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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图景的自我与他者——一种基于文化转型人类学的世界观回顾与展望
发布时间: 2024/6/14日    【字体:
作者:赵旭东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自我与他者;共同体意识;融入世界;世界观  
 


【摘要】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是一个日益融入到世界之中的中国,因此必然要从一种世界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世界。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追求中,中国的存在需要有一种基于多样性包容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存在。中国文化所固有观念中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有这种自我在与世界他者交往中所生发出来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世界性图景的想象,或者从中国出发的世界观的养成,都是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追求中需要去予以摆正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真正可继续坚持和利用的文化资本。我们借此可以摆脱那种“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的现代西方霸权式的思考模式,而真正基于一种世界整体性图景的构造而迈向到“世界与人民历史的创造”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上去,这将是一种强调差异性共在并可容纳多样性的不断去追求共同体意识的大花园隐喻。并且,从人类学意义上而言,这更将是一种基于互惠关系而有的库拉圈的模式构造,而并非是那种文明猎头式的对于差异化文化存在的曲解乃至于忘却。


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在其自身之中预设了一种自我中心意识的存在,同时也很自然地为自己设定了自我以外的诸多他者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去面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这一最为古典的人类学解释框架的问题。而对中国自身的存在而言,这一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同样是既可谓古老,也可谓现代,是一个问题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表达,因此也可以说是带有人类群际间交往普遍性问题的新的问题转化形式。而所有这些问题,必然会伴随着中国和世界一起朝向于现代性追求的不断迈进而更多地体现出来,故而也是一个无法真正可以绕开的现实发展的问题。

 

一、融入世界之中的中国

 

在古老时代的中国,那种远古历史中夷夏之别的内外关系的宇宙观想象,使得我们不能去否认在这种观念之中一种古老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真实存在;而转换到21世纪的中国,即已日益深度地融入到世界之中去的中国,我们似乎仍旧还在面临一个难题性的存在,它体现为一种文化价值选择上的挣扎,即指如何能够在广袤多样的世界之中真正保持一种自我族群发展的中心意识,同时也能够与他者拥有的族群文化的存在空间相互交织而有着一种共同性发展的自我挣扎,在这两者之间带有冲突性乃至于隐含有刚性断裂可能的结构性关系,特别是与世界之中的强势性力量的殊死博弈,显然依旧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并影响着我们最为普通的人对于世界存在的在细微之处的思考和行动选择。但很显然,这种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格局,在当下世界趋向于合作与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追求中正发生着一种承认多样性文化理解意义上的扭转,它的目标指向是彼此平等而非相互对立抗争的。而这种在价值上寻求合作和平等的扭转,其基础以及方向上的指引就在于如何真正能够有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自觉,即对自身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未来目标指向有一种清晰的认识,与此同时,还能胸怀天下去包容种种作为他者的异文化形态的存在,而在这背后必然会隐含着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存在,这种文化转型人类学伴随着在多样性文化的现实背景下对人类可以实现共享的共同性价值观和世界观予以一种新的探索,寻求多样、平等和包容意义理解上的转变,并使之在更为广泛的族群空间中逐渐展开和涌现。

 

面对今日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以及彼此共在的图景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其发展也必将是在世界之中并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一种价值选择和交流方式,而且,根基于一种相互往来的世界性发展的总体想象,中国也注定不可能真正脱离世界性的整体性存在的大背景而有一种纯粹的自我孤立性的存在,或者逆发展潮流而有的那种自我存在的形态,但很显然,这最多也只可能是一种自我观念意义之存在,而不会是现实交往意义上的存在,更不会是日常生活实践意义中的真实存在,因为现实中的冲突摩擦成为一种不可避免。并且,在这种新的适应性语境之中,中国文化的传统自身整体性的存在也会因此而面临着一种基于文化转型而有的在价值引领上的发展困局,在这其中,如何真正去实现一种自我意识的提升,一种对于自身文化自觉的存在,并如何有着对于既定的现代发展目标的实现,或者说这其中最为根本的一点便是,如何能够真正去摆正在世界之中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使之成为一种对抗性关系,而是持续转化为合作和互惠关系。

 

在此种观念背景的意义上,今天所积极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它本身就像一个在放风筝人手中的那个牵动风筝的线轴一般①,基于这种线在手中不断牵动和引领,风筝飞翔的高度和方向,也就可以真正牢牢地掌控在那个放出风筝的人手中,但风筝本身却显然又可以在高天之上去做各种姿态翱翔,由此而与其他放飞的风筝竟相媲美,各显其能。在这方面,对于现代世界的现代化发展,它并非只会有一种模式的存在并横亘在世界整体性发展道路上,而是会存在多种多样不同模式和道路的选择,因此,这明显可谓是一种千差万别,各自会拥有各自发展轨道的。但在这其中,有一点却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对于人类世界的存在本身而言,这些诸多差异性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所共同性地去追求的便是如何能够使自己在这一开放性的自由选择之中飞得更高、更远和更舒适,而在使自己愉悦和不断表现出优异之举的同时,也一样是要保证让他人对此表示出点赞称颂,有发自内心的欣赏乃至于欢呼雀跃,由此而共享一种对人类总体性发展能力和智慧上的那种高不可攀的惊讶,以及在这共同分享之中所具有的在一种自我实现意义上的独特性的高峰体验。

