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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端午节丛考
发布时间: 2022/12/15日    【字体:
作者:曾维华 王冕
关键词:  端午节 丛考  
 
 
摘要
 
我国传统的端午节,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内涵丰富。然或因文献记载不足,或因对文献释读不一,诸多问题尚未圆满解决。经研究,“端午”风俗实源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之后,“五月五日”民俗活动逐步取代“夏至节”。端午节在历史上名称颇多,至唐玄宗时始有“端午”之名,既体现了先民对自然气象变化的认知,也融汇了阴阳五行的古典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端午节”适逢气象“阴阳相交”,其名也源于此意。时值天气转暖,疫病虫害流行,先民积累了多种抗御疫病虫害,保障身体健康的方法,并形成风俗。粽叶(包括芦叶、箬叶等)的选择也源于这方面的认知。在历史过程中,端午习俗又融入了祭祀地方“先贤”“英灵”的内容。粽子并非为端午节刻意所创,也不能因“角黍”之名为据说源于北方。用植物叶子包裹食材制作食品的方法,起源很早,也很普遍。粽子所用食材在我国南北方均有种植,因而尚难确定粽子始于南方或北方。粽子应是先民生活中已广泛食用的食物,并逐步成为端午节南北共同流行的特色食品。
 
端午节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传统节日,或因文献记载不足,或因对文献释读不一,诸多问题已十分模糊。学界虽对端午节的起源、“端午”之名的来历等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但皆因依据有所不足,难以使人信服。因而,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研究。
 
一、“端午”初名及名义考释
 
从文献记载看,端午节在历史上先后有多种名称。除“端午”外,还包括有“夏至节”“五月五日”“浴兰节”(亦作“浴兰令节”)“仲夏端五”“天中节”(亦作“天节”“天中令节”)“地腊”“重午节”“重五节”“解粽节”“菖蒲节”“端阳”“女儿节”“午节”等。这些不同的名称,大多文献记载明确,且无异议,但是“端五”与“端午”却有不少争议,而这些争议直接影响正确理解“端午”或“端午节”之名的由来与含义。
 
据文献所载,汉代至唐代之前,即“端午”之名出现前,一般称五月五日、五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或仲夏端五、五月端五。“端午”虽本作“端五”,但“端五”仍为“初五”之意,并非特指节名。而用“端五”时,前面通常冠以“仲夏”“五月”等时节或月份为限定。自“端午”成为节名后,“端午”便取代了“端五”。晋代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由于原书已轶,很多转引的书籍,亦写作“端午”。若是,此当是“端午”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不过,这里应是“端午”还是“端五”,尚有争议。有人考证,《风土记》所载当为“端五”,这是对的。“端午”一词出现与使用则晚得多,直到唐代才出现,如唐玄宗李隆基《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张说《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鱼字)》、杜甫《端午日赐衣》等。
 
唐李匡乂《资暇集》载:“端五者,案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为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李匡乂是唐代晚期人,他说“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表明当时社会上已广泛使用“端午”,又说:“为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其实,这里存在一个认识错误。“端五”与“端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端五”主要是时间概念,即“初五”,而“端午”既是时间点,更是节名。李匡乂所说“元和中端五诏书”,没有使用“午”字,那是对的,因为诏书所用是下诏时间。如果诏书用“午”字,就不那么确切了。由于未见李匡乂所说“诏书”原文,可以认为,诏书原文在“端五”之前当有月份或时节的限定词。实际上与李匡乂所说“诏书”同一时期的官府文书即有“端午”,如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敕云:“其诸道进献,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上贡修其庆贺,其余杂进,除二日条所供外,一切勒停。”这里是作节名使用的。因此,李匡乂所说是有所不足的。
 
唐代以后,“端午节”也常被简称为“午日”,尤其在宋人诗文中较为多见。这些文中的“午日”,有时被人传抄成“五日”。当然,在特定的语境下,写作“五日”也不算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错误的。“午日”是“端午”的简称,即五月初五日,而“五日”则可指任何一个月的初五日。此外,如上文所述,“端午”之名在唐代及以后才普遍出现。唐以前通常以“五月五日”等日期称之,因而“午日”作为“端午”之省称,自然也是唐以后才广为使用。唐以前不应有“午日”作为“端午”的省称。如有的话,当是后世传抄之误,或未经考证而改刻的版本。如元瞿佑《四时宜忌》载:“《洛阳记》:午日造水羹艾酒。”《辞源》“午日”条引该资料,认为引的是晋陆机的《洛阳记》。这样,“午日”作为“端午节”的别称似乎可追溯到晋代。其实,这条记载是有问题的,并不准确。除陆机《洛阳记》外,“史载尚有杨佺期、华延俊、戴延之等所撰《洛阳记》,诸书所引《洛阳记》或不著撰者名”。今人编《陆机集校笺》“所辑录,皆注明出处。凡诸书所引不著撰人、且无从考之为陆机撰者不录,疑似者姑录以备考”。以《陆机集校笺》为代表的《陆机集》一般无此句,《四时宜忌》所引或非陆机《洛阳记》,且把“术羹”错为“水羹”。唐代《金门岁节记》载:“洛阳端午作术羹艾酒。”“术”:“草名,根茎可入药。有白术、苍术等数种。”同“艾草”浸酒相对的应是用“术草”做羹。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端午节”的初名,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据《后汉书》志第五,及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可知,至迟在汉代“五月五日”已有节俗之意,成为与“夏至节”同样重要的民俗节日。
 
