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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洛桑条约》与土耳其境内希腊裔问题的形成
发布时间: 2024/5/31日    【字体:
作者:解芳
关键词:  《洛桑条约》 土耳其 希腊裔  
 


近年来,土耳其和希腊因爱琴海和东地中海海域的资源、难民问题不断发生冲突,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2020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著名的圣索菲亚博物馆改为清真寺,也激起了希腊方面的强烈反对。两国为对方境内的少数派争取权利,在经济、教育和宗教方面不断产生纠葛。迄今为止,两国仍将《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作为维护少数派权利的“盾牌”。梳理和分析洛桑会议和土希关于土耳其境内希腊裔问题,是理解当今土希争端和土耳其宗教少数派问题的重要途径。

 

现代土希围绕《洛桑条约》发生的龃龉可以映射出现代土耳其的建立是一个国际性事件,其中某些问题常常溢出民族国家的边界,应将《洛桑条约》置于国际关系史的范畴加以考量。作为土耳其的宗教少数派,土耳其境内希腊裔自然是与希腊邻国关系密切的跨界民族。因此,土耳其境内希腊裔的处境受土希关系的深刻影响。关于土耳其的希腊裔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角度解释土耳其的非穆斯林少数派问题,对土希之间的博弈及其对土耳其境内希腊裔的影响关注较少。国外学者针对《洛桑条约》、土希关系和土耳其境内希腊裔问题进行了探究,但由于作者立场不同,观点有时不够客观。有学者将人口交换政策的提出归责于土耳其一方,希腊则处于被动接受一方。这倾向于批评土耳其民族主义,而忽视希腊民族主义所引发的后果。汤因比则指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欧洲与亚洲、文明与野蛮是三种错误的对照,这种文化偏见会阻碍对土希关系的客观理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实施的少数派保护政策大多数为保留少数群体,并保障其合法权益。但是,土耳其和希腊实施了强制性的人口交换。换句话说,两国的少数派问题通过消灭少数派本身的权宜之计来解决。此措施的重要渊源是土耳其人留有长期以来处理少数派问题的历史遗产,即米勒特制度。米勒特制度使希腊人保持了自身的语言、宗教等文化特点。希腊人接触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后,其民族独立意识却逐渐觉醒,并在英法俄的帮助下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希腊国家。“伟大理想”(Megali Idea)主导了希腊的对外扩张政策,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间也因此战争频发。这种强烈的敌对情绪促使土耳其和希腊采取较为极端的民族政策。尽管如此,人口交换政策背后仍存在土希两国对彼此少数派的妥协。土希在洛桑会议上如何由针锋相对到相互妥协,洛桑会议又遗留有哪些民族问题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一、 洛桑会议和土希围绕《人口交换协议》的谈判

 

1922年10月11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带领土耳其赢得了第二次希土战争的胜利。奥斯曼帝制成为历史,协约国和土耳其在洛桑会议上将谈判焦点聚焦于奥斯曼帝国的遗产。1922年11月20日,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协约国和土耳其在瑞士洛桑召开和会,美国派观察员出席。土耳其外交部长伊斯梅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卫生和公共援助部长里扎·努尔(Riza Nur)以及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Ελευθέριος Βενιζέλος)等出席了该会议。会议讨论了土耳其领土、外债、土耳其海峡、土希人口交换和土耳其宗教少数派等问题。涉及土耳其境内希腊裔内容的主要为土希人口交换的范围、方式问题和土耳其宗教少数派权利保障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谈判在会议第一阶段进行。

 

土耳其和希腊均赞同人口交换措施。1922年秋,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弗里德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受国际联盟的委托,解决希腊和小亚细亚的难民救助问题。南森写信给土耳其政府驻伊斯坦布尔外交代表哈米德·贝伊(Hamid Bey),希望其处理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人口交换的问题。南森在等待回复期间前往雅典,希腊政府告知南森,希望就互换人口达成协议。于是,南森前往伊斯坦布尔,征求土耳其的意见。10月22日,凯末尔发来电报,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人口交换,但此事需与政府一起讨论。10月31日,土耳其政府授权哈米德·贝伊与南森举行了一次会谈,并表明自身态度,在强制交换全部人口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谈判,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也不例外。南森对此决断表示抗议,需请哈米德·贝伊与土耳其政府商讨是否可以采取自愿移民的形式,却一直没有收到答复。希腊政府则在11月2日表示:“无法考虑将君士坦丁堡庞大的希腊人口纳入希腊,也无法承认土耳其驱逐他们的原则”。

 

