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海源

 

 

　　如果以台湾原来没有的宗教，而后来又有信徒皈依来界定台湾的新兴宗教现象，则在不同的变动时代，就会有不同的新兴宗教现象。我们在这里为新兴宗教现象所做的界定，包括了新创立的宗教，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新兴宗教，也包括既有宗教的新兴的现象。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将基督宗教传入台湾，在南部和北部都有一些平埔族人皈依了基督宗教。但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离开后，基督宗教也就消失了。明郑时代，汉人人口渐多，才逐渐传入了佛教、道教、斋教和民间信仰。到1860年代，基督宗教再从苏格兰、加拿大和菲律宾传入，吸收了平埔族人和汉人，奠定基督宗教在台湾的基础。在日治时期，日本佛教，乃至如天理教的新兴宗教开始传进台湾，对台湾现代宗教发展仍有实质的影响。在此一时期，台湾本土宗教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1。

　　二战结束后，中国大陆的佛教、基督宗教、回教，以及一贯道、在理教等民间教派大量传入台湾，本土宗教也开始发生变化，甚至产生了本土的新宗教，如慈惠堂、轩辕教。到1970年代，台湾经济和社会快速变迁，本土新旧宗教都经历了很大变化，有些宗教愈来愈兴盛。国民党政权对若干新兴宗教势力加以压制，如取缔一贯道、创价学会、统一教、爱的家庭等等2，又压迫新约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虽不是新兴宗教，但也因政治主张与政府极为不同而遭到压迫。然而，解严后，宗教信仰有了充分的自由，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造成结构不确定性，进而带动了新一波的新兴宗教现象。

　　台湾在长期的戒严统治时期，虽发生了迫害宗教的事件，但若干新兴宗教，如一贯道和新约教会，却能继续发展。特别是在戒严末期，这类宗教的成长显示了宗教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1987年解严进一步带动了多种新宗教的兴起。在这中间，社会变迁和宗教变迁之间有着必然的重要关系，在研究上，重要的课题不在于强调社会变迁与宗教变迁有关这一命题，而应探究是甚么样的社会变迁因素促成了甚么样的宗教变迁。

台湾新兴宗教研究

　　关于台湾新兴宗教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一些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台湾神学院的董芳苑教授是最早比较全面地探讨新兴宗教的人3。董芳苑指称的新兴宗教包括了战后在台创立的新教门，如大原灵教和新儒教，战后来自大陆及国外的教门，如天德教、一贯道、大同报和生长之家和许多基督教派，以及传统宗教的新现象。在推究新兴宗教的起源时，董教授强调社会危机、民族意识、向往现世安逸、对原有宗教的反动、期望极乐来世，以及宗教天才的发明等因素。瞿海源在1980年中也对包括一贯道、新约教会在内的新兴宗教进行了研究，在1988年举出新兴宗教的若干重要特征4，诸如全区域性及都市性、悸动性、灵验性、传播性、信徒取向、入世性、再创性与复振性。1990年代中期，郑志明在研究过真佛宗、禅定学会和万佛会后，发表了探讨台湾新兴宗教的专书，深入讨论新兴宗教的定义和判准，详细分析这三个新宗教团体的发展5。最近几年，新兴宗教的研究愈来愈多，其中丁仁杰深入研究包括慈济、清海、真佛宗等若干新兴宗教团体，提出一个理论架构，强调以「边陲性宗教扩张」来理解当代台湾各种新兴宗教现象的实质内涵6。

　　1996年，台湾发生好几件宗教事件，中台禅寺百余位年轻人出家，宋七力、妙天、太极门被人检举并由检察官侦办等案件。新兴宗教现象乃引起注目。为了深入而有系统地探究新兴宗教现象，我们进行了一项为期近四年的「台湾新兴宗教现象与相关问题研究」7。大体上对台湾新兴宗教团体进行了普查，同时也对养生团体做了广泛调查，因为养生团体往往和新兴宗教的发展有密切关连，甚至不少新兴宗教就是由养生团体演变而成。研究计划再就本土新兴宗教、外来新兴宗教、新兴佛教、新兴基督教等进行更深入的个案研究。最后，研究人员试图就整体新兴宗教现象提出理论性的解析。在研究进行中，也衍生出几个新的计划，包括新时代运动、藏传佛教，和占星、星座的流行。

