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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体系的衰落:传教士出使求援与海洋秩序重建
发布时间: 2023/1/5日    【字体:
作者:袁灿兴
关键词:  文明体系 传教士 海洋秩序  
 
 
在欧洲奔走的卜弥格
 
1612 年,即明万历四十年,卜弥格出生于波兰利沃夫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其先祖乃是匈牙利人,其父曾是波兰国王御医。1629 年,卜弥格在克拉科夫加入耶稣会。1643 年,卜弥格经里斯本前往东方。
 
1644 年,卜弥格至澳门学习汉语,三年后被派到海南岛传教。海南岛上的旅居无疑是卜弥格一生中最富于创造性的时期。他在这里收集了大部分供他撰写《中国植物志》的资料,这是他在世时唯一得到出版的一本自然科学著作。1647 年,清军占领海南岛,卜弥格被清军逮捕入狱。后卜弥格从海南岛越狱逃跑,来到了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辗转至澳门。
 
永历二年(1648),永历朝廷遣庞天寿到澳门求援。瞿纱微陪同来华的耶稣会副会长曾德昭往肇庆。曾德昭此前已在华传教多年,在与永历小朝廷接触之后,他决定将卜弥格召来。
 
卜弥格到来之时,恰逢南明小朝廷最好的时光,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拥明,湖广战局出现逆转。卜弥格得以深入中国内陆,至西安亲探基督教最初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早在天启五年(1625),西安出土了一块石碑,碑上的文字涉及唐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这让耶稣会传教士们大为兴奋。崇祯元年(1628),在天主教官员王征的帮助下,几位传教士进入了陕西,并在西安府建造房子和教堂,曾德昭第一个住入,并看到了这块石碑。对传教士而言,此块石碑无疑是圣物。卜弥格经湖南、河南,来到西安,见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卜弥格将石碑的文字加以翻译,并从碑上拓下墨迹,后来带回了梵蒂冈。
 
卜弥格从西安返回南方时,南方战局发生巨变,桂林、南昌被清军攻陷,广州和肇庆都受到威胁。处于清军威胁之下的永历小朝廷,迁往广西南宁。卜弥格取道四川和云南,来到广西,效力于永历朝廷。至十月底,广州城陷落,局面越发危急。已经皈依天主教的王太后,决定派遣耶稣会传教士前往欧洲,寻求援助。经过瞿纱微、庞天寿举荐,卜弥格成为南明朝廷前往欧洲求援的使臣。
 
卜弥格随身携有王太后、庞天寿给教皇英诺森十世、耶稣会总会长戈斯温·尼克尔的信。卜弥格带了两名中国教徒,其一郑某,年十九岁,教名安德肋,世家子弟;另一人姓陆,教名若瑟,中途患病折回。永历朝廷遣使欧洲,一则向教会、教皇表示, 永历朝廷已皈依基督,希望得到祈福;更重要的是,基于共同的信仰,希望欧洲从道义与军事上提供支持。
 
卜弥格取道澳门,再由果阿返回欧洲。但战局的变化,使得澳门商界与宗教两方,都对南明小朝廷改变了态度。1647 年,清军第一次攻占广州,在澳门的商人与传教士开始与清廷打交道。让他们惊讶的是,清廷表现得比明廷更为开放。清廷表示,将给予毕方济神父从南明皇帝那里争取的权利,并对贸易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让他们很是心动。但1648 年李成栋发动变乱,拘杀佟养甲。而永历小朝廷后宫则皈依了天主教,这对于天主教来说是巨大的成就。当年南明小朝廷使者受到澳门商人、传教士的隆重招待。他们再次下注永历小朝廷,筹码是一百支火铳。
 
1650 年,战局转变,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双方攻防激烈。得知永历小朝廷将遣使欧洲的消息后,在澳门的耶稣会开会加以讨论。在澳门的耶稣会认为,在清军大兵压境之下,遣使欧洲不合适,难免会遭到清军的惩戒。负责中国教区的曾德昭,对此则表示沉默。教会本是南明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但此时局面发生改变,影响了其态度。清廷占据北方后,留在中国北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得到清廷重用,允许其在华传教,故而教会态度也相应发生改变。
 
澳门商界与耶稣会的看法基本一致,反对卜弥格出使欧洲。
 
就在卜弥格抵达澳门那年年底,广州沦陷。他们目睹了清军对城内的大屠杀,被吓破了胆。出乎意料的是,清军并未攻打澳门。本地商人、传教士旋即向清军献表投降。同月,孔有德部攻陷桂林。至此,南明小朝廷已显示出了无可挽回的颓势。
 
