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宗教与国际事务
 
中国古代节日食品对日本的影响——以《宇多天皇御记》宽平二年二月卅日记事为中心
发布时间: 2023/7/27日    【字体:
作者:刘晓峰 刘晨
关键词:  节日食品;日本;高辛氏;秦氏  
 

 

 

节日食品是节日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宇多天皇御记》宽平二年二月卅日记事是中国古代节日食俗影响进入日本宫廷最重要的一条记事,它反映出在公元890年这一时间点,节粥、桃花饼、粽子、索饼与亥饼等中国古代节日食品被纳入日本宫廷节日生活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展示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在日本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丰富变化以及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传统在日本的流传状况,也论证了古代东亚文化交流史的丰富性、多元性、多层面性。

 

关于日本古代的节日食品,有一条重要的记载保留在《宇多天皇御记》中,其云:

 

宽平二年二月卅日丙戌,仰善曰:“正月十五日七种粥,三月三日桃花饼,五月五日五色粽,七月七日索面、十月初亥饼等,俗间往来,以为岁事。自今以后每色辨调,宜供奉之。”

 

日本宽平二年是公元890年,这一年唐昭宗改龙纪纪元为大顺,黄巢起义已经有十五年,大唐在国内藩镇割据中风雨飘摇,只存余命。而在承平日久的日本,大量从中国引进的社会习俗是如何深入融合到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之中,这一道朝命反映得非常清楚。细读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这条记载反映了9世纪末日本宫廷节日食品的大概。“正月十五日七种粥,三月三日桃花饼,五月五日五色粽,七月七日索面、十月初亥饼”,这五种节日食品对研究东亚文化交流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素材。因为这五种节日食品都有中国文化的背景。第二,“俗间往来,以为岁事”,说明在公元890年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社会已经有了成系列的节日食品传统。第三,“自今以后每色辨调,宜供奉之”,说明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民间节日食品传统不仅进入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之中,而且已经开始走入平安中期的日本宫廷,成为其节日生活食品的一部分。

 

本文拟以公元890年这道朝命中提到的节日食品为中心,对中国古代节日食品对日本的影响略陈己见。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十月初亥饼”

 

“十月初亥饼”是指十月亥日早晨食饼,在中国古有其俗。徐坚《初学记》所引晋人束皙《饼赋》:“玄冬猛寒,清晨之会”,和《杂五行书》云:“十月亥日食饼,令人无病”可以为证。十月初亥饼后世又称“严重”“玄猪”“おなりきり”“おなれぎり”“おまいりきり”。现在经常看到的饼不是做成猪形,而是像又圆又大的础石一样。

 

今天仍旧在日本各地都有流传的十月亥子之节是一个很古老的节日。关于这个节日,很多年中行事的专书都称不知所起。实际上在旧历一年十二月中,进入十月为入冬。古人以五色配四季,冬色为玄(黑色),所以冬天又称“玄英”“玄冬”。十二月与十二属相相搭配,而十月为亥月。亥月初亥之日是月日相重,故称“玄重”。这里的“此月此日”说的就是月日相重。古人常以月日相重为节日,如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皆是。但从一月一到九月九这个数字序列都是取的奇数月、奇数日,而十月为偶数月,所以十月初亥日成为节日,其原理显然有别于“奇数节日序列”的数理原理。笔者认为这个节日的起源和“亥”为十二属相中最后一个属相有关。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开始和结尾大都很受重视,经常会被赋予各种解释和意义。如《圣经·启示录》(2213)既有:“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圣经·启示录》(18)亦有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与此性质相近,东亚的十二属相中的亥与子之间也是重要的结束和开始。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十月初亥日重视“亥刻”,也是因为这是“亥月亥日亥刻”,十二属相开头者“子”和结尾者“亥”就是如此。因此十月初亥这一节日不是独立的。正如“十月初亥饼”后来也被称为“亥子饼”一样,亥后是子,亥日之后是子日,这是起源于十二地支开始和结束之分际的节日,而“十月初亥饼”是以这一分际为背景出现的节俗。古代这个节日应当还有表达人口生育的愿望,《下学集》云:

 

《杂五行书》云:“十月亥日食饼,令人无病。”又一说云,豕能生多子,故女人羡之。至十月豕日,献饼祝之也。愚谓十月亦豕月,故用之。此月此日也。豕每年产十二子。象一年十二月,闰年则十三子产也。豕与猪、亥相通而用之者也。