　　在这个主题研究计划里，我们首先规划了三项广泛的调查，以了解台湾新兴宗教现象的全貌，即：台湾新兴宗教团体普查研究、台湾养生团体的普查、台湾民众宗教问卷调查研究。前两项是以团体为单位的普查研究。第一个普查是针对新兴宗教团体的，研究者完成了对48个新兴宗教团体（见表1）的研究调查。第二个普查则是针对养生团体而进行的。在掌握住新兴宗教的团体现象时，我们还需要研究民众参与和认同新兴宗教的情况，于是，这个主题计划的人员参与1999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三期第五次有关宗教的抽样调查，纳入许多有关新兴宗教的问卷题目，后来并在全台样本外，针对各新兴宗教团体成员进行了问卷调查8。

                                台湾社会结构变迁与新兴宗教的萌生

 

　　台湾新兴宗教现象之发展主要可以透过三个大因素来加以探讨。第一个是社会结构因素，社会结构在解严前后，乃至于解严之前就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这种结构性的变迁仍在继续进行，其中主要的就是自由化。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宗教团体本身，宗教本身的教义、传教方式、领导和组织都可能造成不同宗教团体的不同发展。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个人接受新兴宗教的可能性。个人由于心理需求、神秘经验及相关信仰、权威人格、与家庭关系及生活，都应该与个人是否接受新兴宗教有关9。

　　自由化是现代主权国家发展的一个过程，在台湾这种不曾发生宗教改革的社会，政治自由化可能更为重要。自由化本身也隐含了分化的意思。自由化并不是定于一尊的。其实自由化就隐含了宗教改革所促成的多元化的意义。重要的是说，主权国家在自由化过程中确立了宗教宽容的政策。

　　1989年《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的制订，是宗教自由的新的法律基础。人民团体法中开辟了一个让宗教团体登记的空间。宗教团体是社会团体的一类，可以依社会团体一般成立之规范申请许可。这在此法施行以前是不允许的。在以前，宗教团体因为不都是寺庙，与监督寺庙条例不合，所以不能登记为寺庙。宗教团体可以登记为财团法人，但是基金本身有一定的低限，宗教团体未必有足够财力来成立财团法人。更重要的是，即使有足够基金，宗教本身是否被政府相关机关承认是更大甚至极难突破的难关。

　　于是，大部分不属于政府承认的11类宗教的宗教团体，自1989年以后就登记为社会团体。根据内政部的统计，1989年时，获得许可的宗教团体有23个。其中不少是已经存在的宗教团体依新法重新登记，新的宗教团体并不多。但在往后十年，获准登记的宗教团体愈来愈多，除了在1996年和1998年以外，年成长率都在24-103%之间。11年间的总成长率高达1,304%，2000年的宗教团体数是1989年的14.04倍。宗教团体与其他社会团体在1990年代的成长显然有悬殊的差异。如果加上登记为其他类团体的宗教团体（有些宗教团体登记为学术团体），则相差将更为惊人。这种极为突出的成长趋势可以说是自由化的结果，因为新的宗教团体可以正式向政府申请许可，要符合人民团体法的条件并不困难。不过，这样惊人的成长并不完全是自由化的结果，自由化只是给新的宗教团体提供登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甚么会有这么多新的宗教团体产生？这是我们将致力探究的。若就1989年以来的趋势作进一步的推敲，则会看到，早期的申请者多是既有宗教所组成的团体，甚至是将旧团体根据新颁布的法律重新登记。新的宗教团体一方面可能本来就不是那么多，在另一方面也很可能对新的法律先采取观望保留的态度。在过了几年后，整个社会自由开放的情形，以及实际的新宗教团体的产生，人民团体法又成为最方便地取得政府承认的依据，愈来愈多的新宗教团体向政府提出申请。直到1996年几个宗教事件爆发出来，该年度宗教团体数乃可能因此而出现了负成长。

