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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基金会缘何兴盛于美国
发布时间: 2014/5/9日    【字体:
作者:李韬
内容提示: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慈善基金会所不可比拟的。慈善基金会之所以兴盛于美国有其独特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与时代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他们积聚了巨额的财富,这为他们创办大型善慈基金会奠定了物质基础;美国文化与宗教中鼓励捐赠、谴责贪婪的传统成为这些百万富翁创办慈善基金会的内驱力;当时的政治形势,尤其是“进步主义”和“黑幕揭发”运动及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是促使富翁们出钱财创办慈善基金会的外驱力。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催生了美国的现代慈善基金会。慈善基金会作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行为体,对美国内政外交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美国社会文化 基金会 慈善 美国社会 美国政治  
 


     
慈善是世界上既古老、又普遍的思想和行为,慈善思想为全人类所共有。“同情弱者、济危解难是人们通常具有的一种心态,将其付诸行动被称之为‘行善’,‘行善’向被视为一种美德,古今中外大多如此。”[1]在古埃及,早在基督出世之前,托勒密( Ptolemaic)王朝的统治者就曾设立基金来运作著名的亚历山大博物馆和图书馆。[2]中国很多古典文献中也有关于慈善的记载。如中国清朝时期的武训,靠乞讨敛资兴学,目的是让更多的贫穷孩子能够上得起学、能够受教育,算得上中国早期积极从事慈善活动的楷模。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有相互救助、资助他人的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这些慈善基金会的规模及影响与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数量之多、制度之完备、在国内外的影响之大,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基金会所无法比拟的。现代慈善基金会完全可以说是美国的发明创造。本文试图对20世纪初慈善基金会在美国兴盛的历史渊源、文化与宗教影响,以及社会与时代背景等因素进行探讨。

      一、历史渊源

      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美国的文化也像其人民一样呈多样性,但其主流文化是以白种盎格鲁- 撒克逊人中的基督教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略作:WASP)所信奉的宗教价值观。美国文化的源头在欧洲,尤其是源自其母国———英国。美国的慈善思想和设立慈善基金会的规则和相关法律也同样脱胎于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传统。

      首先从欧洲大陆来看,慈善基金会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欧洲,为人所知的最早的慈善机构是公元前387年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柏拉图建立这一学院的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后来他将学院连同一片肥沃的土地作为遗赠留给其侄子,并规定所有这一切都要用于其门徒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一笔用于资助他人的基金。因而,有学者认为“柏拉图学院”是最早的慈善基金会。[3]古罗马沿袭了古希腊的慈善传统。古罗马帝国时期建立起了一些慈善机构,有学者认为它们才是早期的慈善基金会。这些机构接受那些乐善好施之人的捐赠和遗赠,并用这些资金来资助患病或陷入困境的人,以及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起,到公元前150年罗马法律开始允许设立协会(即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及协会的永久存在。随后,协会在数量、类别和资金数额上都有了快速增长。这一时期,一些协会过多地参与政治活动,从而引发了最初的慈善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4]到罗马帝国后期,上述协会被赋予了接收遗赠的权力。在远古时期,慈善活动就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自从基督教兴起以来,它就鼓励人们从事慈善捐助活动。资助慈善活动成为基督教所宣扬的一项道德上的义务。基督教的教义告诫人们:活着的人有捐助慈善活动的义务,除此之外,在他们死之前还要以实际的捐赠行为来洗刷其罪恶。同时,慈善捐赠的管理也被置于基督教会及所属机构的掌控之下。直至中世纪,慈善基金会在某种程度上仍与活动在卫生与教育领域里的宗教组织是同义词。这些宗教组织开办孤儿院、医院、学校,以及其他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资金一般都来自信徒、尤其是那些富有信徒的捐赠。它们所提供的服务也体现出了基督教所倡导慈善精神。愿意行善的人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以永存及为了照顾其他贫病之人而将礼物和基金储存起来,此时人们的捐助思想也有所改变,他们的捐助不再仅仅是为了那些贫病之人,而是面向更广大的人群,所采取的方式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这成为美国现代慈善思想的根源。

