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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岳崇拜与道教崔府君信仰
发布时间: 2023/10/27日    【字体:
作者:郑学
关键词:  北岳;崔府君;判官;泰山治鬼  
 

摘要

 

地府判官崔府君形象起源于唐代北岳山神在华北民间的分化,“府君”之称源自泰山府君,后来逐渐附会为贤宦。唐代山川神普遍冥界化,与地狱神合流,崔府君亦兼有山岳神和地狱神双重属性,且逐渐形成帝王保护神的属性。该信仰因南宋皇室提倡而兴盛,在元代受打击而衰落,在此过程中产生“泥马渡康王”等文学故事。元代以后,崔府君形象与北岳的联系逐渐断裂,但由于它在唐代已见于多种文言小说,并写入敦煌残卷中的“太宗游冥”故事,成为《西游记》的组成部分,故仍在文艺作品和民间信仰中保持相当地位。

 

崔府君,或称崔判官,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民间俗神之一,也曾是道教重要的崇拜对象。对崔府君的信仰在唐代见诸文献,到宋代正式纳入祀典;然而元明以后却又迅速衰落,不但退出国家祭祀的范围,其神职功能也逐渐模糊和退化;降至清代和近现代,已经基本衰退为地方性信仰。这个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有趣过程背后,既关涉着原始神仙思想向道教转化的历史潮流,也牵扯到复杂的政治、军事背景。

 

崔府君的艺术形象常见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例如《西游记》通行本第九至十一回,即“唐太宗游冥”故事中,就以较多文字塑造了“崔判官”形象,随着小说广泛传播,其形象也深入人心。此外,在民俗生活中,奉祀崔府君的宗教活动,还催生出六月六、十月十等宗教节日。总之,该信仰对中国文化影响甚为深远。

 

上世纪中叶以来,崔府君信仰引起中日两国学界关注,王国维、严敦易等前辈学人都有相关论述。近年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黄正建《关于唐宋时期崔府君信仰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以及张冬冬《崔府君故事流变论考》、郜俊斌《宋以降崔府君信仰的塑造、传播及与本土化》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又各从不同角度考辨了史实和文献。但是,崔府君信仰的兴衰过程及其背景,特别是其与五岳信仰的关系,仍有必要进一步阐明。

 

归根结底,崔府君起源于北岳之神的一个变形,是五岳神分化和道教化的产物,然而其与北岳的联系却在信仰传播过程中逐渐断裂、被人遗忘。兹就论之,呈正方家。

 

一、崔府君的神名与世代累积的出身故事

 

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研究者——崔府君的姓名和籍贯,文献记载异说纷纭。仅崔府君的本名,就有六种说法并存,即:有姓而佚名、崔瑗、崔子玉、崔珏、崔浩、崔元靖。至于崔府君的乡贯里籍,以及与其出身有关的生平事迹,也同样模糊不清。

 

实际上,这种混乱情形,恰恰为廓清崔府君信仰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一)崔府君信仰传播早期的“佚名”现象

 

为何崔府君的神名,呈现为不确定状态?从表面上看,崔府君信仰的起源是“聪明正直为神”,即名宦、乡贤因其功绩受到怀念,并被神化,实则不然。崔府君本非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而是唐宋时期北岳山神分化,在民间产生的一个变形。作为民间信仰,其在早期传播阶段,信仰对象的形象比较模糊,依附于不同历史人物。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崔府君在宋代纳入国家祭祀,而宋代官书多主“有姓佚名”之说。现存宋代文献,涉及北宋时期崔府君祭祀的,主要有以下3种,都认为崔府君之名不可考:《全宋文》卷985,《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曰“案求世系,史逸其传”;《宋会要辑稿》曰“莫知其名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失其名”。直到南宋,楼钥奉敕撰写的《中兴显应观记》,仍申述《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的前说,专门辨析崔府君并非历史人物崔瑗或崔浩:“使果为子玉(崔瑗)与伯渊(崔浩),安得谓‘史逸其传’?”同一时期费兖的《梁溪漫志》也特意指出:“或以其神为崔子玉,非也。”

 

这说明,北宋政权,以及南宋之初,虽然逐渐承认崔府君信仰的合法性,但仍不希望它混入正常的名宦祭祀。换言之,亦如《中兴显应观记》所云,仍欲“见其本于为今”,避免淆乱。

 

但另一方面,在咸平五年政府通过“赐额”赋予其合法地位之前,崔府君信仰本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淫祀,要将它“祀典化”,就必须改造它,使之符合传统的政教话语。换言之,崔府君的合法化,既然是政府“因民所向而封之”,所以在官书文献中,崔府君也需要被纳入“聪明正直为神”的一般范式。故此,宋仁宗《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的开篇,以“昔汉令遗爱,房祀洛郊;蒋侯能神,庙食吴壤”之语引首,即是通过类比的手法,将崔府君归入古代贤宦,使之类同于钟山蒋神等合法信仰。

 

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宋代对庙宇赐额、承认其合法地位的一般原则是顺应民意,即承认民间有较大基础的信仰,并加以改造,使之儒学化、祀典化。很多民间信仰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改造,神祇的出身故事也被改写。诸如五通神等信仰,都有类似的现象,并非孤例。