 

就当下中国的发展现实而言,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毋庸置疑,它自身已是通过改革开放的触角而深度融入到世界性意义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并可以在其中借助自身后发展优势的机遇而大踏步向前迈进,至少可以说,在其过去一二百年的近代历史中显然是未曾有过如此大踏步向前跃进的步伐。而且,无可否认的是,它同时也恰是在这种自我开放性地融入到世界之中而获得其在经济上高度发展的益处,它因此而在日益突显出其自身在整个世界发展之中的那种不可替代性的存在价值,而这种不可替代性,又牢固地建立在世界性利益的相互依赖以及彼此互惠的基本前提之上。[1]

 

因此,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它显然也将无可避免地要去面对要在世界之中生存而有的文化多样性的他者的存在,它成为人类理解世界存在的前提,也同样是世界自身存在的前提,如何现代性发展,实际上也都无法抹去这种多样性的差异性的存在以及自我的再生产。而一种中国自身曾经有过的单一性自我文化发展的整体观塑造,在遭遇到世界想象意义上的多样性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之时,人类学的发展无可否认地让人们注意到并接受这种差异性真实存在,促使我们对待世界的姿态从大门紧闭走向了一种自我开放与对世界的全面拥抱。而在这种走出自我藩篱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激发出一种在曾经有的自我与他者关系模式之上的新选择,这是一种开放性包容差异的一种新姿态的创造和传播。而如何去界定这种新选择,在这其中又如何会有一种自我认同上的固化,这些将作为一种既有的国际性秩序可能会发生其不确定性以及出现不稳定性动荡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所在。显然,从失序的涌现到有序的自我稳固,这其中必然会是一个持续要发生震荡并终至自我平衡的过程。而且,从国际交流的维度上而言,这种关系模式的产生必将是一种在彼此互动之中而有的相互性的重塑和适应过程,在这其中既会包含着一种单一性或统一性的自我观念的塑造和加强,也同样包含着多样性以及不确定性的他者观念的塑造和加强。不仅如此,还要认识到,人群之间无法避开彼此文化相互性塑造的那种机制生发出来,这种机制既可谓是有其开放性,同时也是有其封闭性的,是一种开放性和封闭性之间不断交替性的循环发生。人们从开放性中获得他者真实存在的彼此共在感,而同样在封闭性当中获得自我所拥有文化价值的在信心上的丰富感。而基于这样一种相互性的塑造,其归根结底所造就出的将不再可能是一种完全纯粹单一性的文化存在及其固化,而必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具有世界性多样性文化的存在与交融。

 

而这也必是文化差异性的存在现实与人类命运共同性认同的理想追求之间,相互交织杂糅而存有的一种扑朔迷离的世界图景和想象,而要能够从中去辨识出一种真正纯粹意义上的自我与他者的相互性的存在,并非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很多时候,所真实呈现出的往往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交往秩序中的新格局,除非我们要特别硬性地划出一个清晰标定的自我和他者的边界,否则这个边界就难于存在和发生,而且即便存在和发生,也难于保持其在界限关系之内的长久性的存在。因此,无论会有怎样的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也不论这种自我意识会有如何的孤傲独立,实际上不得不去面对的境况恰恰是彼此之间自我边界的无法真正能够确定,也因此更无法有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分离和隔绝。进而还可以表明,我们在尝试寻求一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对于未来,它将不会是唯一性的模式存在,而是有着与对照性的诸多他者存在比邻而居的多样性模式的存在,是多中的一种而已[2],这将会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基于彼此互构而造就的新的世界性秩序的存在,并且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是固化的或者僵死了的,而是要处在变动之中的,这自然也将意味着由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所支撑起来的现代性都在同时开始发生着自我扭转,或与时俱进地进行着一种所谓文化转型的时代,因此而有的一种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每个人所切实遭遇到的,也必然是要在一种全球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从自我心态上去迎接一种在差异性中的共同性塑造的新世界发展观念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涌现,那将是一种对于未来人类共同生存在一起的意义给予极度渴望的追求,其中会充满着人人共享的对未来生活希望的内涵,但那也绝不是乌托邦意义上的虚无缥缈指向空洞的共同性的塑造,而是基于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智慧发生的有着不同文化认同的人们,他们发自内心都会去予以认可和赞许,并且也会令人愉悦、舒适以及有幸福感地共同性价值的追求,它也将是一种有着可期待性的,如百川入海一般的那种共聚式的人类普遍性的价值认同,它必将是一种各自去予以自我贡献的汇聚式的发展观,而不是那种相互矛盾冲突的发展观。如果没有这一点作为彼此相互之间共同性基础构建的牵引,一切的差异性存在只能是变为各自孤立的四处漂浮,无法真正归咎于一种共同性力量的相互凝聚,也更为奢谈一种舒适、愉悦而安定的生活可能,而那个为人所共同翘首以盼的世界性存在的海洋,也因为作为种种海水来源的条条河流的干枯,而无法能够汇聚成一种人类文明发展上的洋洋大观,在这个意义上,大海的枯竭必将意味着差异性共在的可能性丧失,而这一结果的真实出现,其必将是一种令人可怖的现代化发展的厄运。