      民间的慈善活动在英国也有着很长的历史。英国很早便形成了两种传统:一是开办慈善事业的传统,二是互助的传统。“友谊社”[5]就是这种互助传统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友谊社”只是那些自己没有钱的穷人将他们仅有的剩余拼凑起来,这点基金只能用于相互之间救急,根本谈不上对其他活动的资助。能够算得上是慈善基金会的组织是那些由宗教团体兴办和管理的慈善基金会。在英国,早期撒克逊血统的国王遵循罗马帝国的习惯,给予基督教会所属的基金会与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几乎相同的自主权,主教与住持们得以继续掌控慈善基金会,规模稍大一点的慈善基金会因而被置于基督教会的掌控之下。教会垄断了慈善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通过这种垄断来敛财聚富,经济实力膨胀,进而干预政治。这就在慈善基金会的管理权上形成英国历史上王权与教权之争。经过近400 年的斗争,直到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慈善使用法》(S tatu te of Charitable Use)才确立了政府对慈善基金会的管辖权。这一法案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就是确立了慈善机构既有公共性质、又具私人性质这一基本原则。这一法案还规定,给予慈善基金会以优惠的待遇,免除其若干税赋。这一切不仅对当时慈善基金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直今。阿瑟·霍布豪斯爵士( Sir Arthur Hobhouse)曾将这一法案看作是“盎格鲁- 撒克逊有关慈善法律的基石”。[6]

     《慈善使用法》的颁布,结束了王权与教权在慈善基金会管理权上的争斗,也使慈善基金会的管理完全转向世俗化。政府希望通过这个法案来鼓励民间慈善业的发展,以缓解由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发展所加剧的阶级与社会矛盾。在这项法案颁布后的一二百年里,英国世俗化的慈善组织逐步发展起来,其目的就是消除贫困,尤其是要帮助那些沿街乞讨、露宿街头的人,因为英国上层的绅士们认为这种现象有碍观瞻。到18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拥有资本金超过十万英镑的大型慈善基金会,其中最大的慈善机构“仁爱公司”所拥有的资本金高达60万英镑。[7]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慈善使用法》的条款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们并未被完全抛弃,时至今日,其基本精神仍在被英国遵循,并在美国被发扬光大。

      自从1620年11月首批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Mayflower)号帆船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大陆后,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开始源源不断地移民来到这块新大陆。在向北美洲艰苦的移民的过程中,移民中的很多人都得到过慈善团体或个人的某种慈善资助。为了新移民能够在新大陆扎根,英国的慈善组织在北美殖民地建立后,仍继续捐助了大量的资金。“有许多慈善基金从英国不断地流入美洲,以供建立图书馆、学校和学院以及对印第安人和黑人传教和进行教育之用。”[8]来自英国的慈善捐助,使移民能够顺利地在美洲安顿下来。这些慈善捐赠对殖民地的宗教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这些新移民来说,他们既深受其母国慈善观念的熏陶,又从其母国的慈善实践中获益。慈善思想成为他们从其母国继承来的重要遗产的一部分。他们也将这种慈善思想付诸实践。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美国的现代基金会是英国慈善基金规则与实践的直接产物”。[9]

