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自由成为政府的基础之前，人民通过暴动与内战来表达不满情绪与反对。 随着残暴的武力制度被舆论制度所取代，内部斗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从此以后，分歧的解决依赖于民族的道德力量，人们依靠信念战胜阴谋和制服叛乱。 但这个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相比其他国家，英国更早地建立起了一个宪政机构用来倾听国民的声音。 然而，为了让宪政成为真理，英国人民依旧披坚执锐地抗争了数个世纪。 王室在与议会国家的比拼中败退。它试图通过腐败来控制议会并获得了成功。但舆论再次奋起反抗，打响了最终的战役。这就是贯穿乔治三世漫长统治期前半段的剧情。他的统治是在动荡中开始的。议会忽视和损害了下层人民的直接利益。又或者，当时国内只是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无论不满是否真实，总归是影响了人民，导致他们像过去那样掀起了暴动。而另外，国家精英们却坚信道理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们相信依靠舆论的道德力量就足以对抗议会的腐败。

然而，议会恰恰是舆论在宪政中的代言人。 民众的意愿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新的集体表达的渠道。 报刊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权威。 请愿权作为英国争取自由权利的光荣战果之一，除去大革命期间，一直是解决个人与地方的冤情的手段。 然而，为了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迫使当权者接受请愿权，必须在人数上取得优势。 最初的策略是举办公共集会。 在那里，表决的决议将通过请愿的方式转交给议会。 但是，为了使请愿具有权威性，这些请愿书还必须数量众多，且要求一致。 只有在动作协调、方向明确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 于是，委员会和政治协会应运而生。

威尔克斯案引发的骚动是一系列示威活动的导火索。 下议院驱逐了与政府意见相左的威尔克斯，他是一位记者和小册子作家。 虽然他随后连续数次当选议员，但下议院每次都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最后 ， 下议院让威尔克斯曾经的竞争对手取代了原本属于他的位置，而后者的选票数远低于威尔克斯。 威尔克斯的选民对此感到尤为愤慨，他们随即为重新选 举 筹 集 了 大 笔 资 金，并 就 此 事 向 国 王 提 交 了 请 愿 和 谏诤。  多个郡都组织了集会，对议会的违法行为提出抗议。  从此，公共 集会在英国成为一种惯例，而且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制度。  在威尔克斯的连任被 宣 判 无 效 后，一 些 颇 具 名 望 的 人 在 伦 敦 组 织 了 一 场 集会，他们组建了一个  “支持权利法案协会 ”。这件事发生在 1769年。于是，第一个政治社团成立了。  新机构进入政治生活的意义立即受到关注。  该社团的主要创建人之 一，霍恩·图克  (Horne Tooke)  在回 忆录中说 ：  “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形成 一个全新的 、强大的反对 派，通过政治结社的方式，把迄今为止的不满情绪和一些孤立的个人 影响凝聚在一个庞大的群体内，这个群体不受政治团体形式的束缚 ， 可以产生其作为伟大集体的 一 切热情和力量。”该社团的目标是帮助 任何可能因公权力的专横而受到伤害的人。  它做了很多工作：为了唤醒公众的思想而举办集会、演讲，投入资金 ;  还在多个个案中重申法律和公共自由原则，警醒了公众。著名的“朱尼乌斯书信”作者证实了“社团 ” 为 公 共 事 务 所 做 的 贡 献。  他 建 议 将 这 样 的 协 会 推 广 到 全国。然而，威尔 克 斯 等 人 都 想 把  “支 持 权 利 法 案 协 会 ” 变 成 个 人 工 具。  很快，这个协会就分崩离析。  另一些成员自行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宪法协会（Constitutional Society)，不 久 后，又 相 继 成 立 了 一 些规模较小的协会。