　　台湾经济发展的特征在于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市场又不是全然自由的。在自由化的过程中，市场自由化是一个重点。因为经济发展的关系，所以商品逻辑也影响到内部的状况，有很多宗教团体将宗教商品化，甚至将商品加以宗教处理以提高商品的价值，如健康食品。除了宗教商品化外，甚至利用成立基金会，以非营利为表，以增加获利能力为实。简言之，整个商品逻辑确实已经渗透到宗教里面去了，这没有好坏的问题。新宗教在这方面更为突出。其次，几乎所有宗教都投入到了宗教市场，绝大部分宗教推出自己的商品上市。由于宗教性质有些不同，性质相近的宗教间竞争比较激烈，就算性质不同的，如佛教系、本土系、日系和印度系，虽然可能有市场区隔，但彼此之间也有竞争。宗教市场在台湾近年来的发展多在都市地区，显示都市人口形成了台湾主要的宗教市场。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科学发展。本来现代科学的发展与普及是世俗化的重要力量，然而，虽然现代科学本身发展十分快速，但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心理和心灵上的问题，科技本身甚至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于是现代科学的不完美就给予人们很大的空间，去创造有异于正统科学的知识。这种知识有些还是和科学有关，有些是新的思潮，有些则是鱼目混珠似的伪科学，还有更多的是所谓另类知识。这类「科学」知识对新宗教现象有促成的作用。约略而论，我们可以发现有五类知识的流行与新兴宗教现象有显著关系，即另类医疗、生机及有机饮食、EQ及人际适应、磁场，以及解释宗教及特异现象之论述等。

　　在现代科学方面，最后一项可能对新兴宗教现象有重大促进作用的，乃是科学研究者试图以科学来解释并支持特异现象之存在。陈履安在担任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时，由于自身修行的缘故，推动对气功的研究。因此有少数科学研究者，以理工博士的身份提倡气功和特异功能，假科学的外衣为科学无法证实的现象提供科学解释。

　　台湾长期受到中国的神秘文化传统影响，民众大都对传统的神秘文化持肯定态度。华人的神秘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庞杂，大部分人从小就从家庭、聚落以及各种新旧传播媒体接受持续不断的社会化。有关神秘文化的种种一直渗入台湾民众的心理。根据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资料，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到1990年代中，仍然相信神秘文化的种种10。我们在前面有关宗教态度研究的介绍中，已经做了详细说明。

　　传统宗教在教义上、仪式上、灵异信仰上为新宗教提供了发展的基础，而新宗教往往在若干方面更有所创新。例如，印心禅学会、显相学会、亥子道、关天师、开天宫在教义上都承袭传统宗教，但也都有所创新。印心禅学会以禅学禅教为名，而主持人称妙天「禅师」，自认是三身成就的「佛」，强调「自性」修行的印心禅法「才能见本来真面目，才是真修行，才是正道。严格说，离本心修行，都是『外道』，离开本心，一切的念佛、拜忏，甚至禅定，都是修行上的外道，因为人在修，而不是自性在修的佛法，是不会成佛的」。妙天显然是以佛自居，所讲所传的都是佛法，甚至自居正道而指其他修佛的是外道。即使印心禅法不立文字，但从印心禅学会诸多出版品，仍旧可以看到有关禅法的论述。不管佛教界承不承认印心禅学会是佛教，从以上文字判断，这个新宗教至少深受佛教根本教义的影响，并且比传统佛教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一方面在于其根本道理源于佛教，容易在信徒当中取得正当性，因为华人虽然大都不能掌握佛教精神，但由于长期直接间接受到佛教的影响，比较容易亲近乃至接受佛教。另一方面是其所传授的禅坐对许多人有实际功效，又有种种不可思议神迹和灵异现象，更有理工科博士和医学博士为其做见证，因此造就了这个宗教团体的快速成长。相对而言，传统宗教（在上例中是佛教）为新兴宗教提供了萌芽发展的养分，但自身却难以成长。不过，佛教当中也有许多新兴的佛教势力，也是类似的佛教新兴现象，于是也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既存佛教组织的振兴并不像印心禅学会如此强调禅坐对身心的具体功效，也不强调灵异。