土希两国同意实施人口交换是建立在人口迁移事实基础上的。在第二次希土战争中,土耳其部分东正教徒支持希腊。他们担心遭到土耳其的报复,于是选择在战争结束后迁往希腊。土耳其的暴行也加速了其境内希腊东正教徒的移民进程。到1922年夏季,绝大部分居住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的希腊东正教徒,包括士麦那的富裕希腊东正教徒都纷纷离开了土耳其。同时,希腊驱逐了一部分穆斯林出境。这是因为希腊政府迫切需要穆斯林的房屋来安置难民。担任《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汤因比在第二次希土战争期间预见了人口交换的可能性。他认为在处理土耳其和希腊民族问题上有三种可行性方法:一是承认各少数派移民的事实,二是遣返各少数派,三是在安纳托利亚为希腊裔划分一块保护区域。显然,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处理土希民族问题上选择了第三种优化方案。

 

土耳其同意实施人口交换有其民族国家构建的考量。一般来说,民族主义运动以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统一为目标。希土战争结束后,土耳其获得独立。然而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民族与领土边界交错重叠。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土耳其需要消除民族差异,实现民族同质化。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大众传播和大规模移民是形成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的主要因素。其中,移民作为消除“他者”的工具在民族国家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土耳其也不再希望外国继续以保护基督徒的名义干涉国家内政。希腊同样有实现人口同质化的愿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希腊总理韦尼泽洛斯就曾筹划过人口交换的相关事宜,以解决两国关系问题,但一直没有执行。

 

土耳其和希腊对人口交换的决定达成了共识。显然,两国默认人口交换采用宗教的评判标准,而不考虑人民的意愿、语言和文化等其他因素。作为宗教少数派,希腊东正教徒会被土耳其统治者质疑其对国家的忠诚度。同样,宗教是形成希腊民族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信仰基督教成为了希腊公民身份的条件。希腊第一部宪法提到,信奉耶稣基督的希腊本土居民属于希腊人。即使后来种族因素被纳入了民族评判标准,希腊仍延续了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以信仰东正教作为希腊民族身份的主要标志。      

 

针对人口交换的范围和方式等具体问题,土耳其和希腊在洛桑会议的第一阶段中进行谈判。1922年12月1日,由洛桑会议主席、英国代表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侯爵主持的领土和军事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探讨了人口交换事项。南森以国际联盟难民事务代表的身份发表声明,明确指出人口交换倡议来自西方国家:

 

“我应君士坦丁堡四大国代表的邀请,尽力启动土耳其和希腊的谈判,以缔结一项交换少数民族的条约。鉴于四大国都相信这样的交换是可取的,人口交换应立即进行,而无须等待最终和平条约的签署。我会与两国政府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认为将近东人口分开有助于确保近东地区真正的和平,并且四大国也相信人口交换是应对人口流动影响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他还从经济角度强调了交换人口的紧迫性,认为土希两国可参照希腊和保加利亚人口交换案例订立条约,以及设立国际联盟参与的混合委员会。

 

希腊政府期盼伊斯坦布尔能继续保留希腊裔。土耳其外长伊诺努却避重就轻,要求希腊释放土耳其平民囚犯和战俘作为讨论人口问题的先决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议将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列入人口交换中。希腊总理韦尼泽洛斯回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该国已容纳不下再多的人口, 这样的驱逐将导致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灾难。为进一步协商人口交接事宜,土耳其、希腊和三个邀请国的各自代表组成了人口交换小组委员会,由意大利人担任主席,以解决平民人质、战俘和人口交换问题。土希很快在前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即同意交换对方平民人质和战俘,具体事宜还需继续商讨。   

 

在1922年12月12日到13日领土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13次和第14次会议上,希土在讨论少数派权利时再次涉及了人口交换问题。12月12日,土耳其坚持驱逐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寇松则以西色雷斯土耳其人的命运对其施加压力。直到12月13日,伊诺努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便同意保留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他随后在1月10日的领土和军事委员会上补充了例外情况:1918年10月30后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居住在1912年法律划定的伊斯坦布尔市辖区外的希腊裔、参加反土政治运动的希腊裔个人或团体。

 

土希首先在人口交换小组委员会上对人口交换方式展开了讨论。韦尼泽洛斯建议采取自愿原则,这意味着希腊东正教徒移民有权选择留居和返回土耳其。秉持强制交换之态的伊诺努指出希腊也曾有此意。韦尼泽洛斯则在领土和军事委员会第14次会议上反驳称强制性人口交换是由南森提出的。强制性人口交换表示政府无需经法律审查系统地驱逐少数群体,不承认其返回家园的权利。南森否定了这一说法,他只是强调需要初步解决人口交换的方式问题。最终,表面上宣称强制交换人口违背人权的协约国同意了此决策。寇松表示此时强制交换是最好的且不可避免的方法。韦尼泽洛斯渴望推进会议进程,不得已接受了强制交换人口。

 

土希人口交换谈判过程中还衍生出普世牧首区的存废问题。虽然该问题没有被列入最终的协定条款中,但也是土希人口交换中的关键问题之一。这源自普世牧首身份的特殊性。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普世牧首被政府承认为境内所有东正教的最高领袖。然而,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的蔓延,希腊获得独立,并于1833年宣布建立独立教会。普世牧首随后于1850年承认了希腊教会。原希腊地区的东正教教区本应脱离普世牧首的管辖,纳入希腊教会管辖内,但教会管辖权转移较为复杂,希腊很大一部分仍处于普世牧首的管辖之下。