几年后，随着美国独立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 由于原本用于贿赂议员、谋取闲职的费用之外，还增加了战争开销，而战争是如此旷日持久，舆情于是高涨了起来，要求整治财政管理的丑闻。 人们决定组织群众请愿，要求经济改革，不久之后又要求进行议会代表制改革——这被视为消除滥用权力和防止其再次发生的最有效手段。 每个郡都指定了一个 “通讯委员会”来领导这项运动。约克郡首开先河，那里召开了一次大会，士绅、教士和自由佃户均有参加。 他们通过了一封请愿书，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请愿的议题，“在法律和宪法的基础上制订一个结社计划，以支持有益的改革和任何其他有助于恢复议会独立的措施”。 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各地都响起揭露和谴责王室的恶劣影响力的声音，请愿书上满是签名。  然而，在少数几个郡，有人怀疑这样的委员会是否合适。

仅仅是 “通讯委员会”这个词就足以使人产生不愉快的回忆，因为这是美国殖民地的民众组织的名称，而这个组织筹备过革命。 它诞生于波士顿，创建者是一群精英人士。 为了处理公共事务，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 “党团”(Caucus) 的小委员会。当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变得特别紧张时，党团成员为了激发抵抗的意志，(于1772年) 鼓动波士顿人民任命了一个由 21名成员组成的通讯委员会。  他们必须与马萨诸塞州所有其他地方的民众取得联系。 这个做法被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效仿。 因此，在1780年的英国，有许多人同情这些反对王室和议会腐败的请愿运动，但他们担心委员会和协会一旦成立，局面可能会急转直下。 最终，有四个郡的委员会没有通过任命。

当提交给下议院的各郡请愿书等待审议的时候，埃德蒙·柏克(Edmond Burke) 发表了他那关于经济改革的著名演说，而几个委员会的主席来到伦敦，邀请各郡协会派代表，就促使请愿书取得成果的最佳途径和其他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召集通告所附的信上表示，希望每个郡、每个城市和每个城镇在得到公认的基础上成立各自的社团之后，这些协会能够 “聚集在一起，合并成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社团，其作用是使人民提出的宪法改革获得确定且圆满的成功”。代表们抵达了伦敦。由于声势相当浩大，他们的行动引起了许多地区的警觉。 人们开始对协会的各委员感到深切的担忧。 霍勒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 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以投票取得了审议和决定议会中待决事项的权利，也以投票取得了指责或批准下议院个别议员的权利。”代表们的态度并不有助于请愿取得成功，请愿最终被驳回。但各郡的协会并没有放弃。 第二年，在新一届议会下，它们的代表又开始了工作。 这一次，福克斯、伯戈恩将军等几位反对派议员也参与其中。 当柏克的经济改革计划再度被下议院否决时，代表们或者说他们中有一些人，亲自带着一份请愿书进入了议会。 该代表团出现在首都并与议会磋商，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在人群中引起了焦虑。 面对公众的反应，许多代表退缩了。 为了缓解焦虑，其他签名的代表均以自己的名义递交了请愿书，没有使用 “代表”的头衔。

尽管做法如此谨慎，请愿书的合法性问题还是在下议院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议。 除了政府中的多数派情理之中地谴责了委员会和代表以外，不少独立的议院成员也表示，代表协会和会议是违宪的; 真正的人民代表是下议院的议员。 任何改革计划都应该由下议院制定。 除了称赞请愿书的目的和尊敬代表的品格，更需要勇气尽早反对这种体制外的干预，因为如此开创的先例可能带来极大的危险。然而，福克斯在一次宣传演讲中赞扬了这些社团，将它们与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联系到一起，并宣称，鉴于其产生的环境，代表们的做法不仅合法，而且非常有价值。 他反问道，法律什么时候禁止人民在伦敦任命委员来监督自己代表的行为了？他指出，有人说委员会、协会、代表们希望推翻宪法，但事实恰恰相反。 因为代表们要求国王和议会解决自己的冤情，这不正是表达对他们的最高权威的敬意吗？