      早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地区就有了慈善思想的传播,并出现了早期的慈善基金会。美国慈善思想的奠基人是那些抱着建立比故乡更美好的社区这一希望而横渡大西洋移民到新大陆的人。1630年3月,一批英国人乘坐“阿尔贝拉”(Arbella)号帆船离开英国的怀特岛,经过三个月的航行终于抵达北美。他们这些人的领袖,后来曾经连续12次担任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总督的约翰·温思罗普( JohnW inthrop )在向同船的人布道时,为美国历史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他预言道:“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颠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10]就是在这次航行中,温思罗普还就《基督教慈善的规范》(A M odel of Ch ristian Cha rity)向同船共渡的人布道。他主张人们应真诚地爱自己的同胞,应有仁慈之心,应互帮互助。[11]另一位对殖民地时期慈善思想在美洲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的是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在其所著的450多部作品中,他于1710年写成的《论行善》( Essays To DoGood)一书影响最大、也最受欢迎,对其后北美洲的居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本书中,马瑟主张不论是男女、不论是个人还是某个组织的成员,都应加入到行善的行列中来。他认为行善是对上帝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法。[12]这一时期积极从事慈善活动的人是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Whitefield) 。他依靠募捐建起了一个孤儿院,并在30年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管理这一机构。[13]殖民地时期受科顿·马瑟《论行善》一书的影响而积极从事慈善活动的最有影响的慈善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在其暮年,富兰克林曾经对科顿·马瑟的儿子塞缪尔·马瑟( SamuelMather)说,《论行善》影响了他一生的行为。他于1743年创办了“美洲博学协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这一组织的主要宗旨就是资助各个领域里的学术研究。1964年出版的《基金会名录》认为,“这一协会具有很多基金会的特点,例如:有基本的捐赠金、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到资助各领域的学术研究之中”。[14]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富兰克林创立的“美洲博学协会”是北美新大陆第一个慈善基金会。他们的思想宣传和具体的慈善行为,为后来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创立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美国独立后所创立的第一个慈善组织是1800年在费城设立的“从良妓女协会”(Magdalen Society) ,其宗旨是“改善那些不幸被引诱而走上邪路、并且希望回归正路的妇女的悲惨境遇”。[15]但是,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机构却遇到不少麻烦。其一,主动申请赎身的妇女太少;其二,就是那仅有的主动申请人还常常被证明是“难以教化的”。这一协会只是一个专注于救助沦落风尘女子的小型慈善组织,所采用的方式也是直接的救济,离现代慈善基金会的标准尚有差距。1870年,另一个慈善组织———“黑文斯救助基金协会”(Havens Relief Fund Society)在纽约成立,其宗旨是“济贫扶困,尤其是向那些遭受苦难的、有进取心和行为高尚的人提供短期救助”。[16]19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各大城市中蓬勃发展的慈善机构和慈善协会标志着慈善工作更为职业化,但是它们的宗旨仍仅限于专门设定的范围之内。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功能还会转到地方政府或被其他大的公共机构所吸纳,所从事仍是济危扶困工作,与美国20世纪的慈善基金会有着极大的区别。

      19世纪中期,由传统的、以济危扶困为宗旨的慈善基金会开始向以支持其他研究机构探讨社会问题为宗旨的现代慈善基金会转化,在这一过程中的典型代表是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e) 。它是根据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的遗愿,用其遗赠作为基金,于1846年所创立的一个慈善机构。詹姆斯·史密森在其遗嘱中为这一机构所确定的宗旨是“促进人们之间知识的增加和传播”。[17]史密森学会与以前的慈善组织不同,它所从事的慈善活动是广义上的、博大的慈善(philanthropy) ,而不是针对个人需求与痛苦的救济性仁慈( charity) 。[18]除资助博物馆、画廊及各种艺术收藏之外,史密森学会的基金还用于支持有关的研究项目,这是以前的慈善组织所没有做过的。它还设有董事会和职能部门来管理日常事务,并有一套规章制度。这两点是史密森学会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为20世纪美国的现代慈善基金会树立一个典范。

      第一个由美国人在美国创办的慈善基金会是“皮博迪教育基金”( Peabody Education Fund) ,它是由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于1867年设立的,是一个专门致力于资助和发展内战后南方教育事业的慈善组织。[19]70年后,这一基金与其他几家基金合并,在纽约重新注册成为“南方教育基金会公司”( Southern Education Foundation, Inc.)。[20]从史密森学会成立到20世纪初,一种新的慈善观念开始酝酿,并逐步走向成熟。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新观念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慈善思想,主张慈善基金会的宗旨应非常宽泛并具有灵活性,就像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那样,定位在“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之上。这种观念倡导慈善基金会支持探究造成贫穷等社会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出资使这些问题本身只得到表面上的、暂时的缓解。这种观念与救急式的慈善思想决裂,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系统化的理论和大量的资源引入为科学的慈善思想服务的领域。这种慈善思想追寻的是一种能够永远改善人类环境的境界;这种慈善思想不是要慈善基金会捐资解决诊所或医院的运作费用,而是捐资支持对疾病的性质及成因的研究、对防治疾病方法的探究;这种慈善思想不是要慈善基金会出钱为那些饥饿之人购买食品,而是捐资支持农业研究,以便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保障价廉物美的食品供应;这种慈善思想不是要基金会为失业人员提供大笔的救助资金,而是捐资支持研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方法。通过继承欧洲,尤其英国的慈善传统,经过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后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发展,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兴起有了厚重的历史积淀。