 

(二)崔府君出身故事发展的三个阶段

 

崔府君的“贤宦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方面,金元以后,崔府君信仰的地位有所下降,其出身故事中,官方色彩逐渐淡薄;另一方面,崔府君的事迹逐渐复杂起来,越是晚出的文献,包含的细节就越丰富。考察崔府君的出身履历,可以发现一个自唐至明逐渐添枝加叶的历程,显然这里有世代累积生成的痕迹。如果按时代先后排比史料,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轨迹:

 

第一个阶段,关于崔府君的最早记载,虽然也说崔府君是前代贤宦,“生著令猷,殁司幽府”,却不描述任何具体事迹,反而承认崔府君的姓名、生平均不清晰,特别是强调没有文献的记载,即所谓“史逸其传”。《宋会要辑稿》也只说“相传唐滏阳令,殁为神,主幽冥事”,文前特加“相传”二字,即是明确表示当时只存在口头传说,并无文献佐证。盖因崔府君刚刚由北岳神分化出来,其传说尚未定型。

 

第二个阶段,随着信仰的传播,信徒逐渐构建其出身事迹。金元之际,作家元好问已经能叙述崔府君的为官善政——主要是降服吃人的老虎。揭奚斯所作《重修崔府君庙记》,叙述了崔府君修炼功成、升天成神的过程。元杂剧中还有一个以崔府君为主要人物的剧本,即《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其中增加了崔府君中状元的情节。这一情节,显然出自元杂剧中程式化的套语:

 

小官崔子玉是也。自与兄弟张善友别后,到于京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小官柳永。自与谢天香分别之后,到于帝都阙下,一举状元及第。(《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两剧语言几乎完全一致,只是替换了人名,但“状元及第”的情节从此产生,崔府君也由此进一步士人化、贤宦化。到了元明书商炮制的通俗文本《搜神广记》中,又增添了崔府君的祖宗世系——其家“世为巨农”,乃是殷实的乡间绅士。至于崔府君本人为官爱民的事迹,自是愈加踵事增华。

 

第三阶段,明清时期一些文献试图统合历代关于崔府君的文献记载,构造出兼备众说的完整形象。代表作品有明洪武间,御史纪杰撰写的《崔府君墓碑》,明代民间神谱《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和《列仙全传》,以及清末郑烺编纂,集前代说法之大成的《崔府君祠录》一书。

 

要之,与其说崔府君也属于贤宦受到神化的类型,毋宁说该信仰原本来源不详,在民间传播过程中,信徒为了获得自洽的解释,遂将之比附于常见的“清官死而为神”范式之上。只要将崔府君和历史上其他“名宦/清官死后受到祭祀”的例子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其吊诡之处:

 

按照正常逻辑,既然人们敬爱、怀念某位清官,以至于将他神化,那么信众一定至少会记得这位清官的姓名,很难想象“我怀念你、崇拜你,但我忘了你叫什么”的事情存在。例如,宋代名臣包拯是清官受到神化最著名的典型,举凡此类人物,其清廉惠民的德政事迹,往往存在大量传说,包公形象上就附着有大量公案故事,然而崇拜对象的姓名,却一定是清楚的,正如包公即包拯、关帝即关羽,不会有所争议。偏偏崔府君的名号,却众说纷纭、难定谁是。

 

还有一条证据,亦可补证以上判断,即崔府君的神迹不具备特异性,均可在其他崇拜对象的事迹中找到。例如,元好问所记“崔府君檄虎”故事,可以在大量贤宦的事迹中找到类似的情节,自韩愈写作《祭鳄鱼文》之后,地方官以至诚感化猛兽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母型范式。而崔府君的“是生人,判冥事”,亦是民间故事中包公的著名事迹。这一切都说明,前面提到的各种崔府君出身故事,都是该信仰兴起之后,某些信众在崇拜活动中,移植或套用其他信仰的既有模式,而逐渐塑造出来的。

 

考辩崔府君神名的六种说法,不难发现:

 

崔府君形象比附的历史人物崔瑗、崔浩、崔珏,皆为历史上的崔姓名人。其中崔浩本以崇信道教享有大名,所以顺理成章地受到攀扯。崔瑗一说,在南宋大行其道;崔珏一说,金元以来逐渐流行。这两种说法,背后都牵扯到崔府君信仰的社会基础,后文另有说明。崔元靖之名不详何来,颇疑改自唐人崔元综,亦详后文。

 

二、五岳信仰的淫祀化与道教化

 

崔府君本来源于以泰山为代表的五岳崇拜,是北岳之神形象分化的产物。但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该信仰与北岳的联系逐渐断裂。辨识其山岳神起源的关键,在于“府君”之称。

 

查“府君”一词,或为子孙对已逝先祖的敬称,或为汉代对太守的称呼,间有称呼刺史者,然非常例。按诸历代关于崔府君的各种说法,皆云崔府君生于隋唐。唐代无太守之官,且各种文献提及崔府君的仕宦履历,有县令、刺史、侍郎诸说,无论其为何种,按照惯例都不应称作“府君”。因此所谓“府君”,与各种出身故事均无关涉。