　　有些传统宗教由于种种原因没法成长或开展，也促成了新宗教的萌发。传统宗教又为社会主要的制度，和国家与市场一样，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影响世俗化的核心机制。就传统宗教本身而言，各类宗教都有各自发展上的问题乃至瓶颈，在社会宗教需求增加时，传统宗教并不能有效因应所需，在市场化的情形下，就给予新宗教出现以及成长的机会。在台湾，更由于大多数民众为民间信仰者和由现代科学及传统儒家精神所育化的无宗教信仰者，而在文化上又和佛教和神秘文化有长期的亲和性，于是新兴宗教现象勃发的机会就更大了许多。

　　家庭本来应该是个体获得心理支持最重要的社会体制，对个人的宗教，不论是从小所习或是青春期以后改变宗教信仰，都有关键性的影响。但在变迁过程中，家庭的户量减少，家庭的结构乃至关系变化极大，使得个体无法从家庭获得心理上的充分支持与安顿。新兴宗教团体大都有能代替家庭给予个人最强烈的「回家」的感觉。对大部分人而言，这样的家庭有家庭式的温暖却没有家庭成员间的冲突和紧张。因为彼此没有利害关系，而且教义又多有强化彼此关系的精神。

 

                                       新兴宗教团体与领袖

　　新兴宗教团体的领袖都是魅力很强的「人」，有的几乎被当作神佛来崇拜。这类崇拜很可能大大超过以往和当前传统宗教领袖所得到的。这类极有魅力的宗教领袖至少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信徒相信「师父」有神奇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神奇到连「神奇」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因为他已经是神佛。有些信徒在文字上就用「祂」来称呼。第二、这类领袖往往又会一种修行的功法，大约就是气功或禅坐。他的功法不管是如何得来的，都是异常神奇而又简单易学。或许我们或社会上一般所知道的新兴宗教领袖都是已经成功的，那些没有魅力的已经被淘汰，剩下就是有魅力的。也有可能在成功之后，这类宗教领袖才变得有魅力。这一点尚须多做一些比较研究才能厘清。不过，无论如何，发展较成功的新兴宗教大多有很具魅力甚至几乎是神的领袖，这对新兴宗教团体在某个阶段后的加速成长有很大影响。

　　在长期威权戒严的影响下，民众对威权领袖及其领导方式会有顺从式的崇敬。解严之后，尤其是在蒋经国逝世后，不但威权强人不复存在，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也使得强势领导不大可能形成，李登辉经过多年经营，个人有相当强的魅力，甚至大家都熟悉所谓的李登辉情结，然而他也不断受到多方面的批判。在民间虽然也有世俗名人，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工商业界）很有势力，这种势力也和政治结合，但这些领袖在民间并不见得有威望。在这个时空下，具魅力的宗教领袖的出现就有很强的吸引力。甚至重量级的政商领袖也成为宗教领袖的信徒，有时这些宗教领袖更成为政治人物寻求寄托、安慰，乃至要求指点迷津的对象。于是，民众长期以来顺从乃至需求威权的倾向，在解严后就有可能转而崇敬魅力的宗教领袖。

　　一个新兴宗教的创始者本身的神奇能力经过扩散，不但其众多弟子也获得一些超凡的能力，更进而构成宗教整体而又具扩散性的灵验性。例如许多信徒强调自从皈依或练功后，不但身体健康百病不侵，心灵上更是得益匪浅。这种灵验透过膨胀中的信徒网络传布开来。新兴宗教在教义上也有两个特征，一是玄妙，二是简单。玄妙来自于这类宗教领袖的特质，即具有神奇的大能。这种玄妙不是普通的，都是直通神佛而大显神通，有时近乎巫术。不论所显现得多玄妙，新兴宗教领袖强调的教义又多很简易，核心道理很少，让有心人很容易掌握。这种玄妙而又简单的特征吸引力极大，对现代人而言，这些新兴宗教就像是宗教的速食店，很适合他们的口味。