 

二、基于包容的自我与他者

 

在这里,我们首先将面对一个无法真正能够绕开的可以作为独立体而存在的自我文化的成长,这实际是指独特性意味的中国文化,通过自我话语建构的模式而存在,并发挥其自身独特性的影响力。它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都会被中国人自己所发自内心地予以啧啧称许,并以自觉和自信的标签来对此种文化的存在作一积极或正向的自我表达和利用。而且,近代世界,特别是与现代西方世界全面深入接触以来,对于这种中国文化存在独特性的自我深度的印刻,在日益使得这种自身文化存在的那种唯一性的标签成为一种不可让渡性的存在表达,谁也都无法抹掉这种自我认同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真实性的存在和影响力的发挥,否则一切基于本位文化的讨论,都将是一种极度空虚的存在形式,这即是要求文化上的一切讨论和出发点都必然要建立在一种真实的自我存在之上,并会锚定于此。而一旦丢失乃至抛掉这种自我,往往会成为自我文化焦虑的根本性来源。

 

并且,中国文化自身的这种相对于世界而言的独特性存在,即从文化及文明的维度而言的特征性的存在,它们必定是基于其数千年以来的文化史以及文明史传统而得以在话语建构意义上得以固化而变成一种固有的。显然,在东方世界里由历次的革新与变革所带来的其自身文化的成长及在文明演化上的进步,都无法真正能够绕开一种中国整体性的独特性的存在和贡献,并由此而使得这种曾独享的作为东方独特性属性的存在成为一种伟大意义上的无可置疑的标的,它也在日渐自我强化着这种认同,并通过其不断实践且活着的文化创造而在自我延续并传播着其此种的认同,那种历史上曾有过的万国来朝的礼仪风范,必定让这样的一种“天下之中”的自我意识即刻转化为一种基于自我中心辉煌的“尼加拉”典范模式的强力塑造[3],为后来的人特别地去加以持守和维护,并会为此引以为傲。它也持续地为其能够在世界之中的文明跃升发挥力量而予以一种文化复兴式的重复性操演和实践,这显然是一种现代文化遗产意味上的通过自我标注而有的无与伦比的存在,人们希望在这其中能够印刻进一种文化自我的特别存在,并由此而获得一种其能够如此独特去行动的自觉和自信,这种自觉和自信是内生性地置入了一种天然包容与海纳百川的性格,或者说这样的包容和性格同时也是建立在对这种文化和文明的自觉和自信之上。

 

可以肯定的是,一种纯粹自然属性意义上的追求包容或海纳百川一般的文明史性格,是不会持久性地去采取那种纯粹自我封闭的生存样态的,而是更多会像今日中国向世界所主张和倡导的那种“一带一路”的世界观姿态,它必然是要在其传统意义上的海陆两端向其外部世界完全敞开来的,在今天则又可谓是海陆空意义上的全方位的在向世界不同文化区域自我敞开,这种开放性特质本身就像是一种文化史与文明史的沉淀一般,明显是嵌入其文化的自我结构构成之中的。但这种并非自闭而是要向外部世界去敞开的自我认同的姿态,并不是要去寻求以失去自我文化为代价的路径,即它不是要对自身所拥有的旧有文化存在的完全抛弃,不是一种彻底性地改头换面,更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而恰恰是要在这种全方位的自我敞开的认同塑造之中,通过一种彼此间的相互观照性的文化交流和接触,在保持自我的同时又能包容诸多他者存在的范式中,真正使得一种充足自信却又并不显张扬的文化主体性中国的自我意识能够得到更为适恰的加强与提升,而这又会是中国文化自我存在和保持的最为基础性的前提,它是在用一种文化的属性来作为自身成长的资源,由此而去滋养着这样一种面向于世界文化共同体的自我人格的存在。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今天的中国,伴随着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和强大,一种“强国之梦”已成为上下一致的新民族文化认同的自我塑造,它也在试图借此去有意识地重新构筑起一个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为坚固、统一和广袤的理想大厦,使其自身内部能够更为坚如磐石般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用一种辐辏性的向心之力去平衡全部可能有的离心之力的存在。尽管不可否认,相对于一种向心力的存在而言,这种离心之力的发生从来都不会是完全缺乏的,甚至可以说必然是同时存在着的。②但无论实际情形如何,那种朝向于国家一体化构建的努力从来都是这个文化自我认同的核心。而就所谓对外关系而言,在这里无可否认的一点共同性认识便是,对于身处于当下世界之中的中国文化自身的完整性而言,它同样也是在面临着究竟如何能够以一种真正迈向于文明化的姿态,去直接应对世界之中的那些基于差异性存在而有的“非我族类”的他者,以及他者文化在物质和精神价值上的挑战这一关键性问题的提出,如果没有对于这一问题在生存智慧和思想意识上的解决以及由此解决而营造出最为起码的和平相处的氛围,那么,一种所谓国际新秩序的发生也就可能会因为缺少中国参与的完整性存在而变成残缺不全,至少可以说不会是很那么理想化的,而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显然也就是不可能脱离开中国而存在的。③

 