汉代为何以“五月五日”作为该民俗活动之日?当是“夏至节”原本多在五月。至于定在五月五日,或与《河图》的阳数有关。《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河图》共有10个数:1,2,3,4,5,6,7,8,9,10。其中1、3、5、7、9为阳;2、4、6、8、10为阴。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的时间多为阳数重叠组成,如一月一日为元旦,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七月七日为七夕节,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而阴数除了二月二日龙抬头,其他阴数重叠的日子基本上没有重要节日。而“龙抬头”作为节日,实际上至元代才有记载。元熊梦祥《析津志》载:“二月二,谓之龙抬头。”当然,与阳数重叠的几个传统节日并非在一个时期产生的。
 
据文献记载,至少到唐代,五月五日已成为官府认可的节日。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四月《停诸节敬献诏》云:“比之五月五日及寒食等诸节日。”唐玄宗时,始有“端午”之名(详见下文)。宋代则有“端午节”之名,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条专门名为“端午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亦有“端午节”条。
 
“端五”之名初见于晋周处的《风土记》。欧阳询《艺文类聚》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欧阳询为隋末唐初人,所引《风土记》应是可信的。这里虽已有“端五”之名,但一般在“端五”之前有月份或时节限定,如“五月”“仲夏”等,而不单独称“端五”。如果仅说“端五”,会有歧义,因每月“初五日”均可称“端五”。据《全唐文》载,唐张说《大衍历序》云:“谨以十六年八月端五。”唐张说、宋璟等《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五……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以此,可认为当时每月初五日,均可称“端五”。
 
但是,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八月端午”载:“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表》有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认为“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由于这段文字流传甚广,影响较大,不仅有论者用以为据,且一些工具书亦多有引用。
 
其实,《全唐文》所载是正确的,而洪迈《容斋随笔》所引文字,或是经后人改刻的版本,是错误的。“端午”一词真正出现和使用,从目前研究看,当始于唐玄宗时期。此前文献中如有“端午”,应为后世刊刻误改所致。
 
有人相信洪迈《容斋随笔》所引文献是正确的,便找理由,认为“端午”一名是张说等为避唐玄宗生日之讳。“唐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宰相宋璟建议避讳将‘端五’改为‘端午’。”也有“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的诞辰,并设立为千秋节,而五月五日与八月五日同为五日,缘于对皇室贵族身份信息的避讳,盛唐时五月五日和‘端五’被‘端午’之名迅速取代,并成为当时主流的称呼。”以为唐玄宗生日为“八月五日”,为避“五”字,遂改“五”为“午”,完全是臆测。尽管,我国历史上避讳现象十分繁杂,但尚未见如此避讳之例。
 
有的不仅不解“端午”之意,甚而以为是错的。如李匡乂《资暇集》载:“端午,端五者……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北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端五之号,同于重九。角黍之事,肇于风俗……后世以‘五’字为‘午’,则误矣。”
 
有的不解“午”的含意,以“五”“午”相通释之。北宋黄朝英在《湘素杂记》中,对李匡乂《资暇集》中的那段文字评议说:“余案,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乃直用午字,与济翁所载不同。以余意测之,五与午字皆通,盖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
 
据文献记载看,唐玄宗之前,对“五月初五日”的称呼,一般作五月初五日、五月初五、五月五日、仲夏端五等。至于说“仲夏端午”是不准确的,是后人误改。那么“端午”之名始于何时呢?唐玄宗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端午》(一作《端午武成殿宴群臣》),张说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鱼字)》,其中均有“端午”一词。这是所见最早使用“端午”一词的资料。有学者考证,唐玄宗《端午》诗作于“开元十五年”。若此不误,那么“端午”一词最早不晚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此后,唐代文献便频现“端午”一词,如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太常博士独孤及上表曰:“初,代宗时。每岁端午及降诞日四方贡献者数千,悉入内库。”穆宗长庆三年(823年)三月丁巳,“勅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歙等道合供进者,并端午、诞节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此外,唐代也有以“端午”作诗者,如殷尧藩有《端午日》诗。
 
尽管“端午”之名在唐玄宗时已出现,并在以后的官府文书中屡有使用。但是,与上文所论李匡乂类似,唐代后期以及宋代,仍有人不明“端午”其义。其实,唐玄宗用“端午”一词,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这主要是后人对“端五”“端午”的释义缺乏探究,遂引发种种臆测。
 
