评价、选择是否参与节日、传承节日等行动,表达自己的态度。此外,花朝节已经列入湖北省、浙江省、福建省等地的非遗名录,这为花朝节赋予了官方的认可,大众可以通过与官方的联系表达他们的意见。花朝节本身就来自民间,重构后的节日理应向大众开放,倾听大众的意见,努力回归大众。

 

把握“小众”与“大众”共同的生活愿景是花朝汉服节延续的动力。实际上,“小众”与“大众”都是民间文化中的成员,有着相通的期许。花朝汉服节上,汉服爱好者和普通大众纷纷参与赏红护花活动,在花枝上系有彩帛、福签,一如文献中所载“剪五色彩缯,黏花枝上”。远远望去,树上鲜红的丝带飞扬在空中,表达着所有参与者对美好的共同向往。在和睦的节庆氛围中,花朝汉服节重构中的主体印记和商业化色彩便能够让大众不至于反感,甚至乐于接受。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节日重构中趣缘群体的参与并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对节日传统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主动谋求文化的展示和推广,重振传统文化,融合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刺激大众重新发现、深入了解传统。可以作为例证的是,花朝汉服节的组织者着力于营造传统文化的氛围感,将开笔礼、民间舞等民俗文化搬上舞台。趣缘群体个性化的重构并不是对原有传统的“侵蚀”,而是激活本土传统的钥匙,趣缘群体自身的文化也成为传统复兴过程中可以取用的宝贵资源。传统节日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断的重构之中,其中既有普通俗民的自发调整(这种自发调整是民俗事象开放性的表现,也是其得以长期传承的重要原因),也有官方或精英人物出于种种目的对节俗的自觉改造。小群体创造性的节日重构应被予以正视和包容,其重构的成效理应被客观地评价。

 

民俗文化始终处在流动、变迁和重构中,经由“小众”、回归“大众”的传统节日重构呈现出个性化与大众化的双重特点。作为“民俗”之“民”,人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是民间文化的主人,享有节日传统,在节日参与中消除隔膜感,体验到满足感、归属感。

 

结语

 

花朝节的重归与汉服的复兴息息相关,汉服爱好者为花朝节留下了趣缘群体的痕迹。一方面,花朝节的重构彰显汉服爱好者的个性,增强重构者主体的文化表现力。另一方面,花朝节的重构吸引广大受众,促进不同群体的沟通交流。从实际调查中不难发现,汉服爱好者重构的诸种花朝汉服节节日活动环节得到的反响不一,通俗易懂、主题鲜明的环节使民众沉浸其中,而晦涩难懂、程序烦琐的环节令民众望而却步。可见,节日重构者须重视民众对于民俗事象的反应和接受程度,尊重民众的审美偏好和能动选择。

 

值得反思的是,由于不同地区之间联系的增强,很多地方的花朝节活动形成了相当大的共性。在全国性的节日文化推广之下,如何实现节日共性与个性的并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献记载中各地花朝节风俗各有不同,在湖南攸县,民间男女一岁多的要蓄顶发,十二三岁的则蓄鬓发;在浙江乌程县,士女皆摘蓬叶插于头;大理城内,人们身着民族盛装,精心装饰盆花;壮族男女对歌求爱,互抛绣球,赠送信物。如若各地能够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花朝节品牌,将会有力促进花朝节的多样发展。

 

总而言之,趣缘社群主导的传统节日重构需要在本群体与大众的交流中磨合,寻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节日重构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原封不动、固守社群的边界,而应重视大众的审美意趣和情感体验,调动人们交流互动的积极性。学术研究须倾听重构者的观点,观察群体的交流互动,更好地理解民众的生活世界,在当下动态的日常生活语境中考察传统节日的重构实践。                

 

《节日研究》第21

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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