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03年8月13—17日在芬兰的拉鲁兰举行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第一次广泛地把中国学术界的代表和中国基督教会的神学家们邀请到同一个论坛来探讨神学问题。

本次学术会议的目标是促进学术和神学的思考，探讨在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及社会处境中基督教的形成。我们的目的，也是要促进中国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专家、中国教会神学家以及北欧和其他的神学家之间进行神学讨论。

我们非常高兴，中国学术界基督教研究的领袖学者及中国教会的一些领袖神学家为本次会议和我们手中的这本论文集作出了贡献。很长时间以来，双方都觉得有必要进行这种类型的学术（academia）和教会（ecclesia）之间的相遇。

会议中的所有学术报告都是由中国的学者和神学家做出的。北欧和其他地区的学者对这些报告作出了回应。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又邀请了一些中国的学者和神学家撰写论文来填补空白的主题。本次会议的组织者是北欧差传及宗教合一普世研究学院（NIME：Nordic Institute for Missionary and Ecumenical Research）、赫尔辛基大学系统神学系（University of Helsinki，Faculty of Theology，Department of Systematic Theology）和芬兰基督教文化协会（Union for Christian Culture，Finland）。出资方为芬兰科学院（Academy of Fin land)。

一、  迈向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每天我们都能听到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经历看让人无法预测的经济发展；很多社会、文化及其他的改变正在快速地发生着。根据很多领域的专家们的分析，正在改变着的中国将会在世界扮演着影响日益增大的角色。未来是属于中国和中国人的。

正如中国—北欧学术会议指出的那样，正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大变化，是当代中国的“新的文化体系的改变”。信仰、伦理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都正处在一个重新形成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价值和道德体系遇到了新的挑战，而传统的中国信仰和道德以及很多新的思想意识正在逐渐填补信仰上的空白之处。

儒家道德和复杂的民间宗教现象，常常与传统的道家思想的因素紧密联系，而它们正在复兴之中。从人数的增长上来说，中国的所有宗教都在发展，但基督教信徒的增长最快。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在中国价值和道德的重新构成中，督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力。

很多中国学者都担心，市场经济会如何可怕地损害现代中国，因为它会使很多穷人无人照顾。对金钱和个人主义的持续追求，增加了对社会中最弱群体的不关心。为了纠正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为了迎战全球化的影响而加强中国文化的认同，现代的新儒家学者们正在努力通过恢复来源于儒家的中国文化精神以唤醒中国人的灵魂。

其他的学者们则认为，中国应该尽量地开放自己以发展成为一个多元的文化去吸收来自各个方面的知识传统，如儒家、道家、佛教、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追求共同的人性和道德，能够促进社会公义和社会和平。普通公认的一件事情是，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真正根源；所以，任何文化更新都是与宗教和精神相联系的。

二、需要一种精神文化

很多中国学者都相信，在现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中，儒家和基督教都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伦理学领域儒家和基督教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询问相同的道德问题，而且“仁的道德伦理”和“爱的宗教伦理”相差并不是很大。儒家和基督教都强调被造本性中的内在之善，尽管二者关于罪恶对这个本性的损害程度有非常不同的理解。

通过手中的这本会议论文集，我们会发现一些暗示，那就是说，儒家和基督教文化系统从可以进行双方都受益的合作的：一方面，以人文为本的儒家需要基督教的宗教生机：儒家自己无法满足人们的深层宗教需求，比如说，无法回答什么局绝对真理，什么是存在的意义以及什么是我们的最终命运。另一方面，除非跟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化相适应，基督教无法在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的宗教。为了深深地处境化，中国的基督徒需要尊重传统的中国文化及其思维方式和民俗习惯以及政权机构。

本次学术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在现代中国需要一个“精神文化”。为了客观、有约束力和有促动力，任何道德或伦理体系似平都需要跟宗教或精神境界有联系，或者说，要与“神圣”相关。跟“超越”相连的伦理体系能够增加该体系的普世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对绝对超越的善的理想能为道德的进步提供基础。一个伦理体系的真正有效性，不可能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协约，它需要跟某些超人的价值和善相关，或跟生活的最终价值相联系。也就是说，在世俗和神圣的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统一。

更重要的是，跟宗教或精神的联系是道德得以实践出来的必要前提：很显然，人类生存的软弱境况是，人常常不去遵行他们所知道的属于真理的道德规则，他们需要某种其他的动力和能力去把善而正确的事情做出来。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道德体系，他们似于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才能使道德生活变成真实的？或说。“怎样才能保持属天的水平”？这个永久的问题，也同样是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三、中国教会与现代社会及古老文化的相遇

中国的基督教会现在是历史上发展快的，但她面临着一些挑战。第一，如何把基督教的信息和生活仍然强烈地受到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影响的中国语境相适应。第二，如何把基督教跟现代中国社会相适应，因为现代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第三，中国的民间宗教已经在一些地方使基督教变成了异端，教会如何面对如此的影响，也已经成了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本书所示，很多传统宗教跟精神生活的概念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很多中国基督徒真实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注意到了与否，基督教跟中国文化这两大精神传统的相遇正在发生。