关于“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在“端月”下唐司马贞《索隐》云:“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讳‘正’,故云‘端月’也。”《说文解字》云:“端,直也。”《广雅·释诂》云:“端……正也。”《大广益会玉篇》云:“端,绪也,直也。”又云:“绪,丝端也。”《太平御览》引《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也。”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京师市廛人,以五月初一日为端一,初二日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据此可知,“端”的释义有正、直、初、开始等。
 
关于“五”。“五”作为数序第五是没有问题的。此外,还有其他释义。“五”,小篆写作“五”。《说文解字》云:“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
 
关于“午”。《史记·律书》云:“午者,阴阳交,故曰午。”《说文解字》云:“午,啎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又“啎,逆也”。
 
据“端”“五”“午”释义看,“端五”释作“初五”最为合理。尽管“五”有“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之意,但主要侧重于道教阴阳五行的理解。在人们生活中,一般是将“端五”之“五”作为数序使用的。而且使用“端五”时,前面均有“仲夏”“五月”等限定。而“端午”主要是指气象“阴阳相交”之始。其实,我国很早就将“仲夏之月”(即五月)作为“阴阳相交”的时节。《礼记·月令》载: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郑玄注云:“争者,阳方盛,阴欲起也。分,犹半也。”因而可认为,“端午”之名,是沿用了“五月初五日”的时间点,更融入了“阴阳相交”的节气变化内容。
 
我国很早就用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天干10个,地支12个,两者配合使用。从纪月情况看,因地支是12个,与12个月相合。《史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而“秦以建亥之月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为朝贺”。这就是说,夏人以一月岁首,建寅;殷人以十二月为岁首,建丑;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建子;秦代以十月为岁首,建亥。这样,无论是建寅、建丑、建子,还是建亥,每月的地支是不变的。地支的“午”月仍是“午”月。自汉武帝改用夏正以后,历代一般只改年号而不改正朔,所以“午月”基本上都是“五月”。秦汉以后,仅武则天和太平天国时期曾改正朔。民国时虽采用西方历法,但传统节俗的日子,通常以夏历为基础而定。
 
干支纪日与纪月则不同。尽管干支相配也是60一个轮回,但大月30天,小月29天,其间还有闰月,因而地支的“午日”不会固定在某月某天。一个月中会有2天或3天逢“午日”,但不一定是“五月五日”。
 
由此,一般所说“五月初五日”“五月初五”“五月五日”“五月端五”“仲夏初五”“仲夏端五”等,由于“五日”“初五”“端五”前面均有月份限定,因而不会有歧义。
 
“端五”之“五”,通常是作数序用,即“初五”,凡月之初五均可称“端五”。而“端午”则不同,是指“阴阳相交”,气象变化的节点。尽管“五月初五”“仲夏端五”等也是指气象变化的时间点,但两者着眼点不同。一是注重时间点,一是注重气象交替节点,具有唯一性。因此,在“端午”前不必加“五月”“仲夏”等限定词。至于古人认为“端午”为气象“阴阳相交”是否具有科学性,尚待进一步研究,至少古人是这么认为的。
 
“端午”之名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不会产生歧义。若用“端五”,因每月“五日”均可称“端五”,且需用“五月”“仲夏”予以限定。即使如此,也只是表达一个普通日期。而“端午”则不同,标志该节日有了专属名称。
 
阴阳之意古已有之,但尚属比较偏狭的。否则唐宋那么多文人不会不理解。那么,为何这个比较偏狭的意思,能在唐代兴起?当是受到道教的影响。
 
阴阳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之一。从流传的典籍看,最早承载这种思想的代表是《易经》。商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即已有之,春秋战国时又融入儒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之学中,甚至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也饱含有阴阳思想。但将阴阳之学贯彻始终,最具广泛影响的无疑是道教的传播。道教经典在阐述修道之方时,均是以“阴阳”为本。而道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相比仅在少数中上层流行的王官之学、诸子之学来说,无疑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深入人心。
 
在唐代,道教的影响达到了高峰。625年,唐高祖李渊即下诏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至唐玄宗时,更是推崇道教,不仅给老子封“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高上大道尽阕玄元皇帝”等尊号,还把自己与李林甫的石像置于玄元皇帝庙老子雕像两侧,以示天子、宰相为教主侍从,提升老子名望。他还下令,在长安、洛阳设玄学博士和助教,各招学生一百人,专习《道德经》《华南经》等,并定期考试。因而,“端午”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并逐渐普及也属正常。“端午”之名既体现了古人对自然气象变化的认知,也融入了阴阳五行的古典哲学思想。
 
二、“端午”风俗厘析
 
我国传统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在历史传承过程中,糅合了不同地域的风俗,日益丰富。
 
