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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挥宗教的正能量?
发布时间: 2016/1/29日    【字体:
作者:何光沪
关键词:  宗教 正能量 政教分离  
 
 
  
   我的专业是宗教学,现在我来讲宗教话题,标题是《宗教: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分三点讲。
   一、正能量与负能量不能一概而论
   正能量、负能量是一个设问,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宗教与文明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它是文明的精神、灵魂、核心。因此,东亚文明叫“儒家文明”(其实不准确,即使只讲中华文明也还有别的学派影响很大,如法家、道家),南亚文明叫“印度教文明”,中东文明叫“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叫“基督教文明”等等。所以宗教确实有很大的能量。但所谓“正能量”、“负能量”,应该是指它们对社会发挥的功能是正还是负,即是好还是坏。这就要看是针对什么事情。比如说宗教对科学、政治、哲学等等发挥什么作用,这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些宗教有阻碍作用,有些宗教有促进作用;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西方而不是在印度和中国兴起,科学史专家发现,这件事同这些地区的宗教有关系。
 
   就我们的话题而言,我想,所谓正负功能或作用,是说对国际和平或社会稳定有帮助,就是正的,反之则是负的。那么,就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康而言,宗教是起正面还是反面作用呢?这又不能一概而论。
 
   大家对这话题有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中东的乱局,大家天天看见,触目惊心。很多人认为,那是宗教所致。这种看法很普遍,对此我想讲两点。
 
   第一点,不要夸大宗教的作用。宗教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能忽略,但也不宜夸大。如果夸大,就陷入了一个大大的误区,中国许多学者和官员都陷入了这个误区,表现为对“文明冲突论”的矛盾态度。
 
   1990年代末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提出来,中国学者群起而攻之:文明之间一定冲突吗?中国文明就不搞冲突嘛,因为我们同你们不一样,我们讲的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你亨廷顿是个鹰派、好战分子吧?
 
   这里面有个矛盾:亨廷顿说各文明可能会冲突,因为它们不一样。中国学者强调说,我们同你们不一样!这实际上是给他增添论据,帮他论证。因为他恰恰是在强调文明之间的不同,也在夸大宗教的作用。
 
   第二,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亨廷顿是想避免文明冲突,他那本书结论写得清清楚楚:冷战以后,要警惕、要避免、要防止新的冲突即文明冲突,为此,美国应该收缩,少干涉、少管别人的事。看来,许多中国学者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把别人的白说成黑,然后群起而攻之。
 
   更奇怪、也更严重的是,9·11事件一发生,更多中国学者马上跳到了相反的立场上,几乎众口一词说:这就是文明冲突,是伊斯兰文明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这种说法太普遍,以至于一般的学生和官员也都人云亦云。实际上,这种说法会为恐怖主义提供一个宏大的根据:本来是少数仇恨病态者和野心家,对一些年轻人片面灌输从《古兰经》里断章取义的话,把他们塑造成不会别的只会杀人的人,为进“天国”而自杀,为自己的目的而剥夺无辜者的生命;如果把这说成是文明冲突,他们就似乎成了为伟大事业、为历史必然而奋斗而牺牲了——文明是人类生活最大的单位,比国家还大的单位;为这么伟大的东西献身,不是很伟大吗?把恐怖主义称为文明冲突,不但会严重误导,而且也不合事实——不要忘记:全世界恐怖主义杀死的人当中,伊斯兰教徒占大多数。
 
   9·11发生第二天,小布什总统就到清真寺里去说,这不是伊斯兰的问题。当时很多美国人拿起枪,“保卫”自己的社区,不让穆斯林进来,结果更多的美国人站出来谴责他们,说这样做不对。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也说,这不是伊斯兰的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我们还该看看德国总理默克尔。叙利亚难民涌入德国的时候,她为德国民众在街上举标语欢迎那些穆斯林而感到自豪——70年前大部分德国人是为自己比别的民族“优秀”而感到自豪!默克尔的政策是张开双臂欢迎信仰伊斯兰教的难民进入德国。不过,刚过去的新年前夜,就在世界文化遗产科隆大教堂的门口,发生了上千名男人对近百名妇女大规模抢劫和性侵事件。犯罪者大部分是中东人或北非人的长相(现在已经查明一些是难民)。默克尔说要依法追查,但是还说不要把这事同跟伊斯兰教相联系。
 
   二、不要把政治问题化为神学问题
 
   我想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马克思、恩格斯有些话颇有道理,他们说,不要把政治问题化为神学问题,对天国的批判应该转向对尘世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应该转向对政治的批判。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但很多社会学家也有类似的观点。
 