 

十月亥子之节在日本获得如此广泛流行的原因,如果仅仅建立在对于干支文化传统的上述理解之上,多少超出了当时日本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平均水平。笔者认为应将其放入更广阔的视野中探讨,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移民来到日本生活,他们自称为秦始皇的后代、汉高祖刘邦的后代。《新撰姓氏录》收录了居住于左右两京、山城、大和、摄津、和泉这一瓷内地区的共计1182个氏族。其中,皇别335氏族,神别404氏族,诸藩326氏族以及未定杂姓117氏族。来自中国或朝鲜半岛诸国的移民的子孙占氏族总数的28%,其中自称出自中国的氏族有163个(加上未定杂姓中的氏族则为177氏族),足以说明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移民氏族所占比例之大。这些中国移民把稻作技术带入日本的同时,也带去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以秦氏为例,《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载:

 

汉太秦公宿祢

 

出自秦始皇帝三世孙孝武王也。男功满王。带仲彦天皇(谥仲哀)八年来朝。男融通王(一云弓月王)誉田天皇(谥应神)十四年。来率廿七县百姓归化。献金银玉帛等物。大鹪鹩天皇(谥仁德)御世。以百廿七县秦氏。分置诸郡。即使养蚕织绢贡之。天皇诏曰。秦王所献丝绵绢帛。朕服用柔软。温暖如肌肤。仍赐姓波多。次登吕志公。秦公酒。大泊濑幼武天皇(谥雄略)御世。丝绵绢帛委积如岳。天皇嘉之。赐号曰禹都万佐。

 

按,“宿祢”为天武天皇十三年(公元684年)制定的八色之姓中的一个,其级别仅次于真人、朝臣的第三等。忌寸则属于第四等,连为八色之姓的第七等。

 

京城之外,畿内山城国秦姓也很多,《新撰姓氏录》山城国部分记事云:

 

秦忌寸

 

太秦公宿祢同祖。秦始皇帝之后也。功智王。弓月王。誉田天皇(谥应神)十四年来朝。上表更归国。率百廿七县伯姓归化。并献金银玉帛种种宝物等。天皇嘉之。赐大和朝津间腋上地居之焉。男真徳王。次普洞王。(古记云:浦东君)大鹪鹩天皇(谥仁德)御世。赐姓曰波陁。今秦字之训也。次云师王。次武良王。普洞王男秦公酒。大泊濑稚武天皇(谥雄略)御世。奏称。普洞王时。秦民揔被劫略。今见在者。十不存一。请遣勅使捡括招集。天皇遣使小子部雷。率大隅阿多隼人等。捜括鸠集。得秦民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人。遂赐于酒。爰率秦民。养蚕织绢。盛篚诣阙贡进。如岳如山。积蓄朝廷。天皇嘉之。特降宠命。赐号曰禹都万佐。是盈积有利益之义。役诸秦氏构八丈大藏于宫侧。纳其贡物。故名其地曰长谷朝仓宫。是时始置大藏官员。以酒为长官。秦氏等一祖子孙。或就居住。或依行事。别为数腹。天平廿年在京畿者。咸改赐伊美吉姓也。

 

