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建诚是享誉学界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名家，现任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他曾出版过多部在海峡两岸以至全球学界广受欢迎的经济学科普作品，如《亚当·斯密在各国的传播》、《边镇粮饷》、《亚当·斯密与严复》等。
赖建诚与台湾著名记者苏鹏元合著的《教堂经济学：宗教史上的竞争策略》，近日由格致出版社引进到内地出版。这本书涉及宗教学和经济学的融合学科宗教经济学的一个有趣的主题，即历史上的宗教竞争行为与策略。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在允许多宗教存在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会出现激烈的竞争，以争取各种资源与信众，这与企业竞争颇为类似。不仅如此，不同的教会在面对国家管制以及与其他宗教、教派教会的竞争时，还会进行必要的适应、调整和创新，而这些也都可以用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加以解释。
为什么社会规模越大，通常情况下，宗教的规模也越大？书作者的解释是，大型宗教会有社会带动力，扮演法律、道德之上的监督者角色，“能促进陌生人相互合作”，“大教堂、大庙会、各种宗教节庆会定期强化这种功能”。
而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宗教，需要具备“大神的八项原则”，包括：“有神明监视的都是好子民”，“宗教情境比真神更重要”等。这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条“大神原则”就是“地狱比天堂更有说服力”，书作者认为宗教往往会强调恶行必然招致惩罚，而这要比普通的、仅仅劝导向善的道德律令更令人信服，事实上也符合行为经济学的“损失厌恶”法则。所以，当宗教强调做坏事要下地狱的情况下，信徒们会更加注重道德合规。
宗教提供的“无形产品”，其实都是“看不见、摸不到、无法标价、无法交易、无法累积、无法投资、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收成”，信徒也只能相信在自己的死后进行兑现。书作者认为宗教的这些“产品”，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学上的期货商品。
那么，推出“无形产品”的宗教的多元化程度，又跟宗教参与的活跃程度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呢？主流宗教社会学家认为，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负相关，也就是说越多宗教的环境，越可能让信徒的信仰产生动摇。书中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多元程度指出，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市场，通常以偶占（双雄）或寡占（三足鼎立）为主，然后再搭配一些规模较小的区域性宗教、教派——在这样的宗教市场，竞争可以促进教会积极改善对信众的服务，增加信众参与渠道和方式。而从历史上来看，在社会开放程度不够高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宗教的竞争性带来的问题往往就是负面的。
前面提到了“地狱比天堂更有说服力”，这可以顺带引出宗教教规的严厉程度，与其受欢迎程度相关性的探讨。道德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缓冲区，其涵盖范围要比法律宽广，而这就留给了宗教“存在的理由与着力点”。要让宗教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反对垄断，让多元化的宗教市场来促进竞争，避免出现垄断地位的宗教对信众的服务变差、收费变高甚至不恰当的过度干预世俗生活的现象；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垄断性的宗教反而更能改善社会整体的道德规范。书中援引宗教史学家迪恩·凯利的观点指出，宗教严厉程度的提高，会使得宗教变得更有效率，并助推其垄断性提升，可以延续得更久——从宗教竞争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哪一类宗教，只要采用严厉的教规，就可以排除观望和占便宜的外围分系，留下具有共同信念的成员，从而变得更具生命力。当然，教规严厉化，也确实会妨碍某种宗教在宗教市场上扩散其规模，所以当代社会中，主流宗教在多元化环境中往往会部分的提升教规的正规性、严厉性，但又必须避免其上升到一个过度严苛的地步。
《教堂经济学：宗教史上的竞争策略》书中分析了多个宗教的发展崛起历程，探讨了主流宗教同其他宗教、教派竞争并胜出的关键因素。有趣的是，书中以经济学观点分析了近代早期宗教改革的历程，指出当时的新教为了从天主教一统欧洲的严峻压力下赢得生存空间，采取了走世俗路线、降低入教门槛、降低收费、简化教义束缚等方式，还鼓励信众创造财富，这些有效的市场工具帮助新教在欧洲站稳了脚跟。
书作者还回溯了中世纪时期，指出罗马教会当时采用了借助垄断优势，禁止高利贷，管制信徒婚姻，从而谋取更多福利，以巩固地位与市场优势的策略，这与近代以来许多产业领域内的垄断企业的运行方式颇为类似。有意思的是，书作者认为中世纪后期，之所以教会会想办法修建规模宏大、大大超出宗教活动实际需要的教堂，就是运用了“过剩产能”以阻挡其他宗教进入与竞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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