   不要夸大宗教因素,那么真正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政治,另外还有经济、历史原因、民族关系等等,统治者的个人因素也很重要。冲突来自宗教之说,常常拿来做例证的,就是以色列同巴勒斯坦的冲突。其实,那原因主要不是宗教,而是因为大约两千年前,以色列人被赶出了家园,二战遭到屠杀后,犹太人按照联合国决议建国,又占了后来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所以,这一切最早的根源,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野心:征服弱小的民族,建立庞大的帝国;人家反抗,就把人家赶出家园。现在的中东乱局,政治家的野心也是重要因素。卡扎菲不到30岁就靠政变上台,马上派20多岁的伙伴(贾卢德总理)跑到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来要买原子弹!萨达姆也靠军事政变上台,之后马上就同伊朗打了八年的仗,没打下来,转身又侵略科威特,挑起第一次海湾战争。这样的野心家统治,怎能不乱?叙利亚这个总统,继承他老爹的专制统治,年轻人涂鸦被抓,老爹们游行抗议,就派兵开枪杀人,由此引发内战。这些都有统治者个人的因素。宗教因素即使有,顶多算助因,很次要。
 
   说这些战争是伊斯兰同基督教冲突,不符合基本事实;说美国参战是代表基督教,离事实更远。事实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打的是萨达姆,救的是科威特,科威特是伊斯兰国家,萨达姆在国内国外杀的人都是穆斯林;在波黑和科索沃,美国(和北约)参战,阻止了对穆斯林的屠杀,打击了塞尔维亚军队,塞尔维亚人信的是基督教!
 
   许多中国人以为,伊斯兰教同基督教、犹太教一定会冲突,不同宗教之间一定会冲突,这是一个大误区:在耶路撒冷一平方公里大的旧城里,市民信三大宗教,巨大的清真寺同古老的基督教堂、耶稣的墓,还有犹太教圣殿遗址“哭墙”挤在一起!(一些“当代新儒家”教授说:曲阜孔圣地怎么能建高的教堂?难道耶路撒冷能让不同的宗教建筑并存吗?一些官员马上采纳此说。似乎都忘了常识——儒家不是宗教,而且耶路撒冷还有不同的宗教大建筑!)按许多中国人的想法,挤在一起,耶路撒冷应该打得没一天安宁吧?事实是:那里没一天没有千千万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观光、朝圣、购物。(以色列现在统治着耶路撒冷,却没有按一些中国人的思路,禁止修建非犹太教的宗教建筑,相反,在这座被他们视为圣城首都的城里,到处是他们不相信的另外两个宗教的标志性建筑)。
 
   还有,伊斯兰教在美国是第二大宗教。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几十年前美国就有一个组织叫“伊斯兰国”(Islamic Nation),其中一些人主张武力斗争,还常常搞一些“向华盛顿大进军”之类的活动。美国人绝大多数信仰纷繁多样的宗教,不同宗教应该打得一塌糊涂吧?事实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政府不管宗教事务,宗教方面的“问题”同别的社会问题一样,全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三、怎么让宗教的能量发挥正功能?
 
   在伊斯兰教统治的中世纪的帝国里,对不同宗教也是宽容的,基督徒要交人头税,但是同穆斯林长期和平共处,享有宗教权利。20世纪中期,二次大战以后,不少新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信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搞现代化改革,趋向于政教分离(一次大战后就政教分离的国家土耳其,国内一直非常安宁)。那段时期这些国家都比较安宁。但在刚才提到的那些军事专制和政治腐败激起反对之后,反对者利用已经存在的原教旨主义,加上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的抵抗导致的宗教极端主义,都引起了回潮,从政教分离倒退回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导致残酷的镇压甚至流血的冲突。东方西方都有历史教训:中世纪的欧洲有对“异端”基督徒的迫害,中世纪的中国也有消灭佛教的“法难”。但是,从洛克论证“宗教宽容”,到英国发布“宽容法案”,直到美国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现代国家逐步走向了“政教分离”,建立了避免宗教产生负功能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都说要把“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写在党的旗帜上。他们坚决反对政教不分和宗教不自由。马克思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上帝最好的效劳,就是宣布无神论是唯一的信仰。马克思还说,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
 
   一个负面的例子是:中国从明朝到清朝,同白莲教有关的起义,几百年连绵不断,但白莲教本来是和平的佛教派别,正是政府干预导致官逼民反。相反的例子,是美国的摩门教:起初大部分美国人都反对它,到现在,美国还有一个州是摩门教的天下,而且美国人都觉得它不错了,它也的确为社会发挥着十分突出的正功能;原因在于,它只要不违法,政府就不管它,它逐渐同全社会磨合了。在政教分离的美国,好些可能酿成大动乱的“邪教”,都同社会磨合,在政教双方守法的基础上,为社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总之,要让宗教发挥正功能,就必须依宪治国、政教分离。
 
   最后补充一点:“政教分离”在中国,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指政治和宗教分离,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政治和宗教不可能没有关系、不可能分离,因为政治人物有宗教观点,宗教徒也有政治权利。严格来讲,“政教分离”是State-Church Separation的错误翻译,正确的译文是“国家与教会分离”,在多宗教的国家,即指“国家与宗教组织”分离,在双方守法的前提下,互不干涉,和平共处。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丹麦奥胡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担任客座教授、访问研究员及学术委员。本文为作者2016年1月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6“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表。发表时略有修改。)
转自爱思想网,2016-01-19 。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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