卜弥格抵达澳门之后,在澳门的宗教与商界两方,基本上都反对他出使欧洲,将他暂时加以扣押。在澳门的耶稣会巡察使坚决支持卜弥格,并在教会中获得多数支持,同意让卜弥格离去。一说以为,从曾德昭地窖里取出来的六瓶美酒,成功地解决了这件事。1651 年1 月1 日,卜弥格离开澳门。几天后,葡萄牙正式向清廷投诚。清廷总督给澳门送来了官服与官帽,得到澳门的热烈欢迎。澳门又遣使携带礼品,向清廷的新总督谢恩,此时卜弥格已在前往果阿的路上。
 
1651 年5 月,卜弥格抵达果阿。果阿总督和耶稣会果阿主教接见了他,加以招待。在卜弥格离开澳门之后,清廷委派的两广总督致信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表示将保护其贸易,他们将被中国皇帝当作自己的子民对待。在澳门的葡萄牙代表随即想起前往欧洲的卜弥格的行动,必将影响到他们与清廷的关系,故而紧急通知果阿,拦阻卜弥格前往欧洲。
 
在果阿滞留到1651 年12 月8 日,卜弥格与随行的中国信徒郑安德肋一起,通过陆地秘密离开果阿。为了轻装出行,卜弥格不得不将自己撰写了多年的信件与书稿,留在了果阿。卜弥格从陆地,穿过印度、波斯和亚美尼亚。
 
1652 年9 月,卜弥格到达小亚细亚沿岸的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9 月29 日乃是圣米歇尔节,卜弥格身着明朝衣冠, 在士麦那教堂中以意大利语,做慷慨激昂之演讲,讲述明廷皈依天主教及中国的情形。
 
在士麦那,他搭乘上了一艘威尼斯船,于此年12 月抵达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此时禁止耶稣会传教士入境,卜弥格不得不求助法国驻威尼斯公使,这才得以进入,并得到威尼斯元老院的接见。对南明朝廷的感情,影响到了卜弥格。在威尼斯,他未经耶稣会同意,就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 他坚守明廷正统立场,谴责清廷的野蛮,并呼吁欧洲各国一起保卫明廷。卜弥格还私下与法国公使接触,希望法国支持明廷。卜弥格的擅自行动,让耶稣会很是不满。耶稣会令他就地居住,不得进入罗马。
 
1653 年,卜弥格上书据理力争,才得以进入罗马。他以为将得到盛大的欢迎,不想耶稣会却冷漠以待。1653 年8 月,另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回到罗马,他代表在中国北方已与清廷合作的传教士而来。在罗马教廷看来,上帝已经为进入中国的大门,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代表势衰明廷而来的卜弥格也就不再那么重视了。
 
1655 年12 月18 日,经历三年漫长等待之后,卜弥格得到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接见。亚历山大七世交给他教廷致王太后和庞天寿的回信以及金质纪念章,作为回礼。在军事援助永历朝廷上,教廷不予回应,仅表示“为一个分裂的帝国恢复它过去的统一而祈祷”。
 
卜弥格拿到教皇的复书,当即自罗马前往里斯本,再取道果阿,准备返回中国。1657 年,即永历十一年,卜弥格抵达果阿, 在此得到了不幸的消息,永历朝廷已经退到中国西南边陲。澳门耶稣会会长写信告知卜弥格,葡萄牙人已与清廷建立贸易关系, 为了经济利益,澳门方面禁止永历朝廷使臣进入澳门。1656 年3 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督曾派出使团,前往北京向清廷朝贡,希望得到在中国沿海贸易的许可。但汤若望等耶稣会传教士深受清廷信任,从中作梗,使荷兰人失望而归。
 
1658 年初,卜弥格来到暹罗,希望取道进入中国西南。但他收到澳门来信,请他为葡萄牙人的经济利益考虑,晚点返回中国。卜弥格复命心切,改从海上前往安南北圻,入境广西。此行凶险,领海者是荷兰人,水手皆非基督徒。海上遇到逆风,舟有破损,水手认为是卜弥格带了厄运,想要将他投入海中。经过劝说,水手放过了他,只是将他随身携带的圣经、圣像等物抛入海中。此年8 月,卜弥格抵达东京(今越南河内),不顾在当地的传教士的劝阻,在1659 年2 月离开东京,企图越过边境,进入中国。在安南北圻,卜弥格得知王太后和庞天寿已死,永历帝退入缅甸。心力交瘁的卜弥格返回东京,又想通过缅甸,进入云南。1659年8月22日,在中国与安南边境,卜弥格被痢疾夺去了生命, 享年48 岁,一路伴随他行经千山万水的中国教徒郑安德肋将他安葬。之后,郑安德肋随南明遗臣,同往深山隐居。
 