按秦人避战乱而移民边疆,事可参见《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关于辰韩的记载:“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馀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这些移民中,后来应有很多人为了躲避朝鲜半岛的战乱移民日本。秦氏善于农业和丝织业等各方面的生产和管理,其能力得到天皇的认可,不仅成为日本最早管理大藏的官员,而且得封大片土地,长于耕织技术的秦氏活跃在日本各地。秦氏之外,还有自称汉高祖刘邦后人的汉人,自称汉光武帝刘秀后人的汉人。按照上田正昭的分析,中国移民进入日本可以分成公元前二百年前后大陆与日本交通的时代,5世纪初的应神、仁德朝,5世纪末6世纪初的雄略天皇时代以及7世纪后期百济灭亡以后。和秦汉移民直接关联的主要是前三个阶段。以大量的秦汉移民移居日本为契机,中国的各种文化也被带到日本。在后期的秦汉移民研究中,这些秦汉移民被称为“渡来人”,他们活跃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学问、工艺、外交、宗教、法制等各个领域,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工艺而言,诸如修庙造佛像、纺织、染色、制革、冶金、木工、造纸、造笔墨、漆工等工艺技术,农业诸如农耕、开沟挖渠、牧马、养蚕、酿造等各种生产技术活动,国家管理诸如登记造册、出纳、公文书写作与使用等管理工作、部队征伐与日常警卫以及刑狱管理,等等。“我们的上代文化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加入才形成的,我们的上代国家实际上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贡献才得以成了佛教之国、律令之国。”历史上秦朝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同样以十月为岁首。这种局面一直到汉武帝行太初历为止。因为秦人以十月为岁首,长期以十月朔日为节日。所以直到南北朝的南朝刘宋时代,十月都是旧年所在之月,宗懔撰述《荆楚岁时记》即载:“十月朔日,黍曤,俗谓之秦岁首。”可见直到《荆楚岁时记》成书的时代,十月仍旧被视为旧年。所以对于在日本的秦汉早期移民,十月就是正月,就是新年或老年(曾经的新年),这与亥子饼的广泛流传之间应该有很大关系。将中国移民以十月为正月的生活旧俗与十月亥子之节连起来思考,也许是今后应当深入拓展的一个研究思路。

 

有关十月初亥饼,《政事要略》中有比较相近的资料:“《藏人式》云:初亥日自内藏寮进殿上男女房料饼(各一折柜——原注)。内藏寮所进饼已见人给粮。但又大炊寮出渡糯米,内膳司备调供御,虽不载式文,寮司供来尚矣。”可知使用糯米做亥子饼的习俗在宫中有非常长久的历史。而《年中行事秘抄》引用“或记”则称:“盛朱漆器立纸四枚,居御台一本上女房取之,供朝饷,次招藏人所铁臼入其上分捣,令为猪子形,以锦囊之,插于夜御殿帐叠四角。”当时的亥子饼有两种,一种装于朱漆盒中,是早晨食用的。这和前引古代中国晋朝《饼赋》的“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是一致的。一种特地做成小猪的形状后裹上锦囊,置于帐角用来禳灾祈福。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典籍中没有记载,或者来自中国或者是日本自创,今日无法判断。《二中历》则记载亥子饼使用的具体材料:“亥子饼七种粉:大豆、小豆、大角豆、胡麻、栗、柿、糖。”室町时代变成使用白、赤、黄、栗、胡麻五色。近世以后则混入小豆,变成很近于牡丹饼的淡红色。《荆楚岁时记》载:“十月朔日,黍曤,俗谓之秦岁首。”“黍曤”为何物今已不知。但黍为有黏性的黄米,曤通臛,《东京梦华录》有煮糖为臛的说法,则黍曤当为有黏性的甜食,至于是否形为亥饼,或亥饼与黍曤是否有联系,史料阙如,不可确知。

 

在韩国古代,同样有与亥子相关的民俗,不过节日食品是炒过的谷类和炒豆。《冽阳岁时记》记朝鲜半岛正月亥子习俗云:“禁中以亥子二日,裁各色绫缎,造佩囊。穿结杂组,下做流苏。栩栩如大蝴蝶。正朝候班近臣卿宰,例得颁赐。其来甚久,而莫省所以。”或曰:“亥子居十二辰终始,以是日造囊者,囊括一岁福禄之意也”。这里的佩囊取意同样是“亥子居十二辰终始”,佩囊中装有谷类豆类。又《京都杂志》“亥子巳日”条记载:“正月上亥为豕日,上子为鼠日。国朝故事,宫中小宦数百,联炬曳地呼熏豕熏鼠,烧谷种盛于囊,颁赐宰执近侍,以视祈年之意。颁囊寻废矣。当宁御极,复颁。囊用锦制,亥囊圆,子囊长。子日闾巷亦炒豆,咒云:鼠嘴焦,鼠嘴焦。亥日作豆屑澡面,黑者渐白。豕色黑,故反取其义也。巳日不理发,忌蛇入宅。”韩国的佩囊取意于“亥子居十二辰终始”,这对我们理解日本十月初亥饼是有参考意义的。

 

二、粥、粽子与索饼

 

正月十五日喝“七种粥”的缘由,《年中行事秘抄》(正月)十五日主水司献御粥事的“付女房条”云:

 