与此同时,从这一问题的负面效果上看,中国自身由此可能遭遇到的那种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迫不得已的自我孤立,也必带来一种其文明发展上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这必是带有强烈自主意识的中国融入到世界之中,不可避免要碰到不确定性、风险性,因为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从来不仅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合作,很多时候也会出现相互竞争的对立甚或彼此的冲突。当然,由此而造就出的在世界性范围内的全方位的秩序混乱或者难于实现彼此的平衡也是必然会存在的,这不仅体现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意义[4],而且更为可能是如粮食安全这样的饭碗究竟能否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的那种最为平常性的生活中,所不能不去予以真实面对。如果有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图景的真实可期存在,它可能就在当下,或者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这对于中国跟世界他者关系的整体构成而言,就将只可谓是一种噩梦般的存在;而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谁,都是不乐于去真实看到的场景,因为在每一个主体意识的存在之中,也都希望这样一种世界想象的图景不可能真正地出现。

 

因此,诸如此类跟世界整体性的发展都能够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发展的问题,也都很清晰地呈现在当下每一位国人的面前,这会跟每个人的生活现实都息息相关的现实图景,需要对此给出一种适恰的理解和解答。而对于本身就天职般地在关注于文化理解意义上的自我和他者关系问题存在的人类学家而言,显然对此一点就会变得更具有一种难辞其咎的学术与社会的双重责任感的存在,也就必须在学理上对此给出一种更为明确的回应和主张,从曾经的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和交流的既有历史中去真正归纳出一种在当下新时代的新主张,从而使得一切文化接触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人们的心目中转变为一种能够去防患于未然的文化自觉,在“知己”的前提之下“知彼”,最终实现那些彼此冲突关系的化解。这种文化自觉的努力方向是中国文化的深度自我认同,可谓是以中国人所固有的“化干戈为玉帛”的文化生存智慧,去化解种种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乃至于文化战争,而在这方面是要避开西方世界中的那种冲突观念先行的自我中心意识的[5],转而要从中国人文化中所擅长的处理群际关系的“和为贵”的观念之中,获得一种文化自觉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在这一方面,专注于政治与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者都会清楚地知道,冲突并非只存在有相互对抗的凭借武力之争的这唯一一条路径的解决,而是会有各种避开直接暴力冲突形式的化解途径,这些途径的存在都与文化的存在属性之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功能性地嵌入在某种的文化表达之中。[6]因此可以预见,对于此类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问题,也必将不再会是那种在社会中专门由少数人去掌控局面的所谓“肉食者谋之”的问题,转而将会成为是一种在大众生活之中每个人每天可能都要予以面对的如日常性新闻播报,以及频繁的跨国旅行这样最为现实处境中不得不要去即时应对和给出直接应答的一个问题,而一直崇尚着“美人之美”,强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人类学家们,也一样是这亿万人口中的一份子而已,他们在这方面对于自我文化存在的觉醒,只可能是会更早、更为及时而已,这种觉醒真正带动的是对不同文化存在的包容,以及在平等原则上保持一种互惠接触的关系,实现真正美美与共意义上的理想世界秩序的构建。

 

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但归根结底,这里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样一个极为关键性问题的存在而言是很明确的,谁在内心之中都会去应对和思考这一问题的存在,因为终究今天人们不再可能完全生存于一个纯粹自我封闭起来的有着高高围墙的世界中,它显然构成了一个在向每一个活在当下之人所不断要去发问的一个问题,那也就是当遭遇到与我们自身以往的文化认同有所不同的观念、价值以及生活模式的实际存在之时,我们作为一种现代文明人的自我认同,一种有着自身文化传统惯习的人群,又当会以何种姿态去予以一种真实的应对?这显然不是单单所谓社交礼仪的问题,而是要在心态之中如何转变为能够去包容而非排斥他者文化存在的问题,这既应该是属于一个理论性意义上的文化自觉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实践性意义上文化自觉的问题,即能够在一种彼此往来的交往实践之中,基于往来互惠的共同体认同,基于文化包容的理解去谨慎应对时时都可能会重复发生的,有似于传统意义上的跟西方世界最初接触之时的那种从自我出发而思考的礼仪有无之类的那些有争议性问题的存在[7],而今日中国世界交往经验的积累,显然是会超越于那种不知有世界他者存在的狭隘自我中心的思考模式。恰恰可能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它也成为今天世界中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下都可能极为寻常就会触碰到的一个问题,或许简单到可能只是体现在究竟是要喝茶还是喝咖啡这样最为简单的行为结果的冲突性选择上④,这背后隐含着一种落入民间思想世界中的旧有的那种“礼仪之争”的翻版,而恰是在这样一些方面,究竟应该有怎样一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国际姿态的应对,这都还没有真正形成广泛共识的一种现实性的存在,而其最终构成了由一种文化接触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上的令人棘手、甚至于令人不知所措的大问题的出现。⑤

 