 

针对希腊提出的伊斯坦布尔希腊裔免于交换的要求,土耳其表示应满足普世牧首区及其机构迁出首都的前提条件。这需要希腊接纳普世牧首区和同意土耳其为境内希腊裔建立新的自治教会制度。参会各国围绕普世牧首区的存废和职权范围展开争论。1922年12月16日,土耳其代表里扎·努尔声称普世牧首是土耳其化和世俗化政策的对立面,神职人员今后仅须负责宗教事务。因此,享有政治特权的普世牧首需被转移至境外。这样便可永久地取缔被视为希腊东正教中心的机构,遏制希腊人“伟大理想”的萌芽,从而打消希腊对伊斯坦布尔的占领野心。然而,土耳其的要求遭到英国和美国等协约国谈判代表的反对。法国代表则于12月22日的小组委员会上提出一项妥协建议:普世牧首区可以留在伊斯坦布尔,但不再拥有任何世俗事务方面的权威。希腊继续在12月26日的小组委员会上驳斥道,土耳其政权的更迭并不构成废除普世牧首区的理由,土耳其境内希腊裔的权利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依法和事实上都由普世牧首保护。              

 

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对普世牧首梅利提奥斯四世(Meletios IV)的反土民族主义活动极为反感。1923年1月4日,土耳其代表团建议普世牧首区可以迁移至阿索斯山,并在那里对东正教世界施加精神影响。

 

1923年1月10日的领土和军事委员会第20次会议继续讨论小组委员会未解决的普世牧首区问题。寇松对土耳其的要求表示震惊和不满。他重申了法国建议并着重强调了普世牧首区的精神作用,若撤走普世牧首区,整个文明世界的良知将遭到践踏。韦尼泽洛斯赞同寇松和法国的提议,维持普世牧首区,满足土耳其宗教机构无政治权的要求,并同样强调了普世牧首区的精神意义:

 

“普世牧首曾是伊斯坦布尔的大主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大主教经所有基督教会决定被提升为普世牧首。……如果普世牧首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希腊东正教社区将会失去其精神领袖。”

 

凯末尔在报刊上也表达了他对普世牧首区的看法:

 

“我们不能再将希腊牧首区留在我们的领土上。牧首区是一个充满恶作剧和背叛的场所。它在我们国家制造不和谐因素,损害我们基督徒同胞的福祉。有什么理由可以迫使我们将这个危险的机构留在土耳其?土耳其有什么义务在这片土地上为希腊牧首区提供避难所?这个机构难道不应该真正属于希腊吗?”

 

在土耳其看来,废除普世牧首区并未损害希腊裔宗教自由的权利,因为在讨论的保护少数派权利条款中未提及普世牧首,而仅仅是为证明伊斯坦布尔不再需要普世牧首。

 

经过激烈的辩论,委员会肯定了法国代表的建议,提出了最终解决方案。韦尼泽洛斯和伊诺努同意普世牧首区有条件地留在伊斯坦布尔。按照伊诺努的说法:“从现在开始,普世牧首将不再处理行政事务,并仅涉足宗教领域。前提是我们放弃了从伊斯坦布尔移除普世牧首区的提议。”委员会就此达成了口头协议。这意味着普世牧首地位仅由希腊裔少数派权利法来保障即拥有普通教会的权利,以满足希腊少数派的宗教需求。

 

1923年1月30日,韦尼泽洛斯和伊诺努签署了《洛桑条约》中关于土耳其境内希腊裔命运最重要的部分——《希腊和土耳其人口交换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Exchange of Greek and Turkish Populations,简称《人口交换协议》)。该协议规定,自1923年5月1日起,居住在土耳其领土上的希腊东正教徒将与居住在希腊领土上的穆斯林进行强制交换。未经土耳其政府或希腊政府授权,任何人不得返回以前居住的地方。《人口交换协议》特别免除了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东正教徒和西色雷斯的穆斯林的交换。所有在1918年10月30日之前抵达伊斯坦布尔并居住在1912年法律规定的市区范围内的希腊东正教徒,都应被视为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居民。他们也被称为“希腊裔土耳其人”(établis),即免于人口交换的希腊裔。根据《洛桑条约》的“政治条款”,土耳其还保留了对爱琴海东北部伊姆布罗斯岛(Imbros)和特内多斯岛(Tenedos)的主权,规定岛上的希腊东正教居民可以继续留下来。此外,土耳其和希腊还签订了有关归还平民人质和交换战俘的协定,两国根据对方政府名单归还平民人质,并交换同等数量的战俘。        

 