 

众所周知,泰山之神号称“泰山府君”。唐代加封五岳王号以前,“府君”逐渐由泰山神之名转化为五岳通称,又扩展为山神的普遍称呼。因华山地缘接近长安,所以唐代西岳地位特别尊崇,“西岳府君”之称屡见于书,例如王度《古镜记》和《太平广记》中的《河东县尉妻》《三卫》二篇,都有这个神名。而先天二年《北岳府君碑》的存在,则证明北岳之神亦有“府君”之名。此外《水经注》还记载有“九山府君”等山神。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泰山府君神职功能有二:一为山岳神,属于地祇之列;二为治鬼之神,乃是冥府的主神。而这两种功能,在崔府君身上都得到了复现。换言之,崔府君本系岳神的一个分化变形。但是,崔府君作为冥府判官的地狱神功能,在信仰故事中比较明显;其山岳神功能却常被忽视。

 

(一)崔府君与北岳的联系

 

虽然各种出身故事普遍遗漏了该神与五岳的关系,但是在宋金时期祭祀活动的史料中,仍然可以发现当时信众将崔府君视为山岳之神。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反映,北宋祭祀崔府君,是按照泰山神的标准来祭祀的,即“奉之如岳祠”。又如《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将崔府君比拟为“蒋侯能神,庙食吴壤”,“蒋侯”即钟山之神,因南朝封钟山蒋神为“中都侯”,故名。

 

更显豁的证据是,各种崔府君出身故事中,该神形象常与北岳相联系。例如元代揭奚斯所作《重修崔府君庙记》后有一条饶有意味的案语,谓崔府君系“父母祷于北岳而生”,此即指明其与北岳的联系。考虑到“生于北岳”是元明以后崔府君出身故事的常见情节,不能不怀疑,虽然崔府君与北岳的联系在该信仰的发展、传播过程中逐渐断落,但相关的历史记忆仍以一种扭曲变形了的方式,保存在民间传说中。

 

此外,还有两条相互关联的材料,很有说服力:

 

其一:金章宗明昌二年,巡狩祀五岳。礼臣奏:南岳属宋不获致祭。帝曰:北方有历代加封神灵显著者,可权岳祀矣。礼臣以府君奏,乃封为亚岳之神,摄行南岳事。重辉殿宇,赐銮仪,置官守焉。

 

其二: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遣官祭五岳。中书省奏:今南北一统,南岳祀宜还衡山。崔府君更封新号,封齐圣广佑王,与五岳岁时同致祭。

 

以上两则引文虽然见于地方文献,但可信度很高。因为崔府君确实在金元之间经常被称为“亚岳”,且多地崔府君庙亦称“亚岳庙”。元好问曾质疑崔府君何以号称“亚岳”,其实即导源于此。此外,明正德九年的《重修府君庙记》既提到崔府君之父祷于北岳生子,又提到“南岳崔府君”的称谓,也可印证该事件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崔府君能够代摄南岳之祀,前提条件是它亦属山岳之神,性质相近。

 

胡祗遹《齐圣广祐王庙碑》对上述崔府君代摄南岳之事,记载得更为清楚:“至元十五年,中书省奏:先是南岳阻于长江,不致礼,以崔府君摄享。金残宋灭,南北五岳通祀府君,封号难袭故尝。”据此,则金代南岳、北岳都祭祀崔府君。南岳是代摄香火,而北岳就在金朝统治区内,所以只能说明金代祭祀的北岳之神,本来就是崔府君。考虑到崔府君信仰起源于磁州,而胡祗遹正是出生在磁州武安的元代著名学者,对他来说,这段记载是与他同时的乡邦掌故,所以胡祗遹的说法可信度极高。

 

欲证明崔府君的北岳神属性,关键还是道藏中的直接证据。《太清金阙玉华仙书八极神章三皇内秘文》载曰:“北岳司命者,乃唐臣崔府君也。”这是宋代文献,将崔府君与北岳直接联系起来的最好一例。

 

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可为补充。金元以前文献提到崔府君,多将之与岳神并列。例如《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外末上,云:)吾是炳灵公。这位是司命君,这位是速报司。俺三位神灵,保佑的是孝子,折罚的是忤逆之人。

 

炳灵公是泰山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分化形象,速报司也是泰山神的辅佐,司命君则是崔府君。又如《水浒传》中,神行太保戴宗出家,也是到东岳岱宗庙侍奉崔府君。

 

崔府君形象从北岳神中产生,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信徒心理需求的反映:五岳地位崇高,只有天子有权奉祀,普通臣民无权“私祷”;但是长久以来,民间又有崇拜五岳的习惯。唐代五岳神的分化,正满足了普通信徒的祭祀需求。

 

证以文献,白居易拟写的一则判文有云:“岳则配天,自修常事;神虽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去邪,岂从众而失正?甲志惟守义,言乃合经。以为视以三公,实天子之所飨;降其百福,宁匹夫之可禳?”这段判文表明,直到中唐时期,官方和知识界仍然认为祭祀五岳是天子的特权。但在另一方面,民间又有祈福于山的强大需要,北岳石刻碑文反映的祷祀行为,有求子、求雨、祈福等多种。特别是求子和求雨,都是北岳神的重要职能。在这种环境下,北岳信仰不能不有所下行和分化。

