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宗教学界掀起了一股讨论宗教经济理论能否适应于中国宗教研究的热潮。尽管褒贬不一，许多学者对宗教经济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持怀疑态度，但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宗教经济理论是对宗教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较好的理论范式，是对先前流行的世俗化理论的反动，可以被用来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有些学者甚至进行了实证调查，用强有力地数据表明，中国存在宗教市场，并且够运用宗教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宗教能。在这方面，香港城市大学梁景文教授及罗斯教授等对中国黄大仙庙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梁景文及罗斯认为，中国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国家，寺庙崇拜(temple worship)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宗教活动。任何寺庙都不能将信众束缚在自己的寺庙内，也不能阻止信众到别的寺庙里去崇拜。这与西方的排他性宗教传统非常不一样。在西方，宗教要求信众委身并忠诚于自己的宗教。而从对西方宗教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宗教经济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寺庙崇拜现象呢?梁景文等认为，中国这种具有包容性的寺庙崇拜实际上更加适合运用宗教经济范式来分析。

    假若宗教经济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宗教现象的话，那么，就民间寺庙来说，可以推论出以下几种状况：第一，有兴趣于寺庙崇拜的人们可以游览并比较不同的寺庙，选择到最切合他们需求的寺庙里崇拜。【1】第二，在信众选择的基础上，各寺庙在吸引信众方面呈现出成功或失败。第三，寺庙管理者使寺庙的服务和特色适应当地信徒的偏好，并时不时地增加或加强一些在其它临近寺庙未得到很好发展的特色。第四，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一个地区有更多寺庙将会使崇拜活动增加：即在供奉多种神灵并提供多种宗教服务的地区，更多的人将会游览寺庙。相比之下，一个地区仅仅拥有一座寺庙，且供奉有限数量的神灵或提供有限程度的宗教服务，参观寺庙的人就会较少。尽管两种地区中，寺庙面积的整体规模是相对的。(这是宗教经济模型中的一个关键预测。)第五，信众捐赠是寺庙收入的一个主要形式，并且寺庙收益多少与其是否成功地满足了信众的需求有直接关系。

    民间寺庙的现实状况能否支持以上假设呢?从1987年到2004年，梁景文等通过对中国黄大仙庙的研究，认为在中国，一些寺庙的建立者和管理者主动且有意识地参与到宗教经济中，发展寺庙特色，增加寺庙在宗教市场中对预期信众的吸引力。他们研究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寺庙建设过程、推广寺庙的决策、模仿其它寺庙的革新、决策所导致的成功与失败，以及为回应寺庙间，或与其它旅游场所间的竞争，而调整宗教商品、服务和推销结构的尝试。同时他们也考察了信众游览多间寺庙后，根据经验选择自己偏爱的寺庙的现象。这些观点建立在他们对在广东和浙江八座黄大仙(Wong Tai Sin，或Huang DaXian)庙的研究的基础上。这八座黄大仙庙的基本情况如表格1所示：

                           

    一、竞争、革新和推销

    梁景文等通过调查得出，广东和浙江的各个黄大仙庙之间，以及与其它宗教场所或旅游场所间存在竞争。为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它们不断进行革新，并在周边及其它地区积极推销自己。但并不是所有的寺庙都成功。他们认为，寺庙成功的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寺庙的建设成为一种投资。梁景文等注意到，中国许多新寺庙的建造，是为了吸引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来旅游，以促进经济发展。在八间寺庙样本中，有六间的策划者或建造者陈述了这一动机(从寺庙C到寺庙H)。当地政府和商业界期望从寺庙建造、寺庙收入、及游客在寺庙周边的消费等项目中获得长期的利润。

    另外，一些支持这些项目的当地群体希望能够借此复兴当地历史文化，并希望这些复兴的历史遗址成为当地文化自觉的基地。【2】其他当地人是想要恢复崇拜这个据说灵验的神灵，并在经济发展的口号下找到了这么一个机会。无论如何，这些寺庙的建造并不仅仅是出于神灵的缘故，甚至神灵的因素并不是主要因素。寺庙建造者不会忽略投资这些寺庙的长期回报。所以，寺庙的建造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策略性的投资。

    其次，位置因素很重要。一座寺庙为了吸引信众，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商品和服务，并且交通便利。在梁景文教授等的调查中，四座较大的黄大仙庙在这一关键因素上差别迥异。

    位于兰溪附近的寺庙E，坐落于一个小城市的郊区，没有公共汽车、火车或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直达。游客到达此地极为不便。并且，庙宇E所在地区也没有其它的旅游胜地吸引本地及海外游客。梁景文教授等认为，它注定要失败；事实证明，它确实使支持其建造的当地政府甚为失望。

    位于金华的寺庙F，坐落于山顶。政府向当地村民征地并耗费巨资修建通往庙宇F的山路。但崎岖的山路依然会使游客望而止步。并且，该庙也没有突出的文化或历史特色，以吸引游客。