      二、宗教与文化背景

      与历史渊源相辅相成的是美国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宗教与文化传统是推动美国慈善基金会兴起和繁荣的另一内在因素,宗教与文化从人的心灵深处发挥作用,决定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人们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财富捐献出来,宗教和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一定意义上讲,宗教对慈善思想的产生和慈善活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亨利·艾伦·莫(Henry AllenMoe)曾对于宗教与慈善的关系作过精辟的概括,他说:“宗教乃慈善之母,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产生过程上,莫不如此。”[21]

      首先,从基金会的产生过程上来看,慈善基金会直接起源于宗教并随着宗教活动的发展而发展。人们最早的捐献主要用来进行祭祀等原始宗教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宗教逐渐发展成为有系统教义与仪轨的现代宗教,出现了永久性的宗教组织与机构。与此同时,慈善活动的规模也日渐扩大并逐步组织化,独立的慈善机构开始出现。在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就是基督教,起源于中亚地区的基督教很快就发展成为几乎统治整个欧洲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会出现不久就设立专门用于慈善的基金。教会还开办了学校、孤儿院、医院等慈善机构。“在整个中世纪,基金会几乎与运营这些慈善机构的宗教组织是同义词。”[22]从中世纪起,慈善基金会一直为基督教会所掌控。在英国,王室与教会还因基金会的控制权而发生争斗。直到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慈善使用法》后,基金会才逐渐转为世俗控制。但宗教组织并没有因此与慈善业完全脱离关系,宗教仍是慈善基金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与“进步主义”运动同时兴起的还有蓬蓬勃勃的上门传教运动,以社会福音运动达到高潮。这一运动促进了美国的社区文教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23]今天,宗教组织虽然不再直接参与慈善基金会的管理工作,但它们仍然是美国慈善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1996年的一项统计,美国约有宗教机构35万个,这个数字仅占美国全国所有非赢利机构的20%、所有慈善机构总数的30% ,但其所获捐款却占全国慈善捐款总额的60%。此外,宗教机构还有一个可利用的重要而巨大的潜在资源,这就是正在不断增加的志愿者及其服务时间。[24]

      其次,从慈善思想的起源上来看,慈善思想直接脱胎于宗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有鼓励捐赠的传统。例如,佛教告诫世人为了来世的幸福今生要多施舍、要行善助人;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载有要信徒“争先行善”、“信道而施舍财产者将受重大报酬”等文字;基督教有关慈善与捐赠的戒律、箴言就更多了。例如,《圣经》中有“十一捐”( tithe)的明确规定,即从个人年收入中拿出1 /10来献祭予上帝或救助穷人。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这种规定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法律,很多信徒都能严格遵守这种戒律,自觉地从其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捐献给教会。这些宗教思想成为慈善思想的重要源泉。基督教对慈善思想与基金会的兴起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最大,在美国尤为如此。

      基督教传统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美国的富翁们之所以捐资设立基金会,除了为社会和时代背景所迫外,基督教信仰是促使他们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和高层管理人员无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对《圣经》的教义坚信不移。殖民地时期最有影响的慈善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认为上帝是“伟大的捐助人”。他坚信人应当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办法增进其他人的幸福”来向上帝表示感谢。[25]《圣经》中多次出现的“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句话对卡内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卡内基在其所著《论财富》一文中写到:“死时越有钱,死得越丢脸。”[26]基督教鼓励捐赠的传统不但使像卡内基这样的富人感到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受这种宗教思想的影响,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谴责至死而守财不放的风气,那些死时富有而不捐赠的人会遭到谴责。例如,托马斯·K. 麦卡锡( Thomas K. McCarthy)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曾写到:“讣告、布道和新闻在富人死亡时都会对其成就与失误加以详细陈述。美国内战之前,有一位极为富有的芝加哥人去世后,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捐赠给慈善业。报纸对他这种行为大加鞭挞。”[27]洛克菲勒本人也将他从事慈善事业的动力归因于自己对基督教浸礼会根深蒂固的信仰。对洛克菲勒创立基金会及创立什么样的基金会起过重要作用的弗雷德里克·T. 盖茨也是一名虔诚的浸礼会传教士。盖茨作为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的领导人,曾极力动员洛克菲勒建立芝加哥大学,这引起了洛克菲勒对盖茨的注意。洛克菲勒请盖茨到纽约组织和管理其慈善工作。事实证明,盖茨非常适合此项工作。他把洛克菲勒杂乱无章的、零零星星的捐赠变成了批量赠与,这就是其所谓的“科学的捐赠原则”。