 

下行和分化的表现,首先是岳神谱系扩张。这个过程在民间早有基础,但是唐代中期加封五岳神配偶和从神的做法,等于从官方层面认可了神谱的扩张,所以此后各种五岳神的分化形象,大量出现。五岳信仰在这方面的表现大致相同,而以东岳、西岳和北岳最为明显。炳灵公是泰山神最著名的民间分化形象,五代官方开始承认这一信仰,此后代有封赠。炳灵公被认为是泰山神第三子,又称“三郎”或“泰山府君三郎”,无独有偶,《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等神谱和民间信仰中还有“华山三郎”及“北岳三郎”两个神名。《宋会要辑稿》记载,河北无极县宋代曾有北岳神第五子神祠。总之,普通信众既然敬畏于五岳大神的威严,因而转就这些分化出来的小神、从神祈祷,是合理的趋势。

 

五岳神的分化,受此内在动力驱策,在唐宋之间已成为相当有力的潮流。其后续影响,甚至远及元明。在元明时期,又开始了下一轮分化过程:之前由五岳神分化而产生崔府君形象,此时崔府君形象进一步分化,产生“崔府君夫人”等新的神灵。例如,元贞元年《加封崔府君诏》云:“灵懿夫人可加封顺祐灵懿夫人。”这次册封是在元至元十五年册封崔府君的基础上再次进行册封,崔府君封号增加“灵惠”二字,崔府君夫人封号中增加“顺祐”二字。又如,元杂剧中开始出现崔府君的从神。剧本《冤家债主》中有一个名为“李能”的人物:

 

小人姓李名能,□州人氏。生前时曾跟磁州崔相公,相公死之后为神,人称崔府君,取小人做到鬼急脚。

 

后来“李能”成为多地崔府君庙常见的从神,比如今天山西长治的崔府君庙,称崔府君为“大相公”,李能为“二相公”。当地相传崔府君降服伤人猛虎,李能即“尝承牒追西山虎者”。显然,这是五岳山神分化出山神夫人、子嗣和从神的又一次重演。

 

顺带提及,之所以崔府君由一位山岳神,逐渐被附会为前代贤宦,或许是因为因唐代将五岳及名山大川的祭祀,以及前代圣贤的祭祀,统一下放到地方政府。例如唐代《改元天宝赦》有“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诸灵迹及自古帝王、忠臣义士,并令所繇州县致祭”的命令;《天宝十年南郊赦》也有“其五岳四渎及诸镇山宜令专使分往致祭,其名山大川及诸灵迹并自古帝王及得道升仙、忠臣义士、孝妇烈女有祠庙者,各令郡县长官逐便致祭”的政令。这样,地祇与人神的祭祀,都归为地方官员负责。既然两者由同一部门主持、在同一时间举行,在山岳神分化的过程中,自然也就有了相互混淆的可能。

 

北岳信仰下行和分化的表现,还在于岳神行祠的普遍建设。北岳恒山,原指河北中部曲阳城外的大茂山。崔府君早期信仰中心位于磁州,该地距离曲阳不远,同属太行山区。案唐宋时代,曲阳周边的河北中南部地区,普遍流行北岳信仰。为了免除远赴曲阳朝山之劳,多地信徒“诣常山岳庙请神”,建立北岳行祠。行祠为民间私设,奉祀的往往是北岳神的某个分化形象,如“北岳三郎”“崔府君”等。

 

北宋时期,原本淫祀化的北岳行祠,逐渐受到政府承认,崔府君也顺势成为官方认可的岳神类信仰。此即《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述的历史:“咸平三年尝命磁州葺其庙,而京师北郊及郡县建庙宇,奉之如岳祠。”而在此之前,崔府君一类山川之神的分化形象,在唐代至北宋前期大量产生,其祠庙往往散在民间,类同于淫祀。这种现象绝非只有北岳独立的个案,例如宋代名臣胡宿的奏议《论太湖登在祀典》,就是为了解决太湖之神在民间,分化出一个“平水大王”形象的问题。

 

(二)崔府君故事的仙话化

 

提及崔府君,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地狱神,即冥府判官的一面。实际上,现存唐代文献有“崔判官”之名,而“崔府君”之称则始见于北宋。涉及崔判官故事的文本,虽然与前述“名宦化”的崔府君出身故事有所联系,但总体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言“崔判官”者多涉及“游冥”“还魂”“冥判”等母题,而称“崔府君”者则主要强调其为官德政。要之,崔判官形象代表的,是古老的“泰山治鬼”观念道教化,和冥界传说的仙话化。

 