《十节》云:高辛氏之女,心性甚暴恶。正月十五日巷中死,其灵为恶神于道路忧吟,过路人相逢,即失神,人人令盗火,此人性好粥,故以此祭其灵无咎害,凡作屋产子,移徙有怪,则以粥洒于四方,灾祸自消除也。

 

五月五日五色粽也一样有不同的来历。《年中行事抄》五月五日“内膳司供御节供事条”云:

 

《十节记》曰:五月五日荃缠,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雨,五月五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五月五日以五色丝荃缠投海中。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海神惶隐,敢不成害,后世相传。

 

七月七日的索面的来历和这两个故事逻辑基本相同。按照文章脉络思考,不难判断下文提到的“面饼”就是《宇多天皇御记》中的索面(面条)。

 

《年中行事抄》记载:

 

《十节记》云:七月七日索饼何?昔高辛氏小子,以七月七日死,已其灵为无二足鬼神,于人致虐病,其存日常食面饼,故当其死日以麦饼祭其灵。后人是日食麦饼,年中除虐病之恼。

 

什么是节日?汉字里面节日的“节”含义很深。“节”本意取自竹节。我们生活在时间流中,从纯粹物理学意义上,每一天、每一小时的长短是一样的。然而我们的生活需要对这时间之流做出切割,这切割的点就是节。节就是为无穷无尽的时间之流安排出刻度,而不同的民族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赋予这刻度以意义。可以说,节日的核心就是将日常变成非常,而节日的世界就是非常的世界。孟子说“食色,性也”。饮食是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根本需求,也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日常。只要我们活着,每天都面临“吃什么”这样的问题。而认真观察年中行事的所有特殊设定,恰恰都是为了将某一段时间从正常的时空独立出来,创造非日常的时空,带领参与者进入非常的世界。在这个非常的世界里,日常的生活细节经常被赋予非常的含义。

 

我们以正月新年为例讨论这个问题。除夕这顿饭是一夜连双岁,是一年的结束又是一年的开始,新的一年中第一个月的开始,新的一年中第一天的开始,即所谓“三正”,所以这顿饭蕴含非常大的象征意义。过年这段时间也被赋予非常大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典型的过渡仪式。这一过程如果一切按照正常的秩序运行,意味着未来的一年万事会平安运行。而秩序中每一个细小的点如果出现问题,也都会被放大,被看成具有象征意义。例如在年夜饭从开始准备到最后结束,有谁打破了盘子或碗,老年人就会马上念叨着“碎碎平安”,而同时心里也会升起一抹不吉利的暗影。如果这一年中,家里的某一部分生活真的出了差错,老人就会提到春节被打碎的盘子或碗。在东亚地区,正月的食品最能够反映各国的饮食与文化之间复杂的联系。人们经常把对于新的一年的期望放到正月节日食品中。在中国,正月的节日食品一定要有鸡有鱼。因为汉语里鸡的发音和“机运”“机会”的“机”同音,而鱼的发音与“富余”的“余”同音。有鸡有鱼象征着新的一年不仅有发展的机会,而且年年有余,有一份丰厚的收获。但是在贫困的年代,很多地方特别是缺水的山区深处,并不能保证过年的节日食品中一定有鱼,更多的地方是很难保证一个正月每一顿都有鱼。借用食物的发音特点或材质特点来表现“非常”时间中的非常含义是东亚共同的文化现象。日本人正月吃“杂煮”“お持ち”,取的是持续与长久之意。在朝鲜半岛诸国生活的人过年吃打糕,取其可以“黏来各种机会”之意。这样的节日食品都和“缘起好”“起好缘”有关。一般讲,东亚节日食品就是这样和节日的特殊时间结合起来,并慢慢发展出一整套“缘起好”“起好缘”的节日食品文化。

 

