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1921年写道：“从君主到教会，西班牙当权者一贯自私自利。无论是这个国家的君主（毕竟是外来汉），还是这里的教会，他们的心究竟何时真正为西班牙跳动过？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为了保证私利，他们处心积虑，装作那些目标于国有利一般。”无独有偶，西班牙内战期间，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写信给他的苏联朋友、小说家达维德·维戈茨基，信中说：“西班牙最优秀的是它的人民。正因如此，尽管无私无畏的马德里保卫战令世界为之震惊，连我也深受感动，但我却并不觉得意外。因为事情一向如此。世事艰难时，这些老爷们——如同俄罗斯的特权贵族一样——往往寻求祖国的庇护，一旦解困，他们就无耻地出卖国家。而西班牙人民，尽管他们不把祖国挂在嘴边，却总是愿意为国抛洒热血，并将国家拖出困境。在这里，如果你是正派的人，就不可能不热爱人民。对我们而言，热爱人民是心怀感恩的基本要求。”

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旅行家也表达过相似观点。其中，理查德·福特最为知名。1845年，福特出版了《西班牙旅行者手册》，一年后出版了《西班牙缀拾》。福特笔下的西班牙人性情豪爽，品格高尚，而政府则常常昏庸无道，治理无方。福特写道：“西班牙人丁不兴，田地荒芜，悲郁穷苦，背后真正的顽疾在于糟糕的治理，世俗政府和教会都对此难辞其咎。”福特声称，西班牙各级政府中都有长期收受贿赂的专权者。杰拉尔德·布雷南部分认同这种看法，他说：“有人把西班牙视为充满矛盾的国家，这里的人民非常独立，却任由腐败和专断的统治者管理他们。”然而，布雷南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福特的这种看法来自他对当时英国的理想化印象。布雷南说：“福特经常提及西班牙糟糕的治理和普遍的贫困。但是，在那个时代，谁不愿意做一个西班牙工匠？难道有谁反倒愿意在英国做一个矿工、磨坊工人或农业劳工吗？”

我也是个英国人，从事历史研究。与上述作家一样，我热爱西班牙，过去的50年里一直在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从书名可以看出，本书与福特和其他许多西班牙评论家的观念相仿，比如卢卡斯·马利亚达、里卡多·马西阿斯·皮卡韦亚、华金·科斯塔、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和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虽然本书借鉴了福特的观点，但是没有跟他一样简单地把西班牙当作未开化之地，而把英国当作理想之乡。同样，虽然我从复兴主义者的审慎分析中获得了大量见解，但并不同意科斯塔的观点，不认为解决问题必须求助于威权统治者，即“铁血外科医生”。本书并非暗示西班牙在腐败和政府无能方面举世无双。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同历史时刻也都可能与此相似。例如，在过去三年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每天都生活在英国脱欧进程的阴影下。谎言、治理无能和腐败轮番上演，国民之间意见对立，联合王国面临分裂，这着实让我心烦意乱。

西班牙历经沧桑，其历史令人唏嘘，研究它的路径不止一条。本书从1874年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写起，直到2014年阿方索十二世的玄孙费利佩六世登基，讲述一段全面并可信的西班牙历史，重点介绍腐败和政府无能如何阻碍了这个国家的进步。这两点导致了社会凝聚力的崩溃，而面对这种崩溃，当权者又常常诉诸暴力来解决，导致局面愈发不可收拾。在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之间的紧张局势中，上述三个主题反复出现。整个复辟时期，尤其是普里莫·德里韦拉独裁期间，制度性腐败和骇人的政府无能已是司空见惯。这为西班牙首个民主政体——第二共和国铺平了道路。

从1931年共和国成立到1939年灭亡，腐败的流毒减轻，至少新上台的政治精英们受到了复兴主义者主张的影响。但是，腐败并未绝迹。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人物——大富翁胡安·马奇，在德里韦拉执政时期，他就曾大肆行贿，直到共和国时期他仍积极活动，甚至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最初几十年间还是没有丝毫收敛。亚历杭德罗·勒鲁克斯也是如此，他不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同时还为马奇效命。1935年，在担任总理期间，勒鲁克斯厚颜无耻地为轮盘赌厅这个行当充当保护伞，这一行径甚至催生了“黑市”一词，成为经济领域不法行为的同义词。