(一)名人祭祀。
 
现今民俗在端午节多为祭祀屈原,甚至被称为屈原节、诗人节。其实历史上,各地曾有不同的名人祭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1.纪念战国楚人屈原。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后遭子兰等人排挤被流放。相传当楚国郢都沦陷后,于五月五日,抱石投汨罗江而亡。端午节祭祀屈原,最早可见史料是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其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后人遂以此认为端午节源自祭祀屈原。其实,端午节和屈原的关联在隋代已有人提出异议。隋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云:“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原沉汨罗之日,并揖拯之。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春秋考异邮》云:夏至水泉跃。或因开怀娱目,乘水临风,为一时下为之赏,非必拯溺。”认为竞渡是夏至节的娱乐活动,未必为打捞投江的屈原。即使最早记载屈原说的《续齐谐记》,也不是将此说作为确切的起源。《续齐谐记》是刘宋时东阳无疑的《齐谐记》之续,书名“齐谐”源自《庄子·逍遥游》中“齐谐者,志怪者也”之意。这仅是神话志怪集,作者将此说收入其中,并非信以为真。同样,《荆楚岁时记》所载五月五日的风俗,与屈原没有任何关系。现今,学界基本已无人认同此说。
 
2.纪念伍子胥或曹娥。伍子胥是春秋楚国人,后为吴国大夫,一度助吴成为强国。后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其自尽。曹娥是东汉会稽上虞人,著名孝女。最早可查资料是三国邯郸淳的《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三年五月时迎伍君(即伍子胥)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此载是五月,尚未与端午节直接相联。《后汉书》载:“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思念父亲,自投江,“经五日,抱父尸出”,将迎婆娑神的时间具体到了“五月五日”。
 
3.纪念春秋晋国介子推。《太平御览》引《琴操》曰:“介子绥割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以为纪念。
 
4.纪念东汉陈临。《太平御览》引三国谢承《后汉书》曰:“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临征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北齐魏收《五日》诗曰:“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
 
5.纪念东汉马援。马援为东汉开国功臣之一,著名军事家,官至伏波将军。湖南《辰溪县志》载:“乡民以初五日为小端午,十五日为大端午,相传其俗自汉伏波始。”
 
可见,历史上不少地方都曾以本地名人为纪念对象。显然,先有“五月五日”节俗,后有不同名人附会。名人纪念丰富了“五月五日”节俗活动,成为后来端午节民俗活动的一部分。
 
(二)龙图腾祭祀
 
端午民俗有一重要活动是划龙舟,即龙舟竞渡,甚至端午节的英文译名就是龙舟节(Dragon Boat Festival)。
 
相传龙舟竞渡源于屈原。但是,上引隋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对此已有异议。关于竞渡的起源,说法颇多,除纪念屈原外,还有纪念伍子胥的,亦有说是源自越王勾践的。闻一多认为:“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其实,竞渡起源相当古老,原始社会既已有之。考古工作者在钱塘江南岸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8000年前的独木舟,在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多支木浆。先民长期在水上以舟楫从事捕捞活动,或作为运输、交通工具,此外,互相进行追逐、竞渡娱乐也自然。因此,竞渡的时间,原本不一定限于端午节。《清嘉录》案曰:“《旧唐书·杜亚传》:‘江南之俗,有竞渡之戏……’然皆在春中,不在端阳。或曰‘五日竞渡,相传吊三闾大夫而作’,本《荆楚岁时记》之说;但于吴地无涉。赵晔《吴越春秋》以为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而作。周栎园《因树屋书影》以为习水报吴,托于嬉戏……然则荆楚自为灵均,吴越自为子胥耳。”尽管“赛龙舟”起源的说法不一,但不影响“龙舟节”作为端午节的别称。
 
相较于屈原说,闻一多提出的龙图腾祭祀说,近世较为流行。闻一多所撰《端午考》列了101条有关典籍,认为端午是“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闻一多所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吃粽子和龙舟竞渡两个最重要的端午节节俗活动,都和龙有关;二是端午节“五彩丝系臂”习俗,是吴越百姓“断发文身”“以像龙子”习俗的遗迹。
 
龙舟竞渡、五彩丝系臂习俗,或多或少源自于南方龙图腾祭祀,或产生于更为古老的先民生活与劳作之中,而现已成为较为普遍的节俗。
 
(三)恶月风俗
 
农历五月,正是疫病流行时节,俗称“恶月”“毒月”“凶月”等。所以,“百事多禁焉”。汉应劭《风俗通》载:“五月到官,至免不迁。”《北齐书》载:“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俗讳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蜕,上屋见影,魂当去。”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又载:“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
 