在本次会议中，我们没有花费很多的精力去探讨中国教会发展的原因，但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空虚显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关注点是文化的相遇和处境化问题：即如何使基督教的教导适应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现在，中国教会正在进行“神学思想建设”，以努力处理这些问题，而这一建设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本书也为这一神学思想建设的过程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

到目前为止，神学思想建设主要处理的问题是，基督徒应该如何理解自己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忠心成员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在未来的分析中，更多的精力可能会放在基督教跟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关系上。这个问题跟基督教信仰与全球化现代性在中国的影响一样，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另一个很好的目标，是拓宽相对狭隘的传统中国基督教神学。中国基督教会的大部分传统神学和精神，都是追随强调个人得救的西方传教士的神学途径。现在，中国的神学家们在努力探求中国式的圣经诠释方法。新的神学思想建设正在把神学的范围扩展到创造神学、神学人类学、神学伦理学、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责任，等等，现在比较强调上帝创造中的良善。像其他的主题一样，这个神学现点在世界的很多其他教会也在受到更多的重视。

而且，中国教会现在对妇女在神学和教会中的地位更加关注了。在信徒的大多数为女性的教会，如此的重视是一个进步。同样，穷人的问题也受到了关注：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贫穷之人积极地涌人教会。一个贫穷的中国妇女的神学和精神会是怎样的呢？

从本次会议的论文中，我们也许会注意列，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日标不是要改变基督教信仰的真理。表达在普世信经中的圣经信仰仍然是健康的基督教神学的根基。信仰的基础是不改变的，但神学思考是而且应该随着环境而进行调整。在中国，这表现为，要关注仍然发生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和适应日益进步的中国现代文化。在现代世界的所有神学中，关于文化相遇跟处境化的讨论都是最热的话题，因为基督教已经日益变成了一个“非西方”的宗教。

四、基督教与中国其他宗教的相遇

所谓的“宗教神学”（theology of religions）是全球化神学研究和思考中的一种新的潮流。宗教神学指的是从基督教的现点来分析和理解其他的宗教传统和现象。宗教神学中使用的是对话的方法。如此的对话有两个基本目的：第一，为了更好更深地理解双方的真正宗教和精神信仰；第二，为了在共同的伦理基础上进行讨论并共同把这些伦理问题付诸实践。

显然，在伦理范畴要比在宗教范畴本身更容易获得相互理解， 因为在后一方面，双方的认同总只是部分性的。总之，对话会加强各种宗教团体在所有层面的和平共处。这最终会促进世界的和平及全球性人类社会的发展。

本书中的部分论文，就努力在基督教跟中国的其他宗教之间寻 求建设性的对话方式。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类的对话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但愿中国神学的进一步发展能为对话和宗教神学带来新的动力和资源。如此对话的重要性，还是因为民间宗教（特别是在乡村），总是在影响着中国基督教的形成。其实，在某些地方，借着自我表现强烈而感染性强的领袖以及对奇迹、梦境和异象的追求，民间宗教已经渗透了教会生活。

五、日益增加的宗教和神学教育需求

我们也谈到了中国的宗教教育问题。最近几年来，中国一些重要的大学已经在宗教研究领域开始了新的教学和科研的项目。学术界对宗教研究的兴趣似手正在中国各地蔓延着，但比较低的教育机构对宗教仍然缺乏必要的了解。为了使年轻人有能力区别什么是确立的宗教、什么是彻底的迷信、什么是宗教操纵或邪教，如果能在中国教育系统所有层次的教育机构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宗教教育，将会是非常有益的。

至于神学教育，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基督教会特别缺乏牧师。在某些地方有数万的信徒，却连一个受过训练的事奉人员都没有。能胜任的教导和领导，对于培养和指导精神上饥饿的羊群来说，非常有需要；否则，非理性的异端和伤害性的分裂就会侵蚀教会。

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在数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上都有很强的需求。在信徒大量增加的农村地区，神学教育的数量增多有非常大的需求；而在大城市则对神学的质量特别是讲道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因为那里有很多生活状况比较好的人们对基督教信仰越来越感兴趣。

本次中国北欧学术会议也提出了一个急迫的希望：为了促进神学教育的发展，在中国的神学院跟社会的大学之间可否增加更多的合作呢？甚至在未来有否可能由教会和某些大学来共同建立一些学术上高水平的神学院系呢？

中国的政府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宗教对社会是没有害处的；其实相反，宗教是极大的道德力量，为教育人们趋向善良和正确提供了极大的潜能。中国的基督徒从自己的角度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健康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伦理和宗教的观点来者，中国很显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十几亿的人正在寻求新的方向去理解他们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本论文集中的论文和回应文章并不代表主编的观点，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我们真诚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本书出版的陈彪先生，他以优秀面高效的技巧参与了本书的编辑，为其完善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