这个回答很聪明，显然它转移了真正的问题。 问题不是宪制外的 组织是否违背或符合法律条文，而是从后果和对政治生活可能产生的作用来看，它是否符合代议制的正常运作。 伯戈恩将军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而是非常突兀地把话题带回政治领域。 他宣称，在某些时候，对抗最高权力是一种责任; 在过去，这种责任出现在王权公然扩张的时候，而现在，王权通向绝对权力的道路是隐蔽的，而且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代表们是否发自内心地认可，实现联合的计划是他们的使命。著名法学家邓宁 (Dunning， 未来的第一任阿什伯顿勋爵Lord Ashburton) 对这场辩论进行了总结。 他说，结社的权利来自请愿权; 如果公民有权向立法机关请愿，他们就有权为此目的而联合起来。 就具体情况而言，某个社团是否合法，要根据它成立的意图和成立的目标来判断。 非法和犯罪的结社当然有可能存在，但即使是这类结社，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合法的。 如果下议院忘记自己的本源和职责，成为王室、上议院或任何一个权力机构的奴隶，那么，英国人民拿回自己应有的那份立法权，就不算是违法行为。 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方式，无论是结社、谏诤还是武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值得肯定的。 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中，所有程序都以平静和庄重的方式进行。 社团成员唯一的目标，是向议会提出解决冤情的请愿书的内容并获得宪法和法律政策的支持。 至于代表和代表团，他们只承担被委托的职责，主要指支持请愿的具体内容。 如果超出这一点，就是越权，就会丢失代表的性质。

二

议会拒绝审议“通讯委员会”提交的一系列请愿书。 这些委员会很快就消失了。 然而，当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自由思想复活时，下议院的改革运动再次兴起。 人们又成立了一些社团来推动改革的进行。这是些主要由劳工组成的社团，它们很快就成为极端舆论的喉舌，成为全英国民主运动的工具。 他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向国民公会、巴黎公社和法国俱乐部表示祝贺。 英国社团在一切方面模仿法国革命者。他们的成员称为 “citoyen” (公民)，为了以同样的方式称呼妇女，他们创造了 “女公民”(citizeness) 一词。他们的纲领和声明采用了同样气势磅礴的风格和时髦的政治辞藻：暴政、民族意志、人性、自然等等。他们宣称自己的目标仍然是议会改革，但拒绝接受非普选基础上的改革。温和派的声音在改革派的阵营中越来越少，但他们并没有对改革事业失去兴趣。 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成立了 “人民之友协会”， 但拒绝与要求召开国民大会的民主组织合作。 “人民之友”的立场非常温和，但这并没能使它避开反对政治社团的大环境。 福克斯本人也在议会期间否定了这类社团，尽管他对于代议制改革事业的态度是很坚定的。 至于皮特和柏克等与 “法国原则”为敌的人，则发出了更加严厉的谴责。 “通讯协会”的过激言论和煽动性语言，给统治阶级的阵营敲响了警钟。 他们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政府开始打击这些社团、起诉社团成员、增加新闻案件的数量。 下议院的一个秘密委员会对这些社团进行了调查后，批准了皮特中止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 的法案 (1794年)。 次年，政府又通过了一项限制集会自由的法案。民众组织受到限制后，不得不寻找更隐秘的方式。秘密社团在当时遍布英国。 他们保持着积极的通信联系，秘密散发出版物和宣传品，张贴煽动性标语。 皮特通过一项法案，指名道姓地废止了某些社团，凡是要求成员进行非法律要求的宣誓的社团，凡是有未登记的秘密成员或秘密委员会的社团，以及所有拥有独立部门或分支机构的社团，都被指控为非法社团。

在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时以及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工资贬值、小麦涨价，人民生活困苦，不满的情绪日益积累。 在他们看来，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建立普选制和每年改选议会。 为了达成目的，一个庞大的秘密组织以俱乐部的形式发展起来。 几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俱乐部，汉普顿俱乐部、斯宾塞俱乐部等。新的立法介入了。 除了过去制约 “通讯协会”的措施之外，(1817年) 又增加了新的限制这些俱乐部的措施。 各社团代表的任命和合作因此受到阻碍。