但是拿这样的原理去思考《公事根源》所载《宇多天皇御记》中的节日食品,我们却发现同样的逻辑在这里并不通用,在这些节日食品背后起作用的是另外的原理。读了这三个故事就会明白,正月十五日的粥、五月五日的粽子、七月七日的索饼,这三种节日食品的缘起是为了祭祀那些死去后的神灵,因为这些人死了但灵仍旧可以伤害人。所以这些节日食品不是起源于“结善缘”“缘起好”,而是缘起于另外一个逻辑:第一,是神灵死去后成为拥有巨大能力的神灵,他可以伤害路人、航海人或令人得虐病。第二,这三种食物或为这位神灵所喜欢,或者为其忌惮,都与死去的神灵有特殊的关系。第三,借由这三种食物,人类与神灵之间可以达成某种保证平安的默契。小松和彦认为将拥有巨大伤害能力的恶灵变成神灵加以崇拜,这种使用祭祀的方法消除威胁早为日本人所使用。这里面包含用祭祀化解戾气的原理,显然与“结善缘”“缘起好”的原理不是一回事。

 

用祭祀化解戾气的原理在中国古代节日文化的早期节日传说中普遍存在,但魏晋南北朝以后就发生了变化,人们更注重的是强调节日佳节良辰的侧面。《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曰:“三日曲水,其义何指?”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义起于此。”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好事。”尚书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祠。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

 

晋武帝关心三月三的来历,期待得到的就是一个“好事”的答案。在魏晋南北朝,对于曲水流觞人们已经只注意娱心悦目和临水作乐。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的就是三月三日的节日。这一天是“修禊事也”,但“修禊”只一笔带过,“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为的更多是看“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欣赏“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为的是“流觞曲水”,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为的是“信可乐也”。

 

所以,上述这三条史料所记正月十五与五月五、七月七的节日传说所具备的,都是早期节日传说共同的特征。

 

三、众神之父高辛氏

 

最初读到这三条史料,还有一点不可思议,那就是出典于《十节记》的这三个故事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都找不到,连《十节记》这本书在中国都找不到,以至于有的日本学者误认为这本书就是日本人编的。而且这三个故事根本不见于隋唐典籍,甚至也根本不见于隋唐以后的典籍。毫无疑问,这些故事是为了说明节日食品传统来自中国,但被学习的中国却早已经没有了日本人所依循的故事,这究竟是为什么?

 

三条记载写的都是三个神之子死去后作祟的故事,但有一个共同没有正面登场的主人公——三个死去的神之子的父亲高辛氏。《十节记》中还有一条和节日相关的遗文,写的就是高辛氏。

 

十二月晦,夜厌傩鬼何?昔高辛氏十二月晦夜死,其灵成鬼致疾病,夺食人祖灵祭物,惊祖灵,因之以桃弓苇矢逐?㾷鬼静国家(《世风记》云颛顼氏子)云云。

 

谁是高辛氏?查找一下资料,忽然发现事情变得非常复杂。高辛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帝喾。《世本·帝系篇》:“帝喾,高辛氏。”按照宋衷的注释,高辛本是地名,被作为号,而喾才是本名。高辛氏除了帝喾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帝夋,也写作帝俊。《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山海经》则写作“帝俊”。

 

帝喾高辛氏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传: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帝喾高辛氏的传记长度只有276个字。如果除掉前后有关世系部分,只有一百多字,其中如果把“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其色郁郁,其德嶷嶷”这些颂扬性词语去掉,就剩下不到一百字。这一百个字也说明一是他极聪明,生下来就说自己的名字,二是他重视时间历法和祭祀,注重教导民众。其他则乏善可陈。但是查考其他的典籍,发现古帝高辛氏的位置却非常醒目。类而言之,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他是太阳、月亮和星辰的父亲。《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他与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大荒西经》记载他与妻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他还是星辰的父亲。《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是阏伯和实沈的父亲。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大荒南经》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

 

——《山海经·大荒西经》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

 

——《左传·昭公元年》

 

第二,中国南方一直生活着被称为“南蛮”的部族,传说中他还是这些部族的外祖父。在《后汉书》中记载: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首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视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髻结,著独力之衣。经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说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第三,在人间世界,高辛氏的地位同样高得不得了。他是夏人、商人、周人共同的祖先。《大戴礼·帝系》称:

 

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

 

帝俊的子孙众多。《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

 

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有五彩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彩鸟是司。

 

《史记·五帝本纪》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索隐》引《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据记载这八个孩子在历史上曾活跃一时。

 

第四,高辛氏一族与音乐和歌舞缘分很深,帝俊八子据说是最早发明歌舞的。他还有一个孩子叫晏龙,晏龙是琴瑟的创造者。高辛氏使用的乐为“五英”。班固《白虎通》云:

 