因此,在面对自己所陌生的或者并不熟悉的那些差异性文化的存在之时,一种在所谓文明观的价值中究竟是予以直接傲慢性的抗拒与排斥,由此形成彼此间的近乎于是一种暴力性的对抗或自我孤立,抑或是谦逊地对他者文化的存在保持一种学习、取经和欣赏的姿态,即能够发自内心地从一种彼此的差异和不同之中理解人类文化本身所存在的多样性,从而形成彼此间真正互信以及互惠的往来,这显然是在对待他者存在的姿态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观的表达形态,它们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都曾经深度地存在过⑥,并为不同的文化所予以具体实践,而在那个强调武力而漠视理性的时代,就是前一种姿态的写照;反之,一种试图用现代理性的途径去驯化蛮性武力而带来的是向文明台阶的靠近,后者那种明显的归诸于道德观念和精神力量的包容性,而成为现代文明之所以可以立足并为更多的人所共同认可的基石所在。⑦而人类学的视野,一种以文化上的差异性他者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显然是会义无反顾地去接受后者的姿态而不是前者,因为前者那种所谓目中“无人”的姿态,其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往所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后果,只会使得彼此双方本该有的一种良性信任关系转变为一种负面性质的相互猜忌和对立,彼此的不信任也使相互之间陌生感和排斥性距离进一步扩大,最终形成接近于画地为牢意象的顽固的自我封闭和孤立,一种脱钩式的断绝往来成为各自为文化自保而采取的最为消极性应对的策略性选择,甚至还会因为长期彼此间的利益纠葛,而演变成一种所谓如部落世仇一般的文化世仇的相互怀恨以及诉诸武力的打击对象,以致造成那种在文明世界共识中所极力排斥的在群体之间因为相互仇杀和战争而有的两败俱伤,而所有这些往往都是因为基础性的文化上的不宽容姿态所导致的文化之间彼此隔膜感的极端化真实表现。

 

那种试图寻求一种“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图景的在世界之中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交往姿态,显然是要由一种文化上的包容和吸收的模式去予以不断支撑、维护和构筑起来的,这必然又是基于一种对于相互性关系的认可、保持和体认的。[8]而且,对于面向整个世界而存在的中国而言,一旦脱离开了这一相互性关系的出发点,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只会是一种极为空洞的目标追求,成为在发展方向上的无的放矢,甚至可能不自觉地成为一种孤立无援的在世界之中的另类性存在,而这样做的长期结果就会造成缺少一种真正内生性发展的动力。这就像所谓孤掌难鸣的成语隐喻所指涉的那样,一种独一性无法落地的如在空中一般的孤寂存在,最终只会形成如天上浮云无所着落,也无所归属,这样不仅会表现出没有一丝声息的回响,而且也会日益显现出在极度孤立情态下的冷漠与残酷,这往往也是通过隔离或被孤立之后而有的一种共同性自我感觉的常态,我们显然不能因为某种孤傲的自恋而演变为某种无助的孤寂,那并不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文化存在的最为真实意义的存在。而文化的存在必然是要活在一种良性的交流和交往之中,民间话语中对所谓“烟火气”的呼唤,其背后真正所隐含着的恰恰是对于彼此间实际的交流和交往要素的渴求,这即便是在人们最为日常性的生活中也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极度缺失时就成为是一种民众的极度渴求。

 

故此,在面对这样一种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长期性后果,显然我们一方面要在一种中国自身文化所无法避开的全球化进程中去寻求作为主体性自我存在的中国意识,要积极地在拥抱他者存在的世界性发展之中,找寻到自身所应该或能够去拥有的适恰位置,而这个位置的存在,其出发点或前提必然是要去强调一种包容性而非排他性,因为一切的排斥都可能会存在有对于基本包容性姿态的伤害或扭曲,并且同时,在另一方面也真正要能够俯身去注意到那些不同于我们文化认同的多样性文化的存在,了解其背后差异性文化的意义表达的真实内涵,它们之中可能会有迥异于我们自身文化异文化的存在,但绝不应当使其成为是各自隔离、孤立、对立而缺少相互往来的异己文化的存在,差异性的往来互动是多样性文化存在的真实状态。而对于这样一种差异性包容互动的文化观的持守,显然曾经就是人类学向来所持之以恒的一种对待他者文化存在的应有姿态,由此而真正要去实现的便是,如何能够在相互的交流碰撞中去寻找到一种可以被不断激发出来的文化之间的相互良性的传播和交流。⑧这不仅可带来文化的自我成长,也能促使其意义的丰富及生命力的旺盛,处处体现出其文化的创造性存在。

 

五、迈向世界与人民历史的创造

 

在这方面,我们也要更为清楚地意识到的一点便是,今天的人们,作为一种大众社会的存在,其更多将要面临的一个世界,已不再可能是那种曾经有过的基于一种西方现代性的傲慢而有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的表述模式[9],那种唯我独尊,更为强调西方自身存在的单向度自我,并在这种自我和他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清晰且刚性的对立,千方百计地寻求由欧洲世界的霸权去占据一种主导及支配性地位的世界体系的时代已是遥远的既往,包括中国、美国及西方世界在内的多中心的多极世界发展模式,在日益地成为国际关系新秩序构建中的一个主流核心观念。并且,反求诸己,西方世界自身自“二战”以来的深刻自我反思,不仅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基于文化批评的话语构建之中[10],也同样表现在轰轰烈烈的基于一种解构意识而有的后现代思想的涌现上[11],而所有那些曾经根基于西方现代性发展而有的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拓殖存在,显然是在一种西方全球殖民时代里所无端强加给整个世界人民及其多样性文化上的最为痛苦的记忆遗存,而人类近代历史中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起源,更是成为西方人无法真正能够予以忘怀,并且会不时地在进行着一种自我忏悔,由此而对于西方文化中的那种极端理性化所造成的文明缺憾而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声讨[12],而如果顺势能够审视社会学家鲍曼对于“二战”纳粹集中营中大屠杀历史的深度反省,这一点似乎也就再难说不是后现代的西方世界发自内心的一种文化自觉了。[13]