关于“泰山治鬼”,前人论之已夥,不劳重叙。需要强调的是,“府君”与“判官”两个称呼,都与冥府治鬼有关。案“泰山府君”之名首见于文献,是晋代干宝《搜神记》的“胡母班”一条,其略谓“泰山府君”乃是掌管地下阴魂的大神。古人事死如生,认为地上既有太守等官吏治民,地下也当有地祇治鬼,地祇与人间职官享有类似的官称。在出土的汉代镇墓瓶、买地券上,常见“地下二千石”的神名,为治鬼之神。“二千石”本是汉代高级官吏禄秩的一阶,被称为“府君”的太守正属于此阶。东汉以来,人们逐渐建立起一种太守与五岳的对等关系:太守是分镇地方的官员;而五岳也同样有分镇地方的功能,即所谓“国必依山川”。这种对等关系,还表现为东汉由太守一级的官员来五岳一级的神灵。换言之,“泰山府君”和“地下二千石”应是同类的概念,汉代认为五岳之神与人间的太守具有类似性,故以“府君”称呼治鬼于地下的岳神。

 

而“判官”一词,同样来自地狱神系统。本文讨论的崔府君(崔判官)并非一般的岳神分化形象,在信仰实践中,它一般被视为东岳之神的僚属、从神。例如:大中祥符九年忻州定襄县建立东岳庙,其神位结构为:“正殿三间塑天齐仁圣帝,兼真君三郎、崔府君,东西堂各三间塑北极五道将军兼诸部从鬼神。”元代山西蒲县《重修东岳庙碑铭》记录该地东岳庙结构为:“仁圣帝后宫以祠圣妃,东西庑七十有四楹以祠诸神,门有卫神高禖,若崔府君,若十王,咸有殿以安神栖。”又证以宋元话本基础上形成的《水浒传》,该书交代“神行太保戴宗”的结局为梦见东岳天齐庙崔府君相召,因而在泰山出家。

 

这种主从关系,是以地狱神的神职为基础,即崔府君辅佐东岳神治鬼。所谓“判官”,在唐代冥界故事中经常出现,其身份乃冥君、阎罗王的副手。唐代官制中,本有“判官”一职,系节度使的高级僚佐。因为唐代镇守地方的大员从太守转换为节度使,原来的泰山府君也就被看作地下世界的节度使,而其首要助手崔府君,也就相当于节度使的助手、辅佐节度使治民的官员,即“判官”。以上判断可以通过一个事实证明:唐代使府制度中,主要的佐贰之官除“判官”外,还有“参军”。而崔判官,在唐代亦称为“崔参军”。

 

从“泰山府君”到“崔判官”,再到“崔参军”,意味着“泰山治鬼”原始信仰逐步道教化:

 

首先,是人仙开始取代地祇。《西游记》第十一回家喻户晓的“太宗游冥”故事,在唐代已经出现。张鷟《朝野佥载》是其最早的文本,其中所谓“生人判冥事”者,就是“崔府君”最早的原型。

 

《朝野佥载》记事简略且含糊,王国维解释为“唐人记先皇事,特微其词耳”。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编号“斯2603”的残卷《唐太宗入冥记》,则远为清晰。这个故事撰成于武周之世,且在开元二十二年之后得到过修改。后来崔府君故事的几个关键要点,在其中都有涉及:一、崔府君(判官)名崔子玉;二、崔曾任辅阳(滏阳)县尉;三、崔升任“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史”,又“官至御史大夫”。显然,北宋记载中,崔府君出身故事的核心情节,即“惠存磁邑,恩结蒲人”两处履历,在《唐太宗入冥记》中已经基本完备。考察建制沿革,滏阳在唐代属于磁州或相州管辖,“滏阳”和“磁邑”所指应为一地。虽然有“辅阳(滏阳)县尉”与“滏阳令”,“生人判冥事”与“殁为神,主幽冥事”的差别,但已可判断,唐代到北宋时期崔府君的形象基本一致。反过来,亦可表述为崔府君形象的出现,不晚于唐中期。

 

总结《朝野佥载》和《唐太宗入冥记》的共同点,不难发现崔判官形象带来的新意——过去森然可畏的地府神明,转变为可以交流、充满人情的“生人”。这也可能是崔府君形象从五岳神分化出来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引入了道教以符咒之法降妖的观念。在唐代《广异记》之“长孙无忌”条的故事中,“崔参军”的形象已经高度道教化。这则故事里,崔参军依然与五岳神的原型存在联系,例如他被称为“相州崔参军”,相州与磁州、滏阳实为一地,因建制沿革而有异称;又如崔参军符咒召请的神人为“五岳神”。但是,崔参军已经彻底蜕化成一位道教术士。他能够前知、擅长书符的能力,均为道教所宣扬。而且,这是一个降服狐妖的故事,整个故事主题都是道教化的。

 

以上材料证明,唐代崔府君形象就已逐渐道教化。不仅如此,崔府君的崇拜活动也同样明显道教化了。南宋敕撰的《中兴显应观记》云:“真君崔姓,庙在磁州,旁为道观,河朔人奉之,五百余年矣。”换言之,即磁州的崔府君祖庙,与道观结合在一起,是一种道教化了的岳神信仰。这是对唐代崔府君信仰兴起的追溯,虽然已非一手记载,但宋世去唐未远,仍有较大可信度。

 