《人口交换协议》允许移民免费携带或装运其财产。针对移民留下的资产,地方当局应对其进行盘点和评估,由土希两国政府分别支付赔偿金。这些财产的价值由混合委员会(Mixed Commission)记录。根据协议第11条,设立混合委员会。混合委员会由希腊和土耳其各四名代表及国际联盟任命的三个中立国代表组成,负责清算交换人口的动产和不动产,并监督财产的评估和赔偿。1923 年 10 月 30 日,土耳其政府为尽快解决财产问题,成立了交换、建设和定居部(Ministry of Exchange, Construction and Settlement)。可是,由于缺乏交换人口废弃财产的精确数据,财产的评估和清算不能按照条约所设想的那样进行。

 

《人口交换协议》是土耳其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协约国博弈的结果。土耳其希望抑制希腊民族统一主义的蔓延。尽管两国签订了条约,但是条约又引发了相关问题,这为土希关系的再度紧张埋下了隐患。总而言之,土耳其和希腊在对等原则内处理少数群体问题,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异族居民问题,也为希腊穆斯林少数派地位和土耳其境内希腊裔少数派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土耳其境内希腊裔的权利保障问题

 

寇松将保护少数派问题与土希人口交换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当我们研究土希人口交换问题时,会发现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撤走全部人口,留下的人将是少数派,保护少数派的措施无疑须在适当时候讨论。寇松于1922年12月12日主持召开了领土和军事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各国开始重点讨论宗教少数派权利保障问题。寇松在会上提醒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团尊重和维护宗教少数派的权益。宗教少数派在他国的统治下生活较为艰难,特别是在涉及宗教和种族差异的情况下会面临更多挑战。寇松认为当宗教少数派处于弱势时,政府应为其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他总结道:

 

“我请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团认识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无论这个问题是以公平和合理的精神解决,还是以不同的精神解决,我们和他们都将受到审视。……我希望亚洲或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少数民族和欧洲的穆斯林都有权获得保护。”

 

寇松希望土希在少数派的罪犯赦免、兵役免除、人身自由和监督机构设置方面达成一致,并敦促土耳其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伊诺努却坚持本国立场,表示宗教少数派不应享有除本国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之外的权利。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大国以保护宗教少数派为借口干涉国家内政。其二,宗教少数派易受外部势力煽动争取自由,建立独立国家。伊诺努认为土耳其境内希腊裔问题容易受到国际联盟的影响。这是因为国际联盟法律规定成员国可就宗教少数派问题提出疑问。伊诺努在发言中提出土耳其代表团建议,即交换各自的少数派群体。他认为此举是摆脱外部势力干涉的“最激进和最人道的补救办法”,而希腊裔的权利应由土耳其的法律和政策来保障。          

 

当土耳其力图将希腊裔划归本国管理时,希腊却将保护希腊裔的权利视为国际问题。韦尼泽洛斯称,在保护少数派方面,土耳其不应享有逃避国际监督的特权。在讨论土希人口交换问题时,伊诺努反对建立专门处理少数派问题的委员会,担心此委员会被用作干涉内政的工具,坚持认为宗教少数派享有土耳其公民权利的唯一条件是切断与他国的联系。韦尼泽洛斯驳斥伊诺努的观点,声称土耳其在执行保护宗教少数派的条款时,须按惯例接受国际联盟的监管。迫于压力,伊诺努于12月14日表明了和解的态度及维护和平的愿望,土耳其期待加入国际联盟,并根据欧洲各国接受的原则,承认非穆斯林少数派的权利。此外,土耳其接受了罪犯赦免的建议,承认少数派有行动自由和离开本国的权利,但无法免除少数派兵役。

 

希腊裔权利保障倡议来源于国际联盟保护少数派的传统。主体民族和少数派的紧张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因而保护少数派成为了战后重建工作的必要一环。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保护少数派权利的重要性,还提出建立世界和平的十四点计划。他在主持起草《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时提出了保障少数派享有与主体民族同等权利的想法。尽管该提议最终没有被列入盟约,但它为战后签署的少数派权利保护条约奠定了基础。

 

国际联盟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致力于构建集体安全机制,保证各国的和平与稳定,并力图解决各种争端。国际联盟建立了请愿机制,旨在监督中欧和东欧国家对少数派权利保护的实施情况。作为国际联盟的司法机构,常设国际法院有权就理事会提交给它的任何问题或争议提供咨询意见,其中就包括有关少数派纠纷的问题。因曾对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宣战,希腊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协约国在第二次希土战争中建议土耳其加入国际联盟,以保障土耳其的少数派权利。但是,土耳其意识到《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中国际联盟国家的虚伪性,直到1932年7月18日才加入国际联盟。

 

此外,在少数派划分标准问题上,土耳其和协约国持有不同的见解。欧洲国家采用种族、宗教和语言为标准划分少数派。按此标准划分的少数派不仅享有与主体民族平等权利,而且还享有受国际联盟保障的特殊权利,例如建造少数派学校和使用少数派的语言。但是土耳其国家只能接受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少数派。从历史上看,在土耳其从帝制走向共和制的转型时期,土耳其人的身份与宗教紧密相关,以至于超过了与语言的联系。土耳其认可的少数群体就是宗教少数派,即非穆斯林群体。土耳其的建议被会议采纳,即协约国承认的国际权利只授予非穆斯林。