 

而所有这些西方现代性的全部遗产,都必然会伴随着一种世界性的殖民统治的解体而将失去其在话语权上的支配力。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也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在笔者看来,今天全球世界所真正要去面对的将是一种基于自我主体性得到充分发现、认可和彰显的所谓“世界与人民历史的创造”的叙述模式,是对他者文化存在的创造性的一种肯定而非否定。在这其中,所有的文化及那里的人民都会受到一种公平对待,而不会存在基于一种集团权力不平衡而有的文化支配,那必将是充满无限活力、开放性、人人都可以参与,以及人民由此而寻求到一种幸福和美好生活的世界性意义的叙述模式,它们会更多基于自身反思性存在的文化自觉之上,同时也会基于个体自身存在而有的本体论自觉,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的存在价值,均会得到一种最为全面的重新评估,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更多地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有着丰富自我创造,以及被多样性的受到彼此承认和欣赏的文化所完全包裹的世界之中,人们以参与、享受以及消费多样性的文化存在而成就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自我满足感的获得。人们也在为能够有这种自我实现的理想,使之付诸于实践并参与其中而积极努力,且希望要在其中能够有所作为,这因此才真正可谓是一个追求人类自身差异性共在的文明观所能够得到的一种大众参与、创造和贡献的良好时代,每个人都可以焕发出自身的存在力量。

 

六、追求一种共同体意识存在的大花园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将自然成为这其中重要的一份子,它显然是在世界之中而非远离了这个世界,且是整体性的人类文化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基于此种的世界性存在的身份和资格,而参与到这种人类历史真正要由人民大众自身来自我创造的宏大实践进程之中来。我们在经历着一种冲击—反应模式之后而有的频繁性的世界性交流的真实体验,由此能够真正去摆脱那种专门寻求一种纯粹自我文化存在的患有洁癖症的病态诉求,那必将是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乃至是民粹主义的思路和作为。而这些偏执的文化姿态都会为世界中大多数的人所不齿,更多的人开始更大尺度地敞开自我,以此来寻求在互联网时代里彼此近乎一触即发的虚拟与真实相互交错的交往、交融与互惠的模式,并从中获得各自更为长足性的发展,形成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都可能同样会被看重和欣赏而有的在一个世界共同体意识的大花园中差异性共在的彼此相互欣赏的争奇斗艳,而非是那种单单困于自我中心式的圈层化的一圈圈向外不断递推出去的等级模式的发生。⑨

 

而这必然是一种在世界观意义上的新的话语建构的历程,在这中间出现基于文化差异而有的文化误解性的摩擦、冲突及不理解也是在所难免的,而终究的结果必是要有中国作为一个独特文明体的存在而参与到这个更大的世界全球文明体的构建之中,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衔接甚至可谓是异型同构的。在这其中,如果一不小心缺少作为东方中国的文明价值的存在,那么,所谓世界文明的完整性意义,也必受到一种根本性的质疑,并且很显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除非中国自身刻意地要脱离世界性文明的包容和吸纳,否则必然是要身处在这个世界中,并且还极为真实地存在着,在其中积极地参与发挥其悠久文明传统所积累起来的那些与其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往,而又能够做到和而不同的彼此共生、共在以及共存的种种文化智慧上的价值,那必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文化密藏的宝库,真正是有待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一种共同性的挖掘与开发,并以此去实现与世界之间共有、共享及共在的文化多样性的形态,这首先应以慷慨姿态为前提向世界之中的整体性给予,必将会为中国自身文明的丰富和延展而提供一份巨大的礼物性回报,我们会为此而去突出一种基于平等而有的彼此承认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没有根本性意义上的高低上下之别,而只有是相互依赖、彼此互惠的共生性实践,是一种承认文化多样性共在的相互性联盟。⑩

 

今天的中国已经很明确跃进到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现代发展的轨道之中,即它是身处于其中而不是在其外,我们因此便需要调整文化姿态,实现在一种身处于世界之中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文化接触中的存在,由此而真正激发出我们自身所拥有的潜在存在的文化资本,并清晰地觉悟到其中所蕴含着的那些全部文明跃升而有的可能能量,以此去丰富及扩展世界性意义的多样性文化交流及文化创造的诸多可能性。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在这种世界性的自我参与之中,也必然会与世界上诸多不同文化的参与者一起共建,并创造出人类自身在未来所能够真正具有的共同性历史的发生,这也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自我发展目标的最为根本性的追求所在。那种追求的形态将是一种融入而非分离的,是发展而非退步的,是真正直接去面向于世界多极化的存在而敞开胸襟的无限制可言的包容,而非那种固步自封面对着各种阻碍止步不前的猥琐和狭隘。真正能够有着一种自我归属感的文化,它必然同样会有一种对于他者存在的包容性品质,这种包容性品质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可归属的价值。并且,还会在这种文化的包容性之中,通过不断吸纳和转化,能够由此而激荡出真正可以独立存在,却又并非刻意要排斥他者存在的独特性的自我文化的存在,这显然也就是在当下的时代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本身真正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去实现,并同时也会得到其他不同文化的存在予以认可的核心前提的所在,否则那将不过是一种在万紫千红的硕大的一个世界性大花园中,存在着却无人乐于问津的一抹极度暗淡的孤立自我的存在而已,那最终将会是世界文化中的弃儿。