　　宗教领袖、灵验性和组织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其中又以领袖为运作的核心。在宗教领袖个人魅力主导下，灵验性及组织的动员乃决定了宗教团体是否具备有效传布的可能性。大体而论，发展成功而规模大的新兴宗教团体或振兴的传统宗教团体都有魅力强大的领袖，也有可有效动员和运作的组织，也都有言之凿凿的灵验性。在深入比较各种宗教团体近年来的状况后，应可进一步厘清究竟是那一个因素比较关键，厘清不同型态领袖和组织的效能。

社会心理因素与新兴宗教的发展

　　当个人不确定感增加，或是说全社会中有不确定感的人数增加，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个体无法以世俗的方式消除不确定感时，个体就会寻求另类方法来因应，这种另类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在本身文化中挖掘得更深，或是引入外来文化以满足所需，不过这一种基本上还是世俗的。第二种是从非世俗的宗教中去获得解决。第三种则是从中外古今的术数中谋得解决。第二种和第三种因应方式，正是促成新兴宗教和术数现象兴起与发展的因素。于是个人不确定感增加得愈多，新兴宗教及相关事务的发展机会就愈多，空间就愈大。问题是究竟在台湾，民众的不确定感在近年来有无大幅上升的趋势。从台湾社会各方面快速变迁的态势来看，结构上确实有愈来愈强的不确定性。自由化、市场化促成政治和经济极大的不确定性，而科学、传统宗教乃至家庭也增加了社会结构的不确定性。结构不确定性是造成个人不确定感的重要因子，同时结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心理不确定感也才能促成规模较大的集体行为，如新兴宗教现象和星相等术数之流行。质言之，结构不确定性当为个体所感受到，而个人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时，个人心理上的不确定感才可能对个人心理有所作用，其中有一部分人会寻求非世俗的方式来因应，但也有许多人可以忍受这种不确定感，也有人会寻求世俗的方式来消减。

　　自由化是造成结构不确定性的最主要原因。自由化促成戒严威权体制解体，但也带来了结构的不确定性。这种结构不确定性确实为民众所知觉到。根据我们1999年在全台湾所做的调查，民众普遍对重要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之不确定性有所感受。对各种结构的不确定性相关项目，竟有七成甚至八九成人都回答同意。有85%的民众认为政府的政策经常转变，有将近3/4的民众认为目前的经济情况不太稳定；92%的民众认为社会治安恶化，一般人都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人；也有超过3/4的人认为社会价值观不断改变让人无所适从。台湾民众知觉到结构之不确定性因此是可以肯定的。虽然我们可以说结构不确定性主要是自由化所造成的，但市场化也是促成经济不确定性的直接因素，台湾市场化又有本身不健全等根本问题，市场化也会导致其他结构的不确定性。

　　科技特别是资讯科技的快速变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科技经济成为近年来的主力，是市场的因素外，科技到底会不会及如何促成结构的不确定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到目前为止，我们比较确定能掌握的是，科技激发了另类知识和技术的出现与流行，与新兴宗教的酝成有间接关系。传统宗教本身在结构上就有不稳定的因子存在，同时传统宗教面对急遽变迁的社会也可能因为本身调适的问题而促成结构的不确定性。台湾社会宗教的组成有相当大的变迁的可能，其中比较稳定的是信徒较少的少数宗教，如回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而人数最多的民间信仰是最不稳定的，信徒改信其他宗教的可能性很大。