 

协约国和土耳其最终均做出了妥协。1923年1月9日,协约国决定放宽对非穆斯林少数派的保护要求,并放弃在伊斯坦布尔设立国际联盟代表处的要求。协约国还强烈要求扩大赦免罪犯范围和废除非穆斯林少数派服兵役的规定,却遭到了土耳其的拒绝。经过多方商讨,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和希腊、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等国签订了《洛桑条约》。

 

《洛桑条约》第一部分“政治条款”中的“领土条款”将马里查河确定为土耳其和希腊的边界。希腊被迫将伊姆布罗斯岛和特内多斯岛归还给土耳其,放弃了对士麦那的要求。同时,希腊无法在两岛建立军事力量。《洛桑条约》还将伊姆布罗斯岛和特内多斯岛的希腊裔排除在人口交换之外;承诺“岛上的居民……在土耳其不再受到骚扰”,可由当地人组成特别行政组织,并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一支警察部队维持秩序。 然而,这两个岛的希腊裔仍受国内少数派政策的影响。    

 

土耳其境内希腊裔的权利受《洛桑条约》的保护。《洛桑条约》第一部分的第37条到第45条规定,保护非穆斯林少数派的权利。土耳其承认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的族裔为非穆斯林少数派。因此,土耳其境内希腊裔拥有与穆斯林平等的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政治权、平等就业权等。

 

具体来说,《洛桑条约》第38条确保土耳其所有居民的生命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保护,并给予非穆斯林少数派自由迁徙的权利。第39条规定非穆斯林拥有与穆斯林相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能够获得就业机会。第40条赋予了非穆斯林建立和管理宗教、教育及慈善机构的权利,他们能够自由地使用民族语言和开展宗教活动。在此基础上,地方当局应为非穆斯林宗教、教育和慈善机构提供财政支持。但是,这项规定不应阻止土耳其政府要求在学校教授土耳其语(第41条)。土耳其政府承诺在非穆斯林少数派的家庭或个人地位问题上允许按照其传统加以解决。这些措施将由土耳其政府代表和少数派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制定(第42条)。非穆斯林也不得进行违背其宗教信仰的活动(第43条)。《洛桑条约》第44条表明土耳其同意将这些条款置于国际联盟的保障之下。条约第45条规定土耳其赋予非穆斯林少数派的权利,希腊也将同样赋予其领土内的穆斯林少数派。通过上述条款,土耳其确立了少数派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公民的法律框架。可以看出,第42条为非穆斯林少数派保留了内部自治权,这显然是奥斯曼帝国米勒特制度的延续。

 

伯纳德·刘易斯指出,此条约最主要的意义,便是重新确立了土耳其人对共和国领土所拥有的完全主权。《洛桑条约》促成了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诞生。它是土耳其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构成了土希关系和土耳其领土范围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土耳其和希腊通过《洛桑条约》解决了帝国崩溃后带来的宗教少数派问题,奠定了土耳其共和国民族政策的基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和平条约类似,《洛桑条约》包含了保护宗教少数派权利的部分。

 

三、《洛桑条约》遗留的土耳其境内希腊裔问题

 

《洛桑条约》开启了土希的友好进程,却仍遗留有财产问题、普世牧首人选和“普世”地位以及“希腊裔土耳其人”的身份界定等问题 。

 

(一)财产问题

 

根据《人口交换协议》,混合委员会评估和记录不动产价值,交换人口可根据相关文件向新国家申请赔偿。但是,评估和清算财产较为复杂,土希双方对赔偿问题各执一词。希腊认为希腊东正教徒在土耳其留下了有价值的不动产,理应获得土耳其的赔偿。土耳其反驳道,经历战争的安纳托利亚并没有留存宝贵的希腊资产,况且穆斯林移民在希腊拥有精心照料的资产和耕地,他们的资产比土耳其的希腊资产更有价值。

 

1925年6月21日,土耳其和希腊代表签署了一项有关交换人口、财产的友好条约——《安卡拉协议》(Angora Accord)。但是,该协议因希腊独裁者西奥多罗斯·潘加洛斯(Theodoros Pangalos)的上台而未获批准。潘加洛斯下台后,两国政府迈出了“友谊之路”的重要一步。双方于1926年12月1日签署了《雅典协议》(Athens Accord)。该条约指出,曾经的土耳其公民和希腊公民留在交换区的货物将由交换区所在国政府接管;若土耳其公民在希腊的财产比希腊公民在土耳其的财产价值更大,希腊则须向土耳其支付存于国际金融委员会的50万英镑。至于伊斯坦布尔希腊裔的财产,土耳其政府将归还给其所有者。《雅典协议》是土希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虽然协议未被有效执行,但它为两国政治友谊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土耳其境内希腊裔创造了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