    寺庙G的地理位置相对较好，位于山脚的农村地区，交通便利，且寺庙俯瞰一座水库，景色相当优美。寺庙的管理者还积极改善寺庙周边的交通状况，并在寺庙周边修建了公园。这些因素使得寺庙G成为金华唯一一座比较成功的寺庙。

    广州寺庙H在四座大型寺庙中地理位置最好。它位于广州郊区，方圆五公里聚居了六百万人口，且绝大多数广州市民都知道黄大仙信仰。此外，一条新的地铁线路通往该寺庙所在的地区，在距离寺庙300米处就有一个地铁站。再加上寺庙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寺庙H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再次，推广和革新也很重要。梁景文等在调查中发现，较大的新寺庙并不是被动经营。它们不像较小寺庙，寺庙看守者坐在庙内等待游客。较大寺庙的管理者都更加成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主动通过广告(报纸和电视广告，小册子和海报)及活动项目在周边地区推广自己的寺庙。活动项目的设计，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增加该寺庙在社区中的知名度和声望。他们通常在比较了其它大寺庙的特色后，增加自身寺庙的特色，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政府制订的规章制度内，他们判断什么最具吸引力，并据此改变寺庙的活动和特色结构。

    梁景文等不仅分析了寺庙、寺庙建立者、寺庙管理者等供给方的活动，还研究了消费者的活动、兴趣和选择。

 

    梁景文等在2001年大年初一那天，在广州寺庙访谈了在寺庙里面的信众，或者是刚刚到达寺庙外面还未进行崇拜活动的信众。他们基于周期时间的估算，认为这天走上寺庙前面平台的信众多达60，000位。两位大学生作为他们的研究助理，从上午9：30工作到接近中午，访谈了131人，并从198名游客处收集了数据。(许多人是和亲友结伴来的，所以访谈其中一个人，就能够得到同行其他人的数据。)然而梁景文等也指出，这些数据并不是随机抽样的结果。但他们还是设法访谈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成人。

 

    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居住地的(即户口所在地)。调查结果如表格2所示：

 

    *其中34％(68位)的人回答是：“芳村”，“住在寺庙附近”，和“经过寺庙附近”。

    #大部分回答“其他省份”的人因为与工作相关的原因居住在广州。

    +关于香港的数字很可能太低。当观光巴士从香港或深圳来到的时候，将会有一个短暂的香港游客流出现。我们的抽样未碰见这样的游客流。

    第二个问题是，寺庙如上所述的广告和推销手段是否导致了初次进人寺庙的游客数量的增加。表格3中的结果显示，l/3的被访者是首次来访该庙，约1/3的人来过几次，剩下的人曾经多次造访该庙。

 

     

　　

　　*2001年1月24日。

　　#“很多次”包括“每月的初一和十五”。

　　第三，他们分析了所调查的198人的年龄和性别，如表格所示：

 

    

　　

    根据三个表格中的数据，梁景文等认为：这间广州寺庙成功地吸引了许多新信众(首次来访)；从其1999年开放到2001年，该庙在成千上万广州市民的宗教崇拜中站稳了脚跟。尽管信众中的许多人来自于寺庙周边地区，但它不仅仅局限在城市下属区范围内，它吸引了整个城市的市民。此外，这间寺庙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各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和女性信众，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年男性。它排除了这样的假设，即在像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里，主要是上了年纪的女性或游客光顾民间宗教寺庙。

 

    梁景文在对一些大型寺庙进行调研后，认为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点：信众在这些寺庙中所做的许多事情并不要求神职人员在场，或者说信众并不会因神职人员的在场而得到什么好处。信众可以在神灵面前鞠躬，可以为求得建议或帮助许愿，可以得到神灵的答案，且可以不需要求助于道士。那么，在这些大型寺庙中，道教神职人员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梁教授等人认为，道士在寺庙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道士们按照在寺庙管理者同意下制订的时间表，在主殿前表演日常仪式。他们为游客提供了周期性的既庄严又壮观的场面，为寺庙提供了铺张的宗教仪式外衣，至少在表面上，这些仪式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定期的表演，游客在因自身需要而讨神灵喜欢的时候，可以委托道士为他们个人举行特别的仪式。在某些寺庙中，一些道士也提供个人咨询服务，不过这通常是寺庙常规活动之外的私人和非正式的安排。道士们并不实际上管理这些寺庙，反而因为表演仪式而向寺庙管理方面收取报酬。有时道士中的带头人也需要会见重要的宗教游客及政府官员，并向他们介绍寺庙概况。另外，带头人还需提供他们宗教活动的年度报告。道士们的剩余时间被读经、研经、训练、一些寺庙维护或庙外活动所占用。【4】

    第二，通过这些道士，寺庙同官方认可的宗教，以及在国家获得正当注册的宗教组织联系起来，从而使自身合法化。因此，寺庙内的道教神职人员，都是在正式的道教协会的分支部门注册过，并需向这些部门汇报工作。但梁景文教授等也指出，道士招募的方法、执照的发放，以及他们所受的宗教教育和他们对于宗教的理解程度，都是参差不齐的。