三

政治组织没有被消灭。运动转入地下，它一直在等待下一次的民众运动。 当面包越来越贵时，饥饿的群众开始行动，要求议会改革的呼声再次响起，秘密社团也重新发挥作用。 1830年，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爆发。 在工业中取得巨大成功、产生自我意识的中产阶级加入了鼓动改革的人群。 他们公开成立了一些组织，这些组织不再只包含工人。 他们明确指出垄断和贵族特权违背了法律和正义。 他们说：“我们将进行改革”， “如果要表明改革的决心，就需要以联盟的形式组织起来，尽可能多地向议会和国王请愿”。伯明翰成为了运动的中心。 1830年，第一个 “中下层人民政治联盟”就是在这里形成的。很快，英国的其他大城市都效仿伯明翰的做法。 伯明翰联盟拒绝任何动用武力的想法，声称要 “和平地展示一种广阔的、有组织的道德力量，这是一种不会被轻视和误解的力量”。 联盟向国王请愿，要求他罢免反对改革的政府。 在议会讨论这一法案时，联盟组织了示威游行——成员们佩戴着特制的徽章，组成步行的队列，队列的前方有人演奏音乐。 各地的联盟都在极尽所能地催化这种运动。 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为了给全国各联盟一个统一的指挥，人们决定成立一个联合会，即 “全国政治联盟”，并在首都设立一个 “政治委员会”。但是，由工人代表主导的中央组织迅速落入持极端想法的人手中，这些人很快就让组织面临严重威胁。 政府警觉起来，发布了一项皇家宣言(于1831年11月22 日)，宣布所有 “由独立的机构组成，有不同的部门和下级部门，其领导者的级别和权力层层递进，由上级委任者或委员会指导的政治社团都是非法的，违宪的”。 联盟于是放弃了附属体系。 但它们的动员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上议院最终做出让步，将《改革法案》确立为真正的法律。 伯明翰联盟一度威胁说，如果上议院坚持反对，他们就向伦敦进军。

运动取得成功后，中产阶级很快离开了联盟。 联盟随即消亡了。对资产阶级来说，联盟的氛围太民主。 更何况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今的辉格党伟大领导人对从前的平民盟友——“伯明翰的同志”，有些不屑一顾。他们每次提起这些曾帮助自己实现改革和获得权力的组织时，都会嗤之以鼻。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的劳动群众也没有从运动中受益，他们的生活仍然被苦难笼罩。 怀着对政治是灵丹妙药的天真信念，他们重新投入争取普选权的行动中。 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人协会。 在下议院激进派议员的帮助下，他们起草了人民宪章，并且将运动扩大到伦敦以外的其他地方。 这场运动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它被称为 “宪章运动”， 从此闻名于世。 伯明翰的政治联盟和其他几个城市的政治联盟相继恢复。 宪章主义者从各制造业中心派出代表到伦敦，(1839年) 组成国民大会。 而这个“人民的议会”的会址，就在王国议会的旁边。 大会热烈地签署了共计有120万个签名的大请愿书。 1840年，宪章派的组织有了新的发展。 曼彻斯特成立了 “全国宪章协会”(National Charter Association)，它很快就拥有了400多个附属协会和大量的成员。 然而，由于极端主义者的胜利以及他们暴力的宣传方式，公众舆论一直疏远宪章运动。 这场运动对当局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人们为运动倾注的努力白费了。 法国二月革命的成功给宪章派注入了新的希望。 他们签署了有600万个名字的巨型请愿书，想一举扭转局势。 然而，众所周知，请愿仍然是一次可悲的失败。 议会拒绝审议请愿书，宪章派人士公会 (Chartist covention) 从伦敦迁回伯明翰。 不久，宪章运动溃败，它便销声匿迹了。

但扩大选举权的运动依然在继续，伯明翰依旧是运动的中心。 从此，一个政治协会的网络扩展开来，它们在这个网络中继续进行政治宣传。 这些组织以 “家庭选举权协会”(Household Suffrage Societies)、“完整选举权协会”(Complete Suffrage Societies)、“改 革协会”(Reform Societies) 等名称，积极活跃在不同的地方。 但它 们远不具备政治联盟 (Political Unions) 的规模。 除了北方的一些地区外，它们的影响并不大。 1867年的《改革法案》 令它们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四