　　个人的不确定感主要受到结构不确定性的影响，自由化、市场化、科技、另类知识与技术、神秘经验以及家庭，都可能影响个人的不确定感。自由化一方面固然对结构产生影响，对个人的状况也有很大的作用。简单地说，个人的自由增加了、选择多了，不确定的状况也随着增加。市场化也使得个人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变化多端，不只是在投机成分浓厚的股票市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体验的不确定性极高，因市场化而产生确定性及变动也直接间接影响到个人。科技本身往往并不能处理最困扰人们的问题，如现代医技还是不能有效诊治许多疾病。科技，特别是尖端科技本身也充满不确定性，到个人要应用时，就会引发不确定感。相对于科技发展出来的另类科技和知识，一方面显现科技之不足与不确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些另类知识和技术本身就不稳定，甚至其效能都不是很确定。神秘经验本身在意义上就是不确定的意思，不是屡试不爽的。最后，现代家庭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组织，许多人的不确定感主要是来源于家庭，最亲密的人之间关系出了状况，对个人稳定的生活产生很大威胁。

　　个人不确定感应该是促成个人接受宗教的主要原因，许多个人有类似的情形就成为新兴宗教得以成长的重要基础。虽然不能说个人不确定感强的就会皈依新兴宗教，但是由于不确定感往往不是藉由世俗方法可以消减的，个人因高度的不确定感而接纳新兴宗教或类似非世俗手段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个人人格因素是影响个人皈依新宗教的重要因素。在人格因素上，我们认为促成人们皈依新宗教的主要原因，乃是个人威权性格和空虚的自我。在新的宗教组织当中，具有魅力和神异能力的宗教领袖之所以对个人有吸引力，乃在于个人具有威权性格，这种性格是台湾长期威权戒严所塑成，绝大部分在戒严时期成长的民众（即30岁以上者），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人格特质。当世俗的威权领袖已因自由化而消逝，有些人的威权性格就促成了追寻非世俗的魅力领袖。在许多新宗教团体中，信徒对师父的尊崇极深，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这其间就显现了极强的威权性格。在新兴佛教团体中也是如此，当然传统佛教本身也很强调对三宝之尊崇。

　　「空」是佛家精义所在，其实许多宗教都在试图消除个人的空虚。在富裕的社会里，人们愈来愈感觉到自我的空虚。这种空虚的自我得不到安顿，就会导致个人强烈的不确定感。新的宗教，包括新兴的佛教，常常能有效地让感到自我空虚的民众获得安顿。在教义上，有些新的宗教团体和佛教很类似，强调明心见性。在实际作为上，不是强调自我的修行就是积极贡献公益，其实也都可以看到是在解决自我空虚的问题。透过修行类似在修禅，是在了悟空，透过贡献公益也可让自己有充实的自我。

　　社会上流行另类科学或另类知识，诸如气功、禅坐、静坐、脚底按摩、新的饮食、星座、磁场、频率等等。之所以流行就是说有许多人，也可以说是有愈来愈多的人会汲取这类知识，更有不少人因实际应用而对身心健康有具体实效，尤其是对于消除个人的不确定感有显著效果。在新兴宗教现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宗教都强调这类知识，甚至是这类知识的创造者和最有力的推广者。本土的新兴宗教强调禅坐气功或其他养生术的有很高比例，在日系新兴宗教中也各自强调对身心系统的新的认知，而源自印度的宗教也多强调静坐冥想，多直接诉诸身心的安顿。另就书籍出版而论，有关与传统的现代科学有别的另类新旧知识的出版品增长速度极快，其中不乏成为畅销书的，如《前世今生》、《圣经密码》等11。若扩大范围来看，宗教书籍，特别是普及版的佛教书籍，更是带动风潮。总而言之，在1990年代的台湾民众接受及重新接受了与传统现代科学有矛盾而微妙关系的另类知识乃至另类科学。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另类知识大都和身心健康有密切关系。人们寻求另类知识乃至信仰的目的，主要还是在增进身心健康和消除不确定感。

 