    从梁景文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道士们并不是寺庙命运的真正分担者，或者说并不是寺庙吸引信仰者的源泉；他们更像是戏剧中的小角色，处于官员、寺庙管理者或企业家的领导之下，寺庙管理者或企业家才是决策制定和革新的真正来源。所以，梁景文等对这些寺庙的成功与否进行描述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道士，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道士看起来很少有实质性的影响。

 

    梁景文等在分析了以上大型寺庙情况的同时，同样也没有忽略对小乡村寺庙的考察。他们认为，虽然大型寺庙的成功与否非常引人注目，但最形象生动和有趣的宗教现象却常常出现在小的农村或乡村寺庙中。通过在这些小乡村寺庙内的参与观察，梁景文等指出，这些小寺庙的经营是与宗教市场相关联的，并且它们的活动拓展了宗教经济模型的适用范围，并对宗教经济模型提出挑战。

 

    他们认为，这些农村和乡村寺庙看起来常常是处在形式上的国家监控下。在这些寺庙内存在的一些现象，如果发生在大部分大型都市寺庙中的话，将被视为是不容许的。对于这些活动，当地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类活动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地区民间宗教的状态非常重要。尽管这些活动通常并不出现在大型都市寺庙内，但它们一定是宗教市场中多种多样的宗教活动和服务的组成部分。宗教市场中的寺庙由几个层次构成：较高层次的寺庙试图利用自己显著的地位和多样的特色，从一个广阔的范围内吸引游客；而小的乡村寺庙仅试图从邻里吸引少量当地主顾信众，并由这些少量信众供养，因为经营这些小寺庙的成本也非常低；中等规模的寺庙，例如在山上的寺庙A，处于中间位置，并与附近其它中等规模的寺庙进行竞争，它们也可能将附近较小的乡村寺庙的信众吸引过来。梁景文等还指出，一些寺庙看守人似乎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小乡村寺庙保存了黄大仙信仰的原版面貌。这些寺庙就像是博物馆，是通往过去的窗口，是这一崇拜的较早版本。所以，它们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是寺庙规模、游客数量或捐款额度所不能比拟的。

 

 

    通过对黄大仙庙的研究，梁景文等认为宗教经济模型能够有效地用来研究中国社会中的寺庙。寺庙并非被动的圣殿，而是主动的玩家。新寺庙的成败，至少可以部分地从位置、推广、革新，及是否成功地迎合了潜在游客与信众的宗教兴趣等方面加以理解。需指出，两间最成功的寺庙是由企业家经营的，他们在世俗企业中也非常成功，并在对宗教企业的成功经营中，使用了一些与经营世俗企业相同的算计和策略。

 

    通过在广州寺庙内调查，他们认为这间寺庙吸引了广泛地域内的各个年龄阶段的男女信众。它的广告和推广的策略，除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新信众外，也吸引了先前的信众再次走人该庙。

 

    此外，小乡村寺庙也存在着宗教市场。这些小乡村寺庙相互间存在竞争，而且他们与较大寺庙同样也存在着微妙的竞争。由于这些小寺庙较不易控制，所以它们能提供一些在大型都市寺庙内没有的经验和服务。这样的现象只能在这些较小寺庙中见到。所以，与大型都市寺庙相比，它们的默默无闻，恰恰成为它们主要的优势之一。

 

    尽管梁景文等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小规模样本的基础上，但他们所做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宗教经济理论是否适应于中国宗教状况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分析。他们也指出，进一步研究其他省份宗教市场中的寺庙的意义和影响，将有助于扩大并必定修正上述看法。

 

(陈锐钢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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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一些情况下，也许不能在当地寺庙中进行选择，例如，一个村庄只有一个寺庙，并且没有其他容易达到的相同信仰的寺庙。在一些小的民族宗教区域，一个民族只能供养一座寺庙，其族人事实上只能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崇拜，并且禁止到其他宗教场所去。

【2】参见Jing, Jun. 1996. The Temple of Memories: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编译者注

【3】此处宗教师由religions specialist翻译而来。religions specialist一词多被译为宗教专家、宗教职业者、宗教师等。译者认为，在本文中，这一译法最能表达文章所提到的这一类人，即拥有宗教方面的专长，从事职业宗教活动，但并不一定以此为唯一职业或唯一身份的人。——编译者注

【4】为了赚取额外的收入，一些驻庙的道士为庙外的某些信众提供服务，并将所得报酬收入囊中。寺庙管理者也许不能阻止或控制这样的外部活动。但是，对于道士们来说，这样的活动能将他们带出寺庙——他们无疑非常乐意逃离寺庙乏味的环境——并且为他们扩大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及增加收入提供了途径。

 

（陈锐钢 编译）

 

                           （本文转载自：《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