改革派并不是唯一利用协会这个工具的人。 他们的反对者也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 1793年前后，民主宣传如火如荼的时候，已经成立了许多帮助政府揭发和惩罚煽动性著作或言论的协会。 他们的武器是监视和告密。 其中的第一个是 “反对共和党和平等主义者的自由财产保护协会”。1820年，出于同样的目的， “宪法协会”成立。后来，当运动朝着更和平的方式发展时，出现了 “立宪协会”，它们反对扩大投票权的方式相对而言更加和平。

但反对变革的组织所依据的借口是宗教狂热。 在 (1778年) 议会颁布了一项给予天主教徒一定权利的法案之后，狂热的新教徒掀起了一场废除该法案的运动。 大量的新教协会和委员会随之成立。 他们通过演讲、布道和煽动性的标语，成为煽动暴民的中心。 这就如同政治协会刚刚诞生就急忙证明了，如果它能充当表达开明意见的媒介，它也可以甚至更容易成为低下的激情和仇恨狂热的工具。 新教协会在乔治。戈登勋爵的主持下组成了一个联合会，范围扩展到全国。在戈登主持的一场伦敦协会的会议后，狂热的人群冲向议会，占据下议院的走廊，并在会议期间几乎强行进入会议厅。然后，在八天的时间里，暴乱者破坏了首都，烧毁了天主教大使的教堂，打破了监狱大门，摧毁了私人住宅。

几年后的爱尔兰也发生了类似的运动。狂热的新教教徒结成团伙，拿起武器朝向他们的天主教同胞。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保持了自己的组织，还建立了各种团体以维持新教的统治地位。这些被称为“奥兰治分会”的协会，一直扩展到英国，并在那里有了很大的发展。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也求助于组织。在多次尝试均受到英国政府的阻挠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组织，以捍卫其一度受到忽视和侵犯的民族和宗教权利。这就是1823年成立的 “天主教协会”。它的影响力遍布全国，成为政府的竞争力量，并承担了政府能够具备的所有属性。它以天主教徒为基础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帝国，公然挑战英国当局。最终英国被迫让步，于1829年通过了《解放法案》。

五

这是第一次在政治组织的压力下实施的一项重要立法。然而，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成果，是因为该组织展示了被它动员起来的物质力量，让英国政府屈服于内战的威胁。三年后，在《改革法案》的风波中，政治协会也是通过恐吓和展示武力的方式，使天平朝自己的一边倾斜。只有在第三次大改革，即废除《谷物法》的运动期间，领导运动的政治协会是靠道德和信念的力量在思想领域进行斗争的。 在慈善事业方面，协会已经取得了和平的胜利。 “反奴隶制协会”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协会之一。 它仅仅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就改变了公众和当局的态度。 正是这个协会推动了奴隶贸易的废除，以及之后的奴隶制的废除。 而在政治秩序中，政治协会通过将一种思想带进国民意识从而取得立法上的胜利，“反《谷物法》联盟”是第一个典范，而且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典范。 最初的几年里，群众对运动仍然漠不关心。 工人们专注于追求普选的灵丹妙药，他们认为任何其他运动都不是光明正大的竞争。 联盟的领导人，虽然在原则上非常支持建立普选制，但他们认为应该限制运动，应该把经济自由的问题与公共精神分开。 联盟没有利用群众的激情。 因此，它需要在物质和道义上依靠资产阶级，后者的利益与贸易自由是直接相关的。 联盟的运动完全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这一点构成了它的鲜明特性。 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是一场规模庞大的游说活动。 联盟派出了一批宣传自由贸易的演讲者，他们走遍全国各地的各个角落。 科布登 (Cobden)、布莱特(Bright) 和联盟的其他领导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从国家的一端去到另一端，哪里有灵魂需要说服，哪里有灵魂需要征服，哪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在联盟的鼓动下，每个工业中心都成立了协会，每个地区都召开了代表会议，并在各个场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辩论。与此同时，联盟还开展大规模的经济调查。 它的代理人和成员需要收集有关贸易状况、工资率、贫困的发展以及一般影响生计的一切信息。 随着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入总部，曼彻斯特积累了大量的事实和论据，联盟在宣传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些信息。 保护主义者似乎越是努力抵抗，联盟的人就越是热衷于他们的宣传活动。 他们挨家挨户散发出版物和召开会议，对 “王国的每一个选民逐个攻破”。 成员们从城市进入农村，在那里，他们努力让自由贸易的理念进入农民的头脑中。 保护主义者试图用同样的手段对联盟做出反击。 他们也成立协会，但这些协会缺乏生命力和自发性。 农民就像是奉命行事，在地主管家和商人的监督和催促之下去开会。