而五月五日,更是“恶月恶日”。有关五月五日止恶防毒的记载颇多。至晚在周代,已有用兰草浸水沐浴,以清洁禳毒的习俗。《大戴礼》曰:“五月……蓄兰,为沐浴也。”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注云:‘茭者,交易,阴阳代兴者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说明汉代“五月五日”的风俗来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日。“五月五日”即“端午”之日。西晋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说明早期,“五月五日”与“夏至”虽时间略有不同,但民俗与夏至日同样受重视,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并没有五月初五吃粽子习俗,而是夏至节吃粽子,其云:“夏至节日,食粽。”隋杜台卿《玉烛宝典》所载,竞渡也是夏至节的民俗活动。以此可知,汉代于“五月五日”对夏商周三代的“夏至”风俗“兼用之”,亦可说是传承了三代的习俗。因而,有学者认为“端午节”源自三代的“夏至节”是有依据的。
 
由于五月五日本是防病毒的日子,但因这一段时日,疫病流行,为先民所忌惮,于是逐渐将这些时日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演化成不祥之日。《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以致这一天出生的孩子都遭人厌恶,甚至被父母遗弃。《史记》载:“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司马贞索隐引《风俗通》曰:“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这种恶俗,不仅存在于春秋战国,至魏晋仍然流行。有关记载颇多,不再一一列举。
 
在防恶月的同时,不只产生一些厌恶情绪,也衍生出互赠五彩丝、长命缕等辟邪之物,以及踏百草、划龙舟等祛病健身活动。《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是日,竞渡,竞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夏至节日,食粽。《风俗通》:‘獬豸食楝。’蛟龙畏楝。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辟水厄。士女或取楝叶插头。彩丝系臂,谓为长命缕。”可以说,“恶月”习俗当是端午最早的核心节俗之一。
 
五月五日还有一个重要习俗,即吃粽子。以植物叶子包裹食材制作食品,在世界各地很普遍,而我国先民选用菰叶(茭白叶)、芦苇叶、箬叶等,与艾草、菖蒲、雄黄等类似,具有驱疫、辟邪、解毒、清热、消肿等功效。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菰……功效利大小便,止热痢,除目黄,止渴,肠胃痼热。外敷治蛇伤、疮毒。箬,功效主治咽喉疼痛,月经不止,肠风便血,妇女吹乳等。芦,功效主治骨蒸肺痿,心隔气滞,烦闷不下食,反胃上气,吐血不止,肺壅咳嗽,微热,背疮溃烂,中鱼、蟹毒,以及诸般血病。
 
此外,菰叶(茭白叶)、芦苇还有其他效用和喻义。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云:“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苇茭,传曰:‘萑苇有丛。’《吕氏春秋》:‘汤始得伊尹,祓之于庙,薰以萑苇。’《周礼》:‘卿大夫之子名曰门子。’《论语》:‘谁能出不由户?’故用苇者,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茭者,阴阳代兴也。”以此可知,在古人的观念与习俗中,五月五日用苇茭悬挂于门,有御凶辟邪,祈求子孙繁衍之效用,而“茭”又有“阴阳代兴”之喻义。这里所载“苇茭”现在一般释作苇索,即用苇草编成的绳索。但是,“苇茭”一词并未在他处明确以绳索之意使用过。而苇和茭常在诗词中并用。唐温庭筠《酬友人》:“坐久芰荷发,钓阑茭苇深。”《本草纲目·草部·菰》载:“江南人呼菰为茭,以其根交结也。”“茭”符合“气交”之意。而那时包裹粽子的植物叶子用的也是芦苇和菰叶(茭白叶)。《风俗通义》所载习俗,并非还原神话场景,而是“饰桃人”象征桃树下的神荼兄弟,悬挂苇茭象征苇索。《续汉书·礼仪志》记载,夏用苇茭,商用螺首,周用桃梗,汉用朱索、五色印。不能因为汉代用朱索做门饰,就认为夏用的苇茭也是绳索。从记载看,夏商周用的都是较原始的自然物,而汉是一种继承发展,并非完全照搬。汉代把夏代的苇茭、商的螺首和周的桃梗变化成了朱索和五色印,从原始的自然物演化成了专门制作的节俗用品。这些习俗,当是现今端午挂菖蒲熏艾草习俗的本源。
 
这些习俗的形成与人们生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端午时节,即农历“五月初五日”,阳历六月份。因时节变化,天气渐暖,雨水频繁,万物生长,各种病疫增多。再者,那时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现今不同。古时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或土坯茅草房。这种建筑,室内近地,大多卑湿,防水防潮功能差,江南地区更是如此。值此时节,“五毒”滋生,各种虫害活动频繁。这些都会影响、侵害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古人为适应环境需要,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多种驱除虫害,抵御病疫,以保障身体健康,祈求子孙繁衍的方法与措施,逐渐凝结为一种习俗。从文献记载看,这种习俗很早已形成,历代相承,十分清晰。尽管随着生活环境改善,科学进步,人们不再视五月为恶月。但是,仍有以熏艾草、挂菖蒲、佩香囊、用雄黄画额、饮雄黄酒、裹食粽子等方式,驱毒辟邪、防疫祛病、祈求平安。可以说,这些都是五月五日(“恶月”)习俗的遗存。
 