 

七、结语:库拉圈而非文明猎头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我们显然不可讳言地要真正直面自我和他者关系这一重大文化问题的存在,并且还要在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深度思考这一问题,并给出一种适恰的在自我文化行动上的判断和选择。在这方面,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对于有着一种特殊性意义的基于中国研究而有的人类学的自身发展而言,它将会使得自己历史上的那种单一性的自我本土关怀的传统发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方向性上的转变或变革,这将不再会是那种执拗的基于单一自我中心而有的一厢情愿式的本土主义关怀,而是真正能够转向到一种有似于历史上所谓“西天取经”式意象上的“拿来主义”的方向上来,这显然是要从彼此固有的互惠交流中而有的顺其自然的“拿来”,是真正保持一种“拿来”和“给予”之间相互通畅性的循环,而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可以造成在不同的本土文化的相互比较中,取长补短去吸取可供自身文化不断发展壮大的种种丰富性的滋养,而唯有其所造就出来的一种身体姿态,才可能会真正使得自身变得丰满及有血有肉,否则一种纯粹瘦骨嶙峋式的孤芳自赏,终究也不过是一种让万千世界中的人们都可能会去予以避之而有所不及的病态性的文化而已。

 

今天面对世界而存在的中国文化本身,其更应在这一前提下去实现一种对于差异性共在、共存及共生的基于无限包容性而有的理想追求,并可因此而实现一种相互间的文化拼插及嵌入其中的人类多样性文化存在的新交往形态,由此而对这一新的图景能够有一种全新的描摹和全新理解。而在这方面的认识上有所作为,显然又是进入到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家自身的新职责所在,同时这也从来都会是世界性的人类学其一如既往的固有使命之所在,而我们只不过就是要让它在中国既有传统文化的衬托之下更能发扬光大,而发扬光大的实现只可能是采取一种包容而非排斥的路径,并且也需要在文化的多样性杂糅之中涌现出一股有着清晰自我文化底色的清流。

 

这样一种职责和使命的确立,根本而言就是要能够有一种发自于人们内心之中去追求彼此间更多合作与互惠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新确立,这会是一种文化自觉意义上的自我和他者关系,从根本而言也将是以一种有来有往的“库拉圈”模式为模版和皈依的存在,并非是以彼此间对抗及相互排斥的所谓文明“猎头”模式为模版和皈依的存在,而一切暴力性的对抗都将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所排斥的,是与文明史发展走向相对立而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实现,其归根结底将是一种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轨道上不断迈进和自我实现,它将会以一种当下性存在的样貌而体现在人的价值无限丰富,以及可能拥有的对于社会生活的无限满足之上。而这些目标全部实现的前提就是,它们要能够真正使得人们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那种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能够顺应于世界性文化转型的时代观念,而转变成一种能够实现相互性的和谐而非彼此直接的冲突对抗,这也恰是一种人类现代化发展意义上越来越趋同的带有一种共识性想象的目标指向。一种人类共在意义上的现代化的真正实现,它也只可能是作为人类共同体构建的共同性目标而不会是其他虚幻目标实现的手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同发展目标上的认同,人的所谓全面发展的意味才会真正成为可能,而每一个人也才会因此而有值得为此种现代化的共同目标的彻底实现而去付出自己全部努力的理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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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旭东.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J].民族学刊,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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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nedict Anderson,1991,Imagined Communities.2nd edition.London: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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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旭东.权力的文化表达与美好社会的追求---变动世界中一种政治人类学视角的新观察[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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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旭东.库拉圈、相互性与互惠秩序的发生——基于有回路的社会、法律与文化的主体意识[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9] Eric R.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10] George E.Marcus,and Michael M.J.Fischer.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2ed[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1999.

 

[11] Zygmunt 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M].London and York:Routledge.1992.

 

[12] []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M].傅雅芳,郝冬瑾,.苏晓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13]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注释

 

①风筝的隐喻可以追溯到中国画家吴冠中的表述,在《风筝不断线——创作笔记》中,他写道:“从生活中来的素材和感受,被作者用减法、除法或别的法,抽象成了某一艺术形式,但仍需有一线联系着作品与生活中的源头,风筝不断线,不断线才能把握观众与作品的交流”。引自吴冠中:《沧桑入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62页。

 

②史禄国就曾专门指出过:“许多作者已经观察到,在存在的民族和权力之中,甚至是在'原始的'群体之中,有两种行动者的力;即那些使这一一体'团结'(consolidate)的力以及那些使之'分化'(disintegrate)的力。由于这些术语——'团结''分化'——从这些力量是被分类的观点来看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确定的一体,并且它们是已经被用在了指涉并没有民族学内容的现象上,我宁愿使用不同的术语;即'离心''向心'的运动。”引自:S.M.Shirokogoroff,1931,Ethnological and Linguistical Aspects of the Ural-Altaic Hypothesis.Peiping: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页。