甚至正是在道教化的背景下,崔府君被纳入国家祭祀。北宋时期崔府君庙宇受到官方承认,背景是北宋通过庙宇“赐额”方式,大量吸纳民间信仰,使之合法化。仁宗时太常博士胡宿请修火祀云:“祥符中,交修大礼、拱揖诸神,虽偏方远国山林之祀,不出经据、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爵,增牲牢之品。”基于这种认识,崔府君也被纳入祀典。而宋代对诸神封赠、赐额的原则,可以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太常寺言:博士王古云,自今诸神祠加封,无爵号者赐庙额,己赐庙额者加封爵。……又欲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并从之。

 

“增神仙封号”既是将诸神道教化。楼钥《中兴显应观记》提到,崔府君“淳熙十年,改封真君”,即被视为道教神灵。这一过程并不突兀,崔府君信仰兴起的唐宋时代,正是北岳祭祀的高峰时段,唐玄宗从道教领袖司马承祯之说建立五岳真君祠,这一举措早已促进了岳神的道教化;宋代设立五岳观,统摄五岳帝王与五岳真君,道教与礼制中的五岳正礼合二为一。况且道教本来就崇拜五岳,《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之类经典中,与五岳有关的真人、真君为数甚夥。

 

宋代将淫祀合法化的一大方法,是道教化。换言之,很多过去的淫祀邪神,按照道教“仙话”的叙事结构,构建全新的出身故事。揭奚斯《重修崔府君庙记》云:“(崔府君)昼理阳,夜理阴。一日与杨叟奕 (弈)罢,见黄衣执符言曰:上帝命以玉珪、玉带、冠衣召赴五岳,卫兵百余人。拜毕,奏箫韶之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仙话故事。不过,崔府君出身故事重构的过程相当复杂:

 

唐宋时代,崔府君出身故事,逐渐与道教“三茅真君”中的“大茅君”茅盈相混淆,唐代成书的《集仙传》已有这种倾向。根据元代茅山道士刘大彬编修《茅山志》所收《三神纪》,茅盈少年学道于北岳恒山,功成受封“司命东岳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无独有偶,其师弟李翼,修炼成功“入西岳去”,也受封“西岳副司命”。案崔府君本是北岳神,作为冥府判官,他也经常被称为“司命”,例如《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即称崔府君为“司命君”,泰山东岳庙供奉崔府君,也称“司命司”。可见,崔府君与大茅君的形象是相当接近的。甚至揭奚斯《重修崔府君庙记》中,崔府君成道升天的场面,也与茅盈、李翼师兄弟相近。

 

综上所述,通过唐宋两代积累,原本“泰山治鬼”的古老信仰,已经逐步转化为修炼成真的道教形象。民间的传说故事最终都要吸收进规条严谨的道教经典,成为制度化的宗教信仰。道藏中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写成于南宋,其中“地府大崔府君”被安置于左列第三班醮位,属于比较高级的神明,在酆都地府诸神体系中,地位高于地府诸司曹属诸大判官主者;放在五岳神明里,位次于北岳郁微洞渊无极黑帝真君。

 

部分海内外学者,例如吉田隆英认为,崔府君原为农神和土地神,两宋之交“泥马渡康王”传说兴起后,其地位提高,神职功能也得到扩展;高桥文治则认为,崔府君与东岳神发生联系,是在宋真宗予以封赠之后。凡此种种,都倒置了该信仰的发展过程。

 

三、崔府君信仰的兴衰与信仰中心转移

 

推究崔府君信仰发展的过程,可以发现:唐代流行的狐仙志怪传奇,与门第观念相结合,演化出崔府君的基本形象。北岳的地缘环境,又让该信仰形成“护国”的神职功能。这一神职,在两宋之交特别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中,受到宋朝利用,发挥了“神道设教”的作用。崔府君信仰也因此受到南宋政权提倡,并摆脱地域限制,发展为全国性信仰。但是,断离北岳属性也令该信仰失去依托,在元明逐渐衰落。

 

(一)早期的崔府君形象的文化起源

 

《广异记》的“长孙无忌”条是一个“崔参军”擒捉狐妖的故事,因此收录于《太平广记》的“狐”类中。此类的故事还有同出于《广异记》的“李苌”条。然而,《广异记》中还有一个相反的故事,即“韦明府”条。案“长孙无忌”条,天狐纠缠美女,因而被崔参军降服;而韦明府”条,崔参军本身乃是魅娶韦氏淑女的天狐。此外,与“韦明府”条类似的,还有同书“李氏”条,该条亦有妖狐求娶韦氏淑女。虽然“李氏”条中没有提及“崔参军”,但这个故事里妖狐自言“入嵩岳学道”,也关涉到五岳信仰。

 

有趣的是,唐代有关“崔参军”的故事,全都与狐妖有关。《广异记》这一组故事,应当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现象。该书特别热衷于讲述狐妖,是《太平广记》“狐”类最主要的故事来源。这些狐妖故事,又主要发生在河北中部,及山西地区,也就是靠近北岳恒山、崔府君信仰的源头区。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些故事与同一时期、产生于同一地区的民间淫祀崔府君信仰,存在某种联系。

 