1661 年,清廷迁界禁海,以对抗活跃在海上的郑氏武装力量。1662年,清廷下令全面禁海,澳门也被牵连。广东官员下令, 在澳门居住的华人全部迁出,葡萄牙人可以继续留下。此外,受禁海令影响,葡萄牙人被禁止出海贸易。在澳门的传教士积极活动,至北京找担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帮忙;经过汤若望活动, 澳门的居民可以留下,但禁止航海贸易,澳门处境并未改善。就在葡萄牙人为澳门问题发愁时,在东南沿海,郑成功率领大军, 与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人进行了一场大决战。
 
郑成功之后的海洋秩序
 
明末北部危机严重,“天下兵聚辽东”,为崛起于东南海上的郑氏集团提供了招安的机会。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明廷招抚,具备了官方身份。弘光朝廷覆灭后,隆武小朝廷在福州成立,隆武帝被架空,郑家兄弟操控一切。
 
隆武二年(1646)八月,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攻占浙江,继续向福建进军。郑芝龙无心抵抗,主动放弃仙霞关关隘,清军不战而得到入闽要道。八月二十八日,隆武帝朱聿键在汀州被俘后绝食自尽。
 
得知父亲想要投清后,郑成功曾劝阻。在郑成功看来,闽粤之地,凭高恃险,设伏以待,可以固守。利用郑氏的海上优势, 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在此基础上,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郑芝龙此时已无战意,只道:“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十一月,郑芝龙准备至福州向清军投降,临行前召郑成功同行。郑成功不从,云:“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郑芝龙投降后被清军扣留,送至北京软禁。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分化,除部分降清外,其余各部随抗清力量出走海上。其中郑芝逵据金门,郑彩、郑联据厦门,陈豹据南澳,朱寿据铜山。
 
1646 年,郑成功于安平起兵时,手下不过九十余人。郑成功初起之时,手中没有银钱,恰好郑氏一艘船从日本海贸归来。郑成功即将船上的十万银两夺取,用来招兵制械,从者日众。此后郑成功转战闽南、粤东,势力扩大。
 
1649 年,郑成功改奉永历为正朔。1650 年,郑成功入厦门, 伏杀郑联。1651 年,郑成功奉旨勤王,出兵粤东,清军乘机攻占厦门,俘获金银钱谷不可胜数。郑成功当即回师,收复厦门,斩杀厦门守将郑芝莞。
 
攻占厦门不久,郑成功领兵南下广东南澳,与郑鸿逵会合。
 
军议之后,郑鸿逵回守厦门,郑成功南下勤王。但左先锋施琅反对,声称自己梦到此行必败。郑成功大怒,将施琅撤职,令其与郑鸿逵同返厦门。回厦门后,郑鸿逵、施琅遭到清军的袭击,损失惨重。施琅奋勇作战,立下大功,但郑成功回师厦门后,并未将他复职。此后施琅的手下曾德,又投奔郑成功,施琅大怒,将曾德抓了杀死。郑成功下令抓捕施琅全家,施琅逃走,其弟施显、其父施大宣被郑成功处死。施琅无处可去,只好投奔清朝。
 
眼看着郑成功崛起,其叔郑芝逵也将属下兵卒船只,全数移交给郑成功,郑氏集团重新统一。此时的郑氏集团占据了厦门、金门、安平、铜山、南澳等沿海据点,兵力雄厚,纵横于东南海上。永历十一年(1657)九月,永历帝接见郑成功的使者杨廷世、刘九皋,询问郑成功兵船钱粮情况。二人回道:“舳舻千艘,战将数百员,雄兵二十余万,粮饷虽就地设取,尚有吕宋、日本、暹罗、咬留吧、东京、交趾等国洋船可以充继。”
 
永历十二年(1658)夏,郑成功领兵出征,船队抵达羊山(今浙江省舟山市大洋山岛),遭遇飓风,损失惨重。永历十三年(1659),郑成功再次从闽南率领大军沿海北上,转入长江西进,进攻南京。在镇江城外,郑成功以铁甲兵,大破清军骑兵,此后全军进逼南京城下。在南京城外,郑成功未发动攻势,准备长期围城,逼迫城内投降。城内清军发动反击,郑成功大军战死数万人,狼狈退回厦门。
 
永历十四年(1660),清军大举进攻厦门,双方在海陆爆发大战。此番作战,清军凑出了上千艘战船,由投降的施琅等将领带路。双方在海上展开决战,清军先胜后败,在陆地上的清军也遭到大败。此战郑成功拼死一搏,取得胜绩,但局面并未改善。永历小朝廷退入缅甸,陆地上的反清力量已极为薄弱,厦门四面受敌,需要另寻基地。被荷兰人盘踞的台湾,成为郑成功的不二选择。
 
