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年，已经阔别我们近一个世纪的梁启超却仿佛从未远去，著名作家、记者曹聚仁曾说：“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如今看来梁启超的影响又何止半个世纪。他的思想光辉从未曾褪去，那些振聋发聩的疾呼，更是久久在我们耳畔回响。

梁启超的形象是常变易的，似乎贸然用任何词概括他的一生，都不如“多变”来得恰当，而这正是他不停奔走，拒绝“躺平”的一生。

他是旧式读书人，是保皇派，是变革者，是教育家，是小说家……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见解他都经历过数次的探索和彷徨。

1913年10月10日，各级议员与各国使节觐见合影，第三排右二为梁启超。

他二十几岁时就在《变法通议》中指出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势相迫，非可阏制”，万变不离其宗，他真正希望的始终是呼唤一个少年中国。

梁启超的一生是新旧冲突、中西交融的一生，他终其一生所回答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在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和压力之下，如何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对之进行现代化转化。

中国充沛的文化传统正如一间药铺，梁启超是那个写药方的人。王阳明思想给了他答案，他曾说“救时良药未有切于是者”（指阳明学）。

他心心念念的“少年中国”，也可以从王阳明上窥见端倪，阳明代表着理学洒落的一脉，不守陈规、行重于言、不拘私欲……这些都是彼时僵化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少年气。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成为维新运动期间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最重要的思想阵地。

北大社推出“梁启超经典讲读系列”，从梁启超论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相关著述和演讲中精选相关内容汇编而成，初辑三种，分别为《先秦诸子七讲》《儒家哲学七讲》与《阳明心学七讲》。

今天，让我们首先走近《阳明心学七讲》，借梁启超之眼透视王阳明，从王阳明上身上领会何以“少年中国”。

一、青年人的苦痛，王阳明能懂得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前途未卜，而“顶好的学生天天以‘吃书’为业”，次一点的“在学校里养成空腹高心的习惯，与社会实情格格不入”。毕业生们最终成为一个个书呆子和高等无业游民，对于社会的改变与推进毫无作用。

梁启超指出，脱离实际不求致用的教育，就是青年人痛苦的根源，改变这一切唯一的救济法门便在于“知行合一”。

在我们看来，“知行合一”平平无奇，简直是路人皆知的话。而梁启超则认为，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口号，因为它语句简单、意义明确、内容丰富、刺激力强大、法门直捷。

他指出，“知行合一”望过去似乎很简单，然而含义极其复杂而深邃。这是王阳明在龙场三年，劳苦患难、九死一生之后发明的道理。

王阳明首先提出知行不能分开，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要未知”。他认为凡人有某种感觉，同时便起某种反应，反应便是一种行为，感觉反应，同时而生，不能分出先后。

紧接着王阳明又论证知与行的相互依存，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最后王阳明得出结论“知行原是两个字一个工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便是知”。

正是从“知行合一”这四字真诀出发，梁启超大声质问学校里贩卖知识的先生们和购买智识的学生们，指出他们卖的买的都是假货，因为不曾应用的智识绝对算不了知识，可谓振聋发聩。

这一点和鲁迅先生对于导师的质疑如出一辙，“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导师》）。

那么青年人该怎么办？仍旧是这四个字，在梁启超看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实行起来便迫使智识也跟着来了——这便是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只有真知真行起来才能“方知我是我”。

“竹林七贤”图，1896年9月25日（农历8月19日），上海光绘楼摄。（后排左起）汪康年、孙宝瑄、宋恕、谭嗣同，（前排左起）梁启超、胡庸、吴嘉瑞。

二、成年人的自我修养，就在这三字

困顿与不顺是创造一番事业所必经的，而成年人的自我修养便体现在其中，那些常见的解脱之法如求神拜佛、星座运势、墨守成规……梁启超归结为宗教的、玄学的、礼法的，然而在他看来这三方面都有所弊端。