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王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书》曰:“肇修殷殷礼,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礼。《春秋传》曰:“昌何为不修乎近而修乎远,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复更制者,示不袭也,又天下乐之者。乐者所以象德表功殊名。《礼记》曰:“黄帝乐曰《咸池》,颛顼乐曰《六茎》,帝喾乐曰《五英》,尧乐曰《大章》,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汤乐曰《大护》。周乐曰《大武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黄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颛顼曰《六茎》者,言和律历以调阴阳,茎者着万物也;帝喾曰《五英》者,言能调和五声以养万物,调其英华也。

 

第五,《帝王世纪》记载他以“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帝位。都亳,以人事纪官,故以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他是最早以五行之官分职而治诸侯的帝王。《淮南子·原道训》记载他与共工的大战:“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髙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他打败了共工,把共工赶到了水里。

 

这里还可以引述后羿射日的那把弓是他送的,引述大舜的事迹——按照王国维和郭沫若的主张,帝舜也是从高辛氏演变出来的。拥有这样多神圣事迹的高辛氏,可以说是和古代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一样的大神,是刘魁立先生所讲的“诸神之父”,是真正的箭垛型人物。他的事迹应该在《史记》和其他先秦典籍中被大书特书。然而,实际情况是帝喾高辛氏的记载只有很少一点被《史记》所采纳。上述内容绝大部分都不见于四书五经和国家正史等为知识人视为正统的知识典籍。在这些典籍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高辛氏一个朦胧的影子。上述内容和高辛氏这三个孩子的传说居然也全都没有在中国得到流传,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

 

四、古代中国的诸神流窜

 

王国维的《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指出商代的卜辞中常称夋为高祖,夋为殷商高祖中地位最为显赫者。何新也认为:“上古时代的中国曾广为流行太阳神的崇拜……在东方的一族(帝喾族)称太阳为夋,以凤鸟为太阳神的象征。这一系是商人的先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大体是不错的。保存在日本的这三个节日传说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是在东方特殊文化土壤中保存的上古东方民族传说。古代岁时节日文化起源研究通常以《荆楚岁时记》为基准,但《荆楚岁时记》只反映了宗懔生活范围的岁时惯行。因其见识之限界,可能其于其他地域文化殊乏知识。而和《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中国南北岁时文化差异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还存在东与西的差异。与反映南北朝时期南北岁时文化差异的《荆楚岁时记》不同,记载了这三个传说的《十节记》地域上主要为上古东方民族之传说,是东迁殷商遗民所传与岁时相关最古老传说的一部分。其逸文所记的上古神话传说体系在隋唐期已经丢失,所以自吉光片羽见于海外典籍,可谓弥足珍贵。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上古的神话传说会失传于中国,但却保存于日本?诸神为什么离开故乡远游?对于回答这一问题非常好的借鉴是海涅的《流亡中的众神》。1853年,海涅在《流亡中的众神》(Les Dieux enExil)指出,在基督教的支配下,古希腊、罗马的诸神逐步边缘化的过程。当基督教取得肯定性胜利的时候,亦即在第三纪,古老的众神陷入何等尴尬可悲的处境:提坦神们大多逃亡埃及,变成老虎的形象。许多神不得不操一种市民的民间手艺以求糊口。阿波罗只得去放牧,老战神玛尔斯成了雇佣兵,众神之王朱庇特流亡海上,依靠回忆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随处有隐秘的耗子在咬啮每一个伟人。即便是诸神,到头来也得悲惨地毁灭。天命铁的规律就要如此,即使不朽者中之至高无上者,在它面前也不得不忍辱低头。海涅以诗人的敏锐看到了如下事实:当时间之轴被放进神的谱系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时间的变化,神的谱系也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这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观点,因为海涅所讲述的思想发展过程在古代中国同样存在。当尊崇西周“周公孔子之道”的儒学经过战国至秦汉的发展,最终取得肯定性胜利的时候,曾经存在于中国大地的各种地域文化与信仰同样进入一个不断被按照儒家的思想体系整合的过程。那些在殷商时代的诸神被从正统的神圣地位上排除掉,被人们渐渐遗忘。

 

那么这些神是怎样传到了日本呢?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在漫长的历史上,或者只有这些神当初兴起的东方还有一部分虔诚的信者,他们一直记着自己独特的信仰,把这一切记入了一本叫作《十节记》的书。然后这些虔诚信者中的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代跨海来到日本。于是这些神在东海之外扎下了根。但这一切在今天都是无解的历史之谜。