 

由于交换人口遗留的财产巨大,土希双方不断磋商,以从谈判中争取最大利益,直到1930年才对财产问题达成共识。1930年6月10日,土耳其外交部长泰夫菲克·鲁斯图·阿拉斯(Tevfik Rüştü Aras)和希腊驻土耳其大使签署了《安卡拉公约》(Ankara Convention)。该公约第一部分对移民资产做出规定:穆斯林留在希腊的财产将属于希腊政府;相应地,希腊东正教人口留在土耳其的财产将属于土耳其政府。简言之,被交换人员的资产成为原国家的资产。同时,两国放弃对财产损失的赔偿。双方对非交换区的财产也达成了和解。7月5日,土耳其决定归还被占用的伊斯坦布尔希腊裔的财产。

 

然而,土耳其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少数族裔征收财富税(Varlık Vergisi),沉重地打击了希腊裔,削弱了希腊裔商人在贸易、金融和工业上的经济竞争力。1942年11月11日,伊诺努决定实施紧急税收政策——征收财富税,以摆脱土耳其经济困难的局面。然而,税收政策的性质很快发生转变。土耳其将纳税人分为穆斯林、非穆斯林和外籍人员。土耳其预计对非穆斯林征收总税收的一半以上,而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却被要求承担接近20%的财富税。1943年1月7日,土耳其议会还批准了关于“不缴纳财富税便强迫劳动”的条例。最终,在国际压力下,土耳其政府于1944年3月15日废除了财富税政策。

 

随着1955年塞浦路斯问题的出现,土耳其以境内希腊裔为棋子抗衡希腊和希族塞人对塞浦路斯回归希腊的要求。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英国邀请希腊和土耳其参加1955年9月6日在伦敦举行的三方会议。土耳其借机在伊斯坦布尔煽动大规模暴力示威以向塞浦路斯提出要求,这些示威在1955年9月6日至7日的48小时内升级为对希腊裔的大屠杀,摧毁了希腊裔在佩拉区的独立大街(İstiklal Caddesi)上拥有的商业机构,焚烧希腊裔教堂。据1955年11月访问伊斯坦布尔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代表团估计,仅希腊东正教教堂的损失就高达1.5亿美元。从当年开始,一场无声但持续的人口外流削弱了希腊裔的势力,阻碍了普世牧首区的正常运作。牧首阿忒纳哥拉一世曾言:“君士坦丁堡真正的陷落并非是于1453年,而是在1955年。”

 

(二)普世牧首人选和“普世”地位

 

土耳其政府在动议取消普世牧首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建立的土耳其东正教会来抗衡普世牧首区。深受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影响的牧首帕帕·埃夫蒂姆(Papa Efthim)满足了政府的期望。1921年,土耳其政府接受了一项建立“土耳其东正教教会”的法令,埃夫蒂姆被任命为该教会的领袖。1922年9月21日,“独立的土耳其东正教宗主教区”在土耳其中部城市开塞利成立。土希以宗教为标准交换人口,埃夫蒂姆据此应当被交换回希腊,但土耳其因其忠诚而在1924年颁布法令,允许埃夫蒂姆及其家人在伊斯坦布尔定居。

 

1923年5月10日至6月8日,梅利提奥斯四世召开泛东正教会议讨论日常事务。会议的进程被埃夫蒂姆为首反对者的示威活动中断,因为埃夫蒂姆将梅利提奥斯四世视为土耳其东正教会与政府沟通的阻碍。6月1日,埃夫蒂姆的追随者在政府的支持下袭击了梅利提奥斯四世。几天后,埃夫蒂姆向土耳其发出请求,要求梅利提奥斯四世立即辞职。梅利提奥斯四世自然不愿退位,转而主张将普世牧首区转移至希腊的阿索斯山。他认为,普世牧首受土耳其政府限制,神职人员的任命也因希腊裔数量的减少而变得艰难,需要将普世牧首区移至土耳其境外,才能保证其地位。

 

韦尼泽洛斯却不认同此看法,坚持认为普世牧首区是希腊重要利益所在之处,梅利提奥斯四世的免职可以改善土希关系。鉴于此,梅利提奥斯四世应该辞职。梅利提奥斯四世还向埃夫蒂姆解释道,土耳其东正教可以用规范的方式建立一个自治教会,并接受普世牧首管辖。此想法遭到了埃夫蒂姆的反对。最终,梅利提奥斯四世难以抵抗多方压力,做出了辞职的决定,并于1923年7月10日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往阿索斯山。

 

梅利提奥斯的辞职进一步使土耳其规范了普世牧首的选举章程。主教会议向伊斯坦布尔省省长申请空缺的普世牧首职位,并请求允许进行选举。伊斯坦布尔省长随后确定了普世牧首的选举原则:普世牧首候选人须是土耳其公民;政府不允许世俗的希腊裔以任何方式参与选举;伊斯坦布尔省政府有权罢免不合适的候选人等。