宗教的方法弊端在于完全靠他力，自己的觉性受到他力压制，不能自由发展。人们以为只需信仰基督、口念“阿弥陀佛”便可以洗净罪尤、解脱身心，而不去做一些切实的工夫。

玄学的方法弊端在于离万事万物过远，仿佛一种把哲理作材料的高等益智娱乐游戏，人们醉心于空中楼阁、虚无缥缈的哲学意境中，全然忘却了对现实的改造。

而礼法的方法弊端则在于形式化与琐碎化，只可做到形貌恭敬，而难以知晓其内心思想。

以上三种，都不是良好的方法，梁启超认为最稳当、最便捷、最易收效果的修养方法就是阳明心学，其关窍又可以归结为三个字“致良知”，析言之又有“重实验”“非功利”“要自由”三层。

(一）重实验

“致良知”并非全然停留在主观的层面，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他强调凡一言一动都要能把自己的良心运用到上面去。一件事应不应当做需要叩问内心的良知，而事情该如何做则要从客观实际着手。

（二）非功利

陆王反对在实践时以自己个人为本位的毁誉、得失、利害等物为出发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有正本清源再作学问，才能取得对社会国家有益的结果。

梁启超认为，若一个人不澄清源头，专为自己打算，读书多固坏，才具大更坏，为恶的本领也就越大。他以当时的军阀为例，斥责他们为一己私欲丝毫不惮于祸乱国家与百姓。

（三）要自由

单看“非功利”，似乎“致良知”所强调的全在于为人。其实不然，这恰恰是为了自己求得绝对的自由。若要将自己的精神从自己的躯壳中解放出来，不作自己的奴隶，不受环境的压迫，得到大自在、大安乐，便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王阳明早年提出“知行合一”，晚年却更爱说“致良知”，这并不是口号的变更，不是说提了“致良知”就放弃“知行合一”了，而是当青年人从空想迈入实践之途，便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应该知什么、行什么？

一切行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人们不再需要沉湎于“为什么”“毁誉得失”与“有无价值”的泥沼中不断内耗，只需依循内心良知的指引，便可完成自我的修养。

鲁迅先生曾在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撰文反驳了对抗日前途的悲观论调以及指责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言论，然而也批判了那种选择“他信”而自欺的行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梁启超对“致良知”的解读可谓遥相呼应，在他看来良知之教给人以“自信之力和鉴别之识”，一方面帮助个体充分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从而“一切小小利害，风吹草动，曾不足以芥蒂于其胸”。

另一方面，未必阅历多则见识必增，也可能日渐世故而充耳不闻，“致良知”之法正是遇事不能应时，返归本源苦练心法。

三、无时无处不以立志为事

上节所述是致良知的工夫，但是，对于不能致良知的人，如何才会致起来呢？王阳明认为最要紧的是立志，“要志在必为圣人”。

“必为圣人”似乎是遥不可及的大话，而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为了说得清楚明白，阳明拿人人都熟悉的金子的成色做了个极巧妙的譬喻。

纯金和足金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成色足而没有铜铅等杂质。“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这是依据质地而言，而无关才力的大小，圣人的才力有大小不同，就像金子的也有分量轻重之别。

“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有九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青年人们无需因忧心自己才力不足而放弃“必为圣人”之志，纵使够不上做一万斤重的一等圣人，最少也可以做一两重一钱重一分重乃至一厘重的第九十九等圣人。

青年人修炼自己的“圣人之心”也正如炼金时锻造金的成色，需要不断的捶打以剔除杂质，人人都有能知是非的心，只要就知之所及行那“是”的心不行那“非”的心，不让一己私欲操控自身的行为，人人便都能做成圣人，并没有其他什么艰深困难的步骤。

梁启超忧虑“致良知”与“志在必为圣人”被青年人们误解，而始终停留在“心”的工夫上，最终却忘了“行”，恰如王学末流堕入空寂为后世诟病，于是再三强调要用“知行合一”来补“致良知”。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善当为而不为，知恶当去而不去，均是欺良知。所谓致良知之学，非徒知良知之原理，更要知良知之应用，独善其身不为“致”，“救世变者”方为“行”。

空想劳心而误国，实干才能自洽并改变，王阳明已逝去半个千年，梁启超也离开了快一个世纪，我们的处境与他们已然完全不同，但这种选择实干、投身进步的精神与态度却永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