三、“粽子”源流探究
 
古老的端午节,历经千年传承,民俗活动不断丰富,衍生出许多习俗。各地有多种习俗,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划龙舟并不是普遍的活动。而拴五色线、饮雄黄酒、用雄黄画额、佩香囊、熏艾草、挂菖蒲等已日渐式微。唯有粽子经久不衰。因此,尽管端午节在国际上的英文名是“龙舟节”。但两者相较,中国民众或更喜爱“粽子节”之名。
 
粽子,古时又称“糉”“角黍”“筒粽”等。粽子的起源也扑朔迷离。现在流传下来的说法甚多,其中有一定影响的大致有六种。
 
 (一)祭屈原说
 
最早的文献记载源自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其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取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君常见祭甚诚,但常年所遗,俱为蛟龙所窃。今君惠,可以练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谨依旨。今世人五日作粽,并带练叶及五彩丝,皆汨罗之遗风。”隋杜公瞻针对《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下注云:“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又在“夏至节日,食粽”下注云:“屈原以夏至赴湘流,百姓竞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又以獬廌食楝,将以言其志。”因五月五日与夏至节俗类似,均为端午的早期名称。故文献记载屈原祭日,也有夏至和五月五日两说。
 
(二)祭天神说
 
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载:“京师人自五月初一日,家家以团粽……祭天者,以五日。古词云:角黍厅前祭天神。妆成异果。”《岁时杂记》为北宋吕希哲所著,记载北宋节俗,现已无存本,仅散见于其他文献中。
 
(三)祭獬豸说
 
南宋罗愿《尔雅翼》卷九“楝”注:“宗懔引《风俗通》,以为‘獬豸食楝’,原将以信其志也。”同书卷十八“廌”注:“《荆楚岁时记》称,屈原以夏至日赴湘流,百姓竞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又以獬廌食楝,将以信其志。”獬廌,即獬豸,为先秦楚人崇拜的一种独角神兽,传说能辨曲直,是勇猛、公正的象征。人们用食物祭屈原,常为蛟龙所食,而蛟龙惮五色丝和楝叶,遂用此二物裹之。同时,因“獬豸”食楝叶,可谓一举两得。以此又有祭獬豸说。
 
(四)祭祖说
 
晋人范汪《祠制》云:“仲夏荐角黍䉽。”这里“荐”是指进献祭品。粽子的“粽”与祖宗的“宗”同音,当有以“米”祭祖之意(详见下文)。
 
(五)龙崇拜说
 
闻一多在《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中认为端午是龙的节日。粽子投水为蛟龙所窃。所以,端午食用粽子与龙崇拜密不可分。
 
(六)汝頺作粽说
 
明张岱《夜航船》载:“汝頺作粽。”关于汝頺史载不详,有说是汉代人,也有说是南梁吴均《续齐谐记》所记的区回。
 
以上六种说法,其中(一)、(六)明显有误。
 
关于第(一)种说法,上文已论及端午节起源与屈原无涉,自然粽子也非因屈原而创。据上引《续齐谐记》所述,最初楚人是以竹筒贮米投水祭屈原,后用“练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缚之”,防止蛟龙窃食。对此记载,有人以为是用楝树叶取代竹筒,以彩丝缠缚之。其实,原文说的很清楚,是用楝树叶裹塞竹筒一头,再以彩丝缚住,以防脱落。《荆楚岁时记》有更明确记载:“夏至节日,食粽。《风俗通》:‘獬豸食楝。’蛟龙畏楝。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五彩缕投江,以为辟水厄。”虽也叫粽子,但与端午节广为食用的粽子不同,不是常见的粽子的本源。
 
关于第(六)种说法,可信度极低。据《夜航船》所载原文,张岱将民间大多饮食的创造均附会于黄帝、神农、成汤、禹、周公、汉高祖、唐太宗等历史名人,甚至还包括有巢氏、燧人氏等传说中的人物。显然汝頺作粽并非信史。
 
关于粽子,虽然最早可见文献是汉代的《说文解字》,其云:“糉,芦叶裹米也。”但是,糉(粽子)从实物出现、普及,再抽象为文字符号,并被广泛认同、使用,当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人们食用糉(粽子)应远早于汉代。《荆楚岁时记》云:“夏至节日,食粽。”夏商周三代,“夏至节”已成民俗节日,很可能那时已食用粽子。粽子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夏商之前的先民当具备这种能力。因此,所谓汝頺发明粽子,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据。
 
第(二)至第(五)种说法,概言之,只是祭祀行为。无论是祭神或神兽,本质都是祭祀神灵,趋利避灾的活动。端午风俗源远流长,传播广泛,自然会融合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文化,但作为祭祀活动已基本成为共识。目前有不少人认为粽子的起源与祭祀的牛角有关,粽子古称“角黍”,即是对牛角形状的模拟。此说似已渐成通行的说法。其实存在不少问题。从历史上看,很多节俗食品都非因节俗而创制,通常是先有食品,然后为节俗所用。同理,“角黍”(粽子)也应是先民生活中已食用的食物,并逐步成为端午节的特色食品,而不是为端午节刻意创造的。
 