      文化也同宗教传统一样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各国的文化传统中也都有鼓励向善、劝戒贪婪的传统。各国文学作品中都不乏行善得好报的寓言与传说。尽管各国文化传统中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出现像美国数量那么多、规模那么大的慈善基金会,这说明美国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所发挥的作用也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美国文化起源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盎格鲁- 撒克逊传统,但它并不是对这种传统的简单继承。在开拓新大陆、与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美国人民塑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包括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崇尚个人主义和政治与文化的多元性、怀疑政府的作用、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等。尤其是“个人主义”成为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与将个人特殊利益凌驾于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之上的“利己主义”不同,它“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和政治的限制”。[28]受这种文化的影响,美国的富翁们不愿通过纳税而将自己的财富交由政府来支配,他们认为政府是低效率的,将财富交给它会造成浪费乃至腐败。他们更愿自己亲自或由自己信得过的社会精英来管理和分配自己的财富,这样更能使他们的财富发挥效用,也更公平。卡内基曾说:“这一方式是以强烈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 ⋯⋯在这一方式的支配下,我们将建立一个把少数人的剩余财富以最佳方式变为多数人财产的理想之国[29]。这笔财富虽说是经少数人之手予以管理,其目的却是为了公众利益。它能成为改善人类生活的更有效的力量。”[30]

      与崇尚“个人主义”相适应的是多元论———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在这种多元政治文化中,慈善基金会作为其中的一元而存在,它们数目众多、资金巨大,为了自身的利益,它们有时会直接游说国会,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此外,慈善基金会还可以间接地通过美国政治文化中其他元素来发挥影响。基金会在美国国内资助了很多学会、研究会等,它们的研究成果对美国的内外政策产生影响。

       在美国多元化的政治文化中还存在着一个与多元论相对立的精英论,这种论调认为美国政治并不具有多元性,恰恰相反,权力只是集中在社会精英手中。这些精英只代表社会上的少数人,占据着权力部门的关键位置,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信仰。[31]这些人包括高级政府官员、军方领导人和社团的高级管理人员。美国的慈善基金会也是这批美国精英某种理想的代表,从一些大型慈善基金会的宗旨和纲领中可以看出,它们大致目标和性质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同时又要巩固美国的现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扩张美国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特丽萨·奥登达尔(Teresa Odendahl)所指出,“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捐赠人和管理者无不是社会精英,慈善基金会代表着他们的某种理想,他们将慈善看作传承他们这个阶级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载体”。[32]美国文化中鼓励捐赠的传统、崇尚个人主义、政治多元论以及与之相应的精英论成为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同时极具美国特色的慈善基金会还成为维护美国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与传承美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社会与时代背景

      历史的积淀和宗教与文化传统从思想和运作方式上为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但是,仅有慈善的动机和愿望是不够的,创立慈善基金会需要巨额财产作后盾。另外,让富翁们把钱掏出来也还需要外部的压力。

      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成为推动慈善基金会兴起的外部因素。南北战争后,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伴随资本主义的经济蓬勃发展而来的是政治的腐败,同时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空前激化。历史学家们常常将内战之后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称作“镀金时代”。[33]美国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增加,美国出现了一批巨富。据估计, 1880年美国有百万富翁不足一百名,而到1916年这一数字已超过4万人,其中一部分人的财产超过1亿美元。1901年,安德鲁·卡内基将他的钢铁公司出售给J. P. 摩根( J. P. Morgan)财团,得款4 亿美元; [34]拉塞尔·塞奇在1906年去世时留给其遗孀马格丽特·奥丽维娅·斯洛卡姆·塞奇(MargaretOlivia Slocum Sage)至少6 500万美元的财产。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美国最富有的人是约翰·D. 洛克菲勒,即老洛克菲勒。1900年,其财产大约为2亿美元,到1913年,仅仅过了十多年的光景,其资产就超过了9亿美元。[35]经济的繁荣为美国积聚了巨大的财富,造就了亿万富翁的出现。握有巨大财富的富翁们,开始考虑如何处置这些财富,这就从经济上为慈善基金会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镀金时代”的美国不仅经历了经济的繁荣,同时还经历了繁荣的另一面──政治的腐败。政治腐败首先表现在贫富差距的加大所造成严重社会不公。与经济发展俱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托拉斯化,使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公司托拉斯化的加剧,“财富如无尽的江河一般,源源不绝地流入那些设立公司、修建铁路、开办电话电报和开发这个新工业帝国的天然资源的人们手中”。[36]随着财富的高度集中,美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以卡内基、洛克菲勒、阿斯特、摩根等工商巨头为代表的亿万富翁阶层。这个占美国家庭总数仅1%的阶层1913年的收入占全部美国家庭总收入的15%左右。[37]在美国社会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贫民阶层,包括工人、农民、失业人员以及妇女和儿童。根据1890年的一项调查,美国约有10%的家庭全年的收入不足200美元,平均只有156美元。当年梁启超先生看到这种巨大的反差后曾写到:“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吾于纽约亲见之矣。”[38]