     有关中央研究院这项新兴宗教现象的主题研究计划，在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上暂时告一段落，参与研究计划的学者到目前为止也已经完成了53篇论文12，将在短期内修订编辑出版。同时，将根据对台湾新兴宗教团体的普查和个案研究，编汇台湾新兴宗教实录13。在这个专集中，我们挑了几个主题，即本土新兴宗教与社区、同性恋基督徒与教会，以及养生气功团体，做概略性的引介。在解析台湾新兴宗教现象方面，研究人员将从宏观和微观来继续探究，以了解新兴宗教现象在台湾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在解析过程中，也将密切注意有关世界其他地区新兴宗教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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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关于台湾各类宗教，包括1980年之前、清朝及日据时期台湾新兴宗教的历史发展，请参阅瞿海源编纂：《台湾省通志人民志．宗教篇》（台湾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

2、参见瞿海源：〈政教关系的思考〉，《联合月刊》，第六、七期（1982）；〈解严、宗教自由、与宗教发展〉，载中央研究院台湾研究推动委员会主编：《威权体制的变迁──解严后的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1），页249-76。

3、参见董芳苑：《台湾民间信仰的认识》（台北：永望文化出版，1983）。

4、瞿海源：〈台湾新兴宗教现象〉，载徐正光、宋文里合编：《台湾新兴社会运动》（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0）。

5、郑志明：〈台湾当代新兴宗教〉（台北县贡寮乡：灵鹫山般若文教基金会国际佛学研究中心，1996）。

6、丁仁杰：〈当代台湾社会中的宗教浮现：以社会分化过程为焦点所做的初步考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0期（2001）。

7、参与计划的学者包括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杨惠南（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章英华（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郑志明（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顾忠华（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文般（台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林本炫（南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陈杏枝（淡江大学通识课程助理教授）、游谦（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以及三位博士生钟秋玉、陈家伦、姚丽香，钟秋玉获得博士后在本计划担任博士后研究人员。

8、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是一项长期进行的社会调查，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资助，先后由杨国枢、瞿海源及章英华主持。计划在1985年进行第一次调查，从1990-1994年进行第二期每年两个全台抽样社会调查，1995-1999年进行第三期调查，2000-2004年正在进行第四期调查。从第二期第五次调查开始进行每五年一次的宗教调查。新兴宗教现象研究小组在1998年开始参与第三期第五次调查的规划。这个计划在1999年完成，研究小组在全台抽样样本外，又在各宗教团体协助下完成有关新兴宗教团体信徒的调查。

9、有关台湾新兴宗教现象完整的分析，请参阅注2瞿海源：〈解严、宗教自由、与宗教发展〉，此处本文部分摘录自该文。

10、从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二期第五次和第三期第五次两个间隔五年的宗教调查中发现：80%以上的台湾民众相信为善为恶会影响后代子孙的幸福，70%以上的相信缘份是上辈子就决定的，相信因果轮回的说法，相信人死后有子孙祭拜才好，60%以上的人赞成诚心诚意去拜神就会得到神的庇佑，50%以上的人相信确实有天堂和地狱，能做总统一定是有天命，相信灵魂会投胎转世。这显示传统的神秘文化在民间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11、根据1999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第三期第五次宗教调查，台湾二十岁以上民众有35%知道《前世今生：生命轮回的前世疗法》这本书，看过的有18%，接受这本书想法的有20%。《前世今生》是魏斯（Brian L. Weiss）原著，原书名为Many Lives, Many Masters，1992年张老师文化将它翻译在台湾出版，至1994年，印行314刷，销售超过一百万本。知道《圣经密码》的民众有14%，看过的有5%，接受这本书想法的有5%。《圣经密码》在美国也是畅销书。调查中还询问了《西藏生死书》、星座书籍、林清玄的书、奥修的书等阅读与购买状况。

12、新兴宗教现象研究计划人员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在计划每月月会中提出的完整论文有34篇，从规划审查出版中。2001年「宗教与社会变迁研讨会」和2002年的「新兴宗教研讨会」也有19篇论文初稿发表。

13、根据实地访问记录、各宗教团体提供的出版或书面资料等，我们计划出版台湾新兴宗教实录，对每一个新兴宗教的创立、发展、组织、教义、信徒等方面做成记录。

 

 

            （本文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2年11月号，总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