 

五、结语:三月三日桃花饼中的未解之谜

 

最后,关于宽平二年年中行事记事中三月三日的桃花饼,《十节记》也给了一个解释。《和汉三才图会》上巳条引《十节记》记载,当初周幽王淫乱,群臣为此非常愁苦,于是在河上设了曲水宴。有人做了草饼贡献给周幽王,周幽王尝了后认为非常美味,是少有的好东西,可以拿来献给宗庙先祖灵前。他这样做了,周世竟然得到大治,天下竟然得到太平。后人相传,在这一天做草饼献于祖灵,就是因为这一个缘故。

 

《日本书纪》载日本显宗天皇元年“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这是日本史书中关于上巳节最早的记载。此后相当一段时间,日本朝廷都流行过上巳节。公元718年编定的《养老令》明确规定“三月三日”为节日。期间因为日本桓武天皇与皇后都是死于三月,日本平城天皇登基后,曾于大同三年(公元808年)下诏,一度废止了这一节日。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久,后来的嵯峨天皇即位后,恢复了宫中三月三日曲水赋诗的节俗。史载嵯峨天皇本人擅书法,喜欢写作诗歌,是日本历代天皇中屈指可数的文人天皇。他积极恢复这一节日,大概和他这份文人情趣有一定的关系。《十节记》围绕三月三日的节日食品“桃花饼”的这段记载,是中国古代上巳节俗影响日本的重要史料。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条根本不见于中国的史料。这段史料记载的是一个帝王浪子回头的故事。将好吃的桃花饼献给祖先这种孝顺先祖的做法带动了国民,最后整个国家都得到了治理,而三月三吃桃花饼的习俗就从这个故事里产生。但这却是一个不可解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读起来很正面,可这样正面的故事怎么会被编到周幽王身上?周幽王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昏君,历史上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当然,并不是这样的亡国君主就不可能做点好事情,问题在于他统治的时代无论如何都称不上“大治”和“太平”。这个错误错得离谱。但联系《十节记》这本保留了一组殷商祖高辛氏的子女的故事,这错误让人觉得似乎并非出于偶然。然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也只能是一个未解之谜,有待今后做细致的研究。

 

在公元890年的日本宫廷和社会节日食品传统中,明显都有来自中国的文化影响。但当我们细致观察,会发现这些文化影响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均色的。在宽阔无际的中国大陆上,不同的时代曾经存在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族群拥有着众多各自不同的传承和不同的文化传统。所以正如本文所追溯的这样,要看清楚这些文化影响的来源,在今天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我们甚至看不清楚。在这一意义上,“正月十五日七种粥,三月三日桃花饼,五月五日五色粽,七月七日索面、十月初亥饼”这五种节日食品所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性、多元性、多层面性,也是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丰富性、多元性、多层面性。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

民俗学论坛


【把文章分享到 推荐到抽屉推荐到抽屉 分享到网易微博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搜狐微博
推荐文章
 
南京国民政府基督教团体立案政策与实践 \杨卫华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图以立案为抓手,加强对基督教团体的管理与控制,并进行…
 
试析新教参与韩国政治的过程及特点 \郑继永
摘要:宗教对韩国政治有着重要作用。解放之后,新教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在政治和组织…
 
中国近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周伟驰
内容提要:在基督新教向全球传教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优先传文明还是传福音”的讨论,…
 
澳门仁慈堂的法律地位变迁研究 \王华
摘要:澳门慈善机构仁慈堂自其成立至今跨越400多年的漫长岁月,穿梭在不同的文化与法律…
 
近代早期荷兰共和国宗教宽容研究(1572-1620) \李瑞林
摘要:荷兰共和国建立之初,宗教宽容的争论便已开始。荷兰人民对西班牙统治时期宗教迫…
 
 
近期文章
 
 
       上一篇文章:国家、政体与文明维度上的全球分裂
       下一篇文章:帕罗林枢机:圣座与越南的协议代表了新的起点
 
 
   
 
欢迎投稿:pushihuanyingnin@126.com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3-2014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声明:本网站不登载有悖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共道德的内容。    
 
  京ICP备05050930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