      政治腐败还表现在官员的贪污腐化与工商巨头的狂征暴敛上。许多大富豪们的财富并不像人们从传记作品里看到的那样,完全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白手起家,由普通人而崛起为亿万富翁。即使那些白手起家的人,也只是在起步之时更多地靠个人奋斗。当他们已经积聚了部分财富后,他们中的多数人通过贿赂政客、巧取豪夺而使他们的财富急剧增加起来。[39]“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既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也没有能避免经济危机。从1873年到1897年间,美国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导致社会危机,工人农民的社会运动规模空前高涨。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大约20年的时间里,美国出现了多个工人与农民组织,这些组织为争取工人农民的权益,开展了一系列运动。据统计,仅1919年全美国就发生了3 630次罢工,约有400多万工人参加。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革命风潮几乎吹遍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冲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催生了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受其影响,美国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1919年8月底、9月初美国共产主义工党和美国共产党先后成立。[40]

      国内外风起云涌的形势使美国统治者及一大批社会精英开始反思。他们希望对这种现行制度进行修补,以达到制约少数垄断寡头的目的,而不是实行革命式的变革。为在现行制度框架下缓解社会矛盾,“进步主义”运动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在这一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由一些新闻记者掀起的“黑幕揭发”(muckraking)潮。一些新闻记者开始关注和揭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及腐败丑闻和黑暗内幕。他们对事件的内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调查,追寻真相,进行广泛报道。在这一潮流中,新闻记者揭露了美国工人的困苦生活状况、有闲阶级的奢华生活、市政官员腐败,以及以美孚石油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大财团如何通过巧取豪夺而发家致富而政府又如何予以纵容等黑暗面。[41]除了新闻记者外,还有以西奥多·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 、弗兰克·诺里斯( Frank Norris) 、厄普顿·辛克莱(Up ton Sinclair)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为代表一批著名的暴露文学作家也加入到“黑幕揭发”之中。他们的作品描绘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以及大公司与政府官员的贪婪与腐败。以“黑幕揭发”和暴露文学为先导的“进步主义”运动的矛头直指当时正在兴起的大财团。以卡内基、洛克菲勒为代表的财团巨头们被冠以“强盗爵爷”(Robber Barons)的称号。[42]黑幕揭发者及暴露文学作家批判的是贫富不均现象和部分富豪奢靡的生活方式,他们为政府开出的药方是通过立法抑富济贫,从而实现社会公正。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出现了限制过度垄断、改善劳工条件、缓解劳资矛盾的改革。“黑幕揭发”的批判与政府的改革,从上下两个方面给大财团巨头们带来了压力,迫使他们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改变他们“强盗爵爷”的不佳形象。

      他们开始主动拿出自己的钱财回报社会,为国家排忧解难、拾遗补缺。美国社会中重要的中介力量──现代慈善基金会,在这一社会与时代背景下开始兴起,并成为美国一个独特的现象。