地主们仍然在顽抗，他们是下议院多数派背后的力量。 但联盟在国内传播了信念，瓜熟蒂落只是时机问题。 爱尔兰的歉收就是这个时机。 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盟决定在废除粮食税之后才解散。 这进一步削弱了保护主义者的力量。 联盟提出的已经受到国民认可的提议，终于在议会上获得了通过。

六

由此一来，使英国社会脱胎换骨的三大改革：宗教自由、议会改革和经济自由，都得益于宪制外组织的推动。 当时的环境营造了一种形同革命的氛围，以特殊方式立法因此显得合情合理——宪法秩序的狭小空间中没有属于舆论的位置。每一个运动都以纠正某种错误为目的，它的目标是确定的和有限的。 所形成的联合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它将随着目标事业的胜利而结束。 国家中的舆论组织并不是为了取代这个国家的宪法机构，与它分享权力或对它加以支配，也不是为了成为代议制政府的一个分支。恰恰相反，成立宪制外组织的最初尝试，其目的是使议会更加独立。 一旦议会恢复并具有了充分的独立性，它仍然是无可争议的掌局者。 舆论运动的矛头指向的并非议会和宪政政府，而是争夺议会的各个党派。 事实上，舆论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就有过第一次觉醒——寻求建立一个爱国党派，以号召议会多数派和当权者履行职责，让腐败现象从议会中消失。 1832年《改革法案》扩大了国民代表权的基础，但通向权力的渠道却被某些党派把持。 这些党派不反映舆论中对改善精神和物质生存条件的需求，他们是传统的权力集团的代表，禁锢在狭隘的思想和激情里，任何新的潮流都与之相抵。 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把这种情况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联盟所做的一切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个问题脱离议会政党的框架，把它放在比政党更高的高度上。 联盟的机关报《反<谷物法>通告》直接宣布，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一样堕落，没有诚信。 主张废除谷物税的人绝不会允许他们的事业沦为官方的呼声。 他们没有偏离原来的方向，而是继续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深信无论是哪一派的 “吹毛求疵者”(pittifoggers)，都不会同意废除保护权，而国家则将继续深受其害。科布登也这样认为。 尽管他从未停止过与托利党政府的斗争，但他在1842年给兄弟的信中写道：“辉格党如此急切地上台执政，这可能是最大的危险。 劣马只要闻到内阁马槽的气味，就会以人立的姿势，继续它的表演。”一个内阁的垮台看似可以改变国家，但事实上，国家却陷入一个集团取代一个集团的循环中。 约翰·布莱特也有同样的担忧。科布登不厌其烦地一再宣称，他不愿接受罗伯特。皮尔爵士接手的改革，也不接受约翰。拉塞尔勋爵接手的改革。当皮尔即将做出让步，辉格党人欢欣鼓舞的时候，科布登忍不住惊呼：“想把辉格党塑造为自由贸易主义者，真是一场无耻的闹剧! 我不会参与这样的骗局。 这项事业与辉格党贵族和地主的利益毫无关系，甚至违反了他们的利益。 想要借助这样的事业重建受损的声望，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好处。 而且我认为，强调党派过去的分别，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危险。”

最终，全面取消粮食税的法律通过了。 这是宪制外组织对议会中代表国家一小部分的政党的胜利。 由于联盟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解散是必然的结局。 但科布登不无痛心地看到，如果传统的政党制度得以存续，他所反对的罪恶之源就不会消亡。 他转向了昔日的敌人皮尔。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对他说话。 在最后的呼吁中，作为整个中产阶级的代表，他想让皮尔和他一起打破政党制度，“作为传统代表的党派之间的杂耍必须结束”。

本文选编自《民主与政党组织》（上下册），题目为编者所拟

奥斯特罗果尔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