 

1923年12月6日,格列高利七世当选新的普世牧首,但仍面临着重重危机。一方面来自土耳其东正教会的威胁,埃夫蒂姆和其追随者再次包围了普世牧首区;另一方面来自国家世俗化的压力。1924年3月3日,凯末尔在大国民议会上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并将所有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土耳其国境。由此及彼,普世牧首区也应被清除。当地的希腊报刊认为普世牧首和哈里发之间没有可比性。土耳其新闻界则叫嚣土耳其共和国现在是世俗的,宗教制度必须消失。根据3月23日的《纽约先驱报》的报道,凯末尔在采访中表示土耳其公众无法理解非穆斯林普世牧首区的存在。格列高利担忧自身前途,自称是土耳其人的朋友,遵守国家法律,并只担任精神领袖,以表明对土耳其政府的忠诚。不过,土耳其尽量保持克制,遵守在洛桑会议上所作的承诺,没有将废除普世牧首区纳入官方议程中。

 

在格列高利卸任后,君士坦丁六世于1924年12月17日当选为新普世牧首。土耳其警方发出警告,按照《人口交换协议》对“希腊裔土耳其人”的定义,君士坦丁六世没有资格获得普世牧首的职位。这是因为君士坦丁六世是在1918年10月30日之后才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属于人口交换的范畴。1925年1月30日,土耳其警方突然将君士坦丁六世驱逐出境,这一举措令希腊公众愤慨。希腊希望一劳永逸地赋予普世牧首的国际性质,认为人口交换问题属于国际问题,而非土耳其内政事务,应由混合委员会裁决。

 

土希双方不能和解,便诉诸国际联盟。在3月14日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会议上,理事会要求海牙常设国际法院建议希腊和土耳其私下解决争端。从3月到4月,土耳其因内部改革、谢赫塞义德叛乱等政治问题的干扰愿与希腊和解,希腊则为了换取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六世以外的教会成员免于交换权利的承诺,恢复了与土耳其的直接谈判,并督促君士坦丁六世退位。5月19日,君士坦丁六世宣布放弃普世牧首职务。5月26日,君士坦丁六世正式退位。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关于普世牧首君士坦丁六世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君士坦丁六世个人的牺牲开辟了两国更为友好的道路。

 

从1930年《安卡拉公约》签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普世牧首因土希关系的缓和而受到了土耳其政府的宽容相待。这种宽容主要体现在土耳其政府对普世牧首“普世”特质的看法上。《洛桑条约》签订后,土耳其政府承认普世牧首是希腊裔的宗教领袖——“教长”(Archpriest)。普世牧首的“普世”特质不被土耳其政府认可,仅被当作管理希腊裔宗教事务的机构。例如,土耳其政府否决了普世牧首计划于1926年和1930年举行东正教宗教会议的申请。同时,普世牧首属于土耳其公民,应尊重和遵守土耳其的法律,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公民权利。然而,到1930年10月30日,当韦尼泽洛斯在访问土耳其途中选择刻意绕过伊斯坦布尔的普世牧首区时,土耳其政府则表示,韦尼泽洛斯访问法纳尔的普世牧首是可行的。于是,从安卡拉返回雅典的途中,韦尼泽洛斯拜访了伊斯坦布尔普世牧首福蒂奥斯二世(Fotios II)。这是希腊总理第一次访问普世牧首。这表明,土耳其和希腊就普世牧首地位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7周年之际,凯末尔在给福蒂奥斯二世的回信中称其为“主教”(Patriarch)。1931年5月,凯末尔向韦尼泽洛斯保证,他会让埃夫蒂姆远离普世牧首的事务,土耳其东正教会不再对普世牧首构成威胁。1931年9月,凯末尔承认了普世牧首的“普世”性质,并为福蒂奥斯二世提供了一份身份证明。尽管这些官方举措并不会改变普世牧区作为土耳其国内宗教机构的事实,但土耳其已经作出了让步。

 

(三)“希腊裔土耳其人”的身份界定问题

 

土耳其试图尽可能地将更多的希腊裔驱逐出土耳其。土耳其对“希腊裔土耳其人”身份的质疑正体现了此策略。“希腊裔土耳其人”在《人口交换协议》中被用来指免于人口交换的伊斯坦布尔希腊裔。土希双方对此有不同具体的解释。土耳其认为“希腊裔土耳其人”的身份应根据1914年奥斯曼帝国关于住所的法律来确定,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须在民事当局登记。为了保留尽可能多的伊斯坦布尔希腊裔,希腊反驳称《洛桑条约》并未提及土耳其国内法,“希腊裔土耳其人”指的是在1918年10月30日前抵达伊斯坦布尔,并通过官方手续或明确的事实定居在该市的希腊裔,例如从事贸易和工业行业等。