再则,“角黍”之名最早见于晋代周处《风土记》,其云:“仲夏端五,烹鹜角黍。”而更早的汉代《说文解字》已有“糉”字,其云:“糉,芦叶裹米也。”这里把“粽子”的特征说得很清楚。从“糉”字的形声义看,亦具“粽子”的特点。糉,从米从㚇。“㚇”,《说文解字》云:“㚇,敛足也。鹊䴗醜其飞也。”其意为鸟飞时将腿爪敛起聚拢。“糉”当为会意字,即将米聚拢用芦叶包裹起来之意。
 
南梁顾野王编《大广益会玉篇》载:“糉,芦叶裹米。”与《说文解字》同。又载:“粽。同上,俗。”以此可知,“粽”字是后起之字,在南朝梁时,“粽”尚属“俗”字。根据我国汉字六书的特点,“粽”应属形声字。“米”是形,“宗”虽为声,当有借用先祖(祖宗)之意,可释为以芦叶裹米祭“祖(宗)”。可见,把粽子用作祭品,或是后来衍生的作用,并非因祭祀而产生。
 
再说,因“角黍”之名有一“角”字,而认为是仿祭祀用的牛角是不足取的。“角”在古时也并非专指“牛角”。许慎《说文解字》云:“角,兽角也。”《大广益会玉篇》载:“角,兽头上骨出外也。”那是泛指动物的角,可以是牛角,也可是羊角、鹿角。其实,用植物叶子包裹食材最简易的包扎方式都会产生角状。因而,包裹粽子,产生棱角,名称中带有角字是很自然的。汉刘熙《释名·释饮食》针对当时“饼”的不同名称,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蒸饼、汤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这是很有见地的。其实,不仅是“饼”,其他食品亦都“随形而名之”。如饺子(馄饨),初名即因其形而称为“角子”。粽子发展到现在,包括世界各地的类似“粽子”食品,形状很多,有正三角形、尖三角形、正四角形、长方形等,却鲜见有圆球形的。
 
至于“角黍”的“黍”,很多人认为其中包裹的是黍类,即今北方多有种植、食用的黄米。黄米,性黏,多用作蒸糕,类似南方的糯米。以此,有人据西晋才出现的“角黍”记载,便认为最初的粽子所裹的是黍类,粽子也被认为源自北方,“粽子最早里面包裹的不是糯米,而是生于北方的黍。也就是说,粽子的起源应是在中国的北方,而且至少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主要是作为祭祀品,在日常生活中食用的并不多”。
 
据上引资料,“角黍”一词最初见于西晋的《风土记》,而更早的汉代《说文解字》对“糉”的解释是:“糉,芦叶裹米也。”并没有说用什么米。实际上,《风土记》所载也没限定用黍。《太平御览》引《风土记》曰:“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一名糉,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像也。”这里说用的是黍米。但《太平御览》在另一处引《风土记》云:“仲夏端五……又以菰叶裹粘米、粟、枣,以灰汁煮令熟。”这里就没说用的是黍米。其他文献或写“黍米”,或写“粘米”“黏米”。其实,第一条引文或有误。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引《风土记》云:“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
 
欧阳询为隋末唐初人,所引《风土记》当更为可信。第一段引文“黍”或为“黏”字之误。周处生于236年,正值三国割据到晋统一时期。自汉献帝即位以来,中原战乱,至晋统一,长达近百年。而黍为北方作物,这百年间,南方几不可得。而南方盛产稻,后世糯米粽子几乎完全盖过了黄米粽子。因此,当时既然有种植糯稻,不可能没人用糯米做粽子。尽管民间有“南稻北麦”的俗语,实际上北方也一直种稻。《诗·周颂·丰年》载:“丰年多黍多稌……为酒为醴,烝畀祖妣。”古代黄河流域称稻为“稌”,而那时的稌或稻,主要是指糯稻。《诗经》中《小雅·甫田》《唐风·鸨羽》《豳风·七月》《小雅·白华》《鲁颂·宫》等有许多咏稻稌的诗句。《后汉书·张堪传》载,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即今北京地区推广种植水稻,“开稻田八千余顷”。只是稻在北方与南方相比,种植面积小,产量相对低,价格一定不菲。孔子曾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春秋时,由于北方稻少价高,自然是以黍类为主。而南方盛产稻,必然多用糯米。《风土记》所记是阳羡地区的风俗。阳羡位于江南盛产稻米地区,粽子更应用糯稻,而非黄米。
 