这种联系有助于说明崔府君神名的起源。在《广异记》中,狐妖与美女最常见的两个姓氏,分别是崔、韦,其次则为李氏。显然,这几个姓氏都是唐代著名的高门。其原因在于狐仙志怪传奇往往讲述婚恋故事,而唐人的婚姻最重视门第,希望托婚高门。在这种观念下,唐代门第最高的崔姓,当然成为首选。案《唐太宗入冥记》中的崔判官名“崔子玉”,恰好是汉代“博陵崔氏”名人崔瑗的姓字。很难认为这是一种巧合。参证以白居易为某崔氏官员写作的一篇《唐故湖州长城县令、赠户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铭并序》,文中开头就首先提到传主崔某为“古太岳胤也,今博陵人也”,而这两点,恰是神灵信仰“崔府君”的两个文化特征。

 

总之,崔府君之名被附会于“崔瑗”或“崔子玉”,是唐代门第观念下的结果。“古太岳胤”和“今博陵人”,分别满足崔府君山岳神的属性,和婚恋故事对门第的追求。而“崔瑗”或“崔子玉”两个名字,也是宋代以前关于崔府君神名的主要说法。元明以后,“崔珏”说取代“崔瑗”说占了绝对优势,这首先是因为门第观念不复存在;其次,也是因为历史上唐代诗人崔珏的籍贯,恰为崔府君信仰流传的核心地区。此外“珏”字又和“子玉”含义接近,所以受到附会。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崔元靖”说。此名见于部分明清文献,似乎时代较晚,但亦不能排除此名源出某种早期文献的可能性。唐代有崔元综其人,名氏与崔元靖相近,而志怪小说《定命录》又恰好记述了一个关于崔元综娶妻韦氏的故事。崔、韦结亲,既与《广异记》中的系列故事接近,同时崔元综在故事中的职衔又是益州参军,所以他也可以称为“崔参军”。至于益州地名,又恰与《朝野佥载》中崔府君的原型被授官“蜀道一丞”的记载相合。以上种种,可能都只是巧合,也可能“崔元靖”确实是由“崔元综”演化而来。

 

(二)信仰中心转移的历史背景

 

在崔府君出身故事中,异说纷纭的还有崔府君的籍贯问题。这个问题背后,关系到崔府君信仰的流行地区。

 

崔府君信仰流行早期,主要分布在北岳周边,即河北中部、毗邻山西的太行山区。例如其最大的信仰中心,“庙在磁州”。相应地,崔府君出身故事,也主要与太行山东西两侧地区相关,即所谓“惠存磁邑,恩结蒲人”。但是,虽然太行两侧均应视为起源地,但东侧的磁州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北岳恒山位于太行山脉东侧。山西地区奉祀崔府君,其从神有“武安神”之称,武安是磁州辖下一县,毗邻滏阳,这可能是对崔府君信仰由河北传入山西的追溯。换言之,崔府君是北岳神在磁州的一个地域性的分化形象,崔府君籍贯磁州、相州、滏阳、武安的说法,都是本此而来。这一地区首要的地缘特点,是地处山西、河北之间的交通要道,“路通秦晋”,地势险要、商旅发达。郜俊斌《宋以降崔府君信仰的塑造、传播及与本土化》、牛敬飞《五岳祭祀演变考论》分别绘制过崔府君祠庙及北岳行祠在这一地区的分布图,崔府君信仰自北宋时期首先传入山西的潞泽地区,而后向山西其他地区,沿商路传播。

 

逮至两宋之交,崔府君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被抬高,同时信仰中心的南迁至临安,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对此考辨甚详。要之,磁州系河北军事重镇,这里控制晋冀豫三省交通,且为北方王朝与北宋首都开封之间仅有的一道天然屏障。抗金名将宗泽留守磁州,为了凝聚军心,经常祭祀崔府君,祈求保佑。此后宋高宗又进一步借此构建“泥马渡康王”的传说,以崔府君信仰神化其政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盖建炎之初,流离溃败,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即指此而言。

 

实际上,以山川之神的名义来鼓舞士气,因此对山川之神加以封赠,在宋高宗建炎、绍兴年间颇为常见,崔府君一事并非孤例。很多将领都会采取类似做法,而高宗也会默契地予以认可,例如湖北的《富池昭勇庙记》记载,“以王为昭毅武惠显灵王者,建炎四年,以阴兵镇金人,御营使刘光世以状闻,太上皇帝锡之也”。但崔府君的情况有其特殊之处:该神封号中长期带有“护国”字样,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正统帝王的保护神。《唐太宗入冥记》中,崔判官就辅助太宗顺利还阳,并为太宗延寿;相传该神又曾保佑过唐玄宗,揭奚斯《重修崔府君庙记》云:“安禄山叛,上梦府君见曰:驾弗别往,禄山必灭矣。”在南宋,这一帝王保护神的的职能受到强调,南宋高宗、孝宗相继借其神名宣扬皇位神授。经过皇室提倡,信仰中心南移临安。

 

信仰中心的南迁,导致崔府君与北岳的联系断裂,进而带来崔府君籍贯的种种异说:

 