      慈善基金会在20世纪初叶兴盛于美国,是其历史、文化、宗教、科技发展及当时国内外社会背景的综合反映。近一个世纪以来,慈善基金会,作为美国多元政治中的一元,对美国内政与外交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美国的慈善文化在当今的美国依然被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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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世洞:《美国基金会初探》,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 :《美国历史问题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95~112页。
[2]HaroldM. Keele and Joseph C. Kiger ( eds. ) , Foundation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4) , p. xxiii
[3]B. Whitaker, The Philanthropoid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4) , p. 31.
[4]Joseph C. Kiger,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2 wood Press, 2000), p.10.
[5]英国历史上曾存在很长时间的民间自助团体。
[6]SirArthur Hobhouse, The Dead Hand ( Piccadilly, London: Chatto andWindus, 1880) , p. 223, inWarrenWeaver, et al. , U. 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History, S tructure, M anagem ent, and
Recor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 p. 15.
[7]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3年版,第82页。
[8]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上卷,第125页。
[9]Ernest Victor Holli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8) , p. 16, inWarrenWeaver, et al. , U. 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History,S tructure, M anagem ent, and Recor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 p. 16.
[10]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第3页。
[11]Robert H. Bremner, Am erican Philanthrop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2ndEdition, pp. 7~8.
[12]Ibid. , pp. 12, 14.
[13]Ibid. , pp. 20~22.
[14]Ann D. Walton andMarianna O. Lewis, ( eds. ) , The Foundation D irectory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1964) , p. ⅷ.
[15]Frank Emerson Andrews, “Growth and Present Status ofAmerican Found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5, No. 2, Ap ril 1961, p. 157.
[16]Ann D. Walton andMarianna O. Lewis ( eds. ) , The Foundation D irectory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1964) , p. 498.
[17]“James Smithson’s Gift, ”http: / /www. si. edu / about/mission. htm.
[18]英语中的“charity”和“philanthropy”都可以译为“慈善”、“仁慈”。在表示慈善行为时,这两个词有时可以交换使用。但在现今美国的语境下,当二者与基金会相联系时,就有了很大的区别。“charity”所指的“慈善”是施舍、救济,是直接的济危扶困行为,这种施舍要解除的是直接的痛苦,即为饥饿者提供食物、为病痛者提供救治、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等。这种施舍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有组织或集体的行为。而“philanthropy”所指“慈善”的目标要比“charity”的内涵宏大,它不是直接针对贫穷的施舍,而是对其他非赢利性机构或研究项目的捐助,其宗旨是支持对造成贫穷与疾苦等问题根源的研究,增进人类福祉,因而“慈善基金会”在美国叫做“Philanthrop ic Foundation”。
[19]Robert H. Bremner, Am erican Philanthrop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ition,1988) , pp. 221~222.
[20]Patricia Read, et al. ( eds. ) , The Foundation D irectory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Center, 9 th Edition, 1983) , p. 117.
[21]WarrenWeaver, et al. , U. 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History, S tructure, M anagem ent, and Recor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 p. 19.
[22]Helmut K. Anheier and Stefan Toep ler, ( eds. ) , Private Funds, Public Purpose: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KluwerAcademic / Plenum Publishers, 1999) , p. 7.
[23]美奥利维尔·如恩斯:《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闫循华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第38~41页。
[24]刘澎:《当代美国宗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第326~332页。
[25]Robert H. Bremner, Am erican Philanthrop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ition,1988) , p. 16.
[26]安德鲁·卡内基:《论财富》,载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中译本) ,北京·三联书店, 1989年版,第194~208页。
[27]Thomas K. McCarthy, N oblesse Oblige: Charity and Cultural Philanthropy in Chicago, 1849~1929(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p.60.
[28]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版,第19页。
[29]卡内基这里所说的“理想之国”即慈善基金会。
[30]安德鲁·卡内基:《论财富》,载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第194~208页。
[31]J. A. 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版,第513页。
[32]Teresa Odendahl, Charity B egins at Hom e: Generosity and Self2Interest am ong the Philanthropic Elite(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
[33]这一称谓源于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沃纳合写的小说《镀金时代》(Gilded Age) 。这部小说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美国由工业巨头、金融寡头和政治掮客等所构成的不同权势集团的贪婪本性与大肆敛财的行径,生动刻画了19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的特点。
[34]HaroldM. Keele and Joseph C. Kiger ( eds. ) , Foundation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4) , p. 46.
[35]詹姆斯·爱伦·史密斯:《美国基金会的发展》(谭小青译) ,载http: / / www. socialpolicy. info / 1040. htm.
[36]德怀特·L. 杜蒙德:《现代美国: 1896~1946》(宋岳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27页。
[37]吉尔伯特·C. 菲特、吉姆·E. 里斯:《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593页。
[3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44页。
[39]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许先春、蒲国良、张爱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214~218页。
[40]陈启能:《美国的思想库和美国的社会:访美札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第17页。
[41]刘绪贻、杨生茂主编:《崛起与扩张的年代: 1898~1929》,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237~249页。
[42]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北京·三联书店, 2000年版,上册,第201页。

                         (本文原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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