佛朗哥将军夺取胜利后建立起一个依靠恐怖肆意掠夺的政权，他和他的精英支持者们得以横行无忌，巧取豪夺。这些人一边中饱私囊，一边放任政府官员无所作为，这导致西班牙的经济落后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说来也是讽刺，佛朗哥一直鄙视他眼中于1898年葬送了西班牙帝国的政界人士。1941年，内战爆发5周年之际，在一次对法西斯主义政党长枪党的高级官员的演讲中，佛朗哥声称：“当初……我们的童年被那些无能之辈主宰，他们把祖国的半壁江山拱手让给外国人。”事实上，佛朗哥所犯的一些错误，其愚蠢程度远超被他嘲笑的前辈们。从佛朗哥与纳粹德国以及后来与美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只要能继续掌权，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国家利益置之一旁。从炼金术到合成水基汽油，再到他的自给自足政策带来的灾难，佛朗哥的快速致富计划并不灵光。在此过程中，西班牙愈发落后，直到1959年，他终于同意让别人管理经济，情况才开始转变。

不光佛朗哥曾在1941年谴责政界人士，当时对政界不满的人还有很多。尽管1931年到1936年以及胡安·卡洛斯国王统治的第一个10年里确实涌现过乐观情绪，但那只是不多的例外而已。面对本国政治阶层，西班牙人经常态度轻蔑，有时甚至近乎绝望。自拿破仑入侵以来，西班牙人便认定政客们不仅无能，而且唯利是图，这已经成为生活的基本常态。在独裁统治的庇护下，腐败行径肆无忌惮，佛朗哥不仅借助道德败坏的政客的花言巧语为其独裁统治辩护，而且毫无顾忌地利用独裁体制，一边牟取私利，一边将其仆从操弄于股掌之间。

1898年帝国遭遇覆灭之耻，只不过是近一个世纪里种种问题累积的最终后果。依靠帝国掠夺，无法缓解西班牙内部的经济问题。落后的农业经济、不平衡且薄弱的工业部门、天主教会的高压手段、寄生虫般的武装部队和日益扩大的地区分裂，这些都是西班牙的沉疴。正如具有远见的博学者华金·科斯塔所说，腐败无能的政治制度使上述特点固化了下来，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西班牙人民因此身陷奴役、愚昧和痛苦。同时代曾有人侮辱西班牙，说“非洲始于比利牛斯山脉”，理由正在这里。科斯塔提出了解决方案——“铁血外科医生”，然而这一方案对人民和民主都缺乏信心。

西班牙政治和社会还有一些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同样具有破坏力，并且相互勾连，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没有消退。正因为几百年里西班牙一直内乱不断，人们就理所当然地更喜欢通过血腥暴力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非通过理性辩论。步入现代，腐败和政府无能同样导致了某些形式的社会暴力。由于选举黑暗，民众游离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之外，要么冷眼旁观，要么诉诸暴力革命。类似1936年至1939年间的战争，19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3次。

1814年至1981年期间，西班牙发生了超过25次兵谏。统计数字是赤裸裸的，它清楚说明了军队和平民之间的割裂。19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里，这些暴动在政治主张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在那之后，军队和平民社会之间长期的误解和不信任愈演愈烈，直到士兵们甚至认为自己比平民更能代表西班牙。到了20世纪初，军官们已经被极端保守派政客的言论所蛊惑，认为主动干预政治以“拯救西班牙”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不幸的是，这一目标表面上崇高，实际却是为了保护社会上一小撮精英们的利益和特权。因此，当帝国衰落、战场失利、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之际，军队的镇压便成为引发西班牙社会仇恨的原因之一。军方对政客普遍心怀怨愤，更憎恶左翼和劳工运动，这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

西班牙武装部队应对帝国覆灭之伤的方式使得暴力在西班牙愈发大行其道。军官们愤愤不平，他们不仅把1898年的战败耻辱归咎于政客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而且开始认为自己才是政治上的最终仲裁者。军方决心不再输掉任何一次战斗，但它不是专注于捍卫西班牙不受外敌侵略，而是执着于保卫国家统一和现有的社会秩序，对付来自国内各地和左翼阵营的对手。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奇怪。西班牙军队官僚作风盛行，装备落后，古巴惨败之后军队效率低下。在军事预算总额中，薪金、行政和运行费用的比例高得离谱，用于训练或装备的资金则所剩无几。

西班牙的统治阶层曾试图在摩洛哥发动一场新的帝国攻势，一洗战后的耻辱，但却招致了灾难性后果。这次在非洲的战争冒险需要征兵，却激起了民众的大规模反对。令人遗憾的是，军方和左翼之间的相互仇恨因此愈发加剧。北非的环境极端恶劣，不仅来自工人阶级的新兵积极反战，而且军队中还出现了一个上层团体，成员来自强硬的职业军官，人称（军队中的）“非洲派”，佛朗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相信自己才是英勇的战士，尽管如今身处困境，但仍然日夜为祖国的命运担忧。这种心理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他们对西班牙社会的疏远感，觉得自己被这个社会所辜负。非洲派的军官开始主导军官队伍，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佛朗哥担任萨拉戈萨军事学院院长。这些军官不仅后来成为1936年政变的核心，而且政变之后他们对付西班牙平民所用的正是在摩洛哥已经十分熟练的恐怖手段。