北岳恒山位于河北曲阳,而同在河北,尚有“下曲阳”之地。上、下曲阳很容易相互混淆,故凡云崔府君籍贯晋州或祁州,都是这个原因。唐宋时期,信仰中心磁州与祁州、相州紧邻,同隶河北重镇真定府,毗邻太行山区。崔府君的籍贯被系于以上地名,大致都指代同一地区,与北岳关系密切。

 

然而随着北岳山神属性被人遗忘,异说逐渐流行。祁州下辖鼓城县,今磁州亦有鼓城镇,即磁州窑窑口所在。明代以后,崔府君一般被表述为“祁州鼔城人”。在某些明代文献中,又讹为同音的江西蕲州;鼔城形近讹为彭城,所以明代书商攒杂的《列仙全传》,竟尔误为并不存在的“蕲州彭城”。

 

另外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明洪武年间,在崔府君传统的信仰中心磁州,“武安和村镇西北二里许”,发现一处所谓的“崔府君墓”,乡贤纪杰因此综合各种材料,撰写了一篇《崔府君墓碑》。其中提到崔府君临终遗言:“葬吾于鼓山之侧。”鼓山是邯郸武安的名胜,又名神钲山,山顶曾有石鼓二枚,相传鼔鸣则有战争。刘邵《赵都赋》曰“神钲发声”;左思《魏都赋》曰“神钲迢递于高峦,灵响时惊于四表”:二者都指此为言。颇疑所谓崔府君为“鼔城”人,其实即指鼓山,它是磁州一代最重要的名山,适合崔府君作为北岳神分化的身份。

 

这一时段,关于崔府君籍贯的其他说法,大多仅存孤例,难于辨析。只有“卫辉”一说,较有影响。东汉崔瑗任汲县令,唐代崔珏曾任淇县令,前者就在卫辉,而后者也临近卫辉,估计“卫辉”说即因此而来。元代中期,河南汲县(卫辉)、淇县、辉县、新乡一带,相继修建了供奉“唐卫县令崔珏”的崔府君庙。这一地区是太行山南段的末梢,故而崔府君代表的山岳文化在此仍有较大影响力。

 

最后,明代已有迁北岳之祀于山西的议论,清代北岳正式迁为山西浑源,因此崔府君籍贯“山西长子”说大为流行。今日崔府君信仰主要分布于山西东南部和河北南部,即太行山东溪两麓,其他地区仅存个别孑遗。而山西长子县,则“吾州遗风,崇尚乡社,社有神祠,遇水旱螟孽疠疫之灾致祷焉”。显然,崔府君信仰已在当地本土地域化、社神化。

 

以人类学方法分析,也可以发现太行山区中南部的民俗活动影响了崔府君的神迹故事。在河北中南部与河南北部,有一种名为“送羊”的习俗,即外祖、舅父向外甥馈赠面蒸的羊形食品。该习俗亦称为“送羊节”,流行区域与崔府君信仰起源区高度重合,以河北磁县最为知名,北抵河北中部的灵寿、晋州等山区县市,南达河南辉县、卫辉等南太行县市。“送羊节”的时间,各地有所不同,早至农历五月十三,晚至农历七月十五,大多为当地夏季麦收之后,可能是一个“荐新”性质的农业节日。例如河北成安县等地的“送羊节”定于七月初一,可能既从《礼记·檀弓上》的“有荐新,如朔奠”发展而来。但在河南卫辉等地,“送羊节”为农历六月初六,即宋代《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已有记载的“崔府君生日”。

 

这种联系并非偶然。南宋孝宗乃高宗继嗣,在他登基之后,曾宣扬所谓“拥羊之符”:

 

孝宗母张氏,梦崔府君拥一羊,丁未生孝宗于秀州,小名羊。高宗选养宫内,赐名瑗,适与崔府君同名。(《埤雅广要》)

 

本则传说也见于《宋史·孝宗本纪》、董嗣杲《西湖百咏》卷下等文献,它很可能是由“送羊节”的荐新习俗转化而来。盖因宋高宗曾借崔府君宣扬其君权神授,并为此编造过“泥马渡康王”的著名传说。而孝宗作为高宗收养的继承人,其地位正统性的最佳证据,莫过于他的皇位同样来自崔府君神授。经由南宋两代皇帝提倡,崔府君的地位大大提高。

 

然而元明以后,政治环境变化,崔府君信仰由盛而衰。《元史》卷192《观音奴传》叙述一则故事:某人盗窃牲口,并栽赃他人,负责审案的清官观音奴令嫌犯到崔府君庙祈祷,希望神明辨别是非,不料真凶贿赂巫师,嘱使崔府君徇私舞弊。最终真相大白,观音奴因此下令拆毁崔府君神庙。作为南宋皇室的保护神,或许易代后崔府君不受战胜者欢迎;再者,元代全真派成为道教主流,该派主要崇拜八仙等一系列神灵,而崔府君不与其列,其信仰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在古代社会环境下,崔府君信仰由民间而庙堂,复由极盛而中落的发展过程,很难找到直接而完整的文献记载。但是,通过综合分析来自宗教、文学等领域的零散史料,并辅以民俗资料,还是可以梳理出该信仰由五岳崇拜衍生、流变的基本轨迹。

 

《宗教学研究》2023年第2

 中原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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