永历十五年(1661)二月,郑成功带领大军从厦门出发,前往金门驻扎,等待风信,整修船只。三月十日,郑成功大军至金门料罗湾,郑成功祭江誓师,船队出发。四月初一黎明,郑成功舰队抵达台湾鹿耳门外海。此战郑成功出动兵力合计达两万五千余人。荷兰在台湾的兵力有限,初期守军加东印度公司职员,不过一千七百人,后增至两千三百人。
 
荷兰在台湾有两大要塞,一为位于大员的安平古堡,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嵌地方的赤嵌城(今台湾省台南市一带,当时荷兰人称其为“普罗汶蒂亚城”)。荷兰人自知兵力薄弱,退入堡垒中固守。赤嵌城在被围困之后,向郑成功投降。安平古堡中的荷兰人,依靠坚固的堡垒困守了将近九个月,之后方才投降。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不久去世,此后郑氏集团仍然称雄于大海之上。
 
1662 年,在永历朝廷覆灭后,整个东亚地区秩序仍不稳定。朝鲜进入了以清廷为主导的新的天朝秩序。日本则超脱于外,通过琉球与中国联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经历了清初被驱逐的危险之后,经过在北京的传教士的努力,重新获得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
 
在清廷内部,仍然存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各地持续爆发规模不一的反清起义。在福建、广东、云南的三藩也是潜在的威胁。在东海之上,荷兰人与郑成功交锋失败,退出台湾。郑氏控制了中西贸易的广阔水域,不时对陆上的清廷发起挑战,为此清廷推行海禁,加以遏制。
 
至1683 年,清廷收复台湾之后,一度开放海禁,但对海外贸易仍然加以限制。之后,曾经华商(寇)集团称霸海上的格局改变,随着西方各国的步步进逼,以及清廷对走私贸易的严控,再无能称雄海上的华商集团。在海外闯荡的华商也被视为弃民,如若归国,将会遭到官方的严惩,只能靠个体在海外拼搏。
 
清廷成为新的朝贡中心,在康熙朝中后期也走出了持续多年的衰败与混乱。清廷的秩序仍然是明代的延续,天朝中心思维仍然维持,天朝傲慢依然,西方各国则继续努力,想要进入天朝进行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在官方主导下出口,以获得白银输入。
 
西方人从未曾停止过跨入中华帝国大门的努力,这种努力背后的精神动力,也从往日对中国各类产品的渴望,而变为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对商品市场的无限渴望。支持这种渴望实现的, 已不再是往日传教士手中的经书与海上的商船,而是由一国所支持的、经工业革命所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了。
 
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英国两次派遣使团访华,想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但均未获得成功。1792 年,英国首次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帝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了大量代表工业革命后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能够准确模仿地球、月球、太阳运行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地球上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位置的地球仪,装备了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舰模型,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和手枪,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以及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等等。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并赴热河拜见乾隆帝。他们提出了六条要求: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中国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贮货与居 住;拨给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供英商贮货和居住,并许可英国人在 此处自由活动;减免英商在广州和澳门之间及珠江运货的税额;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若征收,则对税项和 税额应有明确的规定。
 
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乾隆帝更是指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对于英国使团赠送的礼物,清廷也并未表现出特别的震惊或热情。清朝皇帝及官员们所考虑的,是英国使节是否会遵从清朝礼仪,向皇帝行跪拜或叩头的礼节。对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 他们却无动于衷,不屑一顾。他们并没有从这些礼品的科技含量中认识到英国的科技水平、工业能力、军事能力,并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奋起直追。他们只是把这些科技产品看作无关统治大局的“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严肃的科学演示被当作“杂耍” 和“巫术”,科技产品被作为“远藩来朝”的贡品藏在圆明园。
 
1816 年,英国第二次派遣使团访华,领导人是阿美士德勋爵。同年6 月,阿美士德使团抵达中国。因为礼仪问题,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执。清廷认为中国皇帝是天下最高的君主,坚持要阿美士德使团按清廷的礼节行三跪九叩礼,而阿美士德只同意按英国的礼仪觐见。嘉庆帝一怒之下,拒绝接见英国使团,令其立刻离开北京回国。
 
“直到大炮洋枪的声音再次惊动中国士人的时候,人们才真正重新回忆起来,原来外面的世界中有许多的文明,那些文明同样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有体有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自己的系统,自己的空间并不是‘天下’,四夷也并不都是‘蕞尔小邦’,这时才真的开始手足无措,惊慌起来。”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外来侵略的威胁,城下之盟的耻辱,带来了介绍西方著述的传播,促使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但对中国文化所保持的无上优越感,及深深的眷恋与恪守,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方能消退。
 
 
《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袁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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