佛朗哥腐败统治集团偏爱收拢这些军官。这些军官的“价值观”不仅贯穿于独裁统治时期，甚至在独裁统治结束后仍然作祟，这导致了武装部队中的一些阶层决意要破坏20世纪70年代末建立的新的民主制度。幸运的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简称“工社党”）第一次执政期间实施了军队改革，随着军队的民主化，对军队的普遍不信任随之消解。军官队伍内部世代更替，以及西班牙加入北约之后，人们对武装部队和国民警卫队的普遍看法发生了大逆转。目前，武装部队和国民警卫队成为西班牙广受认可的组织之一。在西班牙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中，政治阶层的问题位列第二，仅次于失业问题。

同样阻碍西班牙现代化努力的还有天主教会的不散阴魂。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内战中，天主教会站在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对立面，对其带来的冲击十分警惕。由于暴力的反教权主义广受欢迎，加上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当局取消了对不动产继承权的限定，导致教会陷入了财政困境，教会便与权势阶层结为同盟。到19世纪80年代，凭借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提供教育，教会开始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来源。20世纪里，西班牙天主教会的历史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如影随形。几乎每一个混乱时期的重大政治动荡——1917年到1923年的革命危机可能是个例外——都有宗教背景，教会领导集团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往往是站在极端保守的立场上。

本书将为读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西班牙军队和教会的影响，对政界的普遍蔑视，激烈的社会冲突，经济落后，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和地区独立运动之间的冲突。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如果不考虑国际事态发展，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西班牙国内事态发展的影响，就很难理解第二共和国的崩溃和内战的爆发。本书特别注意分析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在决定西班牙内战结果的相互作用。在许多方面，西班牙爆发的冲突既可以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也可以视为最先爆发冲突的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保持中立，这对欧洲战场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将全面分析佛朗哥独裁政权如何摆脱国际孤立境地，以及如何成为西方列强重视的盟友。

本书将为读者展现西班牙是如何从彻底绝望的1898年跌宕起伏地发展到依旧悲观的今天。改革力量和极端保守力量之间实力悬殊，从1808年到现在，双方的斗争在西班牙历史上不断上演，内战是其中最激烈的一幕。在西班牙的现当代历史中有一种奇怪的模式，其根源在于社会现实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经常脱节。极端保守分子依仗政治和军事力量长期阻碍社会进步，于是革命的热火随之爆发。19世纪50年代、19世纪70年代、1910年至1912年、1917年至1923年，尤其是在第二共和国期间，人们努力使西班牙政治跟上该国的社会现实。这不可避免地涉及重新分配财富，特别是土地，因此激起了极端保守势力的反扑。这些势力妄图让历史停步，复辟传统的社会格局和经济权利。我们看到，革新运动在1856年被奥唐奈将军镇压，在1874年被帕维亚将军镇压，在1923年被德里韦拉将军镇压，在1936年到1939年被佛朗哥将军镇压。经历血腥内战和随后近40年的独裁统治，这种模式才被打破。主张改革的右翼和经过磨炼的左翼都秉持节制，这才完成向民主的和平过渡。

要求改革的政治力量不断推动变革，直到暴力和独裁登台反击——政治领导集团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冲突模式在1977年彻底改变。然而，旧的行为方式依旧玷污了新的民主政治领导集团。巴尔塔萨·加尔松法官一直坚持打击腐败，正如他所说：“在西班牙，人们对腐败从来都是大门敞开的。腐败变得理所当然，普通公民甚至不再为这一现象感到心忧。由于民众漠不关心，腐败现象便愈发根深蒂固，并滋生出一个利益网络，很难撼动。”加尔松认为，司法制度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他指出：“诉讼审理经年，法庭判决可笑，法官蛮横驳回，案件无理搁置，当事人非法串通，而司法机关则恣意纵容……”

腐败和政府无能腐蚀了政治共存和凝聚力，本书涉及的各个时期概莫能外。尽管西班牙向民主的过渡一直广受赞扬，然而，自1982年以来，社会各阶层政治集团的腐败从未间断，治理无能周而复始，其范围之大令人瞠目。无论是腐败问题，还是西班牙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与地区独立诉求之间的恶性冲突，左翼和右翼的政客都无力解决或不愿解决。只有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向民主过渡的最初几年，公众对政治人物尚存一点点尊重。然而，最近几年西班牙发生经济危机，对政界的轻蔑和民愤再次加剧。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滋生了腐败，政府无能的情况规模空前。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腐败成风，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发酵，人们对政界人士的期待再次破灭。对这些人的评价尽管尚未降至无法重演的1898年时的最低点，但是现今西班牙民众对政界人士的鄙视程度，在西班牙被其他国家奉为民主过渡榜样的那个年代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本文选编自《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