 

土耳其政府在“希腊裔土耳其人”身份界定问题上立场强硬,于1924年10月10日发布公告并签发旅行证件,要求所有持有旅行证件的希腊裔必须在一周内离开土耳其。其他希腊裔需向警方提出申请,并提供定居伊斯坦布尔的证明文件。实际上,由于在1923年之前,登记不是居住的必要条件,并且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盲,并未进行登记。土耳其警察借此于10月18日逮捕了不合法的希腊裔居民。希腊向国际联盟抗议土耳其违反了《人口交换协议》。最终,土耳其迫于压力而同意释放免于交换的希腊裔。

 

当混合委员会对争议未能做出裁决时,国际联盟理事会根据12月13日决议要求常设国际法院提供一份咨询意见。1925年2月21日,常设国际法院发表了意见:如果希腊东正教徒在1918年10月30日之前抵达伊斯坦布尔并居住在1912年法律规定的市区范围内,并且有长期居住的意图,那么他们就应该被视为“希腊裔土耳其人”。然而,该意见并未解决两国争议。直到1930年6月10日的《安卡拉公约》对“希腊裔土耳其人”做出了明确的解释,两国才就此达成一致。根据公约,所有当时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东正教徒,无论其定居日期和出生地,都将被视为“希腊裔土耳其人”。因而,他们获得了非穆斯林少数派的地位。

 

结语

 

《洛桑条约》确认了土耳其的现代疆域,为近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也是土希关系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构成了土希关系的基本框架。《洛桑条约》是根据一战后民族自决原则确定的,对土希两国之间问题的处理具有标志性意义。该条约之附约《人口交换协议》作为一项特殊的两国强制人口交换条约,遏制了两国间的武力冲突。此外,土耳其境内免于人口交换的希腊裔法律地位和权利受《洛桑条约》保障。土耳其境内希腊裔的命运正是由这项条约和权利保障条款所决定。但是,多国在洛桑会议中处理问题较为草率,引发的土耳其境内普世牧首问题、希腊裔财产问题和其身份问题成为了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

 

土耳其境内希腊裔问题的形成首先是基于土耳其从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帝国到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的转变。这种转变留有土耳其的历史遗产——米勒特制度。米勒特制度助长了希腊裔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孤立,从而增强了其异质性,也增强了土耳其对希腊裔忠诚度的担忧,以至于实行强制的人口交换政策。

 

其次,希腊民族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都具有文明背景和扩张特征,这增加了土耳其境内希腊裔问题的复杂性。希腊民族主义思想旨在建立一个包含希腊人居住所有地区的国家。同样地,土耳其民族主义也试图恢复过去辉煌文明。但是与希腊民族主义线性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希腊民族主义发展为一种独立运动,试图脱离一艘即将沉沦的船;迟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则可以被解读为拯救船只的不幸努力之结果”。土耳其放弃了传统的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日益强调单一的民族性,追求实现民族与国家的一致性。

 

土耳其和希腊在赞同强制性人口交换的基础上进一步保证少数派的存在和权利。一方面,土希民族主义所包含的扩张野心使得留在对方国家的少数派成为土希关系中的前方堡垒和工具。因此,在土耳其力排众议坚持废除普世牧首区和将“希腊裔土耳其人”纳入人口交换范围时,希腊希望在土耳其国内保留势力,以便在将来实现民族统一。另一方面,若想保证对方国少数派的地位,需要土希之间遵循互惠原则。具体而言,土希关系发展与土耳其对希腊裔的政策相互影响。从《洛桑条约》到《安卡拉公约》,土希关系得以缓和,希腊裔处境随之改善,有关人口交换的财产问题、普世牧首人选和“普世”地位以及“希腊裔土耳其人”的身份界定等问题得以解决。

 

《人口交换协议》 比《洛桑条约》早签署6个月,这是土耳其和希腊两个交战国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洛桑条约》的“政治条款”进一步体现了土希两国间的妥协。要想让土希关系得到改善,必须妥善处理少数派问题:其一,要建立保障措施,在两国中的少数派人质数量相当,母国要担负起保护居住国少数派的责任,以及居住国消除少数派被迫害的恐惧;其二,两国共同建立一种互相接受的监督机制。总之,互惠是关键。然而,土耳其对希腊裔的同化政策仍在继续,土希冲突频发,土耳其境内希腊裔权利问题不得不面临重重挑战。

 

人口交换在东南欧甚至世界其他地方成为处理民族问题的惯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发生的德国和意大利关于南蒂罗尔德国裔的转移、德国和苏联的人口交换、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的人口交换等均仿照土希人口交换模式进行的。但是,这种模式也开创了极其危险的先例,强迫移民被视为分离人口的合法工具,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驱逐。可见,人口迁移一旦掺杂了暴力行径和强迫态度,便会转变为种族清洗的借口。

 

《历史教学问题》2024年第2期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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