另外,《说文解字》云:“黍,禾属而黏者也。”晋崔豹《古今注·草木》亦云:“稻之黏者为秫。禾之黏者为黍,亦谓之穄,亦曰黄黍。”(按《古今注》“校勘记”卷下第23条云:“秫”,三本作“黍”,下有“亦谓穄为黍”五字。稻也为禾属,不改为“秫”,原本写作“黍”也并无不可。)可见,包括稻在内所有黏性的米,在广义上均可称黍。也就是说,古时“黍”并非专指黄米。因此,《太平御览》引《风土记》所载的“黍米”,即使不是“黏”字之误,其表达的意思仍是黏米。“角黍”之名,从文献记载看出于“糉”之后,《风土记》亦是将“糉”之名置于“角黍”之前。“糉”比“角黍”之名更早,或是“粽子”的初名,后以民间俗字“粽”流传至今。
 
因此,以“角黍”之名,说粽子源于北方是有问题的。不过,说粽子源于南方也无确证。上文已指出,祭祀屈原是“竹筒贮米”。这种做法,与有些地方的竹筒饭相似,并非现在通常粽子的源头。
 
粽子所裹的黏米种类并无限定,可用黄米也可用糯米,包裹用的植物叶子《说文解字》说是用芦叶,《风土记》记载是菰叶,而芦叶、菰叶是南北均有生长的植物叶子。因此,“糉”是南北方百姓都可制作的食物,并没有确凿的资料证明是源于北方或南方。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包裹粽子使用的植物叶子,主要有芦叶、练叶(或作楝叶)、菰叶、箬叶等。最早记载粽子的汉代《说文解字》云:“糉,芦叶裹米也。”说是用芦叶。《风土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一名糉,一名角黍。”说是用“菰叶”。清袁枚《随园食单》载:“洪府制粽……用大箬叶裹之。”说是用大箬叶。对这些叶子,一般都笼统地称“粽叶”。现在通行的粽叶,北方多为芦苇叶,南方多用箬竹叶。箬竹叶简称箬叶,与百合科植物一叶兰的别名相同,常相混淆,箬叶也常被错写成箸叶。这也只是大体上的划分。由于长江以北基本不生长箬竹,自然不太会用箬叶。但是像河南等地区亦有产竹区,也会用竹叶包粽子。而南方很多地区也生长有芦苇,故也用芦苇叶做粽叶。
 
我国古代先民并不是简单地使用芦叶、菰叶、箬叶等包裹粽子,而是在生活实践中,因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御疫辟邪文化观念支配的选择。芦叶、菰叶、箬叶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而芦苇兼具御疫辟邪的作用,菰叶(即茭白叶)则有阴阳相交,阴阳代兴喻意,以祈求身体健康、子孙繁衍兴旺。再有,《风俗通》所载,先民用“楝叶”“五彩缕”缚于筒粽上投于江中,主要是在人们观念中“蛟龙畏楝”,可“辟水厄”;“士女或取楝叶插头,彩丝系臂,谓之长命缕”,可祈求健康长寿。
 
至晚到宋代,粽子的品种已颇为繁多,不限于包裹黄米、糯米。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有“栗粽”,苏东坡诗句里有“杨梅粽”等。时至今日,粽子所裹食材更是丰富多样。不过,使用芦叶、箬叶包裹的传统一直未变。
 
 
综上所述,端午节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据文献所载,其风俗源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汉代于“五月五日”融合了夏商周的“夏至节”风俗,成为与“夏至节”并重的节日。之后,“五月五日”民俗活动日益兴盛,逐步取代“夏至节”,成为这一习俗的主要活动日。端午节在历史上名称颇多,至唐代玄宗时始有“端午”之名。“端午”之名既体现了先民对自然气象变化的认知,也融汇了阴阳五行的古典哲学思想。“端午”作为节名出现后,一直相沿未改,流传至今。
 
端午节适逢气象“阴阳相交”,天气转暖,疫病虫害流行。先民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多种抗御疫病虫害、保障身体健康的方法与经验。如挂菖蒲、佩香囊、熏艾草、以雄黄画额、采草药泡水沐浴,以芦叶、菰叶、箬叶裹食粽子等。以驱秽辟邪,禳疫除病,消杀虫害,沐浴清污,并形成风俗。从某种意义上说,端午节是先民在节气变化,阴阳转换时,实行驱毒除秽,防疫辟邪,以祈求保障身体健康,子孙繁衍昌盛的活动节日。之后,又融入了祭祀地方具有浓郁爱国情怀、民族气节的“先贤”“英灵”等活动。
 
用植物叶子包裹食材制作食品的方法,起源很早,也很普遍。粽子所用食材主要是糯米、黄米,而糯米在我国南北方均有种植,因而难以确定粽子始于南方或北方。粽子见于文献最早称“糉”,后有“角黍”“筒粽”“粽子”之名。我国先民选用芦叶、菰叶、箬叶,或楝叶包裹粽子,是基于对自然环境、气象变化的认知,以及文化观念基础上的选择。“粽子”在漫长的民俗活动中,历千百年传承,不仅成为端午节的美食,而且融入了祭祀的文化内容,是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升华。
 
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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