 

③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了解到,那种历史上的中国,其自我封闭于世界发展之外所带来的受到了世界性的孤立以及由此而有的发展滞后的效应。在现代世界兴起之初,也就是哥伦布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之前,中国是有着其自身的超越于欧洲成就的文明传统的,那时的中国有着足够的自主性发明,包括独轮推车、马镫、硬马轭(防窒息)、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以及陶瓷之类,这些显然都比欧洲早得多,但中国后来还是落后了,特别是在面对现代世界的发展中落后了,而这对世界后来的历史学家而言从来都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在这方面,中国未能真正实现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潜力,许多西方的汉学家都倾注了极大心血去对此问题加以解释,他们看到了中国在世界近代历史之中固守于自己传统边界的那种不思进取的孤立心态,从上而下的体制中,国家在压制着各种可能的技术进步,而在来自基层的声音中,因为儒家传统影响下的广大人民似乎不去尝试各种可能的冒险,社会中的全部创新都被限定在一个固定框子的范围之内,缺少突破性的力量和创出边界藩篱的真实勇气。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可参阅:[]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安增才、董素华、孙春霞译,程克雄译校,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2-75页。

 

④比如那场在故宫里是否适合开设星巴克咖啡的争议。国际著名品牌星巴克曾经在故宫的九卿朝房开设咖啡店,由于网友热议吐槽,而摘掉了星巴克的标识,但咖啡店仍旧开设,但到了20071月,央视主播芮成钢以“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为题发表文章,认为星巴克开在故宫里是对中国文化的侵略,因此极力反对咖啡店开在故宫之中,到了20077月,星巴克在巨大压力下而不得已离开故宫,前后只经营了7年的时间。

 

⑤行文至此,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文明史早期的包容他者记述,它会让今天持有狭隘民族主义立场者感到汗颜。公元前120年前就有的中国古籍《淮南子》中就记载过大禹探访裸民国,进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衣服脱掉,等出来的时候再把衣服穿上,以此来体现对于当地人习俗的尊重。其原文就是:“故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去。因之也。”这里我们看到了衣带代表着中国人所谓的文化,但是不穿衣服的裸国也代表着他们的文化,这种上古文明化身的大禹的“解衣而入。衣带而去”真正体现的是中国文明中内隐着的一种包容他者的自我胸怀。引文和解释可参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二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57页。

 

⑥甚至是在同一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文化存在也会有着不一样的应对方式。比如《唐书》中就记载过中国与阿剌伯之间的礼仪冲突的化解之道:“开元初(公元七一三),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惟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见《旧唐书·大食传》)。显然,唐朝的这种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明精神,实在是胜过于后来清乾隆年间的那场闻名世界的礼仪之争了。此段内容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译丛》,朱杰勤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⑦法国的思想家基佐在讨论欧洲文明史问题时,曾专门指出过所谓政治正统性的问题,在他看来,“武力观念并不是政治正统性的基础”,而“政治正统性的第一个特征乃是否认物质力量是权力的根源,而把政治上的正统与一种道德观念、一种精神力量,即公理、正义和理性联系在一起”。引自[]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程洪逵、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0页。

 

⑧人类学克虏伯(A.L.Kroeber)1940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发文“激起传播”(Stimulus Diffusion)(42卷第1),此概念后来被英国中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所专门借用,用来指称不同文化之间并非一一复制的那种学习借鉴,而是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或传统在某一点上受到刺激而有的激发起的文明上的新创造。李约瑟为此而进一步引申说:“激起传播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脊椎动物的个体形态成因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现代实验生物学告诉我们,在进行异种活体移植时(例如在青蛙和蝾螈之间进行这样的移植时),一片诱导体的组织在正常条件下本来应当会刺激它所作用的组织,并使它产生角状颚,可是如果对方组织受到刺激时通常是由牙作出反应的话,那么,这一诱导体起作用的结果将不是产生角状颚,而是产生牙。刺激并不具品种特异性,而对应的组织是'根据它自己的传统'作出反应的,也就是说,将根据它自己的发生学决定论而作出反应。同样,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在技术史上也曾经多次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一种概念传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取决于当地文化的特性。”引文引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二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64-565页。

 

⑨对于传统的中国中心的圈层世界观模式,费正清曾经有过很精彩的“三圈说”的概括,他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通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们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于此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有时甚至进逼长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引自[]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⑩文化的“联盟”是列维-斯特劳斯在论及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1952年提供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讨论种族观念的小册子《种族与历史》中,列维-斯特劳斯清楚地写下了这样一段对于多样性文化共在的理解:“即然文明意味着所有文化的共存,并且各自提供最大的多样性,甚至文明基于这种共存。世界文明不会是其他的,只能是世界范围内的各自保留其独特性的文化之间的联盟”。引自[]列维-斯特劳斯:《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于秀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页。着重号为本文所后加。

 

2023,《中国式现代化图景的自我与他者——一种基于文化转型人类学的世界观回顾与展望》,《青